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白体小考

多年来,国内生物学界和哲学界在讨论生命问题时,常引用恩格斯的关于“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一定义来做论证。许多教科书用这一定义引导学生去理解“生命”。《辞海》、《自然辩证法讲义》等新书及有关论文中也还都在此基础上做了充分肯定和引伸,认为“蛋白体的现代概念应该包括蛋白质和核酸两大类生物大分子的复杂体系”。这样,便向人们提出了两个问题,即在恩格斯关于生命的定义里,蛋白体究竟是指什么?蛋白体是否应包括核酸?     

蛋白体——何所指?

“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恩格斯的这句广被引用于说明生命本质的名言,可与他的另一句名言“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对照着读。他在一百年前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洞察了生命现象的实质,但对蛋白体一词所指是什么,后人存在一些不同的理解。其实,恩格斯对蛋白体这个词也并不满意,他作过如下说明:“蛋白体是按现代化学的意义来理解的,现代化学把构造上类似蛋白(EiweiBzusammengesetzten Korper)或者也称为蛋白质(Proteinsubstanzen)的一切东西都包括在蛋白体(EiweiBkorper)这一名词之内。这个名称     

是蛋白体,还是核酸体?

100多年前,恩格斯提出“蛋白体”是生命运动的物质承担者,由此就产生了“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一生命定义。经过百年来科学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现代分子遗传学的出现,核酸的地位及作用受到极大的重视。于是,有人提出:生命运动的物质承担者不是“蛋白体”,而是“核酸体”,生命应该是“核酸体”的存在方式。他们说……一种微小的生命体——类病毒是仅仅由数百个核苷酸组成的核酸分子。所以把生命理解为核酸体的存在方式不是没有根据的”;“到现在为止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能自我复制,这就是DNA,”“作为     

胰岛素人工合成的科学意义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化学系合作,不久前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一种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恩格斯说:“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虽然我们现在距离合成有生命的物质还有相当长一段路程,但是这项成就,在人类认识生命现象的历史上是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的哲学意义的。在这里,我们刊载了曹天钦同志的《胰岛素人工合成的科学意义》一文。文章简要地回顾了人类对于蛋白质认识的历史,说明了为什么胰岛素是一种蛋白质;并且指出,从1828年合成尿素打破了有机物与无机物的界限以来,这是在人类认识并合成生命物质的漫长征途中的又一次飞跃。文章说,通过合成胰岛素的实践,表明蛋白质的高级结构是由它的一级结构决定的,只要合成了在一级结构上与天然胰岛素相同的物质,它就自己盤曲、折叠起来,形成与天然胰岛素相同的高级结构,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在这方面,大家有什么看法和见解,希望告诉我们。     

