罗亭形象新论

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中的主人公罗亭是19世纪40年代先进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诸如斯垣凯奇,赫尔岑、巴枯宁等人的影响,他的性格中的思辩因素,也有这些人的影子。罗亭的言行对当时俄罗斯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屠格涅夫在写作《罗亭》时,正是五十年代中期,贵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正在消失,平民出身的民主主义者业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四十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是有其历史功绩的,屠格涅夫正是从正确地评价他们的历史作用这一角度来塑造罗亭这一形象的。正因为这样,所以高尔基在评价《罗亭》时说:“假如注意到当时的一切条件——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智慧的贫乏,以及农     

妇女解放的光辉思想——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

《怎么办?》,是俄国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最光辉的典范。它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沙皇政府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时写成的。动笔于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完成于一九六三年四月四日,其间不到一百一十天。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俄国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贵族知识分子已退出历史舞台,让位给新起的平民革命知识分子。在文学领域里,贵族知识分子“多余人”形象已不能激发人们去斗争,而屠格涅夫等作家塑造的“新人”,又不能正确地反映平民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不能激励人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作为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     

浅论鲁迅笔下的教师形象

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笔下总有自已最熟悉、因而也最容易生色的人物.在《呐喊》和《彷徨》中,鲁迅显示了他对当时中国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两大系列人物的深刻认识.而在知识分子这一人物系列中,鲁迅对教师这个阶层体察得尤为准确细致.这无疑与他青少年时期同教师的接触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与他前后经历了将近十年的教师生涯密切相连.教师,是鲁迅一生中从事过的两个职业之一(另一个职业是作家).对教师,鲁迅有着深刻的心理感受.多年来,学术界从这个角度来透视鲁迅作品一直注意不够.由此窥测到鲁迅作堂奥之一角,是本文试图达到的目的.鲁迅笔下的教师形象主要出现在他的小说散文里.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就是以塾     

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文学与时代密切相联,这是俄罗斯文学的传统。这一传统到了十九世纪俄国作家手中更推向了高潮。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真实地记载了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全过程,并且塑造出了不同时期的典型形象系列。其中“多余人”的形象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独特的形象系列,他充分体现了贵族革命阶段贵族知识分子的特点。这组形象的出现,是世界文学中特有的现象,也是俄国社会生活的必然反映。     

俄国革命恐怖主义的源头:涅恰耶夫现象

涅恰耶夫是近代俄国革命运动史上著名而又充满悬疑的人物。他的非道德、“目标证明手段合理”的革命原则以及独裁专制、恣意妄为的组织传统,蕴含了俄国恐怖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革命恐怖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涅恰耶夫现象实质是革命政治中的极权型人格,以暴易暴的传统使俄国近代在革命恐怖与独裁恐怖之间恶性循环。     

屠格涅夫和鲁迅知识分子小说比较论

屠格涅夫和鲁迅是两位自觉＂以小说参与历史发展＂的小说家。屠格涅夫以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勾勒了19世纪40至60年代俄罗斯的＂社会编年史＂,鲁迅则以几类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深刻地反思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历史和民族命运。在艺术手法上,他们也存在着异同。     

理性裹挟下的“欲望”书写——解读丁玲“左联”时期小说中的裂隙

“左联”时期,丁玲的创作几乎都带有一个“革命”叙事的框架,在她的“革命＋恋爱”题材的小说、与恋爱无关的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和表现工农大众题材的小说中,丁玲依循革命叙事模式,在理性层面人为地建构起一个“革命”叙事的框架;在潜意识层面却不自觉地保留着固有的个性化立场,并在“革命”叙事的过程中不时插入自己的个性话语,从而导致了文本的叙事结构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缝。     

“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读《伤逝》札记

一九二五年十月,鲁迅先生在他的前期小说创作中写了最后一篇以反映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伤逝》,这也是他唯一的一篇反映青年男女之间爱情的小说。小说中的两个人物:涓生和子君,都是被“五四”革命风暴唤醒的青年。他们曾经强烈地反抗封建主义和礼教传统的压迫,大胆追求新的生活,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他们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不象“狂人”那样偏重于灵魂的呼喊,也不象吕纬甫、魏连殳那样先前激烈要求改革,后来却在无聊和表面的灯红酒绿中虚度残生。他们是在易卜生、雪莱、     

魏金枝乡土小说概观

在20年代文坛上,“革命加恋爱”的作品曾经风行一时。当时年仅20余龄的魏金枝却不为所动,他凭恃自己的生活积累,来描写他知之已稔的人物,叙述他乡土味浓的故事。在初登文坛的10多年中,孜孜不倦地创作乡土小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标一格的作家,为     

