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莎菲女士的形象——兼评姚文元《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一文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一鸣惊人的成名之作。由于作品塑造了一个叛逆女性的形象,因而发生过较大的影响。过去对这个形象虽也有不同的评价,但总的来说是肯定的。一九五七年当丁玲在政治上遭劫的时候,姚文元写了《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一文,把作品打为“毒草”,他说:“这篇小说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小说,是一篇应当予以否定的作品”。姚文元早已倒台。今天,我们有条件自由而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了。     

“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论刘荣敏小说创作与侗族民间文学的关系

记得加里宁曾经说过:“最有天赋的诗人,最有才能的作曲家能在自己的创作上成为天才,只有当他们接触到人民创作并且从人民创作的源泉中去进行发展的时候,否则就不会有天才的人物。”刘荣敏,这位五十出头的侗族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虽然我还不敢妄称他为“天才”,但他确是侗族作家中的皎皎者,他确实在侗族民间文学哺育下创作了无愧于自己民族的佳作。他的小说《风雨桥头》曾获贵州省首届文学创     

从茅盾选择民族资本家题材看其艺术个性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在新文学史上,茅盾首先开拓了并反复致力于描写民族资本家题材;他是怎样发出自己“特有的声音的”?这里又显示着他哪些艺术个性? (一) 构成作家创作独特性一个外在标志是,他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怎样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从某个社会阶层的命运,去感受、发现、揭示社会问题。一部现代文学史已经证明,民族资本家题材是茅盾“独创的完全特殊的世界”,是茅盾最最偏爱、敏感的题材领域。 《子夜》、《多角关系》等作品不用说明显地证明了上述论点。也许《动摇》、《第一阶段的故事》、《清明前后》更能有力地说明茅盾对这个题材特殊的兴趣。《动摇》侧重于     

夏丐尊与计划生育

夏丐尊先生很早就提倡计划生育。虽然他没有使用“计划生育”这个词,但他在《生殖的节制》一文里,已把这个问题谈得较为透彻了。《生殖的节制》一文作于1922年,发表在1922年4月26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38期上。夏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人口问题在社会问题中占着重要的位置……如     

刘勰对形象思维的认识——读《文心雕龙·神思》扎记

形象思维是文艺创作中的普遍规律。在古代浩如烟海的文艺论著中,就有不少著作接触到这个问题,对它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我国第一部重要的文艺论著《文心雕龙》,就是在这个方面卓有成就的著作。它在《物色》、《神思》等篇对形象思维的一些特点作了论述。特别是《神思》篇,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论中关于形象思维论述得比较好的一篇。《文心雕龙·神思》是探讨创作构思问题的。刘勰总结了前人创作经验,意识到文艺创作构思时思维形式的特殊性,因此,他对艺术思维形式的特征进行了论述。当然,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刘勰,不可能用“形象思维”这一科学的术语来表述。但从他的具体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接触了形象思维的一些基本特征。这是刘勰在我国文艺理论史上可贵的贡献。     

缘何大多数经理不培训员工?——访著名销售培训师BrianTracy

Brian Tracy 是世界上最杰出的销售培训师之一。他被一些领导性杂志如《销售和销售力》称为“销售领袖”和“激励超星”。他是许多畅销录像节目的作者,这些作品来自商业培训丛书的会员。诸如:《销售心理学》、《询问你的成功之路》、《关系销售》、《销售人员的时间管理》、《消费者的生活》,以及《服务美德》。你可以在最新的商业培训丛书目录中发现 Brian Tracy 的作品,这些目录包括14部系列“有效经理”,杰出的30部系列“最     

论鲁迅《故事新编》中有争议的几个问题

鲁迅的《故事新编》是他的第三本小说创作集。这个集子共收八个短篇,其中《补天》、《奔月》、《铸剑》等三篇是前期作品,其余五篇《理水》、《采薇》、《非攻》、《出关》、《起死》等则是后期的创作。这些小说都是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寓言、历史故事以影射现实的作品。鲁迅在《序言》中曾有这样的自述:“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又说:“叙事有时也有一     

《渡桑乾》的作者是谁?