“古文”“古文字”与“古汉字”辨析

对“古文”“古文字”“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辨别,并在此基础之上分别给这几个术语进行了定义,希望能够有助于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正确地使用相关术语。在汉字研究中,某些术语的使用目前还存在着同名异实、同实异名、概念交叉等相互纠缠的种种混乱现象。对这些混乱现象进行分析和辨别,将有利于规范使用汉字学术语,厘清某些理论上的模糊认识。以下对“古文”“古文字”与“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进行简要的辨析,希望能够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对正确使用相关术语有所帮助。“古文”“古字”与“古文字”这样的名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已出现了。例如,《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汉书·艺文志》云：“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郊祀志》云：“张敞好古文字。”“古文”是汉字研究中具有悠久历史而又十分重要的一个术语。但“古文”一词的含义从古至今却经历了不小的变化。许慎《说文叙》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由此可见,许慎是以“古文”来指称早于籀文的古字体的。许慎等古文经学家认为,虽然古文经书的书写时代晚于《史籀篇》,它们所用的字体却早于籀文,因为孔子等人有意用比较古的字体来写经书。许慎等汉代学者对“古文”的看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到现代,仍有不少学者持此种观点^[1-2]。近代以来古汉字学开始兴起,古文早于籀文的说法遭到了怀疑。吴大澂在《说文古籀补》的自序中,根据《说文》古文与周代金文不合的现象,提出了许慎所谓古文实际上是周朝末年文字的看法。他说：“窃谓许氏以壁中书为古文,疑皆周末七国时所作,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非复孔子六经之旧简。虽存篆籀之迹,实多讹伪之形。”陈介祺在为《说文古籀补》写的序里也说：“疑孔壁古经亦周末人传写,……古文则多不似今之古钟鼎。”后来,王国维又根据大量资料断定所谓古文应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的文字(参见《观堂集林》卷六、卷七)。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大量六国文字资料,印证了王国维对古文的看法^[3]。从目前来看,学者对“古文”这个概念仍然没有一个十分统一确定的认识。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古文”。或指战国以前的古文字^[4];或指秦统一文字以前所有的文字^[5-7];或指与隶书相对而言的先秦古文字^[8-9]。(2)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古文”。或指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文字^[7];或指战国时的六国文字^[10-11];或指以《说文》古文为主,包括诸如石经古文、《汗简》古文等转抄于战国文字的字体^[3,5,8];或指流传到汉的战国时人用通行于当时的字体写在简册上的文字^[9]。由此可见,人们对“古文”这个术语的理解仍然存在分歧。那么,从名词术语规范使用的角度出发,应当如何给“古文”一词确定一个较为明确而合适的定义呢？笔者认为,对“古文”一词取广义的理解并不太合适。这是因为,首先,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古文”实际上源自古代学者的使用习惯。这种使用习惯一方面反映了古人对古代汉字面貌认识上的局限和模糊不清,另一方面也是古人使用术语时,习惯上不太注重名词术语含义的明确化、科学化的一种表现。其次,根据当代学者对“古文”一词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取狭义的理解已经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特别是在古汉字学界。那么,“古文”一词的明确含义究竟如何理解呢？显然,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专用术语,“古文”一词既非仅指“用通行于当时的字体写在简册上的文字”,也不能笼统地说是“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文字”。考虑到目前该术语的实际使用情况和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来理解它：汉字学上对战国时期东方六国所使用汉字的统称,如孔子壁中藏书所用文字,《说文解字》、《三体石经》、《汗简》等收录和使用的“古文”。下面看“古文字”和“古汉字”这两个术语。自汉代学者开始使用“古文字”这个术语以后,它就一直是用来专指“先秦时期古代汉字”。20世纪初叶,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先秦古汉字的整理和研究掀起了新的热潮,古汉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于对传统的认同,包括罗振玉、王国维、唐兰等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习惯性地把先秦古汉字统称作“古文字”。客观地说,这一用法确实影响了很多人,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继续这样使用“古文字”这个术语。从20世纪50年代起,有学者开始用“古汉字”指称人们惯称的“古文字”。例如,蒋善国在《汉字形体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青铜器时代的终结,标志着古汉字的转化。”“汉字的象形面貌,除甲骨文外,只有依靠金文来保存,金、甲文是古汉字的两个宝藏。”姜亮夫曾说：“甲骨文字与部分殷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这才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汉字。从其形体的形式与内容来分析,都可以肯定它们是已经很进步的古汉字。”^[12]裘锡圭等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经常使用“古汉字”一词。比如,他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凡是独立形成的文字体系,都是像古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那样兼用意符和音符的文字。”近年来,“古文字”、“古汉字”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仍然不够统一和明确,很多人已接受“古汉字”一词,但沿用“古文字”来指称“古汉字”的也还不少,两个术语共同用来指称同一个概念的用例也屡见不鲜。近年来,“古文字”一词用法调整的必要性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一些研究者就如何正确使用这一术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赵诚说：“古代文字可以简称为古文字,当指那些记录、传达各种古代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应该包括埃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玛雅文字、甲骨文等等一切古代所使用过的文字。”^[13]《语言学百科词典》“古文字”条：“指镂刻在硬物体上和写于软物体上的古老文字。”《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古文字”条：“广义的古文字指苏美尔楔形文、埃及圣书字、美洲玛雅文等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古代文字。”笔者认为,从术语使用的理据性来说,用“古文字”这个术语来专门指称“古代的汉字”显然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世界上的“文字”有几百种,并不是只有“汉字”一种,而且“古文字”除了“古代汉字”以外,还应当包括其他民族使用的古代文字。人们之所以仍然把“古文字”一词当作“古汉字”来使用,主要还是由于习惯的原因和对传统的遵从。也许有人认为,使用“古文字”来指称先秦古汉字,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在汉语中“古文字”一词已被赋予了专指汉字而言的特定含义,因此没有必要改变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叫法。其实,这种说法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其理由如下：(1)如果仍用“古文字”来指称“古汉字”,那么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何给“包括古代汉字在内的世界各种古代文字”这个概念命名呢？若称以“古文字”,则必然造成“一个名称,两个概念”的混乱现象;若不称以“古文字”,还有其他更为合适的名称吗？(2)使用“古文字”指称“古汉字”,与人们通常对“文字”这个术语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冲突,也不符合术语命名力求的系统性原则。(3)术语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和发达的重要步骤,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高度来看,暂时地牺牲使用上的习惯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4)“古汉字”这个术语早已有许多学者使用和提倡,且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和接受。总之,从术语规范的立场出发,笔者建议,用“古文字”专门指称“世界各民族在历史上创制的各种古代书写符号系统”这一概念,它应当包括古汉字、埃及圣书字、苏美尔楔形文字、美洲玛雅文字等一切古代所使用过的文字。为防止术语使用的混乱,应尽量避免用“古文字”来专指“古代汉字”。为进一步明确“古汉字”这个概念,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它所指的上下限。实际上,古汉字的起点时间,迄今还难以确定,商以前,可称为汉字的原始阶段。其下限年代,过去一般以秦篆为界(包括《说文》小篆)。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文字材料表明,隶书的萌芽始于战国期间,直到汉文景之世,它仍然保存了古汉字结构的鲜明特点,所以,古汉字应包括西汉早期的文字材料^[14]。因此,“古汉字”这个术语的定义,大体上可以这样描述：中国古代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包括原始古汉字、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系文字和汉代早期处于隶变过程中的古隶书等。     

“分立”,还是“可分”?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讲到“物质的可分性”时,说“黑格尔很容易地把这个可分性问题对付过去了,因为他说:物质既是两者,即可分的和连续的,同时又不是两者;这不是什么答案,但现在差不多已被证明了。”我怀疑恩格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笔误,把“分立”(diskret)写成了“可分”(teilbar)。这虽然是一字之差,但相去甚远。如不更正,不但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相违背,而且必然会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引起混乱。很遗憾,在我国学术界确实有人,     

关于味勒的《论尿素的人工制成》

“新创立的有机化学,它学会了从无机物逐一地得到所谓有机化合物,并从而扫除了这些有机化合物的神秘性残余。”——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音义双译”的优越性

