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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郑贞文是我国化学名词统一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就致力于该项工作;国立编译馆成立后,担任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主任,起草的《化学命名原则》是我国名词统一工作的一大成就。统一化学名词的确立,是中西两种文化融合的重要表征,为化学的中国化创造了条件,推动了我国化学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化学名词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并为汉语的生长和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郑贞文(1891～1969),字幼坡,号心南,福建长乐人。13岁应童子试,中福州府秀才。15岁赴日求学。1915年考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攻读理论化学。1918年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一直到1932年。在商务15年中,编译出版了大量物理、化学和数学教科书;积极参与化学名词统一工作,是我国化学命名工作的奠基人之一,为民国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关于郑贞文仅有少量传记,多为总体介绍,从科学史或科学社会学角度的专题研究几乎阙如①。本文以化学命名为个案②,探讨郑贞文在我国化学名词统一工作中的贡献。一、有机化学命名的紧迫性自1918年“医学名词审查会”改为“科学名词审查会”之后,审查有机化学名词成为该会的重要内容。在化学元素、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三者之中,后者命名的难度远远大于前两者,所以有机化学译名工作进行得相当缓慢。有机化学名词命名与元素、无机化学名词命名有很大差别,它们并没有按化学式翻译,自1868年有机化学被丁韪良正式介绍到中国时就如此。[1]20世纪20年代,有机化学名词分歧迭出,给化学教育造成诸多混乱。《学艺》杂志曾刊登读者王确临来信,陈述当时化学教学面临的双重困难,从中可以感受到教育界对统一有机化学名词的强烈愿望：炭属化合物构造式的译名,颇不一致：马君武先生多译音,如CH4、C2H4译为一炭、二炭之类(见该氏所著《实用有机化学教科书》)。梁国常先生多造字,如CnH2n+2译为充,CnH2n-2译为少之类(见《北大月刊》第一卷第七号)。现教授生徒,大感困难。课本定名之外,兼释英文于其右侧,以先生(指郑贞文——笔者注)及杜亚泉先生之定名为之补。即此可见读书之难处了！务望科学先生们速将名词审定出来减少一点痛苦咧！[2]二、郑贞文与北京科学名词审查会1920年夏,科学名词审查会在北京开会,讨论有机化学名词命名,国内各高等学校和学术团体均有代表列席。据郑贞文回忆,该会审查有机化学名词的大略情形是这样的：会议委员会“每天推举代表三人临时起草,议定大纲若干条。闭会之际,复推北京大学俞同奎、陈世璋、沈溯明诸先生,整理本届议案,并继续起草芳香族篇,以资明年讨论。”[3]单靠科学名词审查会来审定名词,代表范围太狭,不能集思广益、充分吸收会外人士的意见。郑贞文一贯主张化学命名标准有三项,即严、简、有系统[4]。而符合这三项原则的命名法事实上已经存在,那就是1892年瑞士日内瓦万国化学会通过的日内瓦系统学名。所以郑贞文提出,“我国有机(化学)名词,尚未确定。既无相沿之习,自应舍短从长,迳取占尼哇①学名,为命名之标准,以期与各国一致。至中外文字不同处,酌加增减可矣。”[5]学术思想的分歧,实际利益的驱使,郑贞文和其他代表的意见自然无法统一。所以郑贞文在会议之末提出的方案,引起代表的激烈反对。由于本届会议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所以会上审定的名词虽经教育部颁布,始终未能普遍推行。事实上,本届会议的争论可归纳为两派势力之争,即中国科学社与商务印书馆之争。审查会重要人员,大多是中国科学社社员,凡与该社接近者,先后采用此项名词。而反对力量最强烈者,则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之所以不采用该名词,部分原因是郑贞文反对,而更重要的则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商务印书馆长期使用郑贞文所定的无机及有机化学名词系统,猝然改从他种系统,很不经济。商务印书馆是著名的出版企业,所以教育界一般采用该馆所用的化学译名,而不是科学名词审查会公布的名词[6]。审定名词不仅是纯粹的科学研究和探讨,它是现代国家标准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统一,政府有威信,是实现标准化事业的前提条件之一。反之,政权分立,审定名词成为民间出版机构和学术团体基于经济利益的争夺,所谓的“科学”只是一句空话。当时北京政府没有实现国家统一,名词统一事业虽然提上议事日程,但是根本无法实现。本届科学名词审查会结束后,郑贞文借助《学艺》杂志,继续进行有机化学名词命名的讨论,主要参加对象是中华学艺社社员和杜亚泉。《学艺》第二卷第六、八、九、十期分别刊登一篇题为《有机化学命名的讨论》同名文章。在20世纪20年代初,郑贞文主编的《学艺》杂志是化学界商榷、讨论和发表化学命名成果的主要专业刊物之一。三、在国立编译馆时期的贡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名词统一事业提上议事日程,遂于1928年成立译名统一委员会,王云五为主任委员。委员会广泛搜集近期出版书籍,调查科学界采用化学术语的情况,分别统计,以观察大众对命名工作的意向。从1928年直到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教育当局主要从事档案资料的搜集工作,为后来审定译名打下基础。1932年6月,国立编译馆成立,郑贞文主持化学名词档案的整理,并参照各家意见,研究具体方案。1932年8月1日至5日,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化学讨论会”,全国各地的化学代表共45人聚于一堂,讨论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及化学译名三大要案。化学译名方面,会议在郑贞文拟定的《化学命名商榷书》基础上,讨论通过《元素及化合物定名原则》。会议结束前,代表们提请国立编译馆尽快成立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详细制订有机化学名词,清理无机化学名词及仪器名词。此次大会中,郑贞文与李方训、曾昭抡、恂立4人负责整理提案。大会闭幕后,郑先生又邀请其他三位提案整理人和化学专家吴承洛,继续集中深入讨论他拟定的详细方案,遵照大会决议精神,加以讨论和修正。同年8月,教育部及编译馆函请郑贞文、王琎、吴承洛、陈裕光、李方训、曾昭抡、陈可忠、恂立等8人为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由郑贞文任主任委员。嗣后三个月,编译馆及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各委员,根据化学讨论会议决案,积极整理,反复讨论,并征求各处学术机关意见,编成《化学命名原则》一书,1932年11月呈送教育部,同月26日公布,1933年6月出版。