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与过度诠释——对韩愈《送董邵南序》批评的检讨

韩愈所作《送董邵南序》，历来为后人交口称誉，但其主旨却众说纷纭。或以为是韩愈对董邵南的挽留，或以为是韩愈对藩镇的深讥，或以为是韩愈对天子的婉讽。种种诠释都显示出批评家们对“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手段的娴熟运用。不过，对作者意图的过分迷恋和反复挖掘，往往难于避免过度诠释的现象。     

“以意逆志”的三重语境

"以意逆志"究竟是一种主观批评方法,还是一种客观批评方法,古往今来众说纷纭。原因是没有注意到它的语境问题。"以意逆志"的正确运用受限于"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的语言语境和"知人"、"论世"两重社会历史语境,由此构成的三重语境才是正确理解"以意逆志"的基本条件。     

"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与文本、阅读理论比较谈

孟子针对春秋以来断章取义的诗风,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主张,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文学释义中的权威性方法论。本文分析了孟子这一命题的本义及其利弊,并与20世纪西方文论史上出现的文本理论与阅读理论相比较,旨在探讨它们的异同与优劣,以及看待这两种文学批评理论的态度。     

“以意逆志”与文本阐释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以其“心性”论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不仅首创性地提出了理解活动中阐释者主体意识的问题,而且将理解规定为阐释者与诗人之间人伦心理的会通,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意义生成方式。这一命题在后世的经籍阐释特别是文学阐释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在多个层面上具有和当代文学解释学理论对话的可能性。     

论孟子的美学思想

孟子的“充实之谓美”,将道德伦理直接升华为审美体验,强调了磅礴的阳刚之美。在人生境界上,它是通过养浩然之气实现的。他的共同美感思想,将声色感官愉悦与心灵的愉悦贯通起来领悟,体现了生理与心理的贯通原则。而在社会领域,这种共同美感思想又被他拓展为“与民同乐”思想。他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思想,本来是谈人格修养和人际关系时说的话,同时也是一种颂诗读书的方法,对后代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岐对章句学的突破及其对“以意逆志”说的误渎

赵岐的《孟子章句》打破了两汉儒者繁琐、支离的注经模式,为当时的学界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学风。赵岐在章句学领域的突破得益于他对孟子的“以意逆志”法的运用。“以意逆志”是孟子借己意揣摩作者思想意图的解《诗》方法,“以意逆志”说的成立依据在于孟子的“本心”说。赵岐将经验意义上的“人情”视为“以意逆志”的基础,结果误读了此说。虽然如此,赵岐还是成功地按照他所理解的“以意逆志”法解读了《孟子》一书,并由此而改写了经学的发展史。     

从孟子的“以意逆志”看其文学接受美学思想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一直被历朝历代尤其是现代学者的普遍关注和广泛研究．其内涵也被诠释者不断地改写、填充，并对其进行了现代转换。本文拟回归到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的历史文化语境，从孟子的阅读视野中寻求其内涵及其接受美学特质。     

从“以意逆志”到“披文以入情”——刘勰审美鉴赏论的产生和演变

刘勰提出的审美鉴赏理论“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指明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主要区别,这一观点成为我国重要文学批评理论的方法。究其渊薮,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开创了读者中心论的先河,《淮南子》、《文赋》进一步阐发,直至刘勰的《文心雕龙》方初具规模,后经钟嵘、宗炳等人努力,终于形成我国独具一格的文学批评标准“味外之味”。     

“以意逆志”：作为探求会话含义的语用学命题

自从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以来,后代学者或把它视为阐释学的理论命题,或把它当作修辞学的理论观点,然而均因脱离了社会历史语境和言语情境,结果都是对孟子原意的错会。通过转换视角,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言语实际情境,认为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其原意应是对当时“言意之辩”的理论拓展,更是一条以划分语义层次为前提,以确立受话者主体地位为依归,以探求会话含义为目的的语用学理论命题。     

关于孟子"以意逆志"理论的释析

自汉、宋以来，人们对于孟子“以意逆志”理论的阐释，似乎形成了定式，即把“以意逆志”当作读者接受理论。本文则试图从文本入手，结合孟子另一项重要的批评方法——“知人论世”，对这一理论进行重新诠释，复原孟子理论的原意。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理论的长处与短处作了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