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主义观照下选择中的中国近代译入语

本文拟用功能派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德的功能主义观来探讨中国近代译入语文言文,白话文及欧化这三种不同的形态,指出这三种不同形态的译入语在翻译中的选择和使用无不受到功能主义翻译观的影响和制约,译者选择和使用适合的译入语语言进行翻译活动是实现其特定的翻译目的一个重要前提,"信"与"不信"不再是首要的翻译标准,体现的是一种纯粹的功能主义观。本文的最后指出了用功能主义翻译观去看待中国近代译入语应注意的问题。     

中籍外译,此其时也——关于中译外问题的宏观思考

当前,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新格局正在形成,中籍外译工作正面临历史上的最好机遇.需要从宏观角度对中籍外译问题进行综合考虑,首先需要明确中国学者从事中译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次需要"建设两个理论",即研究中西互译的特殊性及中译外和外译中的不可替代性;第三还需要积极"建设四个工程",包括翻译精品工程、译品研究工程、工具书编纂工程和人才培养工程.     

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及近代译论的影响

中国古典美学思想深深地渗透在中国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历代哲人的哲学—美学思想,为中国的古典译论及近代译论提供了思想来源。本文旨在初步探讨中国古典美学在理论形态、基本特征和艺术表现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及近代译论的投射和影响。     

传播学视角下《三体》英译本的译者模式研究

传播学理论为中国文学外译之路指明了切实可行的办法.而基于传播学理论下译者模式的研究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关键,它主要由译者本身的文化内涵与翻译实力、译者的翻译理念以及中国文学外译的现状决定.《三体》英译本在海外的成功传播为中国文学外译的译者模式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中国文学外译应该以读者接受为目标,优先选择汉学家或双语作家译者模式;随着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的认可度加大,再采用中国译者与汉学家相结合的译者模式,循序渐进,保证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推广.     

由“囧”字的翻译衍生的不可译思考

根据卡特福德理论,不可译性分为语言的不可译性与文化的不可译性。"囧"字的象形特征决定了其翻译具有语言形式上的不可译性;同时"囧"字具有网络情感符功能,所代表的网络文化及所形成的"囧"文化使其具有文化上的不可译性。     

浅析英汉翻译中的“不可译”性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特征及文化间的差异,翻译时"不可译"性是的确存在的,但不能无限夸大这种现象。本文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可译"具有相对性。     

托尼?巴恩斯通对中国新时期诗歌的翻译

巴恩斯通对中国新时期诗歌的译介全面深入,在海外有巨大的影响力。他的译诗不仅强调对原诗的再现,而且注重译诗本身的诗歌性和审美性。巴恩斯通对中国新时期诗歌的选、编、译有明确的方向性,译介的诗歌往往有强烈的抗争精神。他的译诗不仅强调原诗中"意象"的再现,同时也对原诗中"声响"的再现问题给予了同样的重视。     

从"奴性的忠实"现象谈翻译

"奴性的忠实"在翻译中具体体现为字、词上的盲从,句式上的亦步亦趋,以及无视文化背景和认知语境的差异而照搬原文三个方面.本文通过分析学生翻译实践中普遍出现的不妥译例,论证了当"奴性的忠实"表现为字、词、句义翻译上的盲从时,语内译在语际翻译中使用的必要性,它是挑战"奴性忠实"的有效工具.而针对后两种体现,译者则需要培养对汉英的语言结构差异以及思维方式和认知语境差异的敏感,善于变通才是求"信"之道.     

施拉姆模式对翻译工作者的启示

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译学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可到目前为止的译学研究仍还围绕着"译"的方法上,在追求"信达雅"的境界上做文章,对"传"的研究还不多见.从传播学的视角,对翻译过程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把翻译学建构在传播学的框架下,用传播学的有关理论和模式解析翻译过程中的有关问题,为"直译""意译"、"摘译""改译"等译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朱生豪翻译观探微

本文从分析一代翻译楷模朱生豪的生平和译作入手,探究其"志在神韵"的翻译观,他在中国翻译思想史上所起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以及他对中国传统译论的形成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枢纽作用。     

从比喻句的翻译看《斯普特尼克恋人》中“堇”人物形象的再塑造

村上春树的作品在中国的各种译文中,以大陆的林少华与台湾的赖明珠译本最为读者信服。林氏主张翻译出作品的味道,而赖氏主张"信"的翻译原则。两种翻译原则的不同,使《斯普特尼克恋人》的两种译本中"堇"的人物形象在行动和感情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强或减轻。     

