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叙事及其审美功能——读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

诗歌与小说同为语言艺术,却在形式特征和审美功能上有很大的不同。诗人作诗重在抒情,诗歌话语遵循的是其本身所特有的情感逻辑法则;小说家写作意在叙事,叙事话语表现为故事情节展开的方式。诗性叙事意指小说叙事的诗化倾向,它表现出了对传统叙事语法的背离。《唯物之神》正是因为其叙事的诗化特征,成为了诗性叙事的典范。     

诗意栖居——论中美西部诗歌的诗性之美

作为一种诗意载体、精神境界和审美风格之西部具有丰富的现代诗学内涵,体现出撼人心魄的诗性之美。其诗性之美乃在其诗意栖居的家园意识、灵魂与生命交融的西部体验以及独特的西部精神。中美西部诗人的西部体验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诗性体验,他们将这种体验融入诗歌的艺术形式之中,揭开西部厚重而神秘的面纱,重新发现人类诗意栖居之新大陆,表现出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和超越地域意义的现代诗学价值。     

“诗性”:伍尔夫小说的叙事理念阐释

小说的诗性写作是伍尔夫对未来小说的一种独特的理解和构划。诗性对伍尔夫而言,不仅是指一种单纯的"诗歌的特性",也并非仅仅意味着一种与逻辑性相悖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它更像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带有鲜明的维柯论的色彩,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生命意识和艺术精神。她的诗性理解突出地展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为思维方式的直觉性;作为艺术表述方式的整体性;作为生存方式的诗意化。     

论《诗品》蕴含的“诗性精神”

“诗性精神”是个现代观念，但其适用范围却可涵盖古代，并可适用于文学研究中。文学的发展规律是由社会外部环境和文学内部规律所决定的，在这个规律影响下，汉末向魏的转折期，以及接下来的两晋南北朝，是中国诗歌的一个觉醒期。这个时代恰如其分的产生了“诗性精神”，诗歌的创作也有别于汉代功利性和说教色彩浓厚的特点，而是出现了诗的素质、艺术创造的素质，并出现了这样一些“诗人群体”。处于这个时代其中的钟嵘的看到了“诗性”的出现，并在其《诗品》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理论，体现并提倡了这一“诗性精神”。     

应用文写作与文学创作的区别

应用写作与学创作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表现在成品形态与作用方式、传播媒体与阅读对象、构思规律、写作方法与训练方式、写作过程等方面。     

神形一体:依附逻辑的荒诞——网络现代派诗歌之解析

网络现代派诗歌有其逻辑的内核，荒诞是它的外表形态、特异风格。网络现代派诗歌的荒诞，具有社会批判的意义和希望不灭的光彩，与作品的思想内容构成矛盾的统一体，体现着审美的、个性的艺术要求。网络现代派诗歌的归宿是斑斓地升华而不是绮丽地陨落。     

诗性思维理论与中国诗学精神特质

本文从人类学的角度，提出了与原始思维和野性思维相对应的诗性思维概念，阐明了诗性思维的内涵和特质，认为中华文化精神的根基在于中华民族独特的诗性思维结构及其运作模式。中国诗歌文化异常繁荣的原因在于中国各民族发达的诗性智慧和诗性思维     

维柯研究综述及其反思

维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体现了维柯思想的独特价值，也是西方思想文化变迁的生动写照。“诗性智慧”不仅为现代西方文化反思提供了精神资源，也为人类精神科学的建立提供了方法论启示，这对中国当前的文化探索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论张执浩诗歌的语言策略

张执浩是当下诗坛上一位比较重要的湖北籍诗人,其诗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对语言的精到把握。诗人以"梦话"作为诗歌的语言生成机制与突破口,能灵活运用拟人、隐喻等各种修辞来提升诗艺,并注重运用张力美学来调整词语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形成诗人独特的"离心诗学"。张执浩自如地运用各种语言技巧使其诗歌写作日益精进,但并不在语言迷宫里迷失方向,而是注重对汉语诗性特征的开掘。其诗歌写作拓展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     

方以智的生活理想与儒家诗性智慧

方以智对自己的生活理想的两次描述都体现了诗性智慧的内涵。他在20岁左右的生活是一种背离了儒家政治-伦理生活方式的诗性-审美生活方式。后来在他27岁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以往进行反思，又选择了一种超越了儒家政治-伦理情结的儒家文化的诗性生活方式。     

论新诗诗形建设及诗体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诗体是对诗的属性的制度化的具体呈现,指诗歌作品的语言秩序及语言体式.诗是最讲究"体"的文体.外国诗歌和中国古代诗歌都形成了相对定型的诗体,如西方诗歌流行十四行诗体.中国古代诗歌形成了格律诗体.新诗是打破"无韵则非诗"作诗信务的特殊文体.长期轻视诗体建设.新诗已经有了近百年历史,现在已经具备了进行诗体建设的条件.百年间在新诗诗体建设上已经有了很多经验与教训.很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诗体建设.诗的体式包括诗的韵律形式和语言的排列形式,在诗体建设中,特别要重视诗的形体建设.     

