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目的的双重身份及其基础上的合理构建

刑罚目的既是国家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所要达到的目的,又是国家用以指导刑罚制定、适用和执行的手段,因此刑罚目的同时具有目的和手段的双重身份。本文从刑法目的的两种不同身份出发,进行分析论证,得出了我国刑法目的应该是特殊预防这一结论。     

哈特的刑罚一体论模式初探

二战后，英国进行了重大的刑法改革，这种改革从修改刑事法开始，制定了大量刑罚制度，如1956年的《性犯罪法》、1957年的《杀人法》，这一改革有力的推动了刑罚的轻缓化与人道化，但是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因为其并未很好的抑制犯罪，并且在60年代“法与秩序”运动兴起的背景下，对刑罚制度的批判越来越高涨。于是哈特“对惩罚问题所抱的兴趣，现在已空前浓厚。而且，我还怀疑对它的公开讨论再也没有比现在更为混乱不堪的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哈特发表了以《惩罚原理导论》为代表的一系列论文表明了自己刑罚一体论的观点。     

刑罚目的折衷主义之探析

刑罚的目的是报应还是预防,自18世纪以来在学者中引起纷争,折衷主义学说由此产生。折衷主义认为,刑罚的目的既在于报应犯罪,又在于预防侵害、保护社会。报应和预防是相互统一的,报应构成刑罚的基底,在此基础上刑罚也应当考虑一般预防和教育改造罪犯之目的。在刑事活动的不同阶段,报应和预防又多有不同的侧重。     

刑法应该理性回应“风险社会”

我国刑法学界在探讨＂风险社会＂下的刑法应对时,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范畴,扩大了＂风险＂的范围。那种单纯地认为刑法针对上述社会问题应该加强犯罪化、扩大危险犯、增加行政犯的主张在当前是不合适的。刑法应该保持自身的谦抑性,不能任意扩大刑法调整的范围,应该充分发挥其他社会规范的调节功能,使之与刑法规范一道,共同保障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     

刑法应该理性回应"风险社会"

我国刑法学界在探讨"风险社会"下的刑法应对时,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范畴,扩大了"风险"的范围.那种单纯地认为刑法针对上述社会问题应该加强犯罪化、扩大危险犯、增加行政犯的主张在当前是不合适的.刑法应该保持自身的谦抑性,不能任意扩大刑法调整的范围,应该充分发挥其他社会规范的调节功能,使之与刑法规范一道,共同保障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     

论刑罚的构成要素

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成为推动刑法扩张的内在动因。与此相适应,我国刑法圈定的犯罪圈日趋扩大。然而,客观考量刑法规范的实际适用,大量的法定犯条文因与刑难适而被束之高阁成为摆设。究其缘由,在于立法基于盲目的刑罚迷信,无视刑罚的自身属性和局限而大量设置新罪。实际上,受刑罚道义非难性、痛苦报应性、不可转移性等诸多特性限制,刑罚的适用应被定位在与之相适应的范围之内,＂泛刑化＂趋势是目前我们应当给予高度警醒的问题。     

风险社会中的刑法回应

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在带给我们丰富生活内涵的同时，由于其内在的发展逻辑，也使得人类处在一个风险社会；这就使得以实害犯为中心构架的传统刑法体系难以承受现世语境对其的价值期待。所以，我们应该更新传统刑法理念、调整刑法结构、重塑刑事诉讼规则、构筑新的刑罚架构，构建以危险犯为中心的安全刑法体系。     

对风险社会中刑罚价值立场的整体性反思

风险社会是科技急速发展的结果.为适应各种需要,刑法要如何去找出损害与利益的平衡点,做出适切的利益分配,这是我们的焦点.即使再强调重刑主义,我们也无法驱散内心对风险的恐惧以及工具理性对人性的抹杀.其实,非重刑化与风险加剧之间的不均衡性却反映着其本身最深刻的均衡.     

