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近代科学家形象的构建

中国科学社1915年创办的《科学》是中国近代传播科学技术的重要阵地。《科学》尤为关注科学家,通过传记、轶闻、评论等形式对科学家进行介绍,构建了聪明、勤奋刻苦、热爱科学和科学真理的科学家形象。《科学》中科学家的描述力求客观、准确,并通过生活逸闻趣事对科学家形象进行补充,介绍的科学家以国外为主,但是对中国科学家也有所关注。《科学》对科学家形象的构建,有利于传播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提高民众科学素养,同时对于提升中国近代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学术关注

在21世纪中国的学术创新、文化建设中,<自然辩证法通讯>可在诸多方面上充分发挥其学术及社会功能.其中之一即是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学术关注.     

以千年看百年——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为真正理解科学的意义及其未来前途，必须了解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虽然这种认识早已成为业内学者甚至社会的一种共识，但有关科学与社会研究迄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分析框架。本文尝试也提出一个基于文化进化观的分析框架，并在一千年来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与社会的讨论基础上评论了20世纪中国的情况。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没有现代民主制度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繁荣，没有现代市场制度就不可能有技术的进步，不能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作出应有的贡献就难以立足世界民族之林。     

西方科学哲学的新趋向——最近几十年来的科学哲学(1951—现在)

本评述了西方科学哲学中从经验论到新经验论和反经验论观点,以及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情况。     

世俗社会环境中的宗教反弹--关于科学与宗教问题的一种实用主义哲学分析

宗教、科学理性和世俗化趋势之间具有动态的、多样性的联系.世俗化的出现并非单纯地"击溃"了宗教,而是招致了宗教在多样性文化情境内以各种方式复活.宗教对于人的本性和人类社会是更为基本的活动,它有非常强的适应性和适度灵活性.实用主义探究理论既塑造作为探究样式的科学,又架构作为探究类型的宗教理论之翼.在允许宽泛地适用于具体探究的各种方法分歧的同时,它也以相同的方式建构科学和神学的理性.     

默顿命题的理论贡献--兼论科学与宗教的统一性

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在宗教及其与科学的关系上进行"解蔽",应当从根本上弄清宗教的真正含义、社会作用,以及它与科学的关系,以期端正对待宗教的态度,充分而正确地发挥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重温"默顿命题"、了解有关争论,领略其理论意义,当是大有益的.     

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看乾隆时期官方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太度

政府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国家科技发展。本文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收有关西方科技方面书籍情况，研讨了清初政府对世界（西方）科技发展的态度，以此分析明清之际，中国科技落后之原因。     

科学与宗教的类比何以可能?——评布鲁尔对强纲领的论证

布鲁尔为捍卫强纲领而进行科学与宗教的类比论证。类比的第一阶段是对科学的涂尔干式探讨,效仿宗教将科学知识归为意识形态以解构其神圣性。第二阶段则援引图宾根教会史学学派的经验,并驳斥劳丹的科学思想史说明模式。面对论证引发的质疑,不仅需要尝试性回应,更应分析论证的内在逻辑。总体而言,布鲁尔的论证完整性有余而完善性不足。     

国家需要、部门利益与科学家自主性的调适--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筹建与初期发展为中心的探讨

1953年，中国科学院从事化学研究的第5个机构——化学研究所——在北京酝酿筹建；3年以后，各项工作开始正常运行。在筹建过程中，功能不同的群体——科学家与科学管理者——之间、利益不同的群体——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各种认识、主张不断斗争、不断协调，直至最终取得某种平衡。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利用极其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为建立一个与新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新的科研体制所作的尝试。     

康熙时代西方数学在宫廷的传播--以安多和《算法纂要总纲》的编纂为例

考察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AntoineThomas，1644—1709)在康熙宫廷所从事的数学活动，通过对比，证明《算法纂要总纲》是在他的拉丁文著作《数学纲要》(Synopsis Mathematics，1685)的基础上编译的，此译稿部分内容后来被纳入《数理精蕴》；对现存《算法纂要总纲》的各种版本进行了比较，希冀对康熙时代西方数学的传播有更清晰的认识。     

