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重围之后──“五四”爱情文学中知识女性面临的三种选择

突出封建礼规重围之后的知识女性，经过一番徘徊犹豫之后，大体作了如下三种选择：１、皈依宗教（如亚侠、云青等）。２、折回到原来那个封建家庭，屈服于封建礼教的淫威之下（子君们）。３、蕴青、淑君等人经过苦苦的探索和追求，找到了一条虽然坎坷却充满光明与希望的革命之路。     

封建末世亡国之君的典型艺术形象——谈《李自成》对崇祯皇帝的人物塑造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通过对崇祯皇帝的典型塑造,真实地反映了处于封建末世的亡国之君的黑暗统治,深刻地揭示了在绝对君权统治的制度下,专横独裁的封建统治阶级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本质;真实地反映了处于封建末世的亡国之君的垂死挣扎,深刻地揭示了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外强中干的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真实地反映了处于封建末世的亡国之君的变态心理,深刻地揭示了在皇权秩序分崩离析的形势下,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悲剧的矛盾性格和世纪末情结,从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成功地创造一个活生生的独具特色的封建末世亡国之君的典型艺术形象。     

“君明臣良,君昏臣佞”之说探析

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中,贤臣是国家的栋梁和支柱,而奸臣则危害严重。奸臣轻者导君为恶、挥霍浪费、贪污肥私、鱼肉人民、自私自利;重者制造内讧、弑君篡位、通敌卖国、排斥忠良、滥杀无辜,所以忠奸之辨是耗费君主、臣子们精力最大的工作。在封建专制政治体制下,君主意志凌驾于国家和人民意志之上,所以臣子贤否,主要取决于君主,"君明臣良,君昏臣佞"。     

袁世凯与杨度的恩怨

杨度既是政治家，又是企业家、文学家。他曾主张君宪救国论，张勋复辟之后，认识到君宪救国行不通，进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再进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一生，也堪称“多彩”了。袁世凯与杨度的恩怨，只可算是他的前半生，其后半生则更加辉煌!     

论宋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宋代的文化繁荣时代并不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相适应的，因而也不是与那构成社会组织骨干的社会物质相适应的。其社会特征已是无可挽回地滑向了下坡路的后期时代。从总体上看，宋代的统一，并不像汉唐是在经过大规模农民暴动冲击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靠陈桥驿事变和“杯酒释兵权”的权术起家的，宋王朝并未真正触动封建社会制度本身的痼疾，其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关系，基本上是延续或部分发展了唐代既有的政治经济成果，加以其封建专制机构的老化和运转、指挥不灵，更增强了其社会衰落的趋向。宋代文化的繁荣，并不是封建专制制度本身所必由派生。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封建后期的社会结构交化(如庶族地主阶层占主导统治地位)和社会关系变化，以及文化自身发展规律所致，特别是人民大众兴起的新思想、新内涵如“均贫富、等贵贱”的平等自由取向和个性解放思想以及庶族士子诗词文中的关心民瘼、抨击时弊和爱国思想的酿成。     

咨询的正气与大气

和君咨询《三度修炼》一书，提出咨询人的三重修炼命题：态度决定命运、气度决定格局、底蕴的厚度决定事业的高度。展示了中国本土咨询人的胸襟与抱负，也成为经过分化裂变后的和君咨询的企业精神指南。     

封建法制“国家·家族”本位在北朝的确立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社会基础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家族组织，历代王朝无不崇尚忠孝。但是，汉唐间长达四世纪分裂割据，暴露了宗族势力若过度膨胀，会走向反面威胁皇权。如何协调皇权与宗族相依存又相冲突的关系，确定协调国与家利益冲突的适当关节点是封建社会前期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北朝各少数民族政权遵循封建正统儒学规范的三纲原则，将维护中央集权作为首要目标，在确保皇权代表的君国利益的前提下，给予宗法私家利益一定程度的法制保障，其法制突出国家至上，落实忠重于孝。封建法制“国家·家族”本位在北朝确立，被铸造为贯穿…     

读者之声:从研究生的第一篇论文谈起

 经过几番周折，L君的第一篇论文终于被一国际期刊正式接受了。性格开朗的L君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这又一次让我深深感受到了第一篇论文对于博士与硕士研究生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与中国婚姻制度的变革

中国封建婚姻制度腐朽落后，毛泽东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在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把打破封建婚姻制度作为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建立了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全新婚姻制度，实现了中国婚姻制度的伟大变革。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婚姻制度变革的积极倡导者和理论奠基者，也是强有力的领导者和推行者。     

"爱吏不爱民"的《唐律》--对 "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唐律》的再考察

传统认为中华法系典型代表的<唐律>集中体现了封建明君"治吏不治民"的思想.综合考察<唐律>全文和仔细分析传统思想,唐律处处为官吏提供了种种法律上特权的,官吏作为君主统治人民的工具和政策忠实执行者,为了达到驱使他们统治人民维护政权的最终目的,封建君主竭尽所能的为犯罪官吏予以种种特权免于刑事处罚,"爱吏不爱民"才是封建法律制定的真实目的,是封建统治体制的根本需求.     