与莎士比亚"诗剧"相对应的中译文 --莎士比亚剧本英译汉探讨

莎士比亚时代英国伦敦剧院上演的剧本多用无韵体诗形式,无韵体诗突破传统格律诗束缚,自由度大些,易抒发情感,语言也显自然些,轻重音节的有规律的交替是构成英语韵律的突出因素。中国约有360种戏曲。秦腔,川剧,越剧,粤剧,豫剧和黄梅戏等拥有众多民众,但京剧影响最大,普及全中国,它们风格各异,但唱词上有共性;均为戏曲“诗”体。由此,与莎士比亚“诗剧”相对应的中译文,应用道地中文,吸取中国历史悠久的戏曲（诗）体长处,仿戏曲体,运用现代汉语,译成略具古典风味,耐看,上口,耐唱（耐诵）,耐欣赏,耐回味的中文。     

壮族嘹歌韵律英译策略研究

嘹歌属于壮族山歌的一种歌种＂欢＂,具有壮族音乐独特的韵味,它的基本特征是五言四句的古歌体,大量采用反复、排比和对仗以及独特的腰脚韵体,节奏简明轻快。嘹歌英译文将异化和归化策略巧妙结合起来,尽可能忠实于原作,形式上力求接近,并创造性地运用英诗格律、音步和音韵,再现嘹歌原作的音乐美。     

诗中有真意得"意"不忘"言"——徐玉诺诗歌创作论

徐玉诺的诗积极实践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理论倡导,对中原人民在兵灾匪祸践踏之下的苦难生存状态给以真切关注.同时,他并没有简单的把诗歌仅仅作为“表现人生“的工具,而是在写实主义的框架内,充分发挥主体自由创造优势,广泛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特别是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多种表现形式和技巧,做到了得“意“而不忘“言“,从而实现了对新诗初创期那种只重“白话“不重诗的“非诗化“倾向的有力反拨.     

元代散曲批评浅论

散曲是盛行于元代的一种新诗体,元人以“唱曲”作为曲论的逻辑思维起点,对散曲的体裁,散曲的音律、内容和风格、散曲的传播等方面进行理性思考,用宽泛的理念把握体裁,以通俗可歌衡量作品,通过演唱进行传播。     

弘扬民族创新精神——谈惠特曼《草叶集》的创新诗篇

惠特曼是19世纪美国诗坛最有影响的诗人,他的诗集《草叶集》弘扬民族创新精神,号召美国人要从精神上独立于欧洲大陆,塑造地道的美国新人形象,最好地展示了当时的时代特色和美国梦想。他的新体诗即自由诗,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诗歌时代。     

论赵执信诗论——兼谈赵执信对王士禛的批评

赵执信对王士禛的批评，历来看法不一。王士禛诗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代要求和统治需要，但自身也存在不足。赵执信对王士禛批评的本质在于对诗歌本质的认识上，赵执信针对王士禛诗歌及其诗论缺真的现象，非常重视对诗歌本质——“真”的认识，指出了诗之“道”的内在因子；针对当时王士禛诗论造成的负面影响，即诗坛形式主义、宗派主义风气的产生，又重视诗歌的表现形式，主张诗歌风格的多样化。从而表达了自己对诗歌的认识。     

论翻译诗歌对何其芳创作的影响

何其芳的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但何其芳谈论翻译诗歌的言论及其创作所受译诗之影响却很少有人论及。有鉴于此,文章首先探讨了何其芳谈论翻译诗歌的学术思想,然后论述了何其芳的创作及其后来的诗歌语言观念受到了译诗的影响,由此给何其芳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     

试论温庭筠的乐府歌诗与诗词体式过渡

温庭筠的创作正处于诗向词过渡的晚唐时期,他的作品也初步显示了这种文体上的变革。尤其是他以女性为题材的乐府诗作不仅改变了以往“唐人乐府皆不入乐”的局面,在创制上更是采用了“由乐以制词”的词体创制之法,其工整的章法、和谐的音律奠定了词调创制与定型的基础。这与词作华美的形式、悠远的意境相结合,奏响了诗体文学向词体文学过渡的先声。     

简论鲁迅对新诗的见解及其当代意义

鲁迅在新诗创作上虽不是有重大成就的诗人,但在新诗理论建树上其成就不可低估。试图将鲁迅散见于文章中的新诗言论汇集起来,加以梳理、集中与阐发,深感其深刻性、警示性和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