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时期的儒道互补

自汉代以来，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中，先秦文化的诸家中只有儒、道两家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由于儒道两家的思想存在差异，而其思想又都对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是以儒、道互补为其基本格局，而这种儒、道互补在魏晋时期的玄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儒法互补"与儒学的包容性——试析李锦全教授的"儒法互补"思想

李锦全教授认为,在先秦诸子中,法家是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儒家强调道德自觉,而法家则倚靠法令的强制。儒法互补的结合点在于礼法相通和刑德并用,其社会背景则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央集权国家;从思想的内在理路来看,儒法互补同儒学的包容性具有内在关联。从儒法互补的历史看,荀子应当算是儒法互补的前辈,但董仲舒实际上是进行儒法互补工作的儒学大师。而宋明理学如二程,更是寓教化于刑罚之中。     

李泽厚“儒道互补”论探析

李泽厚的“儒道互补”论不能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儒家和道家的相互补充，而是主要指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补充。“儒道互补”的理论前提是“巫史传统”，互补的关键则是“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依据对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道家居于儒家的补充地位，但这种补充使儒家获得了提升。李泽厚从自身思想体系出发审视道家，其结果是以儒家作为去取道家思想的标准，导致道家的价值实际体现为对儒家的补偏救弊，从而忽视了道家思想本身的意义。     

传统文化视野下的生命价值观及其现代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儒、道、佛三家。儒家文化是入世的,主张通过道德完善,完成理想抱负来实现生命价值。道家文化是避世的,主张＂无为＂之为,＂无用＂之用,生命之价值就是＂道＂和＂自然＂的价值。佛家文化从出世中寻求入世的价值,认为生命的价值体现于它轮回的整个过程之中。这是对儒道生命价值学说的交融和超越。五四运动的文化洗礼造成了传统生命价值观的深刻变化。后现代化时代构建的生命价值观必须坚持四个方面的方法论指导。     

冯友兰“新理学”中“理”的特点

新理学的理是接着中国儒道的宇宙本体论讲的,它不可能不受这个儒道互补的哲学传统的影响。冯友兰受到过西方新实在论完备的逻辑方法训练,他讲理的宇宙本体意义不可能不更新儒道互补的哲学传统。所以,他只能接着宋明道学中的程朱理学讲,而程朱理学已经是中国哲学中的儒道互补在宇宙本体论方面的一种历史性成果。     

沧桑人世的温情抚慰——汪曾祺小说内在情感和文化底蕴剖析

汪曾祺的小说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作品的内在情感尽管有忧伤、嘲谑的成分 ,但总体上是以欢乐为底色的。汪曾祺深受传统文化熏陶 ,小说的文化精神是源于道、儒、墨家的三重组合 ,而又以道家为底蕴。在表现小知识分子类型的人物时 ,呈现道儒互补的精神结构 ;在表现劳动者类型的人物时 ,则呈现为道墨相合的精神结构。     

阿城的文化之根--对儒道精神的探寻

阿城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觉追求的作家.他的文化寻根体现了对传统文化中儒道精神的探寻.这种探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作时渗入了儒家思想;二是作品中体现了儒道精神;三是作品风格融入了道家风范.     

论古希腊竞技体育精神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矫弊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体现了古圣先贤的无穷智慧。但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的积淀也使之毒瘤相伴，若不能矫治，则必将影响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以文化强国为重要支撑的“中国梦”的实现。而具有超然、开放胸襟和乐观心态、追求神性等特点，诞生于古希腊的体育文化精神—追求公正、平等，具有矫治专制文化弊病的作用，能更好地恢复中华传统文化的本然性，塑造中华民族新的精神体系，为实现中国梦打造新的精神武器。     

试论张九龄的神道观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多层次复杂内容的开放动态系统。自汉唐以来,逐渐形成儒、释(佛)、道“三教互补”的格局。古代有成就的思想家、政治家与文学家,大都涉足过三教之学,出入于三教之间,不同程度受到三教的影响。这正是我国传统文化在中外多民族、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张九龄的神道观,清晰地体现了三教兼容并蓄、相互为用的自觉意识,并较早地进     

贾谊骚体赋对屈原“悲世之风”的解读

贾谊因赴湘在空间上开始了中国大一统政治局面贬谪士人精神苦境的历程,与屈原的不期相遇,开启了士人吊屈、悲屈之风。他对屈原的解读,不仅是儒道思想的交锋、融合,更是他对屈原“悲世之风”继承之后的解脱。同时,楚文化在沉寂百年之后因贾谊而再度兴起,并超越历史空间的局限,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渊源与文化传统。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在晋商大院中的体现——以乔家大院和渠家大院为例

通过对比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晋商大院,从封建礼教、儒家思想、风水理论、民俗民风等多方面入手,深入剖析中国传统文化在其表面形式、格局以及艺术、技术工艺中的体现,阐明北方民居建筑体系在不同外观之中所蕴涵的内在核心——传统文化思想之一致,以及那个时代商人、士大夫普遍的“儒贾相通、义利相通“文化观念和“实利主义“的价值取向。     