在科技术语、乃至一些日常生活词语的翻译中,都能发现若干“音义双译”的情况。这很容易使读者既从汉语的意思去理解外文原词的涵义,又能从汉语读音去联想,乃至帮助记忆外文原词的发音与拼写。最典型的情况莫过于生物学上的“gene”一词,它本来的意义是“世代相传的遗传信息的载体”。现按与英语发音相近的汉字译为“基因”,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基本的遗传因子”,同时“基因”二字的读音也有助于记住“gene”这个英文科技术语。生物学上以前还有一个“音义双译”的术语,就是“Vitamin”,它原意是指,多数动物为维持正常新陈代谢活动所必需的一类有机化合物。虽然动物对其需求量不大,但自身不能合成(或合成量不足),只能从食物中摄取。很早以前,有人也巧用“音义双译法”将其译为“维他命”,既可理解为“维持他的生命(的物质)”,又可据此译音而便于记忆“Vitamin”这一英文科技术语。但后来,还是按意译而译成“维生素”,沿用至今。地质学上也有一个“音义双译”的术语,即“flysch”,它来源于欧洲阿尔卑斯山脉北部第三纪地层中一类特殊沉积地层,即页岩与薄而硬的杂砂岩状砂岩呈韵律性互层的层序,以后泛指其他地区其他地质年代的类似沉积地层。这种地层一般认为是地壳活动地带——地槽区的典型沉积,也可能是半深海、深海区的浊流沉积。按照此术语发祥地——阿尔卑斯山脉北部奥地利、德国、瑞士的“德语式发音”,将此术语译为“复理石”,它不但是“flysch”的音译,又可理解为“复杂的、反复重叠的岩石地层”,产生了“音义双译”的效果。另外,一些词冠(前缀)的翻译也体现了“音义双译”。在地质学上有一对术语,“eugeosyncline”和“meogeosyncline”,是在“geosyncline”(地槽)之前分别加上“eu-”和“meo-”两个前缀。“eugeosyncline”是指具有典型而完整的地壳活动特征,即巨厚的沉积地层、复杂的地质构造(褶皱、断层等)、岩浆活动及其产物——岩浆岩等。将它译为“优地槽”。“优”和英文“eu-”发音一致,便于记忆,而“优”的汉语意义,又可帮助理解其为“优越的、真正的、典型的”地槽。“meogeosyncline”是指该区有地壳活动特征,但不典型、不完整、不明显,沉积地层厚度不那么特别大,地质构造(褶皱、断裂等)不那么特别复杂,尤其是岩浆活动与岩浆岩几乎不发育,乃至根本没有。将它译为“冒地槽”,“冒”和英文“meo-”发音相近,便于记忆,而“冒”的汉语意义可以理解为“不真切”、“以次充好”等等(当然,不一定就到了“假冒伪劣”的程度),也说明了地槽特征之不完整、不典型、不确切。“eu-”这一前缀在别的科技术语中,也有音义双译的情况,例如生物学上的“eugenics”——“优生学”。日常生活用语里,也有“音义双译”的类似例子。如“mini-”是指极小、极微,人们常把它音译为“迷你”,在意思上也可以理解为其小巧玲珑、方便快捷等特征到了使你着迷的程度。这方面的词汇有minibus——迷你巴士(微型汽车)、minicam(或minicamera)——迷你相机(微型照相机)、minipants——迷你短裤(超短裤)、miniskirt——迷你裙(超短裙)。钻石(金刚石)英文叫“diamond”,有人将它音译为“戴梦得”,作为经营钻石、宝石的企业的名称,可以理解为“戴上梦寐以求要得到的东西”,也是很有趣的。由上述举例及分析可见,“音义双译”兼具“音译”与“意译”的优点。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词都能用这种方法来翻译,但希望我们在引进科技术语时,能将“音义双译”作为首选方案。     

