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边疆铜矿区的商业——以东川府会泽县山陕会馆资料为个案

以清代中国著名的铜矿生产地东川府会泽县为个案,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对云南铜矿区的商业进行考察。乾嘉时期,云南铜矿工业发展兴旺,带动了商业的繁荣,此时著名的山陕商帮进入东川府会泽县铜矿区开展专业化商业活动,经营形成了一定规模,以抽厘、认捐方式筹集修建会馆、置办会馆产业。山陕商人的建设以及经营活动反映出东川府会泽县以及整个云南铜矿区商业发展具有阶段性繁荣、商品结构不平衡、商业阶层以内地商人为主的特点。     

山西运城道情宝卷中的江南商人行商题材卷子——《佛说四德三元仁义宝卷》

道情宝卷是近年来在山西运城地区发现的一种说唱文学的新曲种,它是将宝卷和道情两种说唱文学融合在一起进行表演和演唱的新曲种,在中国宝卷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在发现的六部道情宝卷文本中,其中一部为商人行商的题材,叙述了北宋时期江南湖广江夏人冯商在北方和南方经商的故事,通过这个宝卷故事一方面展示了昔El湖广江夏商人所崇奉“四德”之实际内容和核心实质,一方面倾诉了昔日经商跋涉之艰难与背井离乡之苦痛情感。这部宝卷作品,从清代嘉庆以来一直流行在山西运城地区,实际是作者借用江南商人行商的故事,来寄托晋地商人经商的信仰、道德、理想、观念,它的传播与流行,对于当地晋商的经商活动和当地的广大民众都起到了一种积极劝诫教化作用。这部宝卷作品,也为我们了解昔日之晋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史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达州市城镇化发展道路研究

达州地处四川东北部,是川渝鄂陕四省市的结合部,其城镇化建设对于加快西部大开发有重要意义。近年达州城镇化取得了较快发展,但仍存在区域发展差异大、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吸纳功能弱、城乡发展不协调等问题。达州城镇化发展模式主要为:市区与周边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模式;大中小城镇结合并举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人口城镇化和农村城镇化的双向发展模式;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洛阳山陕会馆建筑艺术略说

洛阳山陕会馆是清代山西、陕西来洛商人所建的聚会场所.山陕会馆的建筑雄伟,五彩纷呈.是一座瑰丽精巧,布局严谨,木、石、砖雕、彩绘艺术誉冠中州的古代建筑.它的文化特征极具洛阳、山西、陕西三地特色,是一座具有较高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古建筑群.应加速修葺保护,使之桩颜焕炳,永葆其辉煌壮美.     

晋陕两省生态扶贫移民未迁农户原因探析

通过对晋陕两省生态扶贫移民过程中未迁农户的实地调研访谈,运用统计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生态扶贫移民中部分农户未迁的原因,并针对晋陕两省生态扶贫移民政策及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为晋陕两省生态扶贫移民工作提供决策和参考.     

晋陕蒙交界地带地缘经济测度分析

综合考虑晋陕蒙交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本文选用四项指标作为测度晋陕蒙交界地带地缘经济的参数,应用多元统计中欧氏距离分析方法,对该地区地缘经济关系进行分析,提出晋陕蒙交界经济发展的相应对策和建议．     

国外城镇化的风险防范经验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启示

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也是城镇化风险日益凸现的阶段,借鉴国外城镇化风险防范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促进我国城镇化又好又快发展。国外城镇化风险防范提供的主要经验和教训是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和政府调控的主导作用都不可忽视;城镇化水平应当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农业、农村的发展是推动城镇化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前提;城市病问题应当尽早化解,否则后患无穷。     

地方科研院所参与国际科技组织的模式与路径研究

地方科研院所是地方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文章分析了地方科研院所参与国际组织的优势与机遇、困境与挑战,探索地方科研院所参与国际科技组织的模式与路径,以期为地方科研院所推动国际科技合作的范围、层次和水平,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借鉴。     

从龙胜集《公平交易碑》看清代农村集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清代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从龙胜集出土的《公平交易碑》来看,尽管清代农村集市贸易中存在诸多问题,但清代已经确立了以“牙人牙行”制度为核心的农村集市商业组织制度文化,通过乡规民约,提升了商人伦理道德文化。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政府管控及自下而上的乡规民约的强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农村集市贸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因此,在继承前代商业文化的前提下,清代的农村集市商业文化有了较大的提升,这种提升进而促进了清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城镇化背景下江西生态文明村落建设探讨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重要发展战略之一。在当今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村落建设的方向成为政府及社会大众关心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城镇化建设与村落建设进行研究,分析城镇化建设与村落建设的关系及城镇化背景下村落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生态文明村落建设途径,为江西生态环境的保护及人与自然和谐的村落发展提供参考。     

清至民国东北地区庙会研究

根据清至民国东北地方志资料对该地庙会的形成和发展作了尝试性分析,并且对庙会的种类进行了详细的划分。通过对该地庙会特点和影响的分析,了解了当时东北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城乡经济的发展。东北地区庙会在经过漫长的发展后,在清至民国时期得以繁荣,突出了商贸功能。     

