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诗人"与诗的"回归"--论"归来诗人"文学身份的再确认

对"归来诗人"这一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现象做了界定及分析,并从当代文学的宏观方面对"归来诗人"的文学身份进行了再确认.     

轻稀土与4-羟基安替比啉和水杨酸三元固态配合物的合成及表征

合成了轻稀土离子 (La3 ,Ce3 ,Pr3 ,Nd3 ,Sm3 ,Eu3 )与 4 羟基安替比啉 (HOAP)和水杨酸 (HSal)的三元固态配合物 ,并用元素分析、红外光谱、紫外光谱、热分析、摩尔电导作了表征 .确定新配合物组成为 :[RE(OAP) (Sal) 2 (H2 O) 2 ].     

"爱"字贯篇情真意深--论《与妻书》的结构艺术

通过对林觉民烈士的遗书《与妻书》的全篇分析,揭示出文章以“爱”字贯篇,纵笔写爱,横笔亦写爱,纵横写爱,在说理中言情,在言情中说理,中心鲜明,脉胳清晰的结构艺术。     

中国文艺类型中的民俗审美——兼论"诗中有俗"与"俗中有歌"的审美特征

试图探讨是"诗中有俗,俗中有歌"的文化现象以及这种"既是诗歌,也是民歌,更是民俗"美学特征和各自间的艺术演化的相互关系与关联.世俗"风化"与"民俗之诗"间的互动、互促、互相影响的审美与伦理教化关系被阐释得较全面而辩证,是我们认识诗、歌与风、民、俗等概念及其关系的一个重要思想.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三次飞跃--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

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跨越,因而也留下了巨大的历史空白,中国共产党人汲取了历史经验和教训之后,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方面已经实现了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确立生产力的基础地位,即中心工作向经济建设的转移;第二次是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即实行改革开放．第三次飞跃是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合经济基础的状况,并且发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     

论瑶族文化的"汉化"特质与教育特征--以云南省广南县那洪村的蓝靛谣为例

在瑶族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里,有一种"汉化"的心理倾向,他们已经把汉文化的许多因素如汉字、汉地道教等等,吸收进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直到把它们作为一个瑶族的文化客体再度出现.千百年来,瑶族的"汉化"心理,一直影响着瑶族的教育.本文通过对云南省广南县那洪村这个蓝靛瑶村社的定点调查,考察瑶族的"汉化"心理与教育的互动关系,考察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对策性的建议.     

教师教育的奠基课程--韶关学院中文系"中学语文教学论(法)"成长与发展的25年

作为高等师范院校培养合格师资核心课程之一的学科教学论(法),应该通过回顾过去、评析现状、规划未来等方式回应当前我国正在扎实推进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韶关学院"中学语文教学论(法)",伴随着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程,25年来既有实质性建树,也有缺点和困惑.坚持"原理、技能、情感"三维课程目标,选择"史、理、事、式、法"立体课程内容,构建"知-行-创"全程教学模式,实行"功夫在平常"的促进性教学评价.同时把教育实习看成自己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当然的研究对象,坚持全程参与、规范引导、真功实做、积极探索,努力让教育实习越做越"实".     

从三个平面看"V有"和"V了"之差异

本文就有相似功能(表体功能)的“V有”结构与“V了”结构进行了比较研究,分别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比较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句法上,主要是二者对动词的选择、所带主语、能否单独回答问题、能否和趋向动词连用以及能否带动量宾语和时量宾语之间的差异。语义上,主要是“了”、“有”性质以及二者表体功能上的差异。语用上,主要是修辞效果以及语体上的差异。     

试论党的“三讲”教育的特点及其理论意义

“三讲”教育提出的客观必然性是在国际国内新环境中,新形势新任务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素质所提出的新要求与党政领导干部的素质不能适应或不完全适应这种新要求。“三讲”教育的实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形式来解决新时期党内的思想矛盾,即“三讲”与“三不讲”的矛盾,以便使党能够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党内“三讲”与“三不讲”的思想矛盾的产生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国际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所开展的“三讲”教育的环境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三讲”教育的目标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所遵循的原则、所采用的形式和方法具有创新性。“三讲”教育是对党建史上成功历史经验的创造性借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内矛盾和党内思想教育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党在领导干部中的“三讲”教育对于新时期加强全党的建设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     

从"高上意志及卑下意志之对峙"到"以理制欲"--试论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在当前中国的一例误读

“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主要分为两个时期：1920—30年代的“学衡时期”;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时期”。其间我国对“新人文主义”的研究缺少传承,甚至直接显示为断代。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关于“高上意志”对“卑下意志”的“内在制约”这一“新人文主义”核心思想,部分新时期研究者未加分辨地接受了学衡时期阐释者们给出的解读,致使这一核心概念在新时期的再阐释过程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形。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充分地理解前人所处的时代背号与当时学人的独特心态,这样或可避免谬误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