谈中国术语学的理论建设

本文论述了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是理论,而理论建设需要的途径有四条：继承,借鉴,移植,升华。术语工作和术语研究,其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这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科技内部术语爆炸,每年产生一百多万个,仅化学术语就有几十万个,而且常常定名不一。另一个是术语大量迅猛向共同语渗进。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从30多个学科中选收7000多个术语,占总收词量的13%,而《现代汉语词典》编者中的四位(闵家骥、刘庆隆、韩敬体、晁继周)1987年出版了一本《汉语新词词典》选收术语已占了总词条数的56%。英国语言学家G.Leech把这个趋势叫“行话化”。这就迫使世界的科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心理学家、符号学家、信息学家、哲学家等都来研究术语。中国的术语研究,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当前急需的是理论建设。一、理论是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技术和科学不同。技术,主要依靠经验、知识和技巧。科学,主要依靠理论,它是理论框架中的知识体系。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李约瑟博士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主要是技术,很少有科学。中国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开始于公元前613年,到1910年共记录31次。其记录之早,早于阿拉伯人679年,早于欧洲人1602年。其记录之详细,更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所不能比拟的。可是,后来这颗星居然叫做“哈雷彗星”。那是因为英国天文台台长哈雷用理论首次认识了它的科学属性。从这两个悲剧中,我们应该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反思我们的传统：我们祖宗头上,既有光环,也有伤疤。握住光环,自然会增信心。袒露伤疤,令人图强发愤。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同理,没有理论,就没有术语学。业内人士都了解,世界术语学有四个学派：德国—奥地利学派,俄罗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加拿大—魁北克学派。它们之所以形成学派,主要不是依靠一般工作,而是依靠高超的理论。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已经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距离一个立足于世界的学派理论,还有一段较远的路程。要想达到这个目标,至少必须连续经过四条途径：一继承,二借鉴,三移植,四升华。二、继承中国的有关术语学术思想继承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外国学者的术语著作时常用作篇首语)和荀子的“正名论”。往下,在一些专业翻译思想中闪烁了术语理论的晨曦。比较重要的有晋代的道安(314～385)提出“五失本”,即五类译文允许跟原文不一致。唐初玄奘(602～664)提出“五不翻”(见《翻译名义集》),即五类词语不能意译,只能音译。北宋赞宁(919～1001)提出“六例”,即详论了翻译的六类事例(情况)。再往下,到了近现代的严复。他1895年译完,1898年出版了《天演论》,其序说“译事有三难：信、达、雅。”胡以鲁1914年发表于《庸言》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上的《论译名》认为,有十类词可以音译。1932年成立的南京国立编译馆于1933年公布了《化学命名原则》,此后至1983年上半年中国总共出版的920种术语工具书,其编撰“说明”都包含着术语学思想。而刘涌泉先生发表于1984年第一期《中国语文》的《略论我国的术语工作》一文,多半篇幅是谈术语理论,如术语的特征,术语的产生发展,术语的标准化,术语的数据库等。1950年以后,国家有关部门做了许许多多术语工作,同时也总结了许多工作经验,特别是从中提取了一些术语学思想。这些都反映在《科技术语研究》等公开或内部书刊中。近来令人瞩目的成果是冯志伟教授的力作《现代术语学引论》(语文出版社,1997年)。从理论建设的角度看,该书有三点贡献：一是中文单词型术语的结构模式,二是术语形成的经济规律,三是潜在歧义论。在《科技术语研究》2004年第2期,冯志伟先生又发表了《汉语词组型术语的结构》,对另一大类术语的结构做了补充研究。最近郑述谱先生出版的论文集《词典·词汇·术语》中有许多文章是属于理论建设的,例如《关于术语及术语学》《科学与语言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术语学与语言学》《历史术语研究的启示》《术语学的研究方法》《术语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等等。以上这些,就是今后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的基础。三、借鉴外国已有的术语理论欧洲术语学思想溯源,最早有Aristoteles的间接论述,较为直接的是18世纪三位科学家。第一位是现代化学奠基人法国化学家A.L.Lavoisier的论断：“词保存并传达概念……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词语来传达概念,那么,他们表达的只能是错误的印象。”第二位是英国科学史专家W.Whewell的见解：“没有技术术语和硬性规定就不可能有可靠的或者不断发展的知识。”第三位是英国哲学家J.S.Mill的观点：“所有致力于引入某一术语正确用法的人,都应当准确地熟悉这个词的历史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表述的意义……”他还多次论述过术语和名称(nomenclature)的区别。(以上引语转自郑述谱,《词典·词汇·术语》2005)现代术语学理论可以借鉴的有以下四个学派的理论：德国—奥地利学派的术语研究的逻辑思想、概念理论。俄罗斯学派的术语研究的语言学思想、词汇理论。他们认为术语是词汇学的现实问题。俄罗斯学派的理论,已经有了一些译介,如黑龙江大学郑述谱教授的《俄国术语学研究掠影》、《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俄国术语词典学理论发展概览》、《洛特怎样编德俄汽车词典》等。郑先生还将译介一些俄罗斯术语学理论。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术语研究的功能语言学思想,即把术语放在言语或社会环境(包括不同文本,不同专业语言以及计算机系统)中,研究它跟相邻因素的功能关系。加拿大—魁北克学派的综合理论。好在这个理论已经有了一个概要的译介,那就是其首领人物G.隆多写的《术语学概论》,1985年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许多理论,如术语的界定标准,选择标准,术语的特点,术语的研究方法等等。现在见得较少的,是德国—奥地利学派和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译介理论。希望有关人士尽快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山之石,不仅可以攻玉,而且能够提高攻玉的速度、水平,使我们少走弯路,尽快赶超。四、移植相关相邻学科的理论在一个学科诞生、发展,甚至成熟的过程中,都经常从相关、相邻学科那里移植一些新理论。国外的四个术语学派的理论多数都是移植的,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还在起步阶段,更需要移植。那么,从哪里移植呢？从它的邻近学科——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语义学、词汇学那里移植。这些学科的能指和所指、内涵和外延、聚合和组合、任意性和非任意性、标准化或规范化、结构和功能等理论早已被移植进来。而中国术语学还要移植更多的理论。可以这样说,词汇学、语义学的许多理论都可以移植过来。例如：词的分离性和术语的界定,词的同一性和术语的变体,术语的造词法,术语的模糊性,术语的国际化和民族化,术语的全民化和全民词的术语化,术语的语义特征,术语的比较,术语的分类,术语的演变,等等。例如术语比较,可以开展许多方面工作：术语能指比较,术语所指比较,不同类型百科全书的术语比较,同类型百科全书术语比较,百科全书和语文辞书术语比较,语文辞书(如《现汉》、《简明牛津》、《拉鲁斯》、《俄语词典》)术语比较,等等。不同学科的同一术语的比较,对澄清术语的混乱很有好处。众所周知,genus和species,属和种,都是逻辑学和生物学使用的术语,其拉丁文和汉字(即能指)以及所指不尽相同。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逻辑教科书和一般读物都采用了“种”指genus、“属”指species的译法。(王维贤《关于“种”和“属”的译名问题》,《中国语文》1961年10～11期)大类叫“种”(genus),小类叫“属”(species)。(李世繁《关于“种”和“属”》,同上)到现在,逻辑学界趋于统一：用“属”译genus,指大类,即上位概念;用“种”译species,指小类,即下位概念。生物学界比较统一,无论是C.Linne的五级分类,还是他人的多级分类,都是“属”在上,“种”在下,而且两者的相对性比逻辑学上的相对性小得多。语文辞书术语释义,一般的原则是“外行能理解,内行能认可”。可是在贯彻落实这个原则时,各国语文辞书选择术语的语义特征的多寡很不相同。又如术语的分类,从不同角度,按不同标准,可以分出许多类。这里要讨论的从术语的频率以及跟共同语关系角度,可以分出：最常用的,约七八千至一万,大多数出现在中学教材里,大多数已经进入共同语;常用的,各科技领域总共七八万至十万(除最常用的以外),大多数出现在大百科全书里,一般未进入共同语;次常用的,各科技领域总共几十万乃至上百万(除最常用和次常用的以外),大多数出现在各专科、专业辞典里;罕用罕见的,未在任何辞书中出现,少数见于巨型语料库中。分类研究,对于认识不同类型的术语的性质以及编撰各类有关辞书,都大有益处。五、理论建设的高峰——升华新理论上文所说的继承、借鉴、移植的理论,都是已有的理论,都是建设新理论的基础。而理论建设的高峰是新理论。新理论,从哪里来？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这从哲理本源上说,是正确的。但是,个人的实践,总带有狭隘、片面、直感等因素。而新理论,常常是由少数智者首创的。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而从直接来源看,有些理论并不直接来源于实践。因此,爱因斯坦在总结他的科学研究经验时再三强调：“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而不是从经验中直接概括的。”作为理论之一的概念如此,那么作为理论另一内容的假说呢？它除了以一定的事实和已有的理论为基础之外,更突出的内容是想象、推测、推理。即使都在同一个实践基础上,有人没能产生理论,有人产生了理论,而且产生的理论水平有高低之分。这是为什么？其主要原因是,知识积累的多少不同,理性思维(有时叫logos)水平的高低不同。而后者是更重要的。术语工作者是必不可少的,术语学家更是当前急需的。而要成为术语学家,就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要受过多种哲学的熏陶;第二,要受过理性思维训练;第三,要有现代先进的文化思想;第四,要有足够的跟术语学相关、相邻学科的知识和理论;第五,当然应该具有术语学本身的已有的知识和理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有可能升华出术语学的新概念、新原理、新学说、新假说。美国科学哲学家M.W.Wartosky认为：“从科学是思维的一种理性体系的程度上说,科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理论。”中国新的术语理论,将武装中国术语学派,而这个学派又将推进中国术语理论的建设。我们急切地期盼着世界第五个术语学派在中国诞生。     

