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地区人为灾害的时空变化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对明清时期(公元1368—1911年)徽州地区人为灾害的定量化统计,探讨了人为灾害的时空地域分异特征、饥荒灾害的成因及其社会响应机制,结果表明：徽州地区的人为灾害发生频次随时间呈波浪式变化特征,灾害的变化特征与中国整体上“明清自然灾害群发期”相对应;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人为灾害发生频次从高到低依次为婺源、绩溪、歙县、黟县、祁门、休宁,其中,饥荒灾害的发生频次最高,主要分布在婺源和绩溪;徽州地区的自然条件是粮食短缺的重要原因,而粮食输入受阻等人为因素直接导致了饥荒灾害的发生;徽州地区的饥荒灾害与农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以及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明清至民国时期徽州女性思想初探

由于徽州地区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理学宗法的熏陶,使徽州女性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思想上较其他地区更趋保守,女权意识也较为薄弱,基于此,徽州地区的女性思想才更具典型性和探究价值。徽州女性思想的转变绝非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明清至民国初期是徽州女性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通过探究该时期的女性思想以及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舆论背景,可以从一个侧面把握整个徽州地区的发展过程,并对当今女权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新安理学对徽商价值观的影响

新安理学崇尚程朱理学,在徽州地区延续600多年,具有显著地域特色的理学学派,渗透并影响着徽州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徽商深受新安理学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独特的职业观、社会责任观、宗族伦理观和人生观,直接推动了徽商发展壮大。     

中国古代菊花的命名与菊事活动考

宋代以前,菊花没有具体的名字,统称为"菊"或"菊花",菊花的命名始于宋代。文人的菊事活动始于陶渊明,在唐宋时期已成为文人的日常文化活动之一,在明清时期成为文人雅集的重要内容。菊花题材的绘画出现在晚唐,繁荣于明清。菊花的命名与文人的菊事活动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孕期习俗的人类学解析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有许多孕期习俗,包括“缝尿片”、“催生礼”、“松关”和“吃黄连”;孕期习俗中存在一些特有的禁忌,包括受孕的禁忌、孕妇交往行为禁忌、饮食禁忌及胎教禁忌。从人类学视角进行理论分析可知,徽州地区的孕期习俗深受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寄托着徽州人望子成龙、望女成风的功能寓意,凸显了风俗中“红枣”、“鸡蛋”等典型文化符号的象征作用。徽卅I地区的孕期习俗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传承、保护和发展。     

吉祥图案的“形”与“意”

吉祥图案是明清以来最为流行的一类图案,所占比重比较大。明清时期的装饰图案,大部分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在中国传统中是一个绵延千年永恒性的主题。《庄子》曰:"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成玄英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     

明末清初地方儒者的宗教关怀

明末清初中国"不发达地区"的地方儒者--如陕西的文翔凤、广西的王启元、江西的谢文洊、河北的魏裔介等,他们在儒学信仰之外,在宗教问题领域亦别有一番思想旨趣值得关注.主要有三点:一、他们积极主张"事天""尊天""畏天""立命",其中甚至有人企图建立"孔教""儒教";二、他们对"天""上帝"等宗教问题的观念表述,应是晚明清初儒学与宗教互动格局的一种生动反映;三、他们应对外来天主教的态度各异,或从传统宗教或从理学本位的角度来排斥或评价外来新宗教.明清之际的这些思想新动向足以提供许多深刻的省思.     

浅谈严复的“三字”翻译标准

严复提出的"三字"翻译标准对推进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有少数人屈解严复提出的这个翻译标准,企图彻底否定这个翻译标准。笔者对这些人的否定一切的态度及其所提出的种种标准未敢苟同。现从如下几个方面对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加以分析、论证和评价。     

香港,中年危机?

"废墟里看见罗马",乃是害怕"罗马变为废墟""大陆人"是香港的一道风景线,被称为"陆沉",就是香港被大陆人淹没的意思。"饮香港水,流香港血"的马家辉求学归来后出任《明报》副主编,并主持副刊。他通过对香港"陆沉"这一现象的观察,有对往昔老香港的怀恋,也有对香港由盛转衰的担心,香港种种的负面转变让一个老香港文化人竟然不知所措。     

被误读的“中国龙”

<正>有一句老话叫:"偏见比无知更可怕"。不过,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读,真的仅仅用"无知"或者"偏见"就能完全解释,甚至可以一笑了之吗?"被找茬"、"被误读"、"被偏见"在21世纪度过第一个十年之际,中国崛起成了西方媒体竞相报道的话题。2010年元旦,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幅漫画,在这幅漫画里,中国     