这是国立编译馆出版最早的一本科学名词。《化学命名原则》的出版,凝聚着郑贞文15年的心血和智慧,书中第一部分“定名原则”,集中反映了他的命名思想,主要内容有：1.凡元素及化合物定名取字,应依一定系统,以便区别,而免混淆。2.取字应以谐声为主,会意次之,不重象形。3.所取之字,须易于书写,但在可能范围内,应以选用较少笔画并避免三文(即三个独立偏旁)并列之字为原则。4.所取之字,须便于音读,且不易识别之字即易于行文冲突之字,皆应避免。同音之字亦以避免为原则。凡用同字为偏旁以表示不同物系统上之关系时,应以各定不同之音为原则,假借之字,得定新音。5.凡旧有译名可用者尽量采用,旧译有两种以上各有可取之处时,应采用适合于上列原则较多者之一种。6.化合物各由若干单位集合而成,以采用介字连接为原则,但在不致误会之范围内可以从略。[7]《化学命名原则》出版后,新出的化学书籍,几乎都采用此项原则。1937年虽修改过一次,但改动不大。不过对于比较复杂的有机化合物,这项原则的推行,仍有不少困难。这次译名之所以能够迅速推行,理由有下列几点：(1)政府威信日益巩固,不遵守此项名词的单位和个人,所出书籍不予审定;(2)商务印书馆在1932年“一·二八”大战役中,旧版全部被烧毁,所以不再反对改用新名词;(3)国内化学专家,渐渐转向专门研究,对于译名问题的争执,不像以前发生兴趣,只求迅速统一名词,以资应用;(4)此项“原则”制定以前,曾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5)审查委员大多系对名词问题夙有研究的专家,所定名词比以前妥贴。[8]四、统一化学名词的文化意义近代化学要在中国安家落户,化学语言即术语的中国化是首要一环,因为国人接受化学要以符合中国的语言习惯为条件。这项艰巨的工作是由化学翻译家承担的。从科学史来看,民国年间是我国科学翻译的第三期。此间的翻译,已完全摆脱前二期对外人的依赖而纯粹“出自国人之手”[9]。由于第二期的徐寿、傅兰雅等化学家已经为化学命名作了许多基础性工作[10],所以,郑贞文等第三期化学翻译家的使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制定出与国际一致的命名原则。有了规范,化学才真正中国化,中国传统化学也才能真正如李约瑟所说,“朝宗于海”[11],融入世界科学的进程。化学译名作为一种近代科学语言,是极其专门化的特殊术语。日本科学史家杉本勋说过,“在没有翻译成当地语的情况下,科学则成为上层贵族的垄断物,妨碍向民间普及和渗透。科学不扎根于民族的土壤,便被关在少数优秀分子的小圈子里。科学家作为世界主义者的特殊阶级,只是一味地模仿先进国的科学界,就不能从下面吸取新鲜的活力。而且使用欧语的高级文化和使用当地语的大众文化两者的差距日益扩大。”[12]统一科学译名,编撰与外国科学词汇对应的中文规范词汇,是实现科学本土化的先决条件。化学名词作为一种科学词汇,它的统一,有力地推进了我国化学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使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两者实现了融合,化学从此获得了在中国扎根的深厚土壤,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且不再是少数化学精英的专利品,而成为大众共同学习和利用的科学文化之一。搞好化学译名统一,如同在两种文化之间架桥。一个好的翻译家要精通两种语言,能够“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13]。郑贞文先生留学日本13年,理论化学专业极为出色,深受导师片山正夫赏识。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15年,积累了丰富的编译经验。早年接受经典教育,是清末秀才,国文修养甚深,汉语水平为张元济所激赏[14]。以上诸多主观条件,造就了化学翻译家郑贞文先生,使他适逢其会,成为我国化学名词统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语言和文化是一对孪生姐妹。文化是语言生存的根基和语言演进、发展的源泉。反过来,语言也创造着文化,它对文化有很强的渗透力,具有整合文化的功能。语言是载体,它以显性或隐性的状态把不同特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又通过对思维发生作用来实现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从语言的整合功能来看,郑贞文等先辈化学家初始创建了化学译名的统一原则,标志着中西两种科学文化融合的初步完成。新译名又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根据命名原则不断新造的大量名词,是对我国汉语词汇的一大扩充,为现代汉语的生长和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第40页① 笔者见到的传记性资料有：(1)王治浩等：《一代学人郑贞文》,《中国科技史料》第12卷第3期(1991),第38-45页。(2)王治浩：《郑贞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化学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3)郭保章：《中国化学史略·郑贞文》,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6-47页。② 关于化学命名,已有的研究有：(1)王树槐：《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0),第365-396页;(2)王扬宗：《清末益智书会统一科技术语工作述评》,《中国科技史料》第12卷第2期(1991),第9-19页;(3)张澔：《傅兰雅的化学翻译的原则和理念》,《中国科技史料》第21卷第4期(2000),第297-306页;(4)袁瀚青：《我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徐寿》,袁瀚青、应礼文：《化学重要史实》,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4—215页。以上研究均未涉及郑贞文先生。---------------------------第41页① 即现在的日内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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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1949年间,国立编译馆负责当时的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它取得了较大成绩,编审（编订并组织专家审定）了一大批名词。同时,在名词编审中,它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近现代科学诞生于西方,在其传人中国的过程中,必须解决译名统一问题。明末清初,虽然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已盛极一时,但译名混乱情形不严重。清末传入的西方科学远比明末清初来得多来得猛,此时译名混乱现象很多,译名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由传教士组成的益智书会和博医会、江南制造局、清政府学部审定科和清政府编订名词馆等组织为统一译名做了不少编纂、审定科学名词的工作。