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法司法解释中存在的不足与完善

罪刑法定原则在防止封建司法擅断和保障人权方面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如要真正发挥作用，只有通过司法实践来实现这一理念上的目标与价值。刑法司法解释是一好的方式，它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但是，我国的刑法司法解释确有不尽人意之处，这必定在适用中影响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刑法司法解释的功过评析和出路

刑法司法解释是司法解释的一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法司法解释大量存在,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其功过、存废学界还是存在不少争议的。本文从法律依据、司法解释的权限、刑法的价值等方面评析刑法司法解释的功过,并试图从我国现状为刑法司法解释寻找出路。     

刑事司法改革：规范刑法司法解释权若干问题再析

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反映在刑事司法领域不仅仅要求司法独立,更要求正确适用刑事法律、法规,规范行使刑法司法解释权。有权机关在行使刑法司法解释权时应严格把握刑法司法解释的司法权能,防止其越位立法,明确刑法司法解释遵循从旧兼从轻的时间效力,彰显刑法谦抑的精神品格,防范突破罪刑法定宪纲性的原则要求。只有刑法得以被正确的适用,才能真正将刑法抽象的正义与公平转化为现实的正义与公平。     

一元二级刑法司法解释模式

我国的"二元一级"刑法司法解释模式需要改革,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学者们根据自己对刑法司法解释权的认识和理解提出了多种重新配置我国刑事司法解释权的方案。但这些方案都有不足之处,从我国检察院和法院的分工和职能来看,我国应该建立"一元二级"模式的刑法司法解释模式。     

刑法司法解释机制初论

探讨刑法司法解释的首要前提应该是廓清有关法律解释内涵的迷雾,然后此基础上引入机制的研究思路。通过对刑法司法解释机制的指导理念以及生成机制和适用机制几个方面的考察,为解决我国目前刑法司法解释中存在的问题提供研究角度上的突破口。     

我国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对牵连犯处断倾向的分析与论证

我国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对牵连犯处断倾向的分析与论证郑厚勇对牵连犯的处断，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主张对牵连犯适用“从一重重处断”原则；一是主张对牵连犯实行数罪并罚。有人认为这两种观点在我国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都可以找到依据。也就是说，在...     

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与受贿罪的认定——对“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的反思

针对司法实践中查处受贿犯罪时经常遇到的疑难、复杂问题,“两高”发布了及时查处、依法惩治新类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解释。细加分析“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的规定,不难发现其立场有违刑法受贿罪的规定,并且条文中“及时”、“掩饰犯罪”之用语不明确、欠严谨。因此,对“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进行反思,有助于厘清异议,正确适用刑法和司法解释解决受贿罪定性问题。     

论罪刑法定原则确定后的类推

酝酿刑法修改时,立法界和理论界就达成了将罪刑法定确定为刑法最基本原则的共识。但修改后的刑法中,却有大量的类推条文存在,随后的刑事立法解释和刑事司法解释也出现大量的类推解释,甚至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类推定案情况。因此,类推制度虽被废止,但其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却一时难以消除,立法和司法与类推依旧是剪不断理还乱;罪刑法定原则虽被确立,但其法律地位和效力正受到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司法解释与法律相悖的两个实例分析

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2000]33号、[2000]4号司法解释与刑法相关规定的对比，指出了[2000]33号、[2000]4号司法解释中存在着与法律相悖的现象，其中，[2000]33号司法解释中有两处的误，[2000]4号司法解释则存在两个矛盾；作同时指出了解决这些失误与矛盾的方法。     

关于挪用公款罪几个问题的探讨——兼议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并非规范性法律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下发座谈会纪要时，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参照执行，这样一来，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可以依据座谈会纪要，座谈会纪要也就具有了与刑法、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同等的法律效力。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不正常的，是与我国刑事法治原则相违背的。座谈会纪要中关于挪用公款罪几个问题的处理意见，有类推定罪的嫌疑，并违反刑法关于挪用公款罪的规定。     

未成年人犯罪司法解释路径之探寻

未成年人犯罪是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一类特殊的社会现象,刑事法对该现象的研究应该有不同于成人刑法的特殊视角。基于完整的少年司法制度短期内无法登堂入室的现实情况,应该充分重视通过司法解释的管道来达到理想与现实的有效沟通。所以,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司法解释应该以现代少年刑事政策为灵魂,以保守实质解释论为基本立场,适时借鉴人格刑法学的相关理论来展开探索。     

论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现状与立法再完善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相关条文作出了修改、完善,但是,现行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理解和认定上的困难。《刑法》第143条和第144条还需要进一步界定"食品安全"的内涵,细化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罪状;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其他严重情节"需要作出合理的解释,便于司法机关准确界定罪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现实中仍存在司法认定的困难,不能适应新的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的要求。在对刑法作出新的司法解释时,要注意严密刑事法网。另外,再次修订刑法时,应当增设生产、销售妨害食品安全器具罪等罪名,拓宽食品安全犯罪的调整对象,扩大对"掺入"罪状的描述。     

刑法解释若干问题探讨

在中国,刑法解释学还是一门幼嫩的学科,刑法解释的许多方面还不成熟,还存在许多争议。检察机关是否应具有刑法的司法解释权？刑法解释的具体方法是否排除扩张解释？客观解释论是否与罪刑法定相冲突？笔者就这三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国刑事见证人法律地位问题调查与研究———以 H 省 Q 县为视角

对刑事见证人法律地位的明确以及资格的科学界定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与具体体现,然而,《刑事诉讼法》的最新修订及其司法解释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文章以H省Q县调查材料为基础对我国刑事见证人法律地位进行研究,为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的完善提供一定的方法和思路。     

中国刑法视野中的严格责任研究

肇始于英美刑法的严格责任制度在产生之初是为了保护公利和方便诉讼,随着时代推进其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于是在学界引发了关于其存废的争论.晚近以来,严格责任逐渐进入我国刑法学界的视野,关于严格责任在中国的有无之争一直方兴未艾.通过梳理严格责任本身带来的模糊与困惑,厘清其内涵以及它与相关责任类型的区别,在简要回顾严格责任在英美法系中的缘起与衰微背景后,结合对当下中国刑法规定的解读以及对司法现实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反思其在中国的前景.     

单位犯罪诉讼程序论纲

单位犯罪诉讼程序问题是我国刑法确立了单位犯罪主体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程序问题。但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单位犯罪的诉讼程序 ,这一问题的研究就是要解决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单位犯罪诉讼程序上与刑法的失衡问题。就单位犯罪诉讼程序设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同时对单位犯罪诉讼程序所应当包含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论纲式研究。     

试论信用卡透支行为入罪的正当化——从刑罚谦抑性方面考量

信用卡已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支付凭证,由于其透支功能以及便捷性,利用信用卡透支的持卡人也越来越多,但是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因信用卡透支而身陷囹圄的案件不断攀升,由此有必要就信用卡透支刑法规制进行探讨,以减少实践中因信用卡透支行为引发的刑罚,保证刑罚的谦抑性,实现刑罚的效益。     

司法解释比较研究

由于恪守三权分立与国家主义的观念，大陆法系国家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否定司法解释的合理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大陆法系的司法解释经历了从严格解释到自由解释的发展历程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解释权一直是法官固有的传统权力。我国清朝之前，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解释。近年来司法解释体制得以迅速发展和完善，但我国司法解释的自体化特征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