美国科学家对上帝存在的否认

自20世纪开始以来，美国科学家信仰宗教的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出现了一些令人关注的特点，尤其是宗教信仰者与无神论者之间的争论日趋激烈。而这些变化、特点和争论已初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对宗教信仰立场的一个观点的正确性：“上帝在信仰他的自然科学家那里得到的待遇比任何地方得到的都坏。”     

谈谈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的几个原则问题

外国自然科学家姓名的译法,和外国人名一样,原则上应是音译。原因比较简单,这是由于姓名是供人称呼,只要用一定的音表达出来就行了。但是事实上,外国人名中个别的词是有一定含义的,如表示辈分(代的顺序)的,长幼的,爵号的,等等。同时我国汉字又是绝大多数表意的,译名时不可能全用非表意的汉字,结果,译者的目的虽然是音译,而事实上往往被理解为一定程度表意的。况且我国与外国自然科学的交流已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有的外国自然科学家且早已到我国来访,甚至有的长期参加工作,因而对他们的译名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有许多已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了。当然,有的尚未达到一定程度的规范化(或标准化),只可以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名称。又因为有许多非英美国家的人名常常通过第三国文字(一般用英文或日文)转译为汉文,也有一定程度的走样,因而翻译界提出了名从主人的原则。此外,在翻译时,原则上以音译为主,但偶而采用意译、形译或混合译法也是有的。所以人名的译法方法很多,而科学家虽只占一般人名中的一小部分,但译法也是五花八门,样样俱全的了。我对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的看法是：首先要把已定形且已普遍沿用的汉名,如牛顿、居里、爱迪生……等,划为约定俗成类,予以肯定,同时希望以后不再有名词列入此类中。至于不符名从主人原则的少数译名,也可归入此类。今后要译外国自然科学家的名,要先了解其原名,实现“名从主人”,然后才予翻译。翻译的原则是音译法,而且是同名同译。不过,过去已经有了译名的,怎么办？我的看法是：已有而不符新规定的译名作为约定俗成,对第二个人就要新译(音译),这是参照外国地名的译法而提出来的。例如英国的Cambridge已译为“剑桥”,而美国的Cambridge则译为“坎布里奇”。当然,这一方法可能会出现例外。假使第一个人名译名后若干年又出现他的亲属,怎么办？是否译为异名,值得考虑。对于这一情况,我看把旁系亲属译为异名未始不可,至于直系亲属,仍以译为同名为宜。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原则上采用音译法,但对于日本人名,只要这位科学家原名有汉字的,就要采用形译法,即搬过来用就行了。但少数日本人以汉字为姓、日文假名为名,这些人的名只可以音译了。这一方法还可适用于以日造汉字为姓名的科学家,译名时不必另造汉字。这样一来,日本科学家的译名会出现汉字形译(搬用)和音译混合的形式,但因为日本人名本身就有汉字和日文假名混合的形式,所以对我们的混合译法是无可非议的了。采用音译法时,我想原则上要按文种列译音表,但表中对某些字母不同的几种发音,则要按发音情况而分别译出,并予注明。表中的汉字要尽量采用常用汉字,但要避免用具有普通含义而又便于搭配的字,例如Handel不要译为“汉的儿”。此外,不可用古汉字,不创新汉字,也要避免使用近期内新造科技用字,如“氧”、“焓”…等。采用音译法,有一个最易出现的难题,即多少个汉字与一个外文音节相对应。汉文是简单的单音节字,而外文一个音节往往在简单音节上增加一个或几个辅音。对于后者,有人主张尽量增加音节而译成汉字,但也有人主张尽量删去不译。我看原则上在辅音字母数较多而发音很低(不重要)的音则予删去,例如气象学家Hildebrandson希尔德布兰德逊,其中有加重点(.)的字(字母)可以略去不译。最后,希望大家本着互相谦让的原则,对自己熟悉的译名又有愿予割爱的精神,共同把协调工作搞得更好。     

亦谈“科学”为何取代了“格致”