进入民国后,译名统一的任务更为艰巨,相继有组织地审定(或审查)科学名词。1916年,医学名词审查会诞生,以审查医学名词为主。1918年,医学名词审查会奉教育部令正式更名为科学名词审查会,全面审查各科科学名词。到1927年,科学名词审查会已审查通过了一大批名词。1927年,南京政府改教育部为大学院。1928年,成立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负责科学名词的审定工作。该机构在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没有公布过审定好的名词。同年,大学院改为教育部,科学名词审定事宜归教育部编审处办理。该机构也没有公布过审定好的名词。到此为止,名词混乱情形依然很严重。1932年,成立国立编译馆,负责名词审定工作。从1933年到解放前夕,教育部公布了多部由该馆编审的名词。在此期间,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取得较大成绩,科学名词渐趋统一。一、国立编译馆简史1932年6月,教育部为加强学术文化图书编辑,成立国立编译馆,辛树帜担任首任馆长。该馆所需经费及工作人员薪水由国家拨付。该馆工作分编译和审查两大部分,编译部分包括编译各科名词、专著及教科图书等,审查部分包括审查教育部令各书局呈送的学校用教科图书及标本仪器等。成立之初,设编审、总务两处。编审处又分设人文、自然两组,名设主任一人,由专任编译兼任,主理各组编译及审查事宜;各设专任编审、特约编审及编审员若干人,分任编审及审查事宜。总务处设主任一人,由专任编译兼任,总理总务事宜。1933年7月,将专任编审改为专任编译,特约编审改为特约编译,编审员改为编译。同年11月,取消编审处,仍设自然、人文两组,改总务处为事务组。1936年7月,陈可忠继任馆长。1937年7月,抗战爆发,奉令迁庐山,嗣徙长沙。次年复移重庆。1939年4月再迁江津白沙。在多人的呼吁下,政府于1942年改组扩大国立编译馆,原人文、自然两组保留,原事务组改为总务组,并增设三个新组：教科用书组、教育组、社会组。由教育部长陈立夫兼任馆长,陈可忠任副馆长。同年8月再迁至巴县北碚。1944年2月,陈立夫不再担任馆长,由陈可忠复任馆长。1946年8月返回南京。1948年5月,陈可忠辞去馆长职务,由赵士卿继任馆长。1949年4月结束,撤至台湾。二、国立编译馆编审名词的程序及审定名词的准则在名词编审过程中,编译馆具体负责“起草,整理,及呈请教部审核公布之责”[1]。其工作程序大致为：先由国立编译馆搜集各科英、德、法、日名词,参酌旧有译名,慎于取舍,妥为选择,形成草案。每种名词的草案完成以后,分送各有关学会及各著名大学诸专家征求意见。复经教育部聘请国内专家,组织名词审查委员会(相当于今天的名词审定委员会),加以审定,然后请教育部公布[2]。编译馆没有规定明确的名词审定准则,根据公布的各科名词的凡例来看,编译馆组织的名词审定所遵循的准则是：(1)采用固有的或已通行的名词;(2)如无相当的固有名而又无通行的现成名,则采取意译;(3)如(1)(2)行不通,则采取音译;(4)新造字,多见于化学名词中,使用时有严密的原则。三、国立编译馆在名词编审方面的成绩和不足1.成绩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国立编译馆的组织下,到1949年,已经审定并出版的自然科学名词有18种(不含医学)：化学命名原则(1933)、天文学(1934)、物理学(1934)、矿物学(1936)、发生学(1937)、气象学(1939)、普通心理学(1939)、电机工程·普通部(1939)、化学仪器设备(1940)、统计学(1944)、数学(1945)、化学命名原则增订本(1945)、电机工程·电化部(1945)、电机工程·电力部(1945)、电机工程·电讯部(1945)、化学工程(1946)、机械工程(普通部)(1946)[3]、比较解剖学(1948)。此外,笔者还发现以下5种医学名词已经审定并出版：药学(1933)、细菌免疫学(1937)、精神病理学(1940)、人体解剖学(1947)、病理学第一册(1948)。据有关部门统计,在1949年之前还有一批虽然没有出版但在进行中的自然科学名词29种(不含医学)。在整理付印中的有1种,即化学术语;在复审中的有3种：天文学(增订本)、地质学、土木工程·结构学部;二审本在整理中的有1种,即土木工程·测量学部;在初审中的有3种：物理学(增订本)、岩石学、土木工程·铁路与公路部;初审本在整理中的有7种：昆虫学、植物病理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生态学、植物组织学及解剖学、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初稿在油印中的有1种,即普通园艺学;初稿在编订中的有13种：生物化学、细胞学、组织学、普通动物分类学、脊椎动物分类学、植物形态学、植物园艺学、普通植物分类学、水利工程、机械工程·造船、机械工程·铁路机械、机械工程·自动车航空器、机械工程·工具仪器动力厂设备[4]。国立编译馆的名词编审工作促进了当时的科学传播和科学研究。时人对编译馆的这项工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编译馆努力此项工作,成绩斐然”[5]。国立编译馆还组织过有限的名词审定方面的理论研究,比如组织专家讨论地名人名的音译标准。鉴于当时“西文地名人名之音译,向无完善标准,同名异译,学者苦之”[6],于是国立编译馆“拟定厘订地名人名音译标准原则草案,寄请各专家签注意见”[7]。2.不足国立编译馆在名词编审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也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1)名词审定组织不健全面对混乱的科学名词,一个好的名词审定组织应该像能驾驭复杂局面的强有力的政党。遗憾的是,建国后才出现这样的名词审定组织。国立编译馆时期的名词审定组织是不健全的,表现在：编译馆不是专职的名词编审机构在名词编审方面,编译馆虽然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但不是专职的机构。编审名词仅是其工作的一部分,该项工作常常受到其他工作的干扰[8]。各科名词审定委员会不够完善各科名词审定委员会(当时叫名词审查委员会)往往是临时产生的,名词审定委员(当时叫名词审查委员)也是临时推选或聘请的,谈不上什么固定的任期。而科学名词的审定工作要求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工作是连续性的。(2)缺乏明确的审定条例虽然各科名词的审定有自己的个性,但作为科学名词审定的一个子系统,必然服从于科学名词审定这个大系统。各科名词的审定必然遵循一些共同的原则,比如收词原则、定名要求、编排体例等等。所以,名词审定组织应该有明确的审定条例,以指导科学名词的审定。遗憾的是,这样的条例当时并未出现。虽然单科名词审定中往往也遵循一些类似的条例,但较为模糊,而且不同的科目有时会有冲突。例如,对于一些人名,有的科目保留原文,比如在《发生学名词》中,“人名暂从原文”[9];有的科目则按音译法译成中文,比如在《物理学名词》中,“西文固有名词,规定中文名词时,除遵依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之规定外,其余均暂照商务印书馆中外人名地名对照表音译”[10]。明确的、适用于各科的审定条例直到解放后才公布。(3)推广措施力度不够国立编译馆有一定的名词推广措施,审定的名词通过教材审查工作,强制执行,但其范围仅仅限于中小学及民众教育教学用书(即：中小学教科图书、中小学课外读物及参考书、民众教育所用的图书)[11]。