明至清初青藏高原畜牧业经济初探

文章以大量的历史文献论述了以饲养马、牛、羊等牲畜为主的畜牧业生产在青藏高原诸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明代至清前期,青藏高原地区的农业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由于自然条件的特殊性,畜牧业生产依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肩负着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明清政府在高原地区和接近高原地区设置的官营茶马贸易和官办马场,客观上对民间畜牧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以史为鉴,如何在生态环境脆弱的条件下推动高原地区经济的发展,以满足当地人民日常生活所需也是我们当代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论吐蕃在唐西域的活动及其对丝绸之路的影响

吐蕃自开皇二十年(600年)崛起于青藏高原以后,积极向外扩张。其对唐西域的征伐几乎与吐蕃帝国的兴衰相始终,对丝绸之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文章认为,吐蕃在唐西域的活动,阻隔了中西方之间的"丝绸之路",但客观上也有利于丝绸之路的拓展。     

青藏高原城镇化时空格局变化及自然驱动因素分析

青藏高原的特殊自然条件导致了其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了解青藏高原城镇化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其成因对推动当地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研究利用1990～2020年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对青藏高原范围内县域单元的城镇化水平时空变化进行了分析,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了导致城镇化格局形成的自然地理因素。结果表明：青藏高原地区城镇化率波动较大,区域差异明显,且差异有减小的趋势;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集中在行政中心与高原东部边缘地区,高原中部部分地区存在城镇化率下降的情况;地形因素是影响青藏高原地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自然因素。     

清代中前期饮食专著的编撰研究

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解决好饮食问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我国很早就有关于饮食方面的书籍,清代中前期饮食文献是我国古代饮食文献发展的最高阶段,它不仅对前代饮食进行了总结,使饮食文献内容更加丰富,而且对近现代饮食文献的发展和完善也产生积极的作用。在数目众多的清代饮食文献中,饮食专著文献不仅是清代饮食文献的主体,而且最能体现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目前学术界对于清代中前期饮食专著文献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专门对清代中前期饮食文献方面的研究,虽然有对于某一本著作进行研究的论文,但是缺少从总体上进行分析探讨。因此,从历史文献学角度研究清代中前期饮食专著文献是十分必要的。     

胡适与新文化运动

胡适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人们只有将其置于整个 2 0世纪文化转型的背景中 ,才能确定其历史的地位 ,充分认识其意义与价值。从晚清到五四 ,现代性思想主题与价值认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晚清的思想主题是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 ,而五四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是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五四关于人生观的讨论 ,以及贞操问题、妇女问题等各种问题的讨论 ,实际上是一种对传统的总体性的文化批判 ,是个人的重新发现与创造 ,是一种深刻的社会革命和价值重建。从这个角度看胡适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言论 ,以及他对实用主义哲学的吸收、运用 ,对国故的整理等活动 ,即具有典范意义     

浅析鸦片战争期间清廷的政治状况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反侵略战争,它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重新开启了中国认识世界的大门,打破了中国"唯我独尊"的心理状态,同时也带来了重新认识世界的机会,所以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的失败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与当时清王朝腐败的政治状况具有很大的联系,当时的政治状况给抵抗外来侵略增加了许多的阻碍,使屈辱失败的结局永远留在了中国的历史上。可从清王朝的皇权专制制度、"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官吏腐败的管理制度、民族歧视的政策等方面,对鸦片战争期间清廷的政治状况进行详细分析。     

徘徊于新旧之间：论晚清职业小说家的小说理论——以李伯元和吴趼人为例

晚清以来,随着报刊业的发达,稿酬制度的建立,"写作"开始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作家"也成为一种新的职业。在这种情形下,有相当一部分文人以报刊为谋生的手段。以李伯元和吴趼人为代表的晚清职业小说家在中国近代文学的开拓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他们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了颇有见解的理论,表现出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和对中国传统掌握的熟悉程度相当深刻。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考察晚清文学真正的历史地位。     

清代前期推行藏传佛教与对蒙藏的治策

文章探讨了清代前期推行藏传佛教治策的形成、发展和影响,着重论述了“康乾盛世”的清朝皇帝对这一治策的运用,清初推行这一治策,主要是通过打蒙藏上层的牌取得成果的,清代册封达赖喇嘛的策略,即体现出清朝政府有效管理西藏的一项重要制度“。兴黄教以安众蒙古也!”清初藏传佛教治策对于怀柔蒙古产生了历史的影响。     

Distribution of sand dunes and sand shifts along the southern fringe of the Mu Us Desert since the M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wo segments of the Ming Great Walls, Dabian and Erbian, and their associated barracks and forts as geographical references. Based on a detailed scrutiny of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on field surveys, the southern boundaries of the sand dunes and sand shifts of the Mu Us Deser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carefully reconstructed. A comparison of the southern boundaries of the sand dunes and sand shifts of the Mu Us Desert in Ming and Qing with the modern boundary revealed in remote sensing imagery clearly shows that the southern boundary of dunes and shifts in the Mu us Desert has expanded only in a few areas and on a small scale. In the area to the south of Changle Fort, along the direction of annually prevailing winds, sand drifts have penetrated through the Jialu River valley into the loess region and have formed a sand strip of 32 km long and 3 km wide. To the east of Qingping Fort, sand drifts penetrated toward the eastern loess region through the Luhe River valley and have formed another sand strip of 8 km long and 2 km wide. Generally speaking, though the intensity of human activity has been increasing in this area since the Ming Dynasty, the Mu Us Desert has not significantly expanded toward the southeast or southwest. The sand-loess boundary in the southern fringe of the Mu Us Desert has been almost unchanged since the Min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