从术语学角度看“生态环境建设”一词

拜读了沈国舫院士在《光明日报》上刊发的《“生态环境建设”一词使用不准确》一文,我想从术语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提出一些想法,供专家们讨论时参考。术语学是以术语为研究对象的综合学科。术语学理论认为,术语是指称某一专业学科领域内概念的语言符号。换句话说,术语背后一定有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沈文引述《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生态”“环境”等术语的定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它们应该看作是对这些术语的科学定义。这些定义与普通语文词典对这些词作为一般词语的解释是不完全一样的。与后者相比,科学定义应对被定义的对象提供更带有本质性的特征描述。当然,后者的解释即使不那么严密,不那么准确,也要保证在科学上是正确的。其次,术语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概念系统之中,它不会孤立地存在,它的科学定义总是受其他相关概念的制约。比如：“生态学”的定义就离不开“生物”“环境”以至“生态”等概念的定义。科学的术语系统是一环扣一环按严密的层次以及相互关系构建起来的。如果我们把“生态环境建设”当作一个严格的科学术语来看待,如果这一表述确实存在概念重复等问题,而且,它又“纯粹是‘国产’的,与国际上通用的术语不接轨”,那么,对这个术语词恐怕只能采取沈院士提出的第二种处理办法,即“干脆改变这个名词的称谓,顺应国际上通用的词汇”。不然,由于术语所具有的系统性特点,这一术语存在的问题,肯定会波及其他相关术语,产生连带的负面影响。如沈文所说,在国际交流的场合,对类似“ecological environment”这样的说法,虽经多次解释,外国专家还是不能接受。这与其说是用词习惯问题,还不如说是科学语言的准确性问题,术语使用的规范化、标准化问题。在这方面,应该把科学性、标准化放在第一位考虑。这应该是术语规范与统一的一个原则。无视这一原则,轻则会造成概念混乱,妨害学术交流,重则甚至会影响学科的发展。按我的理解,沈院士的文章主要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专业领域内术语的使用问题提出来的。若按第一种办法,即“承认约定俗成的原则,对中文名不作大的改动,但要对它的内涵作出明确的定义和解释,并提出要避免其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的认识偏差,然后寻找一组适当的外文对应词而不要硬译。”说不定会造成“名实不符”,“名不正则言不顺”,还可能给以后出现的相关术语的定名埋下隐患。不过,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也应该予以考虑。术语学的理论还告诉我们,术语虽然首先是科学的专用语言,但术语实际上又不可能完全与日常语言隔绝。特别是在当今时代,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的“接近”(approximasion)成了语言发展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当术语进入日常言语交际时,它又可能发生“非术语化”现象。这时,它就不再具有(或部分失去)原来严密的术语概念所包括的某些特征,至少是其意义不再那么严格地受术语系统的制约,与该系统的联系也随之衰减、淡化了。于是,对这类术语词的科学严密性的要求也会相应放宽。沈文中提到的黄秉维院士最早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词语的场合,与沈院士在国际同行学者之间的交流相比,其性质就有所不同。前者已经不能算是纯粹的学术性交流。本来,“生态”(ecology)是指“与生物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其中是包括“环境”因素的。但进入日常语言之后,按《现代汉语词典》对“生态”一词的解释,是“指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这与原来“生态”所指的“与生物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还是有差别的,至少把“相互关系”笼统地解释成一种“状态”就带有较大的模糊性。但这是用自然语言作为释义的元语言在所难免的。其次,把各种相互关系中占重要地位的与环境的关系,说成是“在一定环境下”也使环境因素在其中的分量弱化了。由于“生态”所包含的“环境”因素在语素上并没有体现,说不定“生态环境”的说法就是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为了突出“环境”因素而说出来的。这与黄院士头脑中原来有的科学概念已经发生了某些偏离,所以,他事后拿严格的科学概念衡量又觉得这一说法不妥。术语学理论还告诉我们,术语的规范与标准化应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本而有所区别。对那些起规定作用的文本,如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推荐术语的文件、专业辞书,以及对科学论文等具有严格学术性的文本,应该有更强制性的要求。而对另外的一般言语交际场合,一般的文本,规定只能具有某种弹性,其容许度要放宽。顺着这个思路,沈文中提到的“我国各类文献”是否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区分,以便区别对待？日常言语交际中术语使用的规范化,说到底,取决于一个民族总体文化科学素养水平。这个水平的提高应该成为一个长远努力的目标。     

也谈“喀斯特”

