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应有地位

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确认民事习惯的应有地位,这造成法官在审判实践中不能充分利用当地习惯公正地裁断案件;同时也使民事法律缺乏社会适应性,导致国家制定法的执行困境,使国家制定法难以得到人们内心的认可,甚至使国家制定法被人们敌意规避。因而,我国的民事立法应该确立民事习惯在民法中的补充渊源地位,化解制定法与习惯的冲突,软化立法以增强法律的社会适应性,强化司法以增强法律在人们心中的严肃感。     

民法典与司法公正

民事立法不完善是造成民事司法不公乃至司法枉法的重要原因之一。民法典的制定，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民事司法规则缺乏的问题，有助于实现民法规范的统一，并有利于规制行政机关的行为，这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同时，民法典的制定，民法精神的深入人心，可以为司法公正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民事法律关系价值论

民事法律关系是民法体系中的一个核心理论。把握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就能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对于指导民事立法、司法及民法教学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民法自然债非强制性的几点启示

自然债是当事人负有的受一般道德标准支持、法律虽不强制其履行但在自愿履行后即维护履行效果,给付人不得请求返还给付的债。自然债虽然具有非法律强制性,但这并不使其沦落为非法律上之债,其仍然属于民法上债的一种。自然债的非强制性可带来一些启示,使我们思考自然物权概念的可能性,揭示法律与道德的融合关系,反思民法的一些范畴与制度,正确定位债法体系的构建基石,重视民法非主流制度的研究。     

商法立法模式的理性选择——《商法通则》

民法和商法是私法中的两大领域,民法是私法中的一般法,商法是私法中的特别法。在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中,属于私法一般规则的,应由更加完善的民法解决。但在民法和已有的商事单行法之间,还需要一些不同于私法一般法的一般规则和共同规则,这些规则不是涉及一个具体的商事领域,而是涉及多个具体的商事领域。因而,制定这类规则的任务既不可能在完善的民法中解决,也不可能寄希望于完善已有的单行商事法律去解决,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模式-《商法通则》来解决。     

国际私法中的人本主义

法的人本精神是法的最高层次的精神,国际私法在对平等、自由与人权的保护、法律适用中的意思自治原则、选择性冲突规范的制定、属人法连结点之变迁、国际民商新秩序之构建等方面均体现了国际私法的人本主义。中国国际私法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应以人为中心,坚持法的人本主义。     

竞技体育领域侵犯国家象征行为的规制

当前竞技体育领域中针对国家象征的保护现状,存在相关体育规范的保护力度不足、规范不健全以及与司法衔接不畅等问题。需考量此类犯罪的特征与类型,并把握外部规制力介入之必要性的理论前提。通过明确规定组织体的地位与权责,设立与义务相对应的责任条款;区分针对不同主体的惩戒性机制以及制定专门的司法解释用以构建以《体育法》为核心的软硬法并存的法源体系等措施予以解决。同时,通过有利于维护国家象征情境的再塑造、培养国家认同的意识等预防措施,在竞技体育赛场内外营造维护国家象征与形象的环境氛围。     

比较法的造法功能：比较方法角度

比较法的造法功能体现在司法和立法两个方面。在司法上，比较法能通过学理或原则、立法或司法直接承认比较法等方式成为一国法源。比较法的结构方法系法学方法论上的体系方法，是有效的法律解释和法律漏洞填补手段；比较法的诠释学方法在一国实在法下虽超越了法律解释的限度，但仍可用于填补实在法漏洞；功能比较法在法律发现中是一种后果论证、是实质推理，具有特定限度。为发挥比较法的造法功能，研究者须根据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的特征、研究方法的要求，决定选取宏观/微观、内部/外部、共性/差异、概念/类型视角；明确方法的局限；以融贯性作为验证研究结论的标准。     

论在经济交往中盗赃物的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受物权法调整。我国现行立法对善意第三人的权益保护不周，尤其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善意占有人的权益常常受到侵害。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立法宜采“中间法立场”，兼顾所有权保护与交易安全，对盗赃物等占有脱离物，在立法技术上，采“例外规定主义”。     

