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强权博弈:谋略·胆量

伊朗核危机爆发前,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伊朗在世界政治中和近现代外交史上的特殊地位。如今,关于伊朗核危机的报道充斥媒体,公众对伊朗外交的兴趣急剧升温。伊朗总统内贾德在外交舞台上的惊人之举增加了外界对伊朗外交谋略的神秘感。实际上,伊朗上个世纪接二连三地同世界强权进行外交博弈,屡创佳绩,其外交谋略值得关注和研究。     

从“柔道”谈起

日本有一种被视为国技的体育运动——“道”。“柔道”者,乃日本武技融合中国的摔跤技术而成,竞技者注重借用对手之力制胜,是极富匠心的体育运动。写外交谋略而论“柔道”是因“柔道”与外交谋略有某种相通之处。基辛格博士就把外交比喻为“日本的柔道”。他写道:在外交斗争中,“我们不必用多大气力,而是象日本柔     

小国外交荟萃——外交谋略之十八

小国外交谋略极富研趣。小国者,惟其国小,其人就少,物就寡,实力也就弱。倘说国力是外交的物质基础,囿于此种窘境的国家,其外交就难免有其局限性。然而,大有大的难处,小也有小的好处。殊不知小国外交若驾驭得当,不仅能驰骋于大国之间,获利于矛盾之中,还可发展壮大,人不敢侮。     

“含糊”的妙用——外交谋略之七

世间万物,黑白分明者有之,但也不乏介乎黑白之间而难以界说之物。这在数学上称之为“模糊数学”,在文学上名之曰“朦胧”,而在外交上则叫做“含糊”。“含糊”,是一个常用的外交谋略。对外交官来说,这“含糊”二字,万万不可小     

且谈“边缘政策”——外交谋略之五

外交谋略,事关国家利益,自当力求万全,然而也不能失之谨小慎微,有时适度“履险”,反能“出奇制胜”,达到外交目的。外交上“履险”之策甚多,值得一提的是“边缘政策”。“边缘政策”也者,是指:一方凭借自身的实力,有意将与对手的矛盾和对抗推到危机的边缘,以迫使对手让步和就范,但又注意适可而止,不越过边缘。一说起“边缘政策”,人们很容易同50年代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联系起来。杜勒斯的劣迹是,把“边缘政策”用之于战争冒险,为美国帝国主义利益服务。其实险走“边缘”的大有人在,又何止杜勒斯一人。     

“远交近攻”演义——外交谋略之二十二

“远交近攻”是被世人公认的良策,但在高科技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国际形势已大异于以往,外交上的“攻”和“守”已不一定受制于地理上的“远”和“近”,有时“近交远攻”反而更符合一国的利益。然而,若扬弃单纯的地理概念,筛取其精神和核心,它仍不失为一种有用的外交谋略。     

善施两手——外交谋略之十三

外交者,“诡道也”,其“诡”在于双重性是其独特的个性。自古至今,各国外交家都善施两手,以此作为折冲樽俎的主要外交谋略。明乎此,我们始能洞察世事,以我之两手对付彼之两手,维护和增进国家前益。霸权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惯常是两手政策,以其非本质的一面来掩饰其本质的一面。宋朝宰相王安石早就将此点揭示得很清楚。他说道:“霸者之道,     

金桂华精采文章摘录

外交祝酒是一门学问。善祝酒已属不易,而善闻出对方致辞中的“韵味”并做出恰如其分的反应则更难。19世纪,奥地利著名外交家梅特涅说:“天才的外交家不仅要有好的屁股,更重要的是要有个健壮的肚子。”但依我看,其实更重要的应是要有个健全的脑子。肠胃健康而头脑迟钝,只善饮酒但不善辞令,这是“高阳酒徒”,断断不是外交家。——摘自《觥筹交错中的政治和艺术》(《世界知识》1986年第17期)“知止不殆”是一种深谋远虑,这恰是外交斗争最贵之处。弈林高手异     

灵活善变 变不离宗——外交谋略之十九

孙子兵法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是地道的辩证唯物主义。国际形势也是如此,它从来不具“常势”或“常形”,它总是不断变化的。理查德·尼克松一生讲过许多话,人们差不多都记不得了,但有一句话却因其极富哲理而常被引用:世界上“惟一永恒不变的东西”是“变化的必然性”。面对这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明智的外交家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采用灵活善变的外交谋略。可以不夸张地说,外交谋略贵就贵在灵活善变。     

“攻心为上”——外交谋略之九

外交谋略中,最富研趣的恐怕当数“攻心”战略了。“攻心”战略是总体外交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说起“攻心”战略,不能不提及四川的一副名联。最近我因公去了趟四川,有幸游览了驰名遐迩的武候祠。祠前悬有赫赫对联一副,上书:“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四川同志告我,四川有两首最佳楹联,此是其中之一。当年毛泽东主席来此一游时,曾高度评价此联,并几番嘱咐来蜀工作的领导同志务以此联为     

岸田政权的政治光谱与其对外政策走向

<正>对岸田文雄内阁及自民党新领导层的核心架构做一个政治光谱分析,就不难看出其构成是比较"杂色"的。既体现出岸田对党内大佬和大派系的尊重,也反映出他积累自己的力量,准备迎接以宏池会派系为核心的"保守本流"时隔28年重掌政权的"岸田时代"的深谋远虑。为此,我们把以修宪主张为主的国家战略目标高下作为纵轴,把对日美同盟、中日关系等外交根本问题的分野作为横轴,     