《中国科技术语》2007年第5期刊有黄润华的《漫话“喀斯特”一词》的文章。该文对“喀斯特”一词来自什么语言作了一些探源,读后很受启发。但是,当谈到汉语中的“喀斯特”这词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该文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喀斯特一词被世界地学界广泛使用,中国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也早已将其音译为喀斯特。”看来,“喀斯特”一词在汉语中的出现是比较早的,但是早到什么时候,文章没有说。     

术语命名中的隐喻

隐喻(metaphor)是自然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一直是修辞学(Rhetoric)研究的重要内容。例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个句子的意思是历史发展的轨迹就像车轮那样滚滚向前。这是一个隐喻。在这个隐喻中,用“车轮”这个概念来比喻“历史发展的轨迹”这个概念,“车轮”是我们熟悉的、比较具体直观的、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而“历史发展的轨迹”则是抽象的、不太容易理解的概念。通过“车轮”这样的隐喻,我们对于“历史发展的轨迹”这样比较抽象的、不太容易理解的概念获得了更加明确的、更加形象的认识。在修辞学中,隐喻作为一种“辞格”,一个完整的隐喻一般由“喻体”和“本体”构成,喻体通常是我们熟悉的、比较具体直观的、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些概念范畴,本体则是我们后来才认识的、抽象的、不太容易理解的概念范畴。在上面的例子中,“车轮”就是喻体,“历史发展的轨迹”就是本体。在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中,喻体叫做“始源域”(source domain),本体叫做“目标域”(target domain)。在上面的例子中,“车轮”就是始源域,“历史发展的轨迹”就是目标域。隐喻的认知力量就在于将始源域的图式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上,使人们通过始源域的图式结构,对于目标域得到更加清晰的认识。因此,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但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还是人的一种思维方式,隐喻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各种认知活动中。术语是人类科学知识在自然语言中的结晶,是人类认知活动的重要产物。因此,在术语中,当然也应当存在着隐喻。通过隐喻的“始源域”帮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目标域”,应当是术语命名的一种重要方式。下面,笔者以计算机科学中的术语为例子,来说明隐喻在术语命名中的作用。计算机科学中的“防火墙”(firewall)这个术语,就是使用隐喻命名的术语。它的始源域是指建筑物中用于防止火灾的墙;它的目标域是指置于因特网和用户设备之间的一种安全设施,通过识别和筛选,防火墙可以阻止外部未被授权的或具有潜在破坏性的访问。计算机科学中本来没有真实的具体的“防火墙”,通过“防火墙”这个始源域,人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理解“置于因特网和用户设备之间的一种安全设施”的这个抽象的概念范畴。计算机科学中的“病毒”(virus)这个术语,它的始源域是：比病菌更小的病原体,没有细胞结构,但有遗传、变异等生命特征,一般能通过阻挡细菌的过滤器,多用电子显微镜才能看见。而它的目标域则是：一种有害的、起破坏作用的程序。通过“病毒”这个始源域,人们可以认识到,一旦在计算机运行“病毒”这种程序,计算机就会像生物染上了病毒一样,给用户带来灾难。计算机科学中的“树”(tree)这个术语,它的始源域是：木本植物的通称。而它的目标域则是：计算机算法中表示结点之间的分支关系的一种非线性的结构。通过“树”这个始源域,人们可以把这种抽象的非线性结构想象成自然界中的树,从而对这个概念获得更加清晰的理解。在计算机科学中,像这样使用隐喻来命名的术语还很多,例如,“槽”“网络”“桌面”“回收站”等等。笔者曾在《现代术语学引论》中提出,术语的命名应当遵循准确性、单义性、系统性、语言的正确性、简明性、理据性、稳定性、能产性等原则。使用隐喻的方法来给术语命名,与这些原则是不是矛盾呢？笔者认为并不矛盾。因为隐喻是人类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在术语命名中当然也应该使用这样的思维方式,使用隐喻来给术语命名,不仅与这些原则不矛盾,而且能够更好地实现这些原则。前几年在讨论计算机科学中的“菜单”(menu)这个术语的时候,一些学者提出,计算机科学中的“菜单”这个术语中并没有“菜”,与事实不符,因此,他们强烈地反对使用“菜单”这个术语,主张使用“选单”来代替“菜单”,后来,学术界也大力推广“选单”而反对使用“菜单”。可是,在大多数计算机用户中,“菜单”仍然广为使用,而“选单”却很难推广。“菜单”(menu)这个术语的始源域是：记录经过烹调供下饭或下酒的蔬菜、鱼肉等的单子。而它的目标域则是：由若干可供选择的项目组成的表。在显示屏上显示出来的菜单,用户可以用光标来选择,就像人们在吃饭的时候点菜一样方便。使用隐喻方法命名的“菜单”这个术语,准确、鲜明、生动,符合术语的命名原则,所以它才为广大用户喜闻乐见,始终没有被学术界大力推广的“选单”这个术语所替代。这种情况说明,在术语的命名中,不能拒绝使用隐喻这种重要的方法。隐喻是人类重要的思维方式,在术语命名中不能避开这种重要的思维方式。     

被误解的科学术语

<正>许多科学术语被人们广泛应用在了日常生活中,可它们大部分几乎经常被误用,于是一些科学家出来,希望人们可以认识到存在的问题,科学、准确地理解这些科学术语。以下是十个最经常被人们误解的科学术语。1.证明物理学家肖恩·卡罗尔说:我认为在所有科学概念里,最被广泛误解的正是"证明"一词。它本身的科学定义是在遵从若干假设的条件下,得出某个结论所使用的逻辑论证——这可比口语中的     

