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它源于儒家思想,沿袭了两千多年。但在新中国这一制度却已作为封建糟粕被摒弃。本文从其合理性入手,重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下的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及其制度构建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在汉代以"亲亲得相首匿"的形式被正式确定。近年来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日渐升温,取得了诸多成果,尤其是对其与亲属拒证权所做的联合考察。但研究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比如论证理由不够充分,并且包含许多感性成分,同时对反对者的意见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拟梳理诸方争论焦点,指出恢复"亲亲相隐"的充分性和必要性,并就其当代构建提出自己的意见。     

亲亲相隐制度的批判与借鉴

亲亲相隐这一法律制度自春秋时既已初见端倪,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一存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人民的文化结晶却被视作糟粕给抛弃了,而在外国甚至我国台湾,香港地区这朵花却开得灿烂无比。对亲亲相隐,我们完全有必要分析其存在的合理性,取其精华,让其为我国的法律制度服务。     

论“亲亲相隐”的伦理意义与当代启示

亲亲相隐出自《论语》,对于孔子为何提倡亲亲相隐,学界有很多讨论,主要的观点有三种,第一种是从隐和证所带来的不同社会影响来阐释;第二种是从不同社会角色造成的道德冲突来阐释;第三种是从儒家主张成就伦理关系中的另一方来阐释。相较之下,第三种观点更加贴近儒家立场。亲亲相隐作为儒家的一个重要观点,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亲亲相隐的思考也会提高我们对儒家思想的理解。     

浅析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外法律传统中共有的一项制度。当代中国大陆法律抛弃了这一制度,而我国港澳台地区和西方国家的法律都将其继承下来。本文通过对中外亲亲相隐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进行考察,分析其理论基础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并探讨现代容隐权的构建。     

亲亲相隐制度的探讨

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曾在中国历史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国际上许多国家的法律中也有类似规定。现代刑法以宪法为基准,本着以事实为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摒弃了亲亲相隐,但这项制度依旧存在许多可借鉴之处,值得考量。     

论亲亲相隐制度的当代价值

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一项重要原则,其以儒家思想为支撑,特色在于对触犯法律后亲属之间的包庇行为采取宽容的态度。在当代,我们在摒弃其包含的封建落后内容同时,也应当注意其存在的合理价值及其他地区、国家相关立法例,以期找到对我国现代刑事法律的启示之处。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亲亲相隐"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法制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在当代中国的存在仍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故应对其予以重新分析和审视,实现其在当代法治建设中的创造性转换.     

传统道德现代转化的契机与路径——从悬赏举报与“亲亲相隐”的关系切入

逃犯高玉伦被其侄女婿扭送归案,在社会上引起热议,这与10年前学术界关于亲亲相隐的争论是相呼应的。在争论的背后有三个方面需要反思:首先,做好人并不意味着拒斥物质回报,当代德福一致的可能形态应该容纳动机与效果的双重考量;其次亲情伦理与国家法制的两难并没有因为后者的思辨与逻辑殊胜而水落石出,赞成亲亲相隐的努力恰好是传统道德现代转型的可能性证明与良好契机;最后,传统道德现代转型急切需要一场古今中西的真正对话,当代中外少数学人的努力已经为这种转化提供了参考。     

亲亲相隐原则的法理探析及其在当代中国命运之检讨

亲亲相隐在中国古代作为体现儒家思想、维护封建家长制统治的一项法律制度，在新中国已作为封建糟粕被摒弃。但从现代法治社会的眼光审视，其对社会最基本的人伦血缘关系的承认与关怀，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前瞻其在中国未来之命运，应在刑事立法中占有一席之地，它表现为一定的亲属间相互享有作证豁免特权，但必须对内容进行一定的整合。     

关于“亲亲互隐”的争论——从《论语·子路十三》与《欧绪弗洛篇》的比较谈起

当前中国的崛起是在西方普世价值的包围下的崛起,并且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的现在性崛起。因此,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争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关于＂亲亲互隐＂的争论无疑是最关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论语·子路十三》与《欧绪弗洛篇》的争论。本文拟关于这两个文本的比较争论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解析

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是两个不同含义的概念,不能将其混淆使用,但二者之间也是有联系的,存在着互为条件、彼此作用的有机统一关系。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对当今社会的经济发展、道德建设及制度建设都是不可或缺的。对这二者的概念和涵义作一界定,探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和道德建设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极大的现实意义。     

论我国古代作证豁免制度

我国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源远流长,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在《论语·子路》里曾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此后,我国各个朝代都不同程度的继承这个观点,使得作证豁免制度成为我国封建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项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制度。从现代社会法治角度来看,作证豁免制度是对社会最基本的人伦血缘关系的承认与关怀,是对人权的保护,仍具有存在的价值。本文从法制史角度,全面透视作证豁免制度全景,通过分析作证豁免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来阐述现行诉讼制度该如何吸收我国古代作证豁免制度。     

制度伦理何以可能——制度的伦理诉求

制度是依一定的程序由社会正式组织制定、颁布、实施的受到一定权力机构强力保障，具有管束、支配、调节作用的规范体系和运行机制的总和。一定的制度总是基于一定的制度伦理观构建起来的，其有效运行更是依赖于制度伦理的规范和约束，不管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还是文化制度皆是如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建设更具有根本性，而加强制度伦理研究是健全和完善制度建设的基础。     

制度伦理、 机构伦理与医学伦理实践范式的转变

 概述了整体伦理与制度伦理、 机构伦理的内涵。整体伦理是指一定时期、 一定范围内人们共同认可的伦理共识, 有赖于制度伦理的生成; 而制度伦理是伦理要求与实践的制度化与法律化的统一, 一般是由与制度相关的机构研究和制定的, 为机构提供合理的价值定位,是机构的灵魂。分析指出, 从个体德性向整体伦理的位势改变是当代伦理道德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 是伦理实践范式的重要转变。最后提出, 制度伦理与机构伦理是当前伦理理论研究和伦理实践中重要而又迫切的课题, 对医学伦理和生命高新技术伦理尤其重要。     

基于人性化视角的亲属免证权设立探索

本文从一则案例带给我们的启示入手,论述了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亲亲相隐＂制度回归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对其如何在现实中适用进行了探索。     

由克隆技术引起的伦理反思

分析了克隆技术的发展过程，论述了克隆技术在科学技术中的应用前景，并对其所引出的伦理、道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传统宗族伦理与古代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国古代创造了长期悠久的光辉历史文化，是和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和谐、稳定、凝聚、统一的条件分不开的。宗法制度和宗族伦理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文章论述传统宗族的孝友礼义、亲亲尊尊等伦理在构建古代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特点和影响，并探讨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     

浅析亲属作证的豁免权——及其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的体现

证人是诉讼活动中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但是在特殊情况下证人可以免除作证义务。免证特权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化解特定主体所持信息的保密性与其所负如实作证义务之间的矛盾，保护较实现诉讼目的更有价值的特殊社会关系和利益，本文讨论的就是亲属间作证义务的豁免。     

对我国当前消费观的伦理反思

改革开放后,随着消费水平的显著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消夤方式、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当前社会生话中的消费观存在的问题,揭示了消费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