(4)不太重视理论研究当时,对名词审定工作的标准、程序、推广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很少见。此外,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产生的一门专门研究各学科术语的一般性问题及普遍性规律的学科,即术语学,对统一名词工作有较好的指导作用,但当时并没有引进来。虽然在名词审定这项实践工作上,国立编译馆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除了组织专家讨论地名人名音译标准之外,它几乎没有组织什么理论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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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过程中,郑贞文是贡献最多的其中一位,在无机化学命名方面,影响最深远。在有机化学名词上,用天干符号来表示有机化合物中的碳数目也是由他提出的。中文化学名词规范化的成果——1933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他是重要整理者之一。在化学命名上,郑贞文在1919年发表了《化学定说名略》,次年,他又完成了《无机化学命名草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这本书在无机化学命名上影响深远,被誉“对于化合物之命名,特能推陈出新,诚为命名之圭臬矣”[5]。至于在有机化学名词上,从1919年开始,郑贞文便提出了一些有机命名原则,次年,他参加了科学名词审查会有机化学普通名词会议,并且提出一些批评与建议。可惜,他的有机名词几经修订,在1932年1月脱稿时,“适值上海抗日之役,竟遭一炬,并多年搜集之参考资料,亦荡然无存。”[6]不过,至今依然能在《化学定说名略》及他与杜亚泉合著的《有机化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一窥他最原始有机命名的想法与原则。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将郑贞文在元素、无机及有机化学名词中的想法及原则分开讨论,以便深入了解他在中文化学名词上不凡的贡献与成就。一、20世纪的中文化学名词在元素名词方面,从1908年由清朝学部所编译的《化学语汇》中,便可以知道,傅兰雅和徐寿在《化学鉴原》所提出的元素名词,即以一个偏旁与一个西文第一音节造字而成,已经为我国化学界普遍接受。在无机名词方面,在甲午战争之后,便逐渐受到日文的影响,即在许多无机名词中插入一个化字,尤其是在二元质无机化合物的名词上。如calcium oxide(CaO),在此之前,大部分的名词是依据它的化学式来翻译为钙氧,1895年之后则翻译为氧化钙。而在有机名词方面,中国人就必须重新建立一套有机系统名词。一来,19世纪大部分所翻译的中文有机名词是以傅兰雅音译的名词为主,如迷以脱里以脱里阿美尼(methylethylamine),如此四个字以上的音译名词,为数不少,便很难引起中国人的共鸣。至于丁韪良(1827～1916)、嘉约翰(1824～1901)及毕利干(1837～1894)等人虽然翻译了一些意译的有机名词,然而数量有限,也无法造成流行;而日本有机名词也是以音译为主,自然也无法形成广泛的使用及传播。直至1908年,虞和钦出版了《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才开始了中文有机化学系统命名[7]。在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的过程中,早些时候,是由科学名词审查会来主导,国立编译馆与中国化学会的成立,更加速了中文化学名词规范化的脚步。不论是科学名词审查会或者国立编译馆,郑贞文都参与其中化学名词制订的工作。尤其是1933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几乎是仰赖郑贞文的热诚与毅力。在前一年召开的教育部化学讨论会上,“译名组提案”是由郑贞文起草的,已成为《化学命名原则》的蓝本[8]。二、元素名词20世纪初,元素名词受到日文名词的冲击,有些日译化学翻译书则是直接使用日文名词,如水素(氢)、酸素(氧)、窒素(氮)[9]。有的则是将“素”字放在傅兰雅名词上,如锂素和铍素[10]。与此同时,江南制造局所翻译的元素名词也蔚为风潮。除了益智书会或者博医会所使用的元素名词外,大部分的元素名词还是采用傅兰雅和徐寿所提出的名词,如《化学语汇》和虞和钦的《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等。自科学名词审查会成立(1916)到《化学命名原则》的出版,在元素名词方面,争议比较多的是氧、氢、氮、氯和砷的翻译[11]。在氧、氢、氮和氯的名词上,科学名词审查会提出了两种版本。一种是不含“气”偏旁的养、轻、淡和绿,另外一种则是冠有“气”部的昜、巠、和。养、轻及淡是否能简化成羊、巠和炎,进而转变成氧、氢和氮是一个争议的地方[12]。至于科学名词审查会所比较属意的冠上“气”偏旁的昜、巠和也备受争议,郑贞文则认为,“所造之字,骤观之似极其机巧,细察之则全涉牵强。”[13]郑贞文认为,oxygen、hydrogen、nitrogen和chlorine等名词,应该翻译为冠上“气”部的养、轻、淡和绿,但可以简化成氧、氢、氮和氯。至于在砷名词上争议,则是在于采用音译的砷,还是传统的砒,或者是由信石所拼成的新字。至于其他元素名词上的译名,由于常常牵涉到是否会与其他元素名词相似音造成混淆,而建议修改[14]。三、无机化学命名在甲午战争之后,中文二元质无机名词便受到日文的影响,即在两个元素名词之间插入一个“化”字。在早期,谈到二元质无机化合物命名原则,最详细的可能莫过于郑贞文所提出来的方法：拟联缀根名以名之,根名既定,则根与根相结之化合物,可加化字于根名之间(而略根字),称曰某化某,阴根之名居前,阳根之名居后。[15]至于郑贞文的《无机化学命名草》,共有三篇,则是包罗万象巨细靡遗,各类化合物命名包括齐全。第一篇为元素命名。第二篇则为根基及其化合物命名,涵盖单根及二元化合物、复根及其化合物、错根及其化合物。至于第三篇,则为错化合物的命名。虽然,其中“尚有不易而不便于通行之处不少,为最有系统而有价值之著作”[16]。事实上,1932年所举行的教育部化学讨论会决定：“单根二元化合物,照郑贞文先生译名商榷乙法之规定命名。”[17]另外,在无机名词上,比较困难的是错化合物的命名,郑贞文的名词更是独占鳌头。四、有机化学名词《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的出现,开启了中文有机系统命名的时代。因此,虞和钦被誉为“替我国制定有机化合物名称的第一人”[18]。虞和钦的名词看来有些繁琐,如异性二个一炭矫基易轮质(xylene,间甲基乙基苯)和壹﹒参﹒伍﹒三个一炭矫基易轮质(Mesitylene,1.3.5三甲苯)。另外,他所使用的字也比较深涩一点,如矫质(烷)、羸质(烯)和亚羸质(炔)。郑贞文便针对这些缺失提出一个更简单的有机名词命名,即以完质、欠质和缺质分别来表示虞和钦的矫质、羸质和亚羸质。至于一碳、二碳、三碳等名词,郑贞文则是以甲、乙、丙等天干符号来表示,如此的有机名词看来就比较简洁[19]。 1920年7月,郑贞文代表丙辰学社出席科学名词审查会有机化学普通名词的会议。由于科学名词审查会的正当性及权威性一开始便受到质疑[19],再加上有机名词复杂繁琐,所以郑贞文便在会后提出一些批评与建议[20]。 