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生物进化思想吗？

很多人谈到中国古人的生物进化思想，被谈到的中国人有荀子、庄子、王充、李时珍等，从生物学思想上说包括生物等级观念、自然发生思想、生物转化思想等。这些思想并非生物进化思想，尽管它们可能是反对神创论的。中国古代的特殊人文和地理环境，形成了中国古人特有的生物思想，将它们归入欧洲人的某种思想是困难的。     

原始水浮指南针的发明——“瓢针司南酌”之发现

东汉王充的《论衡》说:"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以往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观点认为司南是放在青铜地盘上的磁石勺。然而,作者首次发现,古代司南是以磁针为主体、小葫芦瓢为载体的水浮指南针。中国最早的水浮指南针——"瓢针司南酌"至迟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发明。作者亦制成了"瓢针司南酌"复原模型,并成功通过了模拟实验。     

王充司南新解

王充《论衡·是应篇》司南之文是中国发明磁性指南的现存最早记录.更早的《淮南万毕术》中"慈石悬入井,亡人自归"虽显示有磁石指向性的知识,却未言可专作指南.今人解读王充之文断章取义,复原之物未尽合理.王充之文是辩理的,脱离上下文就不能理解.他认为麒麟灵荚之类的祥瑞物是自然现象,不是由政治昏明、人心善恶感应而生.他说: "儒者又言太平之时,屈轶生于庭之末,若草之状,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轶庭末以指之.……古者质朴,见草之动则言能指,能指则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鱼肉之虫集地北行.夫虫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     

海德格尔关于科学两种不同表述的内涵与统一性

海德格尔关于科学"本质"的两个命题虽然在表述上大相径庭,但在理论内核和论证方法上具有内在统一性。从内容上看,1938年"科学的本质是研究"和1953年"科学是现实之物的理论"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命题蕴含了科学"对现实之物的干预性加工"、"方法对科学的胜利"以及科学"专业化"的必然性与积极方面,体现了海德格尔科学思想的深邃和丰富性的一面。从逻辑结构上看,这两个命题通过"对置性"(Gegenstndlichkeit)这一概念贯通起来,体现了其思想与方法论上"一致性"的一面。只有把这两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命题结合起来才能更加深入地把握"科学的本质"及其局限性。这两种论述基本上包含了海德格尔关于"科学"的其他命题。海德格尔认为,只有不迷恋确定性、严格性与客观性,立足于"存在的历史"和活生生的"此在的生存",才能更好地把握科学。     

宇宙地外生命探索与有无上帝的辩论

随着人类对地外行星上生命探索的进展,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之间的争论也更加广泛和深刻了.而这种"探索"和"争论"虽然使有神论者颇感紧张,迅速采取对策,但却有利于推动人类科学和整个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人类探索地外生命的总趋势是有利于无神论者的,正如中国唐朝诗人刘禹锡在其诗中所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自然辩证法的文化意蕴

1 科学文化是近年来出现在大众传媒上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自然辩证法领域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因此成为媒体的焦点.然而究竟什么是科学文化,似乎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当前流行的"科学文化"一词,作为一个由媒体炒作起来的未经分析和解释的模糊概念,现实地掩盖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文化纲领.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这个概念作出一些初步地解析与澄清,借以明确自然辩证法的文化意蕴及其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     

孔子仁学思想对现代生态伦理的建构及其意义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深层次上其实是人与人的关系,故要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找到道德原则,就首先要为人与人的关系确立道德原则.通过尝试对孔子的仁学思想进行诠释和推理,认为"仁"作为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原则可以推衍为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原则.孔子仁学思想对建构现代生态伦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有其限制.     

北宋政治变革中的"天文灾异"论说

奇异的天文现象与其他反常的、灾害性的自然现象在中国古代历来受到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宇宙认识论强调"天"、"地"、"人"的"统一"、"秩序"与"和谐",对"不统一"、"非秩序"、"不和谐"的现象特别敏感.另一方面,汉以来的儒家学者根据"天人感应"的思想发展出了一种把"天文灾异"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的学问,认为"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这样,"天文灾异"之学就成为传统经学的一个合理部分,成为一种政治批评与权力斗争的工具,在以儒家为主导思想的社会政治中发挥作用.文章以北宋时期关于"天文灾异"的论说,特别是王安石变革时期保守派与改革派利用"天文灾异"对新政的非难与辩护为例,探讨中国古代的"天文灾异"之学与国家政治的关系.     

技术异化及思维方式变革--兼评海德格尔的技术拯救之道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对物和人统治的背后必然有其非技术的思想根源,那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把解决技术时代危险的途径指向了"沉思之思"."沉思之思"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警示生活在技术时代的人冷静地审视其行为的可能后果,但它却无助于技术异化现实问题的解决,所以,海德格尔的技术拯救之道仍然充满着形而上学性.     

张衡地动仪文献蠡读--对地动仪功能的重新认识

对地动仪的有关文献进行分析,证明<后汉书·张衡传>中有关地动仪的记载(结构方面的内容除外)与其他同期的文献不能很好地衔接.考察地动仪及其设计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流传情况,可以看出古人对地动仪的质疑早已有之,而且越来越明显与强烈.关于地动仪的所有文献信息不出范晔所记,亦使之成为一条孤证.研究表明,张衡研制地动仪的史实勿容质疑,但限于东汉的科技发展水平,该地动仪并未达到设计初衷,因此渐被世人所遗忘.然而张衡的设计思想有其科学与合理的一面,是人类历史上系统研究测震仪器的第一人,其在科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即体现于此.     