“翻译”非“译”——浅谈中国传统译论中翻译定义的变迁

在中国翻译史上,翻译的定义经历了从"译"到"翻译"的变迁。中国文字的发展经历了从单字本位到双字词本位的发展。从"译"的字本位定义到"翻译"一词的出现及其理论依据来看,翻译定义的变迁过程不仅仅是定义从单个字到双字词的变化,而是体现了早期翻译实践者和理论家对翻译的探究,体现了翻译活动在中国文化中不断前进,体现了中华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内化与吸收。     

浅析莎翁十四行诗的三个汉译本

在中国,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对翻译工作者一向是个挑战,难点不仅在于诗句真情实感的确切传递,而且还要顾及十四行诗特有的形式之美。当然国内迄今为止汉译本不曾少有,多达十一种译本,笔者饶有兴趣地拜读几位译坛大家梁实秋、屠岸、梁宗岱三个版本并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他们之间在形式和文化内涵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梁实秋与屠岸译莎翁十四行诗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诗译的形式。而梁实秋与梁宗岱译本相比,前者更多地吸纳西方文化因素而后者体现出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特色。     

诺奖效应下中国新时期文学西方传播的译者取向

我国文化软实力在西方世界的提升诉求凸显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海外译介在提升我国文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上的重要性。莫言先生作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获得诺奖是西方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充分肯定,同时说明莫氏作品海外译介是我国文学外译的典型的成功案例。在分析比较"熊猫丛书"和"莫氏译介"两次文学外译案例后,本文从译者选择和译介模式角度探索以新时期文学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理想的译者取向。     

语料库辅助下的中国特色小吃英译接受度研究

基于接受美学理论思想,借助《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中英文字幕自建中国特色小吃平行语料库,选取8个典型小吃译名案例,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对传统特色小吃译名的海外接受度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尽管《舌尖上的中国》海外传播状况乐观,其英译的接受度仍需提升,具体策略包括运用图片、文字等多模态译文增强受众理解,采用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小吃英译实践方式,选用"烹饪方法 +食材+调料(口味)+术语注释"的美食英译模式,以便切实提升中国特色小吃英译的海外接受度,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稳步推进。     

爱伦·坡诗歌在华译介研究(1905-1949年问)

当前,学界对爱伦·坡诗作在华译介情况的了解不够详尽准确.基于此点,文章着力向读者展现1905年～1949年间中国译者对爱伦·坡诗作的译介详情,并从译什么、谁来译与载于何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文章指出,中国译者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爱伦·坡的两首诗歌代表作(即The Raven与Annabel Lee)上.这些译者多是声名影响较小者,但也有不少是译绩丰硕的学者,译文多刊载在影响较大的刊物上,受众较多.     

爱伦·坡诗歌在华译介研究（1905-1949年间）

当前,学界对爱伦·坡诗作在华译介情况的了解不够详尽准确。基于此点,文章着力向读者展现1905年～1949年间中国译者对爱伦·坡诗作的译介详情,并从译什么、谁来译与载于何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文章指出,中国译者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爱伦·坡的两首诗歌代表作（即The Raven与Annabel Lee）上。这些译者多是声名影响较小者,但也有不少是译绩丰硕的学者,译文多刊载在影响较大的刊物上,受众较多。     

浅谈长句的处理——以Altogether Autumn的译文为例

英译汉长句处理有一定难度,通过可以采用"调整语序"和"调整长度"两种方法来完成。该文以Altogether Autumn的译文(周仁华译)为例,从原序、变序和拆句三方面对以上两种方法进行了论述。     

中国译学构建的激进主义思想

中国译学构建存在激进主义思想,其具体表现为"西学派"的显性激进主义、"传统派"的隐性激进主义和"折衷派"的隐形激进主义。激进主义思想对中国译学构建功不可没却又须适可而止。     

古城旅游英语翻译与教学操纵论研究——以湘西凤凰为例

勒菲弗尔翻译思想的立论基础——"操纵"理论论证了翻译行为因为其目的性必然存在着改译现象这个观点。本文以中国著名古城凤凰旅游英语翻译为例,从操纵理论视角,对应用型英语翻译范式和教学内容在短语、词性和综合三个层面展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