关于唐诗《渡桑乾》的作者问题,大都认为是贾岛的作品,后来注释唐诗的人也均从此说。刘逸生先生所著的《唐诗小札》(修订本)一书,也持这种说法。我认为《渡桑乾》不是贾岛的作品,应该是刘皂的作品。理由如下:(一)刘皂是唐代咸阳(今陕西成阳县附近)人,“归心日夜忆咸阳“一句中的“咸阳”是他的故乡,与他的生平联系得上。(二)《全唐诗》存其五首诗,诗的语言和风格皆与《渡桑乾》诗象似。(三)在《全唐诗》中《渡桑乾》诗名为《旅次朔方》,作者为刘皂。当时编辑《元和御览诗集》的主编是令狐楚,他的年龄比刘皂大,他们之间有过交往。当     

《人间词话》推重李煜词的一个原因——从王国维及其词论的“悲剧性”探讨

王国维和李煜在人生经历、性格特征方面都富有“悲剧性”,这样他就容易理解、认可李煜词。此外,《人间词话》论词讲求“悲剧性”,李煜作品合乎这个标准。从“悲剧性”角度探寻《人间词话》推重李煜词的原因,有助于深入研究王国维的词学观。     

试论毛泽东的文艺描写对象观

文艺的描写对象是什么,美学家文艺家们都不能不作出自己的回答。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当然也涉及到了这个重要问题。但是我们在探讨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描写对象观时,也应如胡乔木所说,“决不能限于研究一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要包括研究毛泽东同志所创作的优美诗词和大量的优美散文,研究这些作品的美学观点和美学价值,以及他对历史上和现代一些作家和作品的评论、评价、鉴赏”(《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只有     

位置的不动性——亚里士多德位置学说的理论困难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首先将“位置”定义为“包围者与被包围者相接触的界面”.随后,为了解释“船在河里运动”的例子,他又引入了不动性要求,将位置定义为“包围者的第一个不动界面”.位置的不动性要求引发了种种理论困难.最核心的困难是:在具体运动现象中,位置常常无法同时满足不动性要求和邻近性要求.为了解决不动性问题,《物理学》的评注者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未能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框架内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这些理论困难揭示了位置学说中“不动性”概念的非技术化特征、位置概念的多重涵义以及静止与运动在本体论地位上的差异.     

论梁遇春的学者散文

梁遇春是五四时期著名的散文家,早年曾翻译《小品文选》和《英国诗歌选》等外国文学作品。1926年冬开始在《语丝》、《新日》等新文学刊物上发表散文作品,到1932年夏天他二十七岁逝世这不满六年的时间内,写了近四十篇“闪耀着智慧光芒,具有独特风格的散文”。谈到梁遇春的散文创作时,他的好友刘国平曾颇有见地地指出:“他耽于书卷比谁都厉害一点,他不受任何前辈先生的意见支配,他苦讨冥搜,他自己就是‘象罔’,这确是最能得古人精髓的人应有的本色。”梁遇春这位“口含烟斗的白面教授”     

从《文心雕龙·知音》篇看刘勰的文学创作论

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重点讨论的是如何正确鉴赏文学作品的问题。然而他对于文学鉴赏问题的论述,客观上也反映了他对文学创作的认识与要求：文学作品俨然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创作必须蕴含创作主体的性情和心灵,作品在外部风貌上要达到“文”与“质”的统一,同时在作品内容上也要体现出“文”与“情”的统一和“文”与“心”的统一。     

《老残游记》

《老残游记》系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全书共20回。作品通过摇串铃的江 湖医生老残在山东行医时的所见所闻,暴露了当时官场的丑闻。在作品《自叙》 中他说:“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他深刻地认识到封建社会“棋 局已残”的现实,为了“补残”,作者从批判现实鲜为人知的现象“清官尤可恨”入 手,以挽救垂死的封建主义制度对“清官”的丑恶本质的揭露,是作品不蹈袭前 人而能言人所未言的创新之处,也是它的最大特色。“历来小说皆揭赃官恶,有 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该书16回原评)。作品塑造了两个所谓“清 官”的形象:玉贤和刚弼。以“才能功绩卓著”而补曹州知府的“办盗能吏”玉贤,     