论宣告死亡的法律效力

自然人宣告死亡制度是民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被宣告死亡者和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从被宣告死亡者的死亡日期的确定入手进行分析,探讨了宣告死亡在民事权利能力、劳动法律关系、人身保险法律关系、婚姻法律关系及财产法律关系上的效力,并结合我国和西方民法的立法与司法实际提出了完善我国宣告死亡制度的建议。     

再论民事法律事实

民事法律事实是民事法律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区分事件与行为对于我们认清民事法律事实在民法中的作用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物权法定之“法”探析

我国物权法确立了刚性的物权法定原则，排斥了物权自由创设的可能。这种规定有助于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但同时也给新型物权的生成与确认造成障碍。因此，应当在坚持物权法定的前提下。适当扩大物权法定之“法”的范围。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以及习惯法、中国政府加入的国际条约等之外，还应当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包括在内。     

论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

农村法治建设是我国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受传统法律观念、立法及司法机构的设置、执法与司法运行状况的影响和制约 ,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落后 ,突出表现在以情代法 ,权力至上 ,族规家法神圣等观念根植于农民的思想中 ,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纠纷时厌诉避诉。要培养农民的现代法律意识 ,应从完善农业和农村方面的立法 ,加强农村的执法和司法 ,协调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 ,深入普法等方面入手     

试论乡土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相互关系——以湘南一起民间纠纷的解决为例

对国家法及民间法在解决纠纷中各自的作用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社会既有着乡土本色的底蕴,又有着法制化的内涵。在其纠纷的解决中虽然民间法的作用仍然功不可没,但是国家法日益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国家法强调人们和平共存、相安无事,民间法则要求人们友好相处、互相帮助,国家法可以通过民间法更好地发挥作用。     

小议商法与民法的关系──以公司法为视角

本文以公司法为视角，从法域、基本原则、法律关系制度、法律适用等层面分析了商法与民法的关系，肯定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同时，强调了商法的独立性。     

论法人类学的起源与发展

探讨了法人类学的起源与发展,认为法律多元是法人类学的基本立场。中国的法人类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包括: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民族法学、法律的人类学研究。中国法人类学的发展需要:重视都市法人类学的研究;重视民族习惯法的研究、关注田野调查方法与处理纠纷的典型案例等。     

由"法制新闻"到"法治新闻"

法制作为一个中性概念,没有明确的价值追求;而法治的价值取向则十分明显,它以民主和权利为本质要求.文章指出,在新闻理论和实务中,由"法制新闻"向"法治新闻"过渡是必然趋势.     

西藏民事习惯研究述评

为推进对西藏民事习惯的甄别和研究,形成国家法与西藏民事习惯的良好互动,推动国家法的统一适用,文章从历史法制研究、基础理论研究、专题研究三个维度归纳分析了西藏民事习惯的研究现状,从中反思,认为存在基础概念模糊、重历史轻现实、突出整体性忽略特殊性三大问题,明确指出民事习惯法是国家通过一定方式赋予了民事习惯以国家强制力的国家法。以西藏目前仍然存在的民事习惯作为调查研究的新起点,且以各因素类似的小区域为单元进行民事制度整体调查,以此弥补当前西藏民事习惯调查研究的不足。     

论民事诉讼的目的——以中村法学派的方法论为视角

关于民事诉讼目的的观点可谓众说纷纭,单纯在理论上根本无法分清孰是孰非。然而运用中村法学派的诉讼方法论,将民事诉讼的目的置于两大法系的视野之下,追本溯源,则可清晰地看到规范出发型的罗马法系的民事诉讼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而事实出发型的日耳曼法系的民事诉讼目的是解决纠纷。从本质上看,我国的法律制度源于罗马法系,由此推之,我国的民事诉讼目的应是保护当事人的权利。     

中国公民现代法律意识培养之生成基础与路径选择——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视角

公民现代法律意识不仅是我国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条件。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我国虽已如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整体法治建设与公民法律意识培养是不同步的,培养和提升我国公民新型的现代法律意识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在充分了解公民现代法律意识理论的基础上,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实际现状出发,吸收与借鉴人类法律文化成果中法律意识培养、法治观念树立的有益因素,力求在中国法制改革道路的模式选择框架中,深入探究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土壤。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培养我国公民现代法律意识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把这项工作制度化和长期化,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和途径进行有计划、有目的教育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