明清之际确定日月食方位的几种方法

东汉之后,有关日月食方位的记载,一直是我国传统历法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但是这些记载多是基于观测的实录,直到明末才开始对日月食方位进行定量的计算和观测.<新法算书>分别给出了计算和观测日月食方位的方法;王锡阐在<晓庵新法>中详细介绍了计算日月食方位的全部过程;梅文鼎和<历象考成>给出了确定日月食方位的作图法.文章在研究和比较这些方法的基础上,指出它们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之处;解释王锡阐在计算日月食方位过程中所使用的"泛向"、"次向"、"定向"的具体含义;追溯导致很多学者认为王锡阐确定日月食方位用的是日面、月面坐标,<历象考成>之法实本于王锡阐这一历史误读的原因.     

宋代改历中的"验历"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

“验历”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改革中重要环节之一。验历的内容从汉代使用日月天象扩展到唐宋时代使用五星天象,这不但反映了历法技术上的进步,而且也揭示了五星占与历法的互动关系。通过对10世纪末宋代《乾象历》验历过程中使用的汉以来的五星天象的考证和分析,说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不仅仅具有星占学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历法上的意义,五星天象观测成为促进历法改革的重要的技术上的因素。研究表明,古代的五星天象记录绝大多数是可靠的,是当时的实际观测描述。出于政治目的而伪造“荧惑守心”和“五星会聚”的情况当是特例。另外,中国古代历法改革,既是科学活动,又是国家政治活动。历法及其天象推算技术（如五星天象）,总是在这种技术与政治、国家与科学的张力中得以进展,并受到制约。     

王选与中国文化

王选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真正继承者和开拓者,是当代民族英雄。中国文化赋予王选浩然的民族气节、昂扬的生生之道、和谐的人文精神。王选卓有成效地推进汉字文化迈上伟大的复兴道路,以自主创新的科技文化、义利并重的儒商文化和甘做人梯的道德文化,弘扬了中国文化。必须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对造就科技人才的重要作用,重视杰出科学家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要加强国学教育,继承东方科学,摆正义利关系,使中国本土涌现出更多的王选式的科学大师。     

再论司南是磁勺吗?——兼答戴念祖先生

自从1948年王振铎提出古文献中的司南是磁勺后，此观点即被普遍接受。笔者从1956年开始对此提出质疑，1985年又提出司南可能既是北斗又是官职之说。最近戴念祖着重引经据典以证明司南确是磁勺，并批驳北斗说。但是他的分析和对文献的理解存在许多问题。文章以对戴文的答复方式进一步阐明司南为磁勺说的质疑和北斗说的根据。     

西学、传教士和王韬的春秋历学研究

春秋历学研究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王韬(1828—1897年)在西学和传教士影响下,重新考订了春秋时期的历法和日食,其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度。文章介绍其历学著作的内容,分析他从事该项研究的原因,考察他对中西历法的融汇与折衷,并再现了他与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年)、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年)等人的学术交往。     

葫芦考略

葫芦被我国古人当作瓜类的一种，是我国栽培历史最悠久的植物之一，在距今七八年千的我国新石器遗址中曾发现它的残果和种子遗存，文字记载也很早。它在我国古代有着极为广泛的用途，除果实和叶子供食用和作药物外，成熟的果实还被用来制作各生活用具、乐器等等，另外瓜瓤被用作喂猪，种子被用于榨油浇制蜡烛，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能出于对这种植物极端推崇的缘故，古人甚至认为人类也由它发源而来。从有关历史资料来看，葫芦应是一种起源于我国的栽培植物，原产地可能在华南或华西南。     

试论李光地的中国传统天文学

李光地是清初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十分重视我国传统天文学与近代西方天文学的研究，深入发掘中国传统天文学的思想精华，在整理研究中传统天文学方面做出了贡献。该文就李光地在古老“天圆地方”说辨析上、传统地圆思想考释、重建《周髀算经》天文学体系以及提出新一代浑合通论诸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     

徐有贞及其水箱放水实验

徐有贞（１４０７～１４７２年）是明代一位历正统、景泰、三顺三朝的大臣，就其政治表现，史家多将他列入奸传，但他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景泰四年（１４５３年）底，徐有贞命往山东张秋治水，为说服明代宗及众朝臣同意其“开分水河”的治水主张，他做了水箱放水实验。已有学者注意到《物理小识》中有关此实验的记载，但或不解其意，或言之有误。该文通过史料分析和对徐有贞水箱放水实验的物理学解释，得出以下结论：徐有贞的确     

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史研究的新进展：评《古历新探》

古历新探陈美东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658页科学在今天的生活中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所涵盖和渗透的领域也几乎到达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科学在20世纪的巨大成功，不仅对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所产生之影响正日益加剧，甚至在许多方面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探索根源，科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并产生如此巨大的威力，其关键在于精密科学从17世纪以来所不断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这就是精密科学史研究之所以受到科学史家更多关注的重要原因。而所谓精密科学，按照传统的观点，通常是指数学、天文与经典力学…     

徐献瑜:一个世纪的数学情怀

我国近代数学家徐献瑜教授,是我国计算数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是我国第一个计算数学学科和第一个国家级计算中心的创建者之一,还是我国第一个"数学软件库"研制和建立的主持人。他是献身教育的早期海归,主要从事计算数学和计算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从教70多年来,桃李满天下。在他培养的众多学生中,涌现出了王选、杨芙清等中国科学院院士9人。他热爱数学、崇尚数学的精神,淡泊名利、高洁睿智、达观超脱的优秀品质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