即使受到许多批评和质疑,科学名词审查会还是奠定了有机化学系统名词的基础,现今所使用的烷、烯、炔、醛、酮和醚等有机名词便是他们所制订的[21]。另外,虽然科学名词审查会没有采用郑贞文的天干符号,不过之后的中国化学会还是将它纳入有机系统名词中。五、结论在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中,在一个庞大而且复杂的命名系统中,似乎没有人能够一枝独秀。不过在这过程中,科学名词审查会、国立编译馆、化学讨论会和中国化学会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郑贞文都参与其中,甚至有些时候是主导整个局势的发展。在元素名词上,19世纪由傅兰雅和徐寿所提出的元素名词已经流行多年,虽然有些名词被建议修订,但使用的习惯已经形成,所以20世纪元素名词能够变动的空间非常有限。然而无机及有机名词的情况截然不同,19世纪的名词并未流行。在无机名词上,早期时候,郑贞文就提出较完整齐全的无机命名原则,加上积极地参与这类名词的编译,使他的无机名词成为不可或缺的。在有机名词上,科学名词审查会中所编译的烷、烯和炔三个名词是否受到郑贞文的完、欠和缺的影响,是值得再讨论的重点。至于天干符号的使用是否与郑贞文担任国立编译馆化学名词审查会的主任委员有关,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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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某些汉语规范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汉语规范名词的对应英语词应当为英语名词,而不能为英语形容词。自1989年《微生物学名词》[1]公布以来,迄今已公布了生物学13个学科的规范名词。其中如《植物学名词》[2]、《动物学名词》[3]等的规范名词中存在着将某些汉语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的问题。笔者在编写《英汉-汉英生态学词汇》[4]和《英汉生态学词典》[5]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采取了形容词对形容词、名词对名词的英汉、汉英翻译方法。本文就此谈一些认识,供大家参考。一、汉语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举例例如在1997年公布的《动物学名词》中有一些汉语名词与英语形容词对应的情况(见表1)[3]。表1所列均属生态学词汇。二、汉语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的原因(一)对英语词汇的理解有误比如“aquatic”作为形容词指“水生的”、“水上的”、“水中的”、“水的”或“水上运动的”;作为名词指“水生生物”(即水生植物或水生动物);它的复数(aquatics)指“水上运动”。尽管在《朗文英汉综合电脑词典》中将“aquatic”译为“【修】水生”,看上去是名词,但从该词前的“【修】”可以看出这个“水生”相当于“水生的”,不可单独用来表示“水生”。因此,将“水生”翻译为“aquatic”不妥当。同样道理,把“外源”译为“exogenous”、“内源”译为“endogenous”亦欠妥。(二)与英译汉的习惯有关从表面上看,汉语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是汉译英问题,实际上很可能同英译汉习惯有关。由于把英语形容词翻译为汉语时,人们通常采用词尾加“的”或“性的”这种方式。比如,《英汉常用生物学词汇》[6]中的“anthropogenic人为的”、“heliophilic喜阳的”;“eurybathic广深性的”、“euryhydric广水性的”、“euryoecic广栖性的”、“euryoxybiotic广氧性的”、“euryphagic、euryphagous广食性的”、“eurythermic、eurythermal广温[性]的”;“stenoecic狭栖性的”、“stenohydric狭水性的”、“stenooxybiotic狭氧性的”、“stenophagic、stenophagous狭食性的”、“stenothermic狭温性的”,等等。为了使语言精炼,人们且常将“的”字省略。在汉译英时,如果简单照搬,就会出现“广栖性euryoecic”、“广温性eurythermic,eurythermal”;“狭栖性stenoecic”、“狭温性stenothermal”,等等。而实际上,“广幅性”应译为“eurytopicity”,而不是“eurytopic”;“广食性”应译为“euryphagy”,而不是“euryphagic”;“狭食性”应译为“stenophagy”,而不是“stenophagic”;“狭幅性”应译为“stenotopicity”,而不是“stenotopic”。同样道理,“半透性”应译为“semipermeability”,而不是“semipermeable”;“避光性”应译为“photophobism”,而不是“photophobic”;“喜温性”应译为“thermophily”,而不是“thermophilic”。三、对策首先要正确理解英语词的含义,分清该词是名词还是形容词。例如,根据Lincoln等1998年出版的词典,eurybathic、euryoecic、eurythermic、eurythermal、eusocial、polydemic、stenobathic、stenoecic和stenothermal等均为形容词[7],不能当名词使用。同时要注意汉英翻译不能简单照搬。某些“汉语名词”很可能是从汉语形容词省略掉“的”而来的,还其“汉语形容词”本来面目,汉译英问题便迎刃而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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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已公布的生命科学各学科名词的一义多词问题及其原因作了分析,并就解决该问题提出了两点建议。自1989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原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微生物学名词》以来,迄今为止已公布了与生命科学有关的12个分支学科的规范名词[1～10],使我国生命科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名词混乱、定名不准和用名不当状况有所改善,在统一生命科学名词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目前生命科学各学科之间的“一义多词”问题仍然比较严重。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对生命科学名词的统一和规范化提出了更迫切和更高的要求,“一义多词”的名词亟待统一。本文根据笔者近年来在编写《英汉-汉英生态学词汇》一书时所收集的部分资料,谈一些认识,供大家参考。一、一义多词现象举例生命科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是历史悠久、分化和发展迅速的一门科学。有相当多的名词属于基本名词,对部分或全部分支学科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从已公布的各学科名词来看,对不少基本名词,在各学科之间却定名不一(见表1)。