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教舆论与晚清四川教案

晚清时期,四川连续出现大规模反教事件,这些事件与反教舆论有着密切关系。乡绅凭借其在社会上特殊的影响力,成为了反教舆论的主要制造者和引导者。舆论内容既有控诉教士教民劣迹的合理性,又有谣传教士为犬羊妖魔的荒诞性,还有鼓动宣传,呼吁民众反教的内容。这些反教舆论成为引发了四川反教案件的重要因素。进入20世纪后,在官、教、民三方的共同努力下,反教舆论渐趋消解。     

大传统与小传统:明清时期鲁西地区的碧霞元君信仰

明清时期鲁西地区是碧霞元君信仰极为盛行的地区,呈现出庙宇数量众多、分布地域广泛等特征.地方官员和士绅对碧霞元君信仰大多持默许和认可态度,并试图借助祀神活动传达官方祭祀理念,进行社会教化.地方官员和士绅关于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对于地方社会道德秩序的关注,表达了他们试图用官方正统文化去改造民间文化的强烈愿望.相较地方官员和士绅,普通民众崇祀神灵的目的则较为简单,带有显著的世俗性和功利性的特征.在满足其自身信仰需求同时,神灵信仰也起到了增强社会凝聚力、强化地域认同的作用.地方家族也利用重修庙貌、祭祀神灵等手段,实现庙宇与宗族的结合,以此达到增强家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的目的.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官员、士绅和民众共同参与到信仰活动之中,使得信仰在地方社会不断得以延续和传承.     

清代大理教育发展研究初探

清代大理教育发展迅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清代前期传统教育经地方官员的提倡、士绅及民众的支持,府、州、县及城乡建立了完整的体系。清末因外战、内政原因,我国传统教育发生重大转变,大理教育经过清末的发展和嬗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为民国初年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庚子之后山东地区教案减少原因探析

庚子前后,山东地区的教案在数量上呈现巨大的反差。庚子之前,山东一直是教案多发地区,庚子之后,教案数量却急剧减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巨大的反差呢?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山东历任巡抚政策导向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教案;庚子之后社会、自然环境的变化,使得民众关注的焦点已不在反洋教斗争上;教会自身对传教政策和中国传统文化态度的调整均使庚子之后山东地区教案急剧减少。     

开埠之前周村工商业的崛起

周村是山东的著名商镇之一,在清朝前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这得益于周村交通条件的改善、当地官员和士绅对市场秩序的控制及周围各县比较发达的家庭小手工业。由此可见,建立有序的市场秩序,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和关键所在。     

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及其影响

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其主旨在于努力改变太平天国的征服者形象,强调社会秩序的恢复和与地方民众特别是士绅阶层的社会合作。这种新思维被他的部分部将效法,太平天国的地方建设出现了与前期迥然不同的新气象。     

浅析晚清南阳教案

1861年,外国传教士依靠传教特权,企图霸占南阳城内的江浙会馆,由此引发南阳还堂案。教案发生后,法国传教士倚仗驻京法使,捏造伪证,肆意妄为地采取多种策略企图夺占江浙会馆。地方官碍于上司命令,不得不委曲求全,在传教士、绅民和上司间寻找平衡,处境极为尴尬。士绅在反洋教斗争中扮演了组织者和实施者的角色,与官民保持着复杂关系。民众受谣言鼓动或是出于宣泄报复,坚决反对洋教进城。研究南阳教案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民教关系和官员在对外交涉中的困境,更能透射出南阳近代的社会变动。     

浅析中国近代教案的民众心理

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特色和影响的事件.它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民众心理的角度,就民众对基督教会和传教士侵华行径的仇恨心理、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卫道"心理以及对官绅的追随和附和心理三个方面,浅析近代教案产生的原因.     

辰州教案爆发的社会心理因素剖析

社会心理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晚晴时期,教案频发。这些教案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当时民众的共同愿望和利益。辰州教案是晚清教案的典型代表。早在教案发生之前,列强侵华所导致的尖锐民族仇恨早已为教案的发生埋下了伏笔;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的不良言行及暴露出来的中西文化差异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反感;官员的摇摆态度导致民众的不信任使得社会矛盾失去了通过合法渠道解决的可能性;瘟疫引起的恐慌、民众的从众心理使得以前积累的社会矛盾瞬间爆发,最终酿成了这一次突发的、大规模的、对抗激烈、后果严重、具有极大国际影响的群体性事件。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明清两朝均有蠲免税粮、截拨漕粮、开仓赈济等一系列荒政措施予以应对,力图在保障封建统治秩序的前提下维系地方民生。作为国家荒政措施的执行者和地方救荒的组织者,徐州地方官员积极参与地方水利兴修和荒政建设,以地方士绅为主体的民间力量也在地方救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桥:地方社会脉络下的文化符号——明清以来贵州三门塘人的修桥活动及其意义