从“丫姑爷”到老通宝

《春蚕》是“五四”以来的杰出短篇小说之一。《春蚕》中的主要人物老通宝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旧中国老一代农民形象。茅盾说过:“老通宝这个典型(即使不是十分明显的)是取自邻村的一个农民‘丫姑老爷’”。这对于我们理解典型塑造是很有启发的。所谓“丫姑爷”,就是茅盾祖母身边一个丫头的丈夫。茅盾在自己的作品中,曾多次提到过这位“丫姑爷”。1932年8月,茅盾在《乡村杂记》中写道:“我们家有一位常来的‘丫姑老爷’,——他的女人从前是我的祖母身边的丫头,我想来应该尊她为‘丫姑老爷’,庶几合     

试论“楚辞”和“汉赋”的主要区别

“楚辞”和“汉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可是楚赋混称的现象在汉代却是很普遍的,人们常把屈原作品称做“屈赋”、“骚赋”,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诗歌叫做“楚赋”。刘熙载在《艺概》中就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说:“古者辞与赋通称,《史记·司马相如传》言:‘景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则辞亦为赋,赋亦为辞,明甚。”不仅汉人如此,近人、今人也有将楚赋混为一谈的。比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辩诗》中,就将屈原作品列入四家赋中之一家,称为“屈原赋”。郭沫若将屈原诗歌译为今文,书名便题为《屈原赋今译》。我个人认为: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作品称“赋”和“汉赋”混淆起来,是不恰当的。从汉赋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汉赋虽“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但它跟楚辞却是完全不同的文体,不能合二为一。     

魏晋时期游仙诗初探

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指出:“晋宋以前多仙诗。”梁昭明太子在《文选》中,把游仙诗归为一类。这说明游仙诗作为一种创作题材,在魏晋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里,是非常突出的。然而,目前比较通行的几部文学史著作以及某些诗歌史著作,对这方面的问题都较少注意。即使偶有述及,也多加贬抑,以为这类作品“表现了较为浓厚的悲叹人生无常,追慕神仙的消极情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这种消极     

一个与八个：灵魂的分裂及其它——毕四海中篇小说《一个人的结构》座谈纪要

胡小林(座谈会主持人、《枣庄师专学报》副主编、中文系副教授):毕四海同志是山东作家群中一个影响较大、成就较高的作家。他的《东方商人》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轰动,荣膺“飞天奖”和“金鹰奖”。多年来,我们一直密切关注着他的创作。《中国作家》1995年第6期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结构》,这部作品一反他过去的创作风格,立意独特,手法怪诞,反响很大;人们对这部作品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今天,我们学报编辑部特邀集大家就这部作品展开讨论,希望诸位各陈己见,畅所欲言。 刘剑锋(文学评论家,枣庄师专中文系教授):四海的这个中篇一改过去写历史、写现实层面的创作路子,开始向内转,着意于解剖人、特别是中年文化人的心理和灵魂。作品表现了一个有妇之夫面对性的诱惑所表现出来的内心的慌乱、迷茫、矛盾和斗争。其心理基础是:既有对现实功利的强烈渴望,又有在性爱上的喜新厌旧,正所谓鱼我之所欲也,熊掌亦我之所欲也,所以烦恼者,因其不可得兼也。 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作品中所大胆袒露的不过是男主人公对曾与之风雨同舟现已销尽红颜的中年妻子的冷漠和厌倦,并对年轻貌美的婚外恋人的狂热而已。作品所透露的这种“人性恶”,似乎并不具有普遍性,这只是一部分地位上升者的畸形     

试论汉斯利克对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评价

1881年12月4日,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在维也纳进行了首演,不久,著名乐评家汉斯利克就对该作品发表了猛烈地批评。概括汉斯利克犀利的评论,其关键词就是“醉醺醺”、“野蛮”、“臭味”。柴可夫斯基的这个作品是不是真的如同他所评论的那样呢？本文通过分析、调查,提出了三个与汉斯利克“商榷”的理由。     

《安娜·卡列尼娜》简析

《安娜·卡列尼娜》是列夫·托尔斯泰三大名著的第二部。 《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起意于1870年,他妻子在这一年2月24日的日记中保留着这样的记载:“昨天晚上他告诉我。他想到一个出身于上层社会,已经结婚可是非常痛苦的妇女的典型。他说,他的任务是把这个妇女写得只是可怜而没有罪过。”这无疑是这部作品的题材的胎胚。可是,直到1873年3月他才动笔。他妻子在这一年3月19日给妹妹的信中报导说,他“昨天……开始写一部取材于现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