表1所列仅是与生态学关系比较大的一些名词。生命科学各学科间的一义多词问题由此可见一斑。二、产生一义多词问题的原因1.对概念的内涵理解有明显分歧生命科学的词汇多数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而对若干概念,国外的认识也不一致,这便成为译名混乱的根源之一。比如Lincoln等人认为“acclimatization”是生物对变化的自然环境条件的渐变可逆性调节。与此相对应,他们认为“accliamtion”是生物对人为或实验环境因子的渐变可逆性调节[14]。Mackenzie等人[15]和Resinger等人[16]的观点与他们基本相同。但是Collin[17]和Ricklefs[18]把“acclimatization”与“accliamtion”视为同义词,认为是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形态或生理可逆性变化反应。难怪“acclimatization”的译名有“驯化”[3,12]、“[风土] 驯化”[9]和“气候适应”[12],等等。同样道理,“allelopathy”的译名有“异种克生[现象]”[1]、“化感作用”[6,11,13]和“异种化感”[9],等等。笔者认为“异种克生”仅表明了某种生物的代谢分泌物对其他生物的不利作用,而“化感作用” 和“异种化感”则表明了某种生物的代谢分泌物对其他生物的有利或不利作用。但是“异种化感”仅包含种间作用,而“化感作用”则既包含了种间作用,又包含了种内作用。土壤学名词(定义版)(1998)[13]把“allelopathy”定名为“化感作用”,认为它是指“植物分泌某些化学物质对其他植物的生长产生的抑制或促进作用”。虽然该定名和定义均比较好,但是同其他定义[14,16,19]一样,该定义的信息有严重欠缺,没有指明是种间“其他植物”,还是种内“其他植物”,或二者均包括在内。笔者认为可将“化感作用”定义为“植物分泌的化学物质对异种植物或同种其他植物产生的抑制或促进作用”。生命科学概念体系是一个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动态体系。对生命科学基本概念的定名应当反映生命科学的最新发展水平。名词的内涵变了,名词本身也应相应变化。比如“allelopathy”最初是指植物通过释放化学物质对其他植物发芽或生长的抑制作用,现在认识到它是植物的一种普遍的抗竞争机制[19],包括种间竞争性化感作用和种内竞争性化感作用[15],既有不利作用,又有有利作用[20]。对“allelopathy”内涵的全面认识,是给其定名和定义的必要前提。2.对概念的措辞不同即对概念的内涵理解比较一致,但在遣词用字上却存在差异。如“被动运输”与“被动转运”,“单态”与“单态现象”,“异域种”与“异地种”,等等。从表1可以看出,生命科学各学科的一义多词现象多属于此类。汉语文化博大精深,可供表意的词汇丰富、数量庞大、涵义细致。虽然为择优定名提供了较大的选择空间,但另一方面也成了出现一义多词的另一原因。由于对外来词汇没有一个统一的翻译标准,加上个人遣词用字习惯的不同,以及对概念理解的细微差异,便造成了一个概念多种名称。3.对“规范名词”和“不推荐用名”的认识不同在已公布的生命科学各学科名词中均有一些“不推荐用名”。在这些“不推荐用名”中,有的名词在这一学科为“不推荐用名”,而在另一分支学科却为“规范名词”。如“生命带”和“广布种”在《植物学名词》中均为不推荐用名[9],而在《动物学名词》中却为规范名词[6],等等。4.各学科之间的定名协调工作较差在近年来的名词审定工作中,生命科学各学科分别进行,且历时较长,客观上给定名协调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但是协调工作不力亦是造成一义多词问题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从表1可以看出,大多数概念的一义多词,不是认识上存在本质区别,只是措辞不同而已。所以加强各学科之间的协调工作,对此类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三、对策生命科学名词的规范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多数分支学科已完成第一批名词审定,有的学科正在进行名词审定;已完成第一批审定工作数年的一些学科,不久将要进行增补、修订和补充定义的工作。为了进一步做好生命科学名词规范化工作,首先应鼓励和加强对有关概念的研究,注意学科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以提高和统一认识,为择优定名和名词定义打好基础。这是其一。其二,要加强各学科之间,以及与交叉学科之间的定名协调工作。建议成立一个生命科学名词审定协调机构,管理和推动生命科学各学科以及与交叉学科之间的名词审定、修订和定义的协调工作。* 王孟本研究员是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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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2014年5月6日至29日,全国科技名词委化工名词委石油炼制名词审查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石化和相关石油院校的近10位石油炼制资深专家参加了会议。审查会历时14天,与会专家针对稿件中的所有名词逐条讨论,对名词的中文名称、英文名称及定义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审查和修改。按照计划,石油炼制名词将于6月底前完成稿件修改、统稿及分类工作,经石油炼制名词分委会主任审定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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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2013年11月26日,第二届动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长沙召开成立大会。第二届动物学名词委主任周开亚,副主任郑光美、王德华,30位委员及其代表,全国科技名词委副主任刘青、审定与研究室主任邬江、审定编辑高素婷出席会议。会议由第二届动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郑光美院士主持。刘青副主任首先介绍了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的意义、现状和任务等。他指出,第一版动物学名词公布已有17年,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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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自十九世纪中叶传入我国后,随之而来的是医学术语的翻译问题。道光14年(1835年)彼得·帕克(Peter.Parker)自美来华,次年在广州设立博济医院,这是中国最早的“西医院”。随着教会医院的不断建立,1886年,外国在华教会医院的医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博医会,(英文名称为：The China Missionary Medical Association)。