明清以来在贵州东南部一个偏僻村落三门塘所建造的各种桥,成为表达不同时期人们价值观的符号体系,村落文化通过这一符号意义历代相传,并成为村落内部与外部,民众、士绅、官员之间互为沟通的一套解释话语。人们通过桥缔结关系,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超自然之间的意义秩序。     

社会学视域下鄂东讲学兴盛原因探析

鄂东地区在明后期具有一股强大吸引力,以耿定向、李贽为首倡导讲学,成为晚明学术研讨的一个新据点.鄂东讲学兴盛,除了受王、湛讲学影响外,还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移民文化、便利交通以及地方官员、士绅阶层的积极支持参与等合力.鄂东讲学兴盛也对当今地方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     

论孔子的治民理论

孔子治理民众的理论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富民"和"教民"."富民",是指民众有追求富裕的权力,且君主应该通过实行一定的措施来保证此权力转变为现实;"教民",是指推行教育应该排除等级门户之见,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这些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破除以姓氏为先的血统论,对于用人唯贤,对于提高民众的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此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地方政府官员微博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及实现

地方政府官员微博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有助于地方政府官员回应民众诉求;有利于化解因信息不通造成的社会恐慌;有助于拉近官民距离;有利于塑造政府形象;有利于降低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或者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但是也有失误的教训,某些官员对微博认识不充分,微博形式大过内容,娱乐大过务实,部分官员对自身角色定位不准,缺少监督管理等,在涉及危机公关、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微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地方政府官员微博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途径是,微博定位要准确,克服形式主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言论自由,加强地方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教育等。     

洋务运动与近代教案比较研究初探

教案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少教案涉及洋务派。通过对南昌教案、江宁还堂、天津教案剖析,沈葆桢、左宗棠始终维护群众利益,站在反教立场上;李鸿章、曾国藩也表现出阻教、限教的态度。他们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时,与群众和地方官绅有相同一致的一面,也有不同的矛盾的一面。     

洋务运动与近代教案比较研究初探

教案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少教案涉及洋务派。通过对南昌教案、江宁还堂、天津教案剖析,沈葆桢、左宗棠始终维护群众利益,站在反教立场上;李鸿章、曾国藩也表现出阻教、限教的态度。他们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时,与群众和地方官绅有相同一致的一面,也有不同的矛盾的一面。     

民国以来士绅权力探析(1913—1954)——以苏州救火联合会为个案的考察

士绅阶层是中国传统时期地方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基层社会的地位非常重要。对于士绅权力的转型,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在近代有所加强,有的认为已经衰落。笔者认为,这应该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士绅阶层各自实际状况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关联。本文通过对苏州救火联合会发展历程的考察表明,在民间救火组织的创办及争取救火联合会合法存在过程中,地方士绅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官民之间上通下达的"双轨制"依然畅通;清末废科举之举并未迅速消除士绅的影响,直至民国时期,士绅依然在地方社会事务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神庙筹资与社会控制：对晋东南民间社会的考察

筹资是修建神庙重要的资金来源方式，是民众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从事地方公共工程的主要手段。本文从社会史的层面对此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筹资不仅是考察地方经济的一个内容，而且还涵盖着社会控制的内容，地方官员与地方社会力量借助这些手段，完成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制。     

地方神明如何平定叛乱：杨府君与温州地方政治（1830—1860）

以发生在1855年温州府乐清县的瞿振汉起义为例来说明地方神明杨府君（杨府爷）与温州地方政治之间的关系。首先阐述瞿振汉起事的缘由，然后分析杨府君对事平之后乐清地方政治的影响。杨府君实际上是清廷和当地民众共同承认的决定性的政治话语形式。清帝国地方官员将杨府君用作抑制因瞿案引发的朝廷与地方社会之间种种对立的工具，而地方民众则将地方神明用作平息地方社会先前存在之对立关系的工具。     

文化权力与士绅研究:评《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

士绅作为一个地方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士绅研究也相对比较成熟。《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是士绅研究的佳作,文章以文化权力为核心概念和主线,围绕着士绅文化权力的兴衰来探讨士绅与江南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开辟了士绅研究的新路径。本文将以文化权力为主题,对此书作一个简要的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