给“食人鱼”平反

在南美洲的亚马孙河流水域中,生活着一种"水虎鱼",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鱼存在着一种极端的偏见,总是用"凶猛、残暴"来形容它的性情。因为,曾有不计其数的人,在它尖牙利齿的啃噬下,几分钟就成了一堆白森森的骨头,人们一提起它就谈"鱼"色变。它在人类眼里成了一种可怕的怪物,这种体形并不大的"水虎鱼",就有了另外一个熟悉的俗名:食人鱼。     

东坡文化中原传播路径初探

运用地方文献学、文化地理学的学科方法,以苏轼在中原为个案、人地关系为视域,在明清时期特定历史坐标中,探究和梳理苏轼中原宦绩以及诗文在中原地区传播的基本路径和承载的人文价值,厘清东坡文化在中原文化中的合理定位,从中似可窥测和勾勒出明清时期华夏文明传承的标准"样本",对于今天华夏文明传承创新战略的实施,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教师的人才观探析

教师要担负起培养人才的重任,必须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其要点是;承认人的智力水平是有差异的;缺乏任何才能的人是不存在的;各个领域都精通的全才是不可能有的;成才是需要打基础的;同时必须摒弃人才题问上的种种偏见。     

宋代讼学与讼师的形成及其影响下的民间好讼风尚

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变革与转型时期。随着私有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财产流转关系的复杂化和社会成员之间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宋代法律的复杂化、理性化与形式化与汉唐相较则大为增加。因应民众对法律的广爱需求，宋代民间出现了教习词讼知识和诉讼技巧的讼学。与此同时，为当事人撰写词状、指点诉讼、收取诉讼费用、以法律为生的职业讼师群体亦纷纷登上宋代的司法舞台。在讼学和讼师直接影响下，宋代民间兴起了好讼风尚。讼学与讼师既是宋代民众对法律知识的客观需求与法律意识增强的重要体现，又是宋代法律制度近世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教师再教育的“内隐理论”研究——基于埃利奥特解释学行动研究中的“偏见”

解释学重视对"前见"或"偏见"的研究,埃利奥特作为行动研究倡导者,他将解释学引入了行动研究,并将解释学研究的"前见"引入教师的"内隐理论"研究。将教师的"偏见"作为"反思"的前提。行动研究的理论对于当今教师教育中"内隐理论"的完善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值得我们在批判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吸收。解释学对"偏见"的关注为教师反思教学实践中的"内隐理论"提供了合法的依据。而是否能真正合理地运用"偏见",完善"内隐理论"则成为教师能否自如应付教育教学情境中各种实际问题的衡量基础。     

从讼师到律师--兼论中国近代律师制度的确立

讼师是中国古代以帮人写状词、打官司为职业的人,历代为官方所禁止.律师则产生于西方,虽表面上都是帮人打官司,但无论是制度的设置、理念的支撑还是社会的期望、终极价值目标等都不可同日而语.从讼师到律师是中国司法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亦是司法独立的保证条件之一.     

明清时期江西手工业的发展与演变

明清时期,江西的传统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规模的扩大与产量的大幅度增长。同时,伴随着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手工业中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些新变化表明,到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内部正在悄然集聚着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力量。     

《歧路灯》的文类归属及家训主题解读

长期以来,学界多将《歧路灯》视为世情小说、教育小说或家庭小说。然而其对程朱理学的推崇、明显的训诫教化特征和略显疏散的叙事风格,始终与上述定位不甚匹配,影响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认定和评价。鉴于明清时期家训撰写的普遍性,结合李绿园的社会身份及写作意图,依据《颜氏家训》等确立的家训文学类属标准,将《歧路灯》视为"家训小说",更利于其主题阐释和价值评估。     

人民币单位名称的由来

中国历史上的纸币单位十分复杂,有文、贯、串、吊、枚等等。"文",每一制钱称一文,明清多通用纸钱,因此在纸币上常用"文"作单位,如大清宝钞有伍佰、壹仟、佰仟文不等。"贯",始于     

域外汉籍“燕行录”与东北方言研究

域外汉籍"燕行录"大多用汉语完成,其共时语料的性质不容忽视,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本土史料更具有真实性,更能反映当时汉语的真实状态,是研究明清时期语言的巨大宝藏。辽东地区一直都是使行线路的重要地区,因此燕行文献中也保存有很多关于东北方言的诸多信息,成为我们了解明清时期东北语言的使用及语言特征的宝贵材料。本文将这些燕行文献的作者、成书、内容及收录的情况进行简要的考述,以期为东北方言历时语言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