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官吏的致仕制度

我国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官吏致仕的现象，西汉时期官吏致仕制度正式形成。致仕制度既是汉代官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养老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汉代官吏致仕的主要原因是高龄导致的身体状况不佳。汉代官吏致仕，形式上是主动退休，实质上是在礼俗和制度约束下的被动退休。汉代官员致仕后回家养老的基本费用得到保障，保证其晚年生活无后顾之忧；而且很多官员受到政治礼遇，可以继续发挥余热。汉代官吏致仕后死亡时也享有一定的丧葬待遇。     

唐代官吏致仕与国家政治之关系

官吏年老退休，我国古代称为“致仕’。即“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1]“还禄位于君”[2]商代王朝元老伊尹“复政厥辟，将告归”[3]是我国官吏致仕见诸史籍的最早记载。从西周的“大夫七十而致仕”[4]到秦国范睢请归相印，我国致仕制渐具雏形。到了西汉官吏凡年达七十或耳目不聪、手脚不灵者，即准致仕[5]。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下诏：“天下吏比三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二分故禄，所一与之，终其身”[6]致仕制开始形成。然而，我国的致仕制虽滥觞于商周，但自秦汉魏晋南北朝以来却一直步履蹒跚，发展缓慢，充满随意性，始终未成定制…     

向曾国藩学习如何打造企业智力资源库

曾国藩的智囊团 曾国藩出身农家，资质并非上佳，但几乎以一己之力平定太平天国，封侯拜相，位极人臣，成为“中兴第一名臣”，其后更是直接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等等领域都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对其更是推崇备至，     

曾国藩对非湘系官员的不同措施

曾国藩能赢得镇压太平天国的最后胜利,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善于协调与同僚的关系。但由于政治思想和集团利益不同,也存在一些与曾国藩有矛盾且对峙的官员,曾国藩采取多种手段,妥善处理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试析曾国藩人才思想与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成功的“管理”者,其历史功绩世人皆知,曾国藩一生政治军事生涯中,其“人才”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本文从重人、量人、用人、举人、育人、知人（相人）等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曾国藩人才的思想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借鉴作用。     

试析曾国藩人才思想与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成功的“管理”者，其历史功绩世人皆知，曾国藩一生政治军事生涯中，其“人才”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本文从重人、量人、用人、举人、育人、知人(相人)等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曾国藩人才的思想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借鉴作用。     

曾国藩的生命观研究

曾国藩的生命观受到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加上其仕宦经历与家人亲友际遇,使得曾国藩看淡个体生死,超越世俗物质享受,专注精神追求,追求家族功业长盛不衰和立德立言三不朽。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

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自成体系,颇具特色。从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内容和渊源来剖析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     

谁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引领者——评《人文双峰影响百年——对曾国藩现象的文化解读》

湘军首领曾国藩是清朝著名的中兴名臣,他对延续清王朝的命脉.乃至对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任何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所谓过犹不及.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应该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准则,过度地拔高和过度地贬低其地位和作用都不是严肃的治学态度.当下学术界就有一种过度拔高曾国藩的地位和作用的倾向,<湘声报>2007年1月29日刊载的<人文双峰影响百年——对曾国藩现象的文化解读>一文,提出."近现代湖南能引领中国,这其中与曾氏不无关系.可以说,曾国藩影响了湖南,湖南影响了全国"、"曾国藩不仅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也是现代文化的创造者"的评价就有过分拔高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换一种眼光再阅历史——读唐浩明长篇小说《曾国藩》

继姚雪垠《李自成》这部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奠基作之后,进入新时期以来,历史小说成为创作的持续热点,成为当代文学大观园里最有实绩的品类之一,而唐浩明的《曾国藩》无疑是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之一.历史学家、小说家唐浩明以“人”的观点再现曾国藩,用文化衣钵剖析曾国藩十分丰蕴、有着巨大可垦性的一生.以儒家思想为端点,将曾国藩置于“为酬君恩”、“为兴家族”、“徐图自强”的三维坐标中,通过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的撞击,对曾国藩进行了一次全新的认识和评价.此外,本文还就唐浩明小说来撷众多的分切小镜头,在复杂矛盾冲突中突出文化与人的制约关系,以及细节刻画、个性渲染等艺术表现手法作了评析.     