日本外交二百五十天(上)——从双边外交多边外交,日本外交质的变化

大来这篇文章原题为《我国外交二百五十天》,发表于《文艺春秋》1980年10月号。作者回顾了他任大平内阁外相八个多月的外交活动,认为日本外交“发生了质的变化”。今天,日本外交“由双边外交发展到多边外交”,“从经济外交发展成为经济加政治的外交”,“有时候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也不得不下决心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日本经济的直接利益”。作者认为,今后日本的外交“应该”、也“不能回避”“发挥能动作用”,“同各国共同考虑世界问题”。本刊分期译载这篇文章的详细摘要。文中的“去年”指1979年,“今年”指1980年。     

清末总理衙门的外交决策地位探析

总理衙门的设立,结束了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交涉与决策相分离"的外交决策局面。在洋务体制初期,总理衙门取代军机处成为中枢外交决策机构,暂时适应了中外关系发展的需要。但由于总理衙门的缺乏完全独立和合法的决策地位,其决策和交涉职能均不能完整发挥,也是洋务后期地方外交事权扩张的客观条件之一。     

政治庇护与外交庇护

《世界知识》1986年第20期《浅谈外交特权和豁免》一文中曾指出:“使馆馆舍不得用于同使馆职务不相称的目的(主要指使馆无外交庇护权,也不能用来扣留任何人)。”有读者问:什么叫“外交庇护”,为什么使馆“不能用来扣留任何人”?本文就来谈谈这些问题。政治庇护说起外交庇护,人们可能联想起政治庇护,甚至把二者等同起来。其实,两者是很不相同的。为了区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这里先谈谈什么是政治庇护。一国公民因政治原因逃往他国,要求准予居留,     

你需要感知的战略改变

<正>"远端外交"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对外交工作倾注了大量精力,迄已出访八次,足迹遍及五大洲23国,开启了首脑外交新时代。在行程设计上,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外交有机结合起来,强烈体现全方向布局的意识和能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占据了习近平最多的出访时间,这完全符合新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自我定位和方略认知:中国再怎么强大,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本,必须始终紧密依托发展中世界、深切造福发展中世     

风雨兼程 外交十记——20年中国外交散谈

本期“话题”,是一次大型研讨会的结果。2003岁末,世界知识出版社暨《世界知识》编辑部联合举行“钱其琛《外交十记》出版及中国外交研讨会”,吸引了几十位卓有建树的知名外交官和外交与国际问题专家,以及十几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参加。大家结合《外交十记》一书内容和自己在外交实践与学术研究中的经历和体会,实际上对20年来外交里程进行了一次深刻全面又饶有趣味的梳理和总结。钱其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担任我国外交工作的领导者,是我国外交工作的参与决策者、亲历者和见证者。2003年3月从领导岗位退下后,把自己20年来亲历的十件外交大事记叙下来。这20年正是中国外交经历转折、经受考验、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历史时期,钱书本身就是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整体述描,既具个性化,又具无可怀疑的权威性。戴秉国副外长在研讨会上认为,钱书集中地体现了这个时期我们中国外交上非常精彩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反映了中国外交更加成熟的状况,体现了中国三代领导核心的外交思想,也集中地体现了钱其琛自己的外交智慧、才能和风格,以及他对中国外交所作出的新的贡献。讨论会上大家的发言虽不能说字字玑珠,但充满卓见。于是我们决定选取研讨会发言的部分片段,汇集成为本专题。     

“知止不殆”——外交谋略之八

“知止不殆”,这是老子的一句名言。《老子》第四十四章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是战国时代的哲学家,他两千多年前所说的话至今仍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知止不殆”不只是重要的军事谋略,也是重要的外交谋略。在这带有客观规律的法则面前,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领导人订单——“国家首席推销员”们是如何做成大买卖的。

习近平访俄,中俄签署了油气方面的巨额订单;奥朗德访华,中国又签单采购空客飞机和核能技术。领导人互访,如果不能签署几份有价值的商业订单,往往就被解读为外交上的失败。实际上,只要把关于外交的新闻梳理一下就会发现,领导人访     

关于“结盟外交”——外交谋略之十二

靳君为“世知”老笔友,过去常有佳作。八九年前曾在本刊辟“外交谋略”专栏,颇受欢迎,后因工作变动,联系不便,此专栏连载十一期后中断,甚为可惜。数日前忽接靳君电话,告之业已回京,愿续写专栏。正求之不得。接大作见上注明连载之十二,恐有读者不明就里,故写数言以解疑。     

论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苏联对欧外交的缺陷

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193年～1941年）苏联对欧外交，史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其中对1939年英法苏谈判的评价分歧更大。笔者认为，要正确评价1939年英法苏谈判中苏联的外交方针，不能单纯就这次谈判即下结论，而应该把它与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的对欧外交联系起来评判，才能够更准确、更客观地理清苏联外交的得失。为了总结社会主义外交的经验教训，本文仅就苏联对欧外交的缺陷发表浅见，请方家批评指正。在1939年英法苏谈判中，以张伯伦为首的绥靖分子固然有提防苏联之意，苏联也同样有防英法之心，因而，谈判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