生物机体的辯証法

研究生物机体的理論,对于解决现代生物学的主要任务,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也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恩格斯曾指出,有机体是把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结合为一个整体的高度的統一,生命——这是自动进行的化学过程,而生物組織具有主动的特性。在研究生物机体理論时,碰到了許多困难。辯証唯物主义者提出“生命”这个概念来克服这些困难。他們认为,在生命过程中,較簡单的运动形态(物理的、化学的)并不是消失了,而是被保留在較高级的、生物的物质运动形态当中。唯物辯証法在强調注意生物运动形态的特点、以及它同其他运动形态的继承性的联系时,克服了把生命特性簡单归結为个别原子或分手规律性的“机械论”,和把生物学本身的规律同在有机体内进行的物理、化学过程絕对割裂的“活力论”这两个极端。所有现代生物学証明:研究生命同物理的、化学的物质运动形态的联系是必要的。现代生物学为生物机体这个辯証的概念提供了丰富的实驗和理論的資料。生物体的外部形态、化学成分和细微的内部结构的稳定性,是由于生物机体和外     

也谈“喀斯特”

《中国科技术语》2007年第5期刊有黄润华的《漫话“喀斯特”一词》的文章。该文对“喀斯特”一词来自什么语言作了一些探源，读后很受启发。但是，当谈到汉语中的“喀斯特”这词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该文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喀斯特一词被世界地学界广泛使用，中国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也早已将其音译为喀斯特。”看来，“喀斯特”一词在汉语中的出现是比较早的，但是早到什么时候，文章没有说。     

发展我国的术语学研究——应在高等学校开设术语学课程

2002年第4期《科技术语研究》发表了中国科技名词代表团访问欧洲术语机构的专题报道,文章最后提到了代表团对今后中国术语工作的6条建议,其中第一条便是：“注意现代术语学理论与工作方法的教育与普及。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e-learning)的网络体系。”作为一名长期在高等学校工作且初涉术语学研究领域的教育工作者,笔者对这一建议举双手赞成。这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非常重要的建议。它完全符合“科教兴国”的方针,同时也体现了推进素质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教育理念,更是从根本上增强我国术语工作的内在实力的重大措施。本文提供一些相关情况及个人的认识,以期促进这一建议的早日落实。自古以来,伴随着科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总是要创造出一些用以确定并传达这些思想,首当其冲的是表述概念的专用词汇。从这一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史同时也就是语言的发展史。科学发展历程上的每一个成就与进步,也都要依靠语言,具体说是用词汇单位予以确立、表达、交流和加以巩固。因此,科学语言总是与科学本身同步发展的。古希腊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古希腊人的科学是统一的、不分学科的、“弥漫性”的科学,因此,如恩格斯所说,古希腊的哲学家同时又是自然科学家。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弥漫性”的科学才逐渐分离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至此,用来描写科学的专门词语,也就是现代所说的术语,才只用于某一学科范围内,为某一确定的学科服务。换句话说,不同的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就不易理解和使用该学科的专用语言。到了近代与现代,科学各学科的分工愈加细密,不同学科、专业间的语言隔膜也随之加深。难怪有人说,学习一门专业就是掌握一套专门的语言符号,即这个专业特有的术语系统。所幸的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了一门专门研究各学科术语的一般性问题及普遍性规律的学科,这就是术语学。它把本体科学、科学史与语言学等“三不管”的一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并且当作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果泛泛地用“语言”一词来指称科学语言,显得有些笼统,也有失准确。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布拉格语言小组的功能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把某些用于一定专门目的的语言看作是民族语言的一种功能变体,可以把它称作“亚语言”。如果说,语言是一个系统,那么这些“亚语言”就是较小的子系统,语言系统实际上是由若干子系统构成的。这种“亚语言”与人们的日常语言是有明显区别的,于是一个被称为“专用语言”的概念便出现了。英语国家采用languages for special purposes(LSP)来表达“术语”的概念,偶而也有人简称为special languages。德语国家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出现了Fachsprachen以及Wissenschaftssprachen。晚些时候,法语国家也频频使用Langues de spécialité。俄语则用язык для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целей—ЯСЦ来代表同一概念。最早提出使用科学语言(the language of science)概念的是英国学者瑟沃里(Th.Savory)。上个世纪50年代的科学语言、广告语言、大众传媒语言、技术语言等都是属于不同领域的专用语言,其中科学语言受到的关注尤多。专用语言与日常语言是属于自然语言的不同的子系统。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日常语言是第一性的,而专用语言是第二性的;日常语言的使用范围实际上没有限制,而各种专用语言的使用范围却是有限制的;日常语言是自发形成的,而专用语言的形成则有很大的自觉成分;日常语言是完全自然的,而专用语言则有人为的成分,如此等等。但日常语言与专用语言毕竟源出于同一种民族语言,因此,在形态、结构与句法等不同方面,它们又是不断地相互吸收、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的。术语可以看作是专用语言词汇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术语除了出现在专用语言中,也可能出现在日常交往语言中,但不管出现在哪里,它都作为专用语言的词汇单位行使自己的功能。专用语言的种种特点,使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然而,科学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仅仅具备了研究的对象还不足以建立一门学科。为此,还要有社会的需求,还要有自己的、而不是完全从其他学科借用来的研究方法,以及能够对相关领域的事实或现象作出解释的理论。1969年,在莫斯科大学召开了研讨“术语学在现代科学系统中的地位”的学术会议。在前30多年研究积累的成果的基础上,会议一致确认：术语学(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大约在同一时期,其他国家从事术语研究的学者,也产生了同样的认识。1975年,被公认为现代术语学奠基人的维斯特(E.Wüster)在西德的Lebende Sprachen杂志上撰文,论述了术语的实际工作、关于术语的一般学问,以及关于术语的个别学问的差别。1979年,在维斯特去世以后,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成员,包括费尔伯(H.Felber)等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他们把术语科学称作allgemeine Terminologielehre。而在法国和加拿大,也把la terminologie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专业。于是,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承认。相当长时期以来,英语里一直用terminology来表示“术语学”。但这个英语词本身还表示“某一学科的术语总汇”的意思。这自然会给这一术语的使用带来不便。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便开始使用the terminology science和die Terminologiewissenschaft来表示“术语学”,而俄语里则用термино ведение来取代同样是多义的терминология。20世纪60年代初,前苏联,首先在莫斯科印刷学院、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等院校开设了术语学的基础理论课程。60年代末,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高等院校也陆续开始讲授术语学。应该看到,把术语学纳入大学课程,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授课是这门学科进一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同时,它反过来对于巩固与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也有极大的推进作用。进入90年代,在美国、瑞士、丹麦、加拿大、德国、波兰等国,术语学已成为培训翻译人员、标准化工作人员、词典工作者的必修课。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前苏联先后出版了《术语·术语总汇·名称》(Tермин.mерминология.номенклатура—А.Хаютин,1972)、《术语学说的语言学原理》(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учения о терминах—Б.Головин,Р.Кобрин,1987)、《术语学引论》(Введение в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С.Гринев,1993)等多部主要用作教材的专著。而在加拿大,也有隆多的《术语学概论》(Introduction á La Terminologie—G.Roudeau,1981)问世。后来,国际术语信息中心又把费尔伯等人的其他著述作为教材推荐出版。英国也出版了皮切特与德拉斯考合著的《术语学引论》(Teminology：an Introduction—H.Picht,J.Draskau,1985)。在荷兰与波兰也有相应的术语学教科书问世。进入90年代,几部综观术语学发展历史的论著以及在术语发展史上有过较大影响的文章结集出版,其中有《俄苏术语学史》(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mермuоведения—В.Татаринов,1995)和奥地利的《术语学著述选粹》(Ausgewhlte Texte zur Terminologie—Hg.C.Laurén,H.Picht,1993)。这可以视为术语学走向成熟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在奥地利还出版了专门介绍俄国术语学的专著以及相关的文集。从以上所述关于术语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其实,在高校创办术语学课程的事,一些发达国家几十年前就已经做了。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急起直追。国外学者中有人把孔子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句话用作自己的术语学专著的篇首语。看来,在我国古代先哲博大深邃的思想宝库中也曾闪现过现代术语学的思想萌芽。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国人更深切体会到建立术语系统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建国以来,我国的术语工作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但综观我们的术语工作,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术语学理论研究大大滞后于术语的规范统一等应用性的实际工作,而理论的滞后不可避免地会给实际工作带来许多盲目性。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与术语学科的综合性、多学科交叉性不无关系。术语学不仅与语言学、逻辑学、哲学、控制论、系统方法论密不可分,同时,又离不开具体的专业门类。国外著名的术语学家早就不约而同地指出,术语学应是语言学工作者与科学工作者相互携手、齐心协力、共同开发的领域。《现代术语学引论》(冯志伟,1997,语文出版社)的作者即是从自然科学领域跨入术语学领域的具有开拓精神的学者。该书也具有很强的、阐述汉语术语特征的中国特色。2000年,由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中心提出的《俄国术语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已被列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第二批重大项目。目前,这一课题即将完成,这可以看作是语言学工作者向术语学领域迈进所作的一个可贵努力。他们的优势在于,具有坚实的外语基础与语言学功底,具有较为丰富的词典编纂经验,再加上有同样以语言学介入较深为特色的俄国术语研究的成果为依托,可能会给他们许多“偏得”。笔者注意到,本文开头所引用的专题报道中的表述是“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课程。”这可能意味着,即使产生了开设课程这一想法,还要经过论证、计划、筹备、协调等大量的细致的工作。我们期待这一切能早日付诸实施,并乐于为此尽一分绵薄之力。     