缠绵萦系欲说还休——归有光的科举情结

归有光以卓越的成就赢得了“明文第一”的至尊地位，但其一生科举之路坎坷，归有光以自身曲折的科举考试经历和深厚的学养，指斥了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有着当时人无法企及的远见卓识；然而穷其一生，却又深陷科场不能自拔，对科举取士，始终缠绵萦系，欲说还休，有着深厚的科举情结。     

罗斯福放弃印度支那托管计划原因新探

二战期间，罗斯福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要托管印度支那，但是最终在其去世之前放弃了托管印度支那的构想。罗斯福放弃托管计划英法等国以及罗斯福政府内部的反对是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罗斯福总统的不作为，他没有为推行其计划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制订可行的方案。     

《我们》的现代主义创作特色

叶·扎米亚京(1884-1937)是俄国白银时代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作家,也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作家。创作初期,他受到过评论界的高度赞赏,但自从代表作《我们》(1921年)问世后,作品被禁,作家也遭到恶毒攻击。笔者站在当代读者的立场,从创作特色层面,尝试解读小说创作的三维概念与现代主义特色。     

公法抑或虚礼:试论曾纪泽的公法观

曾纪泽对公法态度的充满矛盾,由高度推崇到多有保留,其转折点恰是在他准备中俄修约谈判期间。中俄修约期间及其以后,曾纪泽虽同样未曾放弃利用公法维护国家权利的努力,却很少再提及公法对包含中国在内处于劣势的亚洲国家的适用性。究其原因,一是他对公法自身困境的认识;二是他所处时代中国处理周边国家的朝贡体系尚未全面解体,他对包含律法在内的中国文化还持有信心。     

慷慨悲歌传百世 爱国情怀耀千古——晚清风云变幻与爱国词人文廷式的爱国词及爱国思想

晚清著名词人文廷式的词真实地反映了晚清社会的历史巨变,以其振聋发聩之势光耀词坛,词中深沉的爱国情怀与自身的怀才不遇融为一体,完整地记录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一心为国却报国无门的心路历程。     

论沈从文文学批评方式的流变及原因

沈从文自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创作并发表评论,到三四十年代日趋成熟。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与社会现实的变化,使他的欣赏心态发生了变换,从而带来了审美趣味的转变,直接导致其批评方式随之发生相应的流变。而沈从文善于感受和体验作品情感内容的敏锐艺术直觉以及他自身创作心境的变更更是导致他批评方式发生明显转变的根本性的深层原因。当现实社会与时代特征作为不可逆转的外界因素给以沈从文无法摆脱的巨大压力、在不可承受生命之重时,晚年的沈从文在无奈之中放弃了他所挚爱的创作与批评,归于平静。     

元末名臣苏天爵为官操行溯源

元末名臣苏天爵一生为官清正廉洁、不畏强权、严于执法、勤政爱民，具有极高的为官操行。在当时有“苏青天”之美誉。而其之所以具备这些优秀品质，一方面源于严格家教下儒家文化对他的浓厚熏陶；另一方面源于祖辈们尤其是父亲苏志道的榜样示范效应。     

依附与挣脱:鲁迅小说体式创新研究

鲁迅为后人提供了小说体式创新的范本,他颠覆传统也超越自我,创造经典又拆解经典。在关于小说体式的广泛实验中,他深入地探究了小说与故事的关系,以及故事与传统的勾连。对鲁迅小说体式创新的考察无疑能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个文体家的价值,尤其是感受他那以最为自由之手笔创造崭新的小说形式的心灵探险。     

苦难不应成为乡土文学的窠臼--兼谈阎连科小说创作的转型

乡土文学创作日益陶醉于苦难叙事,其本质是作家对现实矛盾的技巧性躲避。阎连科的创作曾一度迷恋狂想中无望的乡村苦难,《受活》则显示了些许危机消解的转型。对乡土中国的困境与残缺生活展开极端描写的背后,呈现的是作家面对这个时代内心的荒凉。进入批评家的视野并且满足商业化要求的欲望在日益压榨着作家的心灵空间,在文学上表现为一种冷漠的美学征兆。阎连科小说创作的转型表明,作家不应放弃对人生的希望和对世界的敬意,从而走出对苦难失真造作的阴影。     

试论韦拔群对中国农民运动的贡献

韦拔群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独特的个性品质：他出生在富商家庭,但幼年对广大贫苦农民就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愤世嫉俗,有强烈的革命叛逆精神;他毁家也要革命,很早就知道暴力对革命成功的重要性;他痛恨腐朽的政治,很早对革命就有主见性。这四种品质决定了他在农民运动中独特的历史贡献：他是我国农民运动第一人,通过＂同志会＂为农民主持正义;他创建农民自卫军,并三打东兰县城,揭开了右江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他举办广西最早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被中共中央称为广西的＂彭湃＂;他与邓小平一起领导百色起义,并为起义军提供了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他面对重兵＂围剿＂,灵活地将队伍化整为零,继续开展游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