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佛教碑刻文献概说

碑刻文献是中国文化的独特形式,是历史研究的珍贵史料。云南佛教碑刻历史悠久、分布广、数量多、文化内涵丰富,是研究云南,乃至中国佛教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云南与南亚、东南亚佛教文化关系的重要文献。弄清云南佛教碑刻文献的发展、分布、类型、特点、内容和研究状况,对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云南佛教碑刻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明清时期河南清化镇的商业——基于清化镇金龙四大王庙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清化镇是明清时期河南著名的商业城镇。利用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的碑刻资料，对明清时期清化镇的商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考察，并尝试对其商业规模进行估算：至明隆庆年间，清化镇的商业已拥有一定规模，估计市场上至少已有五六百家商户，不过，商人实力有限。明末的兵燹天灾给清化镇的商业以沉重打击。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清化镇的商业处于恢复和发展之中：商人的实力有所增强，出现了一批商号；商人的经营也逐渐专业化，行业逐渐清晰。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清化镇的商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商号数量明显增加、商业行业增多，并出现了商业行会，商业呈现出繁荣景象。但总体而言，清化镇的商业无论是在规模和程度上均不及赊旗镇、周（家）口、朱仙镇、北舞渡的商业状况。     

从道教碑刻看玉林道教史

道教碑刻是了解道教宫观生活、管理和道士重大活动的主要载体,其数量多少与道教兴衰程度密切相关,因而从道教碑刻的数量和内容可以看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道教的兴衰状况,道教碑刻成为考察道教发展史的主要工具之一。玉林道教产生较早,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道士活动于此,只可惜现今无相关碑刻可考。唐宋时期,玉林道教发展到顶峰,不仅道教碑刻数量猛增,而且道教碑刻分布范围较广。金元时期,道教碑刻数量剧减,这说明玉林道教处于由盛转衰的过渡阶段。明清时期,玉林道教下滑速度持续不断,这是玉林道教衰败最明显的表现。从道教碑刻的地区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勾漏洞、都峤山、大容山和白石洞天等地区。     

南阳汉代画像石墓志题记题刻和现存汉代碑刻的初步研究

南阳目前发现的汉代画像石墓题记题刻有许阿瞿墓志汉画像石、唐河郁平大尹冯孺人画像石墓题记题刻、杨官寺西汉画像石墓题记题刻、方城"胡奴门"画像石题记等。现存的汉代碑刻主要有:张景造土牛碑、李孟初神祠碑、赵蓟碑、南阳都乡正为弹碑等。这些珍贵的汉画像石墓墓志题记和汉代碑刻记录了汉代的社会历史、书法等内容。对研究汉代的历史文化、书法艺术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北魏女官补校

北魏时期关于女官的记载很少,难以互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北魏女官相关记载和解释的准确性和可信度。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一些女官碑刻陆续被发现,补证了字典辞书及史书的阙漏,给女官研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清代云南边疆铜矿区的商业——以东川府会泽县山陕会馆资料为个案

以清代中国著名的铜矿生产地东川府会泽县为个案,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对云南铜矿区的商业进行考察。乾嘉时期,云南铜矿工业发展兴旺,带动了商业的繁荣,此时著名的山陕商帮进入东川府会泽县铜矿区开展专业化商业活动,经营形成了一定规模,以抽厘、认捐方式筹集修建会馆、置办会馆产业。山陕商人的建设以及经营活动反映出东川府会泽县以及整个云南铜矿区商业发展具有阶段性繁荣、商品结构不平衡、商业阶层以内地商人为主的特点。     

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

在曲靖第一中学安放着两块被国务院首批重点物保护的重要碑刻，其中一块就是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又称石城会盟碑，盟誓碑。     

白族文化的新葩

白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白族文化的研究非常重视。《文化视野下的白族古代碑刻研究》一书,是一部白族文化研究的力作。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文化视野下的白族古代碑刻研究》很有特色：一是用文学作统摄,全面观照白族碑刻;二是综合各类文献,以时代新思潮解读;三是以文化为视野,充分揭示碑刻的意蕴。《文化视野下的白族古代碑刻研究》可以当作一种特殊的白族古代文学史来读,也可以当作一种特殊的白族古代文化论著来读。     

从龙门神禹庙圣旨碑看《蒙古字韵》的编定年代

通过对写刻于1275年的八思巴字碑刻《龙门神禹庙圣旨碑》的用字进行研究,发现其所涉及到的韵母、韵部与《蒙古字韵》的相符程度很高。该文献共出现95个八思巴字字头,而真正关系到韵字归部的与《蒙古字韵》的差异仅有一处,即■(-■-)尧。我们据此可以推断,在《龙门神禹庙圣旨碑》(1275)写刻的至元十二年即公元1275年,作为八思巴字书写规范依据的《蒙古字韵》应该已经成书。     

风水话语与煤炭禁采:清代晋东南煤禁碑生成研究

在清代矿政史上,乾隆五年(1740)的开放矿禁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就不同区域而言,开放矿禁的意义和影响并不相同。本文通过对清代晋东南煤禁碑的解读,探讨风水话语与煤炭禁采之间的互动关系。将煤禁碑的生成,置于清代矿政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的脉络进行理解,可以发现晋东南的禁矿主体经历了由清初地方政府主导,至清中叶以来转变为由官方授权、地方绅民主导,以里社为基本单位的禁矿格局,并随着近代煤炭资源开发的深入,呈现跨区域和跨组织联合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