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人的西学态度探析

晚明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使士人在心性自由与经世致用之间展开激烈的论辩。在这两种思想的交锋中,西学悄然而至,对晚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晚明士人对西学持不同的态度,或接受,或排拒,并在政治、伦理、哲学等方面针锋相对。二者都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们都针对晚明变革的社会环境,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着眼,发表自己不同的西学观点,体现了晚明士人面对异质文化时的文化自觉意识。     

构建心学道统:陶望龄与周汝登之交往

《明儒学案》中,黄宗羲将周汝登与陶望龄一道划入了《泰州学案》之中,认为其是泰州学派罗汝芳之后学。而实际上,无论是从地域、思想传承还是自我认同来看,周汝登都属于王畿之后学,王阳明——王畿——周汝登——陶望龄,构成了阳明学在浙东传承的一条重要线索。陶望龄和周汝登的交往,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陶望龄视周汝登为师,真心向周汝登请教、探讨"朝闻夕可"的性命之学;二是陶望龄协助周汝登主持了浙中的王学讲会;三是陶望龄协助周汝登完成了《圣学宗传》《王门宗旨》二书的编纂,共同构建了"王阳明——王畿——周汝登"这样一个以"无善无恶"为宗旨的道统传承脉络。     

理学与心学“成圣论”的分歧及启示——以朱熹、陆王为中心

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继承了孔子的圣人观,认为圣人全知全能,凡人难以企及；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家继承了孟子的圣人观,认为圣凡之异在于能否“发明本心”.对圣人不同维度的认识,导致了两派在成圣方法与成圣体验上的差异：程朱一系强调“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知识完备是道德修炼的重要途径,追求“克己”意志；而陆王一系则强调“发明本心”“立乎其大”“易简功夫”“致良知”等,强调“求乐”体验.整体看来,他们“成圣论”的核心都是道德教育,对当今教育依然有诸多启发.     

求心理合一以自得的儒家圣人之学——青年王阳明的作圣之功述评

以往哲学界对阳明心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哲理的层次，而于其重工夫践履的特色则把握不够。本其工夫体验之所得以成说立教，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途径，阳明心学亦不外是。阳明之心学确立于龙场悟道，而龙场之悟则直接源于其青年时期的作圣之功。他早年以儒家圣人为志向，以究心性命为旨趣，经反复体验探求，终于悟到心与理一、自得的“心学”宗旨及其工夫途径。了解了青年阳明的这一作圣工夫历程，对领会其龙场所悟之道及其整个心学理论之归趣均大有助益。     

《四声猿》抒情色彩探究

以徐渭的《四声猿》为代表的明代杂剧表现出浓厚的抒情色彩。这种特立独行的精神风貌,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1.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的变迁,使杂剧的创作主体发生变化;2.阳明心学及南曲对徐谓等创作的深刻影响;3.由于社会归属感的缺失,杂剧成为文人群体表露心声的载体。     

静养善端与道翱翔--陈白沙心学方法论基本框架探奥

主静说和通变说是陈白沙心学方法论中的两条经纬线。前者是指通过澄心、静思而达到自得，此谓悟道。后者系指以静驭动，知几而作，随时以变，是为用道。由此向人们展示了一条以静虚为本、将知情意融为一体、在精神上和践履上都臻于真善美统一的人生理想境界的修养路径。表面看来，这种方法论颇似禅学，实际上其思想体系则与释道迥异。     

论郑珍对王学之评价

王阳明龙场悟道,奠定了心学规模,传学贵阳,肇开贵州文教,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黔中王学,影响深远。而清代被誉为"西南巨儒"的黔北学者郑珍,虽对王阳明的德操和事功深表推崇,但因为地方文化传统、家学渊源、师承关系及个人性情等方面的原因,对阳明开创的心学持反对态度。厘清郑珍对王学的态度,有益于对黔中王学发展流变史的研究,也有助于更全面准确地把握郑珍的学术思想。     

王阳明心学修养论的架构与价值

王阳明作为中国古代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心学修养理论，详尽而系统地阐述了道德养成中知，情，意，行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特别是在道德养成的高难环节，即道德的自律与践行两方面畅发其意，赋予了主体巨大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抓住了道德养成问题在理论上的重点和实践中的难点，其心学修养理论具有不可移易的超时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