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与明清小说研究——兼评刘云春《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

文化诗学是20世纪末美国学界兴起的对文学文本及文本生产展开双向阐释的理论研究方法。《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即是文化诗学方法论影响下的古典小说批评实践尝试，从文史互文、城市市民文化图景的呈现、文学的社会能量流转等视角，探讨了明清小说创作对历史叙事的超越。     

论文化与文学传统中的历史循环观

作为一种古老的历史认知方式,循环观在东西方文化与文学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传统.无论是东方思维模式下的儒道佛文化体系,还是西方思维模式下的社会历史理论,都有将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循环演化过程而不是线性进化过程的思想倾向.受这一文化传统的滋养,文学中的部分历史叙事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历史循环演变的悲观色彩,从而呈现出与历史进化论指导下的历史叙事相迥异的审美风貌.     

民生的法哲学之维——历史的视角

民生的出场是历史选择的产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围绕救亡图存进行了关于民本观念的民权化改造，意欲以民权改良或者变革近代中国，但其目的并没有实现。到了现代中国，已有的初步文化启蒙奠定了某种形式的民众根基，现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凭借初步民权观念，以民生为本，领导了现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初步成就。从民权信仰再到民生理念，是一种内在一致性的法理思维逻辑演绎。     

神话思维与转向"经验"的历史哲学

当代历史哲学正在经历着从"语言"到"经验"的转向.历史固然是具有文学和美学的性质的文本,但文本之下埋藏的是其经验根基.而神话思维所依托的,正是基于经验的感知逻辑.经验转向化解了"真实性"与"话语"之争,使得历史不仅在"史实"和"表述"的意义上可能是我们的神话,在"经验"的意义上更是如此.     

自由的绪论:伯林拒斥历史决定论的历史之维

伯林对历史领域的研究涵括了观念史和历史思想的研究,他的历史观主要围绕西方观念的发展变革而来,亦与他的多元主义思想和对决定论的拒斥相互一致;在构建历史观的过程中伯林把多元主义思想运用到历史中,认为文化的差别与人类是同时发生的。对于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责任日渐受之压制,伯林以对历史决定论的驳斥作为回应,以期将历史解释重新拉回到个体轨道之上。     

日本的神话历史与文化恋母

《古事记》、《日本书纪》中记载的神话历史可追溯到绳文时代的远古源头,当时的女神崇拜展示出日本独特的恋母文化之根。文章从考古资料中的女神土偶入手,结合日本从母系社会向父权社会过渡的史实,探讨日本神话中的母神原型,以及神话历史叙事中普遍呈现的女性中心世界,为日本文明特有的文化恋母现象找到源头和生成依据。     

文化文本的N级编码论——从“大传统”到“小传统”的整体解读方略

文学人类学的核心问题是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复杂关系。本文提出的N级编码理论,兼顾无文字时代的文化大传统与有文字时代的小传统,从文化表述的讨论,引入文化编码的讨论,以鹗女神和蛙女神崇拜的图像叙事为例,将史前期的文物和图像视为一级编码,汉字为二级编码,汉字书写的早期经典为三级编码,此后的相关主题写作,直到莫言的《蛙》,统称N级编码。提示N级编码理论对于打通古今中外文学研究的可操作性,尤其是如何通过新发现的大传统知识,重解小传统的文本。     

文学翻译与文化变形

文本植根于社会历史语境，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而翻译则是文化身份的再现，受制于源语、译语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东西方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影响了文学翻译的文化再现。在西方的叙事话语里，东方被塑造成了一个相对西方而存在的神秘落后、可供驯服的异国他乡。受这一虚构神话的影响，文学翻译中往往展现出一幅歪曲变形的东方形象，这体现了西方强势文化对东方弱势文化的歧视与压制。     

论舒芜在当代文学中的历史问题及其意义

20世纪50年代舒芜与“胡风集团案”的历史是非成为近年来学界的热门话题和学术“劫争”。避开史实诉讼、道德追问和人性检讨的研究路向，就当代文学具体的历史情景而言，舒芜及其文章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意味深长的典范文本，有着文学与文化的双重意义。它演绎了新中国在冷战思维下文学的一体化建制，昭示了转型期在特定的政治背景和时代氛围中文人的心理祈向，展现了建国初在意识形态的召唤下学者否定自我投身大众的思想改造历程。     

试论视觉文化境遇中的文学发展

视觉文化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是当前文艺学研究的前沿问题。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文学由文字叙事逐步转变为图像化叙事和视觉化叙事，以文学为主要的审美方式也逐步转变为以视像为主要的审美方式，作为阅读对象的文学文本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临着生存的困境与危机，分析当下文学的生存状况，探讨在视觉文化冲击下的文学发展策略对当下文学生存状态的改变以及文学的未来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当代文学的历史意识与未来关怀

如何进入和表现二十世纪中国波诡云谲的历史,这是体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意识、同时也关联着现实观的基本问题.以当代文学的乡土题材小说为主要对象,反思新时期以来文学表现出的历史意识,认为当代文学存在着一种以古代文化传统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市场经济传统压抑二十世纪革命传统的历史观,在此历史观支配下,文学会丧失基于时代发展的内在动力把握现实的品格.同时探讨了如何在着眼于关怀未来的视野下发挥文学重塑世道人心之功能的问题.     