这是在华的传教士医学团体。该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允许中国医师参加,控制着中国医学事业。当时的医校全用外语教学,俗称为英美派、德日派等。辛亥革命后,我国自办的医校和医院日益增多,1915年,颜福庆等一批爱国医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人自己的医学团体——中华医学会。建会伊始,中华医学会即把医学术语的审定工作作为学会的主要任务之一。翌年2月,第一届大会设立了名词部,俞凤宾、唐乃安、刘瑞垣、周仲衡、王弼臣任名词部委员。同年2月12日俞凤宾等5人代表医学会出席江苏省教育会召开的医学名词第三次谈话会,决定由中华医学会、中国博医会、教育会和中国药学会等组织医学名词审查会。8月7日,中华医学会委派名词部委员周仲衡等5人出席第一次医学名词审查会,审定解剖学名词。由此开始了我国有史以来对现代医学术语的审定工作。之后,每年均有医学术语的审查活动。直至1926年的十年间,中华医学会曾派出代表64人次,前后参加了12次医学术语的审查会,涉及的学科有：解剖学,化学、细菌学、组织学、病理学、寄生物学、生物化学、药学、生理学、有机化学、药理学、外科学、内科学等。(另见医学术语审定工作大事记)。1919年,原医学名词审查会改称为科学名词审查会。据中华医学杂志记载：科学名词审查会当时在呈教育部的文中称,“……科学名词审查会自民国三年由中西学术团体发起组织后,先从审查医学名词入手,定名医学名词审查会,嗣以医学名词与其他科学名词多互相关连之处,遂于(民国)七年大会议决扩充范围,改定今名”〔1〕。中华医学会从组织上保证了医学术语的审定工作,自1916年第一届大会设立名词部开始,曾在第二届(1917年)、第三届(1920年)、第四届(1922年)、第五届(1924年)、第七届(1928年)、第八届(1930年)大会均设立了名词部或名词委员会〔2〕。由当时的知名医学家担任委员,使医学术语的审定工作具有很高的权威性。〔3〕1924年2月11日中华医学会举行会务特别会议,俞凤宾医师报告医学名词审查情况。同年3月12日,中华医学会召开职员会议,决定前会长俞凤宾仍主持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方面的工作。1927年,周仲衡、沈信卿代表中华医学会,担任科学名词审查会基金保管委员。〔3〕1934年第十届大会时,戚寿南医师在开幕词中提出中华医学会工作有三个重要使命,把审定医学名词、编辑杂志及举办各种短期医事进修班作为第一使命。1937年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与医学教育委员会及国立编译馆密切联络,再度成立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抗日战争期间,医学名词审定工作一度中止。五十年代初,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医药卫生组,“为求名词统一,便利研究、教学及编译、阅读医药卫生书刊之用,曾根据审定的草案,编订各科医学名词十余种,由人民卫生出版社陆续印行。”〔4〕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医学名词汇编”,为我国现代医学术语的统一与审定工作打下了基础。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近卅年来,医学科学空前繁荣,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不断出现。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医学期刊的种类和数量成倍地增加。原有的医学术语已不适应当前医疗预防工作的需要。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受形而上学的思想影响,一些以外国科学家命名的医学术语被废弃,造成了新的混乱。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语音差别极大,而且各地形成一些当地的医学术语的习惯名称。如肝硬化一词,在北方则称为肝硬变,而南方多用肝硬化。此外,由于医学专业众多,分工越来越细,各专业内部也形成了一套习惯用语,特别是缩略词问题更多,混乱得使不同专业的医师有时也难以理解。如将甲型病毒性肝炎简称为“甲肝”,将甲状腺功能亢进称为“甲亢”等。大有隔行如隔山的感觉,妨害了各相关专业的学术交流。由于近卅年没有进行医学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一些新出现的医学术语引进以后,常常受最初翻译者的汉语水平和科学水平的限制,如近年欧美等国为之谈虎色变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最初在国内报导时,采用了英语缩略词头AIDS的译音,译为“爱滋”,另加“病”字,即“爱滋病”。后来,有些学者认为此译法易引起误解,此病虽以同性恋者为多见,但并非没有例外,如有些儿童应用血制品后亦可发病,故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曾毅建议译为“艾滋病”为妥。这样同一种疾病就有了二种不同名称。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据说“银屑病”就有八九个同病异名,如牛皮癣、干癣等。在当前信息量成倍增加的时代,尤其电子计算机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时,要求术语的名称与概念相一致,实行一对一的原则,便于计算机检索。这样做也可节省人们获取新信息的时间。从普及医学知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而言,单义性的医学术语可以提高单位时间内获得准确的最大量的信息。此外,在医学杂志的编辑工作中,迫切需要全国统一的医学术语。中华医学会各专科学会编辑的中华系列医学杂志中,就碰到过不少涉及医学术语的问题。由于各作者用语不同,在同一本杂志上出现同一个概念有2个不同名称的现象,没有全国权威性的医学术语规范,杂志编辑也难以修改,只好按原稿出版。鉴于上述种种情况,广大医学科学工作者早有审定与统一医学术语的强烈愿望。1984年2月,中华医学会第十九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医学名词委员会,把审定与统一医学术语的工作摆到新的历史日程上来。1986年7月,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的推动下,医学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再次蓬勃开展起来,中华医学会会长吴阶平亲自担任医学名词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会长张侃、常务理事翁心植担任副主任委员,建立了医学名词办公室。我们依靠中华医学会各专科学会,相应成立了各学科的术语审定小组。目前,已有126名医学专家担任各医学名词审定小组的成员。经过一年的努力,已有28个学科审定小组开展了本学科的术语审定工作,其中呼吸、耳鼻咽喉科、妇产科、泌尿外科、结检科、消化、内分泌、心血管、神经外科、传染科、血液病学、风湿病、内科、老年医学、微生物与免疫学、肾病学各审定组,经过逐条审定,已初审出六千余词条。有些学科结合学术会议,广泛征求了全国同行的意见,进行了复审。