“政治惊扰”与“市场窄化”：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型的结构性困境——基于钧窑历史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二）

＂政治惊扰-市场窄化＂的逻辑或机制,深刻地渗透、贯穿于整个传统文化产业体系之中,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型的结构性障碍或困境。以＂政治惊扰-市场窄化＂的概念框架研究钧窑创烧以降到1970年代末市场化转型前后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政治、市场对钧瓷技艺、手工艺人及整个钧瓷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性挤压,也能感受到其强大的正面积极功用。只有通过对更多＂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换个案的充分＂经验分析＂,才能从学术理论角度更恰当地定位＂政治惊扰＂和＂市场窄化＂的适切边界,并使其成为革故鼎新的现代化动力源泉。     

“政治惊扰”与“市场窄化”：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型的结构性困境——基于钧窑历史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

“政治惊扰-市场窄化”的逻辑或机制,深刻地渗透、贯穿于整个传统文化产业体系之中,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型的结构性障碍或困境。以“政治惊扰一市场窄化”的概念框架研究钧窑创烧以降到1970年代末市场化转型前后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政治、市场对钧瓷技艺、手工艺人及整个钧瓷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性挤压,也能感受到其强大的正面积极功用。只有通过更多“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换个案的充分“经验分析”,才能从学术理论角度更恰切地定位“政治惊扰”和“市场窄化”的适切边界,并使其成为革故鼎新的现代性动力源泉。     

儒道互补：汪曾祺小说人物的一种文化性格

汪曾祺笔下许多人物所体现出的文化性格都有着明显的儒道互补特色,这一点主要与作者对儒道的独特理解、感受以及他的颇具儒道融合色彩的人生观有关,也与作者创作中始终有着非常显在的读者意识有关。     

两晋南北朝美学研究二题

魏晋南北朝政治上的动乱局面,冲垮了汉代独尊儒术的一统思想,出现了儒、道、佛汇流现象。魏晋玄学兴起,儒道融合,清谈之风侵及朝野,南北朝则佛、道、儒并进。品藻人物是晋人清谈的内容之一。本来品藻人物是关乎人的精神美丑的议论,但它影响到艺术,当时许多重要的艺术概念和审美范畴,源于人物品藻。本文要阐明的第一个问题,即两晋品藻人物所体现的审美理想及其对艺术的影响。东晋南朝之际,人们不仅对精神美津津乐道,而     

汉儒的道义承当

较之先秦儒家 ,汉儒的道义承当 ,表现出“通时达变”的务实特色 ,以及视君王为儒道贯通者、儒经裁定者和大过不责君的崇君特色。建构封建社会的需要 ,知识市场的高度王权化 ,援法入儒的思想路线 ,是其直接社会根源。此种特色 ,有助于提高封建官吏文化素质 ,推进封建政治体制建设 ,并将曲高和寡的儒学推向全社会 ,为中华民族心理结构奠定基础 ;但与此同时 ,又酿成流毒后世的士大夫急功近利卑俗人格 ,丧失了思想学术独立性。但汉儒毕竟还存在少数“不阿当世”的“志道”者。其利弊得失 ,值得当代知识分子深长思之     

论屈原悲剧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从传统文化的整体高度观照,屈原悲剧精神是中国悲剧精神的典范,它继承了儒道精神又超越了儒道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除儒道释之外的极其重要的支点.     

儒学对晚清礼法之争的影响——以伍廷芳和张之洞为考察对象

无论是礼教派还是法理派的修律思想实践都存在继承、运用儒学文化的内容。对儒学文化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促成了不同的修律思想。总体而言，伍廷芳和张之洞都继承发挥了其中“仁”、经世致用等精神。但是，张之洞视儒学为儒教，将其与封建政治紧密结合，固守其中的纲常理论，而伍廷芳则更强调儒学的社会文化意义，弱化其中三纲五常的部分，显得更为开放灵活。在修律中的表现则是：张之洞虽然积极主张并参与变法，但始终是传统伦理法内部的调节；伍廷芳则可以在继承传统法律“轻刑”、“仁爱”等思想的同时吸收现代法律中平等、尊法等内容。     

商谈理论与和谐社会民主建设——青岛“市民月活动”引发的思考

从哲学层面看,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其交往行为等理论范畴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相通性,可以运用到我们的社会中来,以形成一种主体间性的、理想的商谈情境。从政治层面看,该理论模式还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语境中。我们应进一步培育自主的市民社会,逐渐形成平等、自由、开放、论辩的公共领域。我们要借鉴程序主义范式,使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更多体现在人人自由、平等地参与对话和论辩过程之中。     

略论两汉兼治《易》、《老》的学术风气

两汉学术中始终存在兼治《易》、《老》的学术风气,这种学风直接促进了易学与道家思想的融合。《淮南子》以及严遵、扬雄、王充都追求《易》、《老》在义理上的契合,融汇贯通,成一家言。《周易参同契》则主要是运用《周易》和易学的思想来作为道教炼丹术的理论指导,形成独特的道家养生之术。总之,两汉兼治《易》、《老》的学术风气体现了儒、道思想的融合,不仅对魏晋玄学和道教易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也为以儒道精神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