论贾平凹小说的体式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在体式上可以分为“性格”小说、“人物命运”类小说、“写意”小说、“散文化”的长篇小说。“性格”小说，“人物命运”小说以对某一人物性格的充分展现为结构重点，小说的各组织部分从不同的方面塑造这一人物性格而形成整体的组织关系，人物作为小说叙事内容的展开中心而存在，“写意小说”对于古诗文传统有着明显的继承，“散文化”的长篇小说则出现了一种“絮语化”的倾向。每一种体式都体现了他创作思想、文学观念的变化。     

“含笑的眼泪”与“含泪的微笑”——狄更斯和果戈理的两种艺术创作风格之比较

狄更斯和果戈理是两位举世闻名的作家,他们分别在英国、俄国文学史上都有着杰出的贡献,特别是他们“含笑的眼泪”与“含泪的微笑”的艺术创作风格给人们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狄更斯(1812～1870),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整个英国文学史上,马克思称他是“一派出色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发生了巨大的进步作用,直到现在还为各国人民所珍爱。果戈理(1809～1852),是十九世纪俄国批判观实主义文学大师,他和普希金被人们誉为俄国文学史上的双璧,他以自己不朽的佳作丰富和发展了俄国文学,并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正统品格下的“民间叙事”——汪曾祺新时期小说解读一种

本文认为汪曾祺小说的“民间叙事”受他追求的“正统品格”的影响,表现为以下三点:一、传统视角关照下的乡村人物的言说潜藏着传统知识分子“精英化”的审美心态;二、传统的价值取向和思想使汪曾祺小说侧重于表现中华民族的美好人生。三、诗意模式的建构传达了诗性写意的中国传统审美情趣。因而传统化的民间成了他的精英意识的栖居地。     

托尔斯泰艺术作品的革命属性

列宁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在此,列宁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家的标准,这是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断。在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列宁把“艺术家”与“革命”联系起来考察,意在说明当时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是不能不反映革命斗争和生活的。应该注意：这里的“革命”,是指革命生活,时代生活,有意义的时代生活,不单纯指政治,不单纯指无     

论屠格涅夫创作中的两种爱情范式——以《往来书信》为中心

屠格涅夫创作中有两种爱情范式:一是以心灵的吸引为基础的“理想型”爱情;二是以不平等的“奴役”为基础的“生活型”爱情,两者在产生过程、感情性质及人物设置等方面均呈现出鲜明对比。在观念上,屠格涅夫肯定前者而摒弃后者,而在现实中又不得不承认后者总是击败前者,由此折射出他爱情观中的矛盾与悖论。     

马克·吐温与高尔基事件

1867年,马克·吐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了俄国。那时他只是一位对俄国人盲目同情的旁观者。二十年以后,他却变成了一位为俄国革命大声疾呼,并不倦地谴责沙皇暴政的批评家。当时人们对革命尚缺乏同情心,甚至持怀疑态度。     

试论旅欧勤工俭学运动和旅欧党团组织的历史作用和特点

旅欧勤工俭学运动和旅欧党团组织的产生及其活动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许多特点,对此已有同志专文作过论述。本文试从这一运动与中国近代早期留日运动的纵向比较和与俄国共产主义运动初期的劳动解放社的横向比较中,以及同当时中国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客观条件的分析比较中,找出其特点,论述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此请教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志们。一、旅欧勤工俭学运动是近代中国青年出国留学,寻求救国之路的最高阶段伴随着近代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以及中国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到二十世纪初年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有相当数量的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构成的知识分子群,“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虽然这个知识分子群在整个民主主义革命中曾发生过多次的分化和重     

梁启超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引入

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杰出的宣传家梁启超曾以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而叱咤20世纪初的文坛,他的小说理论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提倡小说为社会服务,反映了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蔑视传统看法,勇于建树的革新精神.这种精神和由之而产生的文学理论观点,无疑深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本文的基本目的,在于探讨梁启超借鉴、选择的基本特点.     

论王小波小说的黑色幽默人物

王小波的小说具有浓厚的黑色幽默色彩。因为受到文革文化心理的影响,王小波的小说人物都是“革命时代的精神迷路者”。这些人物幽默、卑琐、有自嘲的特点,既有传统喜剧中的“小丑”的角色特征,又具有“英雄”的部分特征。因为这些人物,使得王小波的小说具有浓郁的“反乌托邦”叙事特征。     

革命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

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毛泽东同志对知识分子历来十分重视。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论述过知识分子问题。早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对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大部分知识分子“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富于政治敏感,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还进一步指出:“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     

“安娜探子”分析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正值俄国社会处于“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正如列宁所说:“在这个时期,俄国的整个经济生活(特别是农村的经济生活)和整个政治生活中充满着农奴制的痕迹和它的直接残余。同时,这个时期正好是资本主义从下面蓬勃生长和从上面培植的时期。”俄国历史的这种急剧变化,不能不引起当时俄国伟大的判批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的极大关注。他这个时期写出的著名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就真实地再现了俄国社会这一时期的生活风貌,提出了政治、经济、道德风尚、家庭关系、妇女地位等一系列的重大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