英国封建领主制下农民家庭中长子继承制度探微

诺曼征服之后，长子继承制度在英国的大部分地区确立下来，成为封建领主制生产关系中的一个环节，它以分裂家庭的形式来保全土地占有权的完整，给中世纪中后期英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可变因素。这一制度的施行，对英国社会人口迁移、城乡关系、人际关系等诸种社会运动和社会关系产生了极大影响，并相应产生了西方独特的社会意识。     

乾隆时期小说对科举制度下士人人生的反思与探索

清代乾隆时期小说家作为封建末世士人,大多数人所走的仍然是科举道路。但在经过科举路上的挫折之后,他们开始对科举制度下士人窘迫、消极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思,对科举制度造成的士人人格的蜕变提出质疑,并试图摆脱科举制度的束缚,探索积极合理的士人生活道路。     

海南岛汉族移民述略

自西汉中央封建政权对海南岛实行统治之后，中原汉族遗民或出于军事征伐，或为任官贬官，或因经商先后进入该岛。其后历经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虽然中央封建政权对海南岛的统治时“紧”时“松”，但汉人迁入却随着历史的推移而不断增多，形成岛上今天占全岛人口８５％比例的汉族遗民强大民族群。本文略述其中各时期的汉族移民的发展概貌     

乾隆时期小说对科举制度下士人人生的反思与探索

清代乾隆时期小说家作为封建末世士人,大多数人所走的仍然是科举道路.但在经过科举路上的挫折之后,他们开始对科举制度下士人窘迫、消极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思,对科举制度造成的士人人格的蜕变提出质疑,并试图摆脱科举制度的束缚,探索积极合理的士人生活道路.     

只有解放社会 才能解放妇女——浅析《伤逝》

鲁迅小说《伤逝》中关于“爱“的问题,也是一个妇女解放的问题。妇女解放的程度取决于社会解放的程度。西洋资产阶级学说并不能解救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因此《伤逝》是一个爱情悲剧,也是一个社会悲剧。涓生与子君从恋爱到同居的过程,也就是涓生用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灌输给子君的过程,在会馆里充满了涓生的声音:“谈家庭、谈习惯、谈男女、谈伊孛生、谈雪莱、……”。子君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好奇的光泽。接受启蒙半年后,她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表明子君似乎挣脱封建的精神枷锁。这句话“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边发响,     

对安娜·卡列尼娜与子君悲剧命运的比较

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和鲁迅笔下的子君是一对敢于冲破封建旧道德观念束缚,敢于离经叛道,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女性形象.在她们大胆争取自由爱情的同时,客观上成为了反抗封建伦理道德的代表,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制度残酷、阴暗、不可理喻的一面.两个深深陷入感情泥淖中的女人,为了爱情抛弃了一切,结果被一切所抛弃,终没有得到最后的幸福,她们只有以死来表达对这种社会制度的抗议与批判,完成自己的悲剧命运.     

论巴金小说的家族文化反思

最能体现巴金制度文化反思追求的是对封建家族制度的反思，巴金家族文化反思主要表现在他对封建大家庭与普通小家庭两种不同家庭的不同反思上；相比而言，巴金更注重对封建大家庭的剖析，巴金小说对封建大家庭的诅咒式书写主要反应在专制的家长、受害的子孙、难处的婆媳、为奴的女性等四类人物形象上。巴金控诉封建大家庭，但却流露了对普通小家庭的眷恋。巴金小说在主题与题材上一直选择父子两代新旧势力冲突的家庭描写，但又与鲁迅、老舍、张爱玲、白先勇等人对家的书写不同。     

地方神明如何平定叛乱：杨府君与温州地方政治（1830—1860）

以发生在1855年温州府乐清县的瞿振汉起义为例来说明地方神明杨府君（杨府爷）与温州地方政治之间的关系。首先阐述瞿振汉起事的缘由，然后分析杨府君对事平之后乐清地方政治的影响。杨府君实际上是清廷和当地民众共同承认的决定性的政治话语形式。清帝国地方官员将杨府君用作抑制因瞿案引发的朝廷与地方社会之间种种对立的工具，而地方民众则将地方神明用作平息地方社会先前存在之对立关系的工具。     

论宋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宋代的文化繁荣时代并不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相适应的,因而也不是与那构成社会组织骨干的社会物质相适应的。其社会特征已是无可挽回地滑向了下坡路的后期时代。从总体上看,宋代的统一,并不像汉唐是在经过大规模农民暴动冲击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靠陈桥驿事变和“杯酒释兵权”的权术起家的,宋王朝并未真正触动封建社会制度本身的痼疾,其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关系,基本上是延续或部分发展了唐代既有的政治经济成果,加以其封建专制机构的老化和运转、指挥不灵,更增强了其社会衰落的趋向。宋代文化的繁荣,并不是封建专制制度本身所必由派生。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封建后期的社会结构变化(如庶族地主阶层占主导统治地位)和社会关系变化,以及文化自身发展规律所致,特别是人民大众兴起的新思想、新内涵如“均贫富、等贵贱”的平等自由取向和个性解放思想以及庶族士子诗词文中的关心民瘼、抨击时弊和爱国思想的酿成。     

关于大力发展果洛民族教育的几点思考

果洛藏族自治州位于青海省东南部，土地面积7．5万平方公里，气候恶劣，条件艰苦。全州人口13万人，其中藏族人口占89％。全州经济以牧业为主，现有各类牲畜256万头只，解放前，果洛是一个带有奴隶制残余的封建部落社会，交通闭塞，经济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全民信教，学校、医院等一无所有，交通运输全靠牛驮马运，社会发育程度十分低下。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经过几代教育工作者艰苦辛勤的努力，果洛的民族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扩大，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截止2002年底，全州共有各级各类学校75所，在校生14066人(不包括职校、电大和幼儿园学生)，其中藏族学生占85％。教职工1666人，其中专任教师133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