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人的西学态度探析

晚明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使士人在心性自由与经世致用之间展开激烈的论辩。在这两种思想的交锋中,西学悄然而至,对晚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晚明士人对西学持不同的态度,或接受,或排拒,并在政治、伦理、哲学等方面针锋相对。二者都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们都针对晚明变革的社会环境,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着眼,发表自己不同的西学观点,体现了晚明士人面对异质文化时的文化自觉意识。     

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入仕精神

春秋战国出现了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这时期的士人由于摆脱了宗法制的束缚,加之自身掌握礼乐文化知识,有入仕之才,本身又有强烈的入仕精神,在春秋战国的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明代科举格局与士人出处

科举制度对明代社会文化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作为士子人生穷达的关键转折，科举制度为传统观念下“学优则仕”的人生理想提供了相对客观有限的实现保障，士行文风为之转移。但其中各种各样的流弊、有限的录取名额又将相当多的士子拒之门外，因各种原因被迫放弃科举的失意文士以传统恩路中的“无道而隐”应对进取受挫的精神压力，因个人际遇而形成了一代以“隐”为主导色彩的士人风流。     

科学与良知之争——以“科玄”论战为中心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伸,“科玄”论战的主题由新旧文化的核心范畴良知与科学之争得以确定.玄学派试图通过划界方式,主动将“知”划归科学,以图保留良知之“良”(仁)性.这个策略一方面背离了仁知统一的儒家良知传统,使良知失去了“知”这个根基.另一方面,科学派趁势追击,以理智破除直觉、情感,以因果律破除自由意志,以科学之知破除良知之“良”(仁)性,从而使良知既失“知”性也失“良”(仁)性,良知彻底破产.如何在科学时代重建新良知,这无疑是科学与良知之争给中国哲学界留下的难题与重要理论财富.     

解读邓恩《跳蚤》中的另类爱情

约翰.邓恩是17世纪玄学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他善于将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事物联系起来,在他非常著名的一首诗《跳蚤》中,诗人就将跳蚤和爱情两个相距甚远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来表达他及时行乐、灵肉合一以及圣俗合一的独特的爱情观,使我们对爱情有了新的思考。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价值观的嬗变

通过对《世说新语》的分析,从汉末魏晋时期士人言语、行为来探讨其人生价值观念的变化历程:在言语上,从清议到清谈;在行为上,由高雅脱俗、不滞于物向狂诞不羁,进而再转向平和;在人生价值观念上,由积极入世到消极颓废出世。     

浅论明末清初士人的忧患意识

明末清初,士人作为思想前沿的一个群体,对明王朝的衰亡和清王朝的崛起各自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士人的忧患意识在此时期有的表现出了对明亡的担忧,以直言极谏或者领兵抵抗的方式体现出来;有的明哲保身,以隐居或潜身学问的方式避世;更有的士人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为新崛起的清王朝服务。各种表现的原因：一有传统忠君观念的影响,二有个体意识的觉醒,值得探讨。     

形式与思想的完美统一——《致他羞涩的情人》之语篇分析

选择就是意义,形式是意义的体现。在文学作品篇章表层形式后往往隐藏着作者的深刻用意。人们可以从四个角度,即人称代词、时态、篇章结构以及修辞手段等,对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安德鲁.马伏尔著名的情诗《致他羞涩的情人》进行鉴赏。这首诗以歌颂"及时行乐"为主题,整首诗逻辑严密,用词准确,比喻奇特。如果从语篇分析角度出发,即通过对篇章的一些表层形式的剖析,则能更深层次地挖掘出诗人所要明确表达的精神主题。     

论嵇康独特的人生风范

嵇康是第一位继承发展并改造道家哲学的哲学家。他将老庄超尘脱俗，返归自然的人生理想由精神境界变为人间实有境界。他既感于时代风潮又不随波逐流，既恬静寡欲又刚肠疾恶。最终以生命为代价，在人类文明史上，昭示出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     

北魏政权中汉族士人的群体构成

汉族士人对于北魏国家的政治统治和制度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政权当中的士人群体并不是浑然无别。由于门第政治的推行,汉族士人群体结构呈现出层级化的特点。这一结构特点与门第意识有关,同时也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发展。造成这种群体结构特征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对门第政治的制度化,另一方面也是士人之间深厚的门第区分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