医学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正在蓬勃开展着,受到国内医学界的广泛注意和重视。中华医学会信息导报,为此开辟了医学术语探索栏,对有争议的词条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中华系列医学杂志如中华妇产科杂志亦开展了术语讨论。总之,医学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正方兴未艾,并逐步向纵深发展。全面开展医学术语的审定工作,必将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为繁荣医学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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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2007年4月27日至5月5日,海峡两岸地理学家大会在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在本次会议期间召开了海峡两岸地理学名词研讨会,与会海峡两岸专家代表共计20余位。海峡两岸地理学名词研讨会针对经过两岸专家共同努力所形成的4000余条地理名词对照稿,分专业组进行了集中研讨。根据会议精神,此次经过两岸专家共同讨论形成的地理学名词将在会后由台湾专家进行修改,并于今年年底前交由大陆专家作进一步修订,争取2008年在大陆召开第二次审查会。(李玉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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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主要是传教士在译介西书的时候注意到名词统一的问题,并开始有所实践。益智书会以及后来的两个名词审查会作为民间力量,在生物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方面影响深远。清学部的编订名词馆和中华民国国立编译馆作为政府部门,分别在不同时期参与或领导了科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工作。中国科学社等科学社团在生物学名词统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生物学的发展、官方力量的介入都是生物学名词统一的必要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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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国内物理学名词的译名非常混乱,这成为近现代物理学在中国快速传播的巨大障碍。从1920年开始,大批归国留学生为审定物理学名词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他们讨论并确定了物理学名词的翻译原则,为审定名词奠定了基础;他们先后主持了科学名词审查会物理组和物理学会名词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并陆续编订了《物理学名词(第一次审查本)》《物理学名词汇》和《物理学名词》三部词典。到1934年,在留学生的全面主导下,国内的物理学名词基本上得到了统一,西方物理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因此大大加快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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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很多人就科技译名统一实践工作要点问题进行了讨论。虽然早期人们的认识差异较大，但后来大多数人认识到了科技名词审查组织的重要性，还有些人认识到这种组织应具有官方性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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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很多人就科技译名统一实践工作要点问题进行了讨论。虽然早期人们的认识差异较大，但后来大多数人认识到了科技名词审查组织的重要性，还有些人认识到这种组织应具有官方性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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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科技图书使用规范科技名词,应建立全国科技名词委、科技图书作者、科技图书编辑三位一体的使用规范科技名词保障体系。科技图书作者应提高科技名词素养和使用规范科技名词的意识,在科技图书写作过程中自觉使用规范科技名词;科技图书编辑也应提高科技名词素养,增强对科技图书中的科技名词把关的能力;全国科技名词委的作用也应得到加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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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医学术语为研究对象,采用描写的方法对医学术语中广泛存在的同义现象进行分析,了解医学术语中同义词的来源和使用情况。在此基础上,探讨这种与术语单义性要求不相符现象存在的原因。文中用例来自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发布的医学各学科名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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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遵循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医学名词,文章就所发现的医学类汉语推荐使用规范名词学科间定名不同、规范名词与同义词相互又称、热点名词与语言类工具书的差异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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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峡两岸教育学名词对照工作的第一阶段成果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了第一阶段收词工作的成效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下一阶段两岸教育学名词的收词原则及具体工作方法。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