英文"science"最初的含义是知识或学问,进入十九世纪后用来特指自然科学,实证主义兴起之后又开始用来泛指基于数学分析和经验研究的一切学问。在作为"science"译语的"科学"由日本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主要用"格致"来对译"science"。这样,"格致"除继续指代与"正心"、"诚意"相关联的修身、明德方法之外,还被用来指称自然哲学、自然科学以及物理学等。当"science"在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下演变成泛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之后,要不要扩大"格致"的解释范围以适应"science"概念的演变便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结果是熟悉西方科学发展情况的严复和梁启超都选择了"科学"。于是,放弃语义多歧的"格致",选用"科学"便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社会潮流。     

概率论缘何没有起源于中国——基于赌博史的中西方考察

概率论在17世纪中叶起源于西方机会性赌博活动,有久远赌博历史的中国与概率论创立无缘,主要在于中西方赌博的目的、种类,对待赌博的态度、看待赌博结果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是对概率论缘何首先在西方而非中国起源的最好解释。概率论远滞后赌博起源是受其社会文化、道德及计算技术等因素的制约。     

Mathematics and the Mind of God

Mathematics and the Mind of God is the synopsis of a leture held at a symposium under this title at the 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in 1995. It takes a critical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suggestion that there is a shortcut from the exact sciences to theology. It is true that mathematics is the pure form in which the exactness of these sciences can be expresse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it, however, the structurability of our world of experience, is not expressible in mathematical form. It belongs to the subject matter of metaphysics, in the sense of rational relation of principles. Mystical experience and theological reflection are even beyond the realm of metaphysics, because they claim to transcend natural human reason. Jumping directly from science to theology therefore gives rise to many misunderstandings which are detrimental to both.     

《人民日报》中的科学家形象研究

本文根据科学家形象的概念及操作化、研究问题以及对相关理论的研究,结合《人民日报》报道文章的特点,确定了科学家形象四个方面的测量体系:科学家人性特征、科学家的外在特征、科学家的职业特征和科学家的背景特征。运用内容分析方法研究《人民日报》中科学家形象特点、并且对《人民日报》中的科学家形象构建进行反思。     

近五年来中国现代科学家研究述评

科学家研究是中国现代科技史研究的进路和重要内容。本文以近五年来六种期刊发表的科学家研究论文为例,对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做简单述评,并认为应该加强科学思想史的研究。     

政府决策中科学家的学术不端及治理对策

科学家参与政府决策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学家在政府决策中的参与度逐步提高,在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参与政府决策过程中,科学家的学术不端行为频繁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决策的科学性。应通过健全科研诚信机制、完善科学咨询制度、引入公众参与、重构以责任为核心的科学"理想主义"等措施,提高科学家参与政府决策的有序性和规范性,才能真正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合理化。     

The God Concept: Aristotle and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Before beginning a paper on metaphysics, it is wise to acknowledge the paper’s own “metaphysical” assumptions. In what follows, we must bear in mind that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s as interpretively diverse as it is long. We will begin with the premise that Metaphysics is indeed a foundational science. We will posit that Aristotle’s corpus is unified; that is, that Aristotle can be read as a “systematic” philosopher. Moreover, we will assume that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s itself a unity. If we posit such, “philosophy” can be read as a comprehensible continuity: a certainly contestable position. We must bear in mind that similitude is decidedly not identity; however, similitude does imply a certain conceptual correlation, one which, when pressed, may yield interesting, if not unexpected, results. Thus, we will travel at lightning speed through what took a snail’s pace to develop, “mapping,” so to speak, the structure of the unmoved mover of Aristotle’s Metaphysics (1941) onto th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divisions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We will begin with Aristotle himself in the Ancient period, move to Averroes (the Ibn-Rushd of this paper) in the Medieval period, focus on Descartes and Spinoza as Modern thinkers and, finally, end in Heidegger and Sartre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This is philosophy with a capital “P,” which may or may not be the reader’s preferred position, let alone the writer’s. But, for our purposes here, it is, nonetheless, inevi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