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反贿赂犯罪之刑法立法的若干思考——来自国际反贿赂犯罪立法发展的借鉴

面对贿赂犯罪表现形式日趋多样,跨国贿赂、赃款向境外转移、贪官外逃现象日益严重的严峻局势,国际社会在立法上做出积极而迅速的反应。我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在贿赂犯罪问题上也面临相同的威胁,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却落后于国际反贿赂犯罪立法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在贿赂犯罪的范围、行为对象、刑罚种类等方面完善我国的刑法规范。     

斡旋受贿犯罪的独立性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将斡旋受贿犯罪的主体从＂国家工作人员＂延伸至五类非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将《刑法》第388条之规定从受贿罪中独立出来单立罪名十分必要,成为独立的罪名不但有助于消除立法目标与刑法基本理论的冲突,而且有利于打击和预防犯罪。为了使立法简约,不会使司法实践中陷于被动,应将《刑法》第388条统一为斡旋受贿罪。     

严密法网——论我国刑法对单纯受贿行为的规制及完善

我国刑法第385条对受贿犯罪规定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导致司法实践中意欲利用此规定逃脱罪责的现象比比皆是。特别对于单纯受贿行为，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使得实践中宽严不一，做法参差，严重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为此，重新理解我国刑法相关条文真义，乃至运用相关理论完善刑法对单纯受贿行为的规制，极具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用政治手段解决国际冲突的有益探索——以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为例

中国在政治解决朝核问题的过程中扮演着作为第三方的大国斡旋者角色,从理论上讲,发挥这一角色作用有其特殊的涵义、困难性和复杂性,并因之要求中国的外交斡旋活动完成一定的调解任务。“六方会谈”是政治解决朝核问题的正确选择和有效途径,中国在促成六方会谈的成功举行并获得初步成果的过程中展示了高超的外交斡旋艺术,包括给予帮助的技术、支持冲突方互动的技术和操控技术,部分地完成了对于朝美之间冲突的调解任务。在中国积极和有效的外交斡旋努力下,朝核问题的解决沿正确的方向前行。     

受贿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研究

斡旋受贿中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受贿人利用自己职务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可交换关系;受贿罪中的“不正当利益”应当包括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和通过行贿手段获得的不确定的、竞争性的利益;国家工作人员离退休后不能成为受贿罪的主体。     

廉洁与受贿

某国议员共100名，其中有的受贿，有的廉洁，现在已经查清了下面两个事实： （1）其中至少有1人是廉洁的； （2）在100名议员中随意挑选1对，则其中至少有1人是受贿者。     

一个外交官的自我修养

想到外交官这个职业,你会想到什么——国际场合上、镁光灯下滔滔不绝?国家危难时、紧急斡旋于危机时局中,似救国于水火的豪侠?还是灯火璀璨的宴会大厅里,男士西装革履女士摇曳长裙,看不尽的上流风景。这些是外交官的生活,但不是全部,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或许以前没看过的,真实的、平实的外交官生活。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犯的思考

根据《刑法》条款，可知非国家工作人员可构成受贿罪共犯。目前，导致认定共同受贿受阻的原因主要有：立法上的不协调；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规避法律；司法机关突破受贿案件的策略影响。非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犯有两种最典型的情形：国家工作人员家属构成受贿罪共犯；请托人向第三者行贿。     

无法回答

正~~     

论单位受贿罪的认定及相关问题

单位受贿罪由于实施主体的特殊性，在实践中查获的案件很少，但是社会危害性却很大。单位非法向内部职工收取各种集资、摊派费用。国有单位如学校、企业等利用其垄断地位乱收费等行为，都可能构成单位受贿罪。司法机关对单位受贿罪的认定标准过于严苛，对单位受贿罪和受贿罪的犯罪成立数额做了相差悬殊的界定，违背法益侵害这一犯罪本质，也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