名词随笔（五） 也谈碳和炭

读《科技术语研究》1 999年第 4期载魏寿昆《关于“碳”“炭”二词的用法》和蒋文忠、蒋颖《“炭”和“碳”的区别问题》 ,遂有本文。我理解的“炭”字的用法如下 :①炭是普通词 ,不是化学术语。②炭是黑色燃料。这是炭字的主要词义。用作复合词词素的如木炭、煤炭、焦炭。古代的石炭现今称煤 ,而“煤炭”则是煤的双音节同义词 ,是现代汉语喜欢用双音节词才出现的 ,并非煤与其他炭的总称 ,“煤炭工业部”显然只管煤不管其他黑色燃料。单音节词“炭”通常只是木炭的简称 ,如烧炭、卖炭翁、炭窑、炭火、麸炭、炭盆、黑炭等中的词素“炭”都是…     

“母亲”术语用错了吗?——也析《宪法》中一款条文

《语文建设》曾刊登一文,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中“母亲”一词的使用提出了疑问——认为“母亲”一词使用不当,当修改为“妇女”。文章从语言学、术语学和法学视角,论证了该法条的确当性,并认为:《宪法》语言有其自身的法理精神。     

马克思和自然辩证法

由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组成的完整统一的新世界观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共同创立的。这一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曾经明确地说过:“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1],p. 13) 诚然,确立辩证自然观的工作主要是由恩格斯进行的。马克思早期在进行改造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时,总是同时结合进行着在政治、法律、经济等领域中创立唯物史观的工作。后来,他就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曾有过撰写专门的辩证法著作的愿望,他在1866年5月9日致约瑟夫·狄慈根的信中说:“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     

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范式"(paradigm)术语吗?

10年前，我发表了一篇论文《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不可通约的”术语吗？》。在那篇论文中，我对所提出的问题做了否定性的回答。因为爱因斯坦在1946年撰写、1949年发表的“自述”中，马赫在1905年出版的《认识与谬误》、可能在1895／1896年的系列讲演“探究的心理学和逻辑”中，都曾经在科学哲学的意义上使用了“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inkommensurabler）术语——先于库恩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本文，我拟通过手头的资料论证，库恩也不是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意义上首次使用“范式”（paradigm）术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