论《史记》历史叙事的文学性特点

以文学的视角审视《史记》的历史叙事,分析了《史记》历史叙事的文学品格,概括了《史记》历史叙事五个方面的文学性特点:故事性、虚饰性、抒情性、多层面性、通俗性。认为叙事是记述性作品写作必不可少的手法,但不同的作品其叙事又有着不同的品格,历史著作是历史品格的叙事,文学作品是文学品格的叙事。     

数学史研究的“大历史观”

"大历史观"是一种整合内、外史的历史叙事模式.数学史研究受哲学、历史学、科学哲学、数学哲学、科学史等学科"文化转向"的重要影响,也呈现出"文化转向"的趋势."大历史观"映照下的数学史研究应基于"温和的相对主义",在若干研究问题和方法的正反两方面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适当的平衡.     

中国的神话历史——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

神话在今日学科体制中归属于文学是一个大错误。因为神话概念远大于文学。神话作为初民智慧的表述,代表着文化的基因。后世出现的文、史、哲等学科划分都不足以涵盖整体性的神话。作为神圣叙事的神话与史前宗教信仰和仪式活动共生,是文史哲的共同源头。中国早期历史具有“神话历史”的鲜明特点。文学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的会通视角,是重新进入华夏文明传统,重新理解中国神话历史的门径。从《尚书》《春秋》到《周礼》《说文解字》,古代经典体现着神话思维编码的统一逻辑。参照玉神话与圣人神话的八千年传承,呼吁学界从文学视野的“中国神话”转到文化整体视野的“神话中国”。     

暧昧的身体 荒谬的体验——对卫慧作品的后现代解读

若用后现代哲学解读卫慧作品,身体不过是前意识层面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性行为体现了一种特别的性欲意向,一种爱欲知觉。从存在论意义上来说,性关系是一个身体寻找另一个身体、以确认人与人的共在关系。卫慧的身体叙事文本,完成了新时期文学由“宏大叙事”到“个体叙事”再到“身体叙事”的叙事革命,在100年内实现了中国女性由个性解放到身体解放的现代神话。但由于远离我国当下的文化语境,不可避免地遭到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的围剿与唾弃。     

作为叙事的族群文化文本

文章阐述的是文学与族群叙事的关系。以玛丽·Molek和伊凡·Molek来阐明在美国的斯洛文尼亚民族文化如何被文学表述。文本透露出的有关民族文化的人类学信息,只能通过间接方式获取,除非这些信息是在作品纯现实的章节中呈现。     

米兰·昆德拉的隐喻式叙事

隐喻本身是文学的一个内在特性,因此隐喻式的叙事是文化诗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隐喻存在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诗学之中,而这些也表现出了米兰·昆德拉人生观念和思考态度。本文对其小说文本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且从深层意义上论述了米兰·昆德拉的隐喻式叙事。     

对文革成因的文化批判——读李锐的《无风之树》与《万里无云》

神话的统治力和威摄力结束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理性思维的成熟,洞穿了神话的幻想性和虚构性,消解了它在社会实践领域里对人们的制约。但是,当理性的穿透力仅为少数知识者所有的时候,当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还没有从落后的文化积习中摆脱出来的时候,神话很容易冲破理性的限制而进入到社会实践层面。我国文革时期狂热的领袖崇拜,英雄崇拜等现象,就是神话向实践领域里的扩张和进入,这种进入,使文革成为本世纪最为浩大的一次神话活动。 神话,如果仅仅做为由想象和幻想构制出的一段故事,保留在文本形式之中,它是生动和美丽的。然     

当代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文化意识反思

本文由政治的外在要求深入到作家创作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层面探讨一体化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原因.缘之于中国传统文化主宰脉系的儒家思想约束个体而崇拜圣道所形成的艺术思维特征,作为民族的文化心理积淀,在建国之初政治意识强化的时代特有环境下,归属到了服务政治的文学观念上,转化为一种极富时代特征的政治文学的价值观念.它所形成的作家众心归一的创作凝聚力,使主流文学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较为坚实的一体化发展基础.具体分析诗歌、戏剧、散文和小说创作还可以得知,传统文化精神对创作的一体化的自觉维护意识,还表现于思维模式的群体性特征上.它在作家的人生选择时直接与具体政治层面的功利意识连在一起,从不同向度上促进和强固着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体化特征.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后现代文化的差异

作为非主流的边缘化文学存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化在主体观念、叙事方式和接受空间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影响着它在新的时代环境中融入中华文化整体格局又保持自己文化特点的基本方式。认识这种差异,对探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规律,繁荣中华多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