关于刑罚根据的解说——评邱兴隆教授《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

刑罚的根据问题长期存在报应论与功利论的对垒,在报应论内部又有神意报应论、道义报应论、法律报应论的先后更替,在功利论内部也存在着一般预防论与个别预防论的分庭抗礼。而在当代,占主导地位的是融报应与功利于一体的折衷论。邱兴隆教授的《关于惩罚的哲学》这本专著全面介绍了关于刑罚根据的各种争论,并在汲取前人有益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性统一论”一体化刑罚观,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力作。     

风险社会下我国食品安全刑法保护之完善

随着经济与科技的不断发展,现代社会迎来了经济、政治、生态、技术、化学等诸多风险,德国学者贝克将这种由科技文明带来的反映现代化的反身性认识的社会称为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影响下,食品安全问题也凸显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即发展变化性、经济性、社会性。在此背景下,应当对我国食品安全刑法规范进行反思,在风险社会理念下对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进行合理性完善,如适当增加过失型、不作为型食品安全犯罪类型。     

风险刑法的基本问题研究

风险刑法是应对风险社会而形成的刑法观。它以防范风险为刑法的基本任务;重视行为本位和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在因果关系领域则主张客观归属理论。风险刑法虽然在化解风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也存在违背传统刑法基本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处罚界限不明确等问题。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我国刑法的对策不是基本立场的背离和机能的转变,而是对谦抑性的捍卫与犯罪多元治理的实践。     

我国传统刑罚结构发展考证

我国自三皇五帝时期即已有了关于刑罚的记载,沿历史发展的脉络可将我国历史中的刑罚结构分为刑罚结构未形成时期、初步形成时期、发展时期和完成时期。我国形成系统的刑罚结构从西周时起,经历了秦汉、唐宋至明清的变迁,展现出从无序到有序到配置合理的变化,各种刑罚之间衔接合理,主刑与附加刑可互相补充形成完整的刑罚结构。各个朝代的刑罚结构均是在当时的立法思想和刑法适用原则指导下建构的,三者之间密切配合使各类刑罚有效地应用于实践,为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起到重大作用,对我国现代刑罚结构改革以适应逐步减少和废止死刑的替代刑罚结构设置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的公共安全分析

风险社会的概念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于1986年提出。二十多年来，这一理论得到了不断地扩充和发展，在社会理论界、政策研究界和公众中的影响也与日俱增。本文希望透过风险社会这一理论视角来探讨和分析当前中国社会频发的公共安全事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风险社会中科学发展观的确立

风险社会理论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风靡西方的社会理论。这一理论认为随着世界突发事件的增多、不确定性的增强 ,我们的社会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是近代以来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现代性危机得到全方位展示的社会。风险社会是由于人们坚持盲目乐观主义发展观、经济增长就是发展的狭隘发展观造成的。因此 ,必须转换思维模式 ,树立全面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这样才能应对风险社会对人类提出的挑战。     

刑罚目的、刑事一体化与短期自由刑——价值基础与现实反思

短期自由刑的行刑效果一直遭受质疑。但事实上,报应、一般预防、特殊预防均是现代刑罚目的所在,刑罚运作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这正是短期自由刑存在的价值基础。刑事一体化必须创造结构合理、机制顺畅的刑法实践,短期自由刑的构造与运作模式正与之契合。     

矛盾理论的创新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对于传统矛盾理论，全盘否定不行，因为它还有价值；全盘维护也不对，因为它确有缺陷。必须对它进行扬弃、创新，使其从平面上升到立体。只有立体矛盾理论，才能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发展、人的身心和谐发展。     

论死刑的限制

死刑是剥夺人的生命的刑罚,它的适用必须受到严格地限制。限制死刑的路径多种多样,立法论者主张通过修改刑事立法来限制死刑,司法论者主张通过司法程序来限制死刑。在我国,限制死刑的最佳路径应数解释论,即通过司法解释来明确什么是罪行极其严重,什么是必须立即执行。     

刑法注释学之生命

刑法注释学属于刑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以成文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注释法学派的发展,注释法学的特征、功能及必要性等方面做以阐述,揭示注释刑法学自身的价值及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呼吁法学界能给予注释法学更大的发展空间,借此推动我国刑法学乃至中国法学的长足发展。     

风险社会视域下预见性政府的构建

根据风险社会理论，当代中国已进入风险社会。这种形势要求政府改变治理模式，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预防，构建预见性政府，以实现善政和善治。为此，政府需要调整社会发展政策的策略和重点，多方面开展风险教育，建立各种有效的制度。     

规范一般行政规范中“罚则”的思考

分析一般行政规范的"罚则"的基本问题,认为有必要通过构建有效的规范机制,如根据主体的不同,一般行政规范的规范模式主要有权力机关监督模式、行政自查模式与司法审查模式等,将其纳入法治的轨道,一般行政规范的"罚则"就会在行政法治的轨道上发挥其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