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的宗教思想、社会生活与绘画

汉代随着上帝观的改变和重建 ,出现了相应的祭祀仪式和造型艺术 ,神仙思想的流行 ,造就出绘画中的诸神系列 ,伏羲、女娲也在画中大量出现。汉画多历史故事 ,更多是表现世俗生活。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 ,使“玄想”与“实际”一体 ,遂使神仙、历史人物、现实生活并见于画面。     

潘阆的词论及其词作评议

潘阆是宋初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但今人对其研究不多。其《逍遥词附记》提出了突破前人路径、以词代诗的文体观,促使词由“酒席文学”向“言志文学”过渡,并将诗学理论用于词的创作与品评,有利于词体地位的提高。其词作打破了唐五代以来以抒情为主、以“闺阁”、“画堂”为描述对象的传统,长于纪实和叙事,代之山水风光,进而由“阴柔美”向“阳刚美”过渡,其词风“句法清古,语带烟霞”,为豪放词之初萌。     

论戴熙的《习苦斋题画》

戴熙论画,以闲、静、淡、远的风格为“四美”,又进而以识、学、才“三长”兼备,才得画道之成,他提倡“形为心役”的创作,认为造化重于笔墨。他认为文人画应是“名心尽净”、“游戏人间”,故提倡“趣”、“灵和”、“天真”。在学古的择向中,戴熙窥元而追宋,有“振起北宋”之志。他对“四季山水”说有自己独到的体会,对风格学有独到的美学诠释。     

世俗情趣与表现自我──论明清之际文学与绘画思想的新特色

明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市民意识登上历史舞台，以李贽“童心说”为发端，使文学创作重男女真情和生活趣味，在几位著名思想家的论述中，虽有分野，而画家的创作情趣则普遍趋同。商品经济改革了宗法制和伦理观，也促使文学创作树立起自我意识，画家也焕发出反模拟、反复古的创作激情，追求“自家面目”。     

《古诗十九首》三题

昔人论《古诗十九首》,以钟嵘“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最有代表性。这是《古诗十九首》对乱世中失意伤时与相思离别作深刻而形象传递的结果,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是高度典型的艺术形象表达的真情美。它多直接抒情,又能托物寄意,质而不俚,直中见文,以其自然美成为“五言之冠冕”。它不着力于字、句琢炼,而以结构的完整性、连贯性和意境的浑融,表现出特有的整体美,被称道为“天衣无缝”,“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尽管其颓废的思想和享乐主义对后世产生过消极影响,但对于我国诗歌美学的积极作用是不可置疑的     

古代文学研究二重、三重证据法及其他

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以作为文献的“纸上材料”与考古所得的“地下之新材料”相结合．将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科学新方法相结合，“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当代学者叶舒宪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即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来论证古代文化，用外国的、世界的东西来论证中国的情况。笔者认为“三重证据法”的名词或可质疑，但用文化人类学来“破译”古代文化所取得的实绩确实是令人振奋的。若不为名词所限，本着闻一多、郑振铎等前辈学者的开创精神，在当代学者勇于探索的启发下，尽管不采用“三重证据法”的说法，或不限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但沿着文化学的研究路子，应该可以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继续有所创造，有所建树。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陈寅恪等学术大师们研究古代文学的方法和成就，给了我们足够的启示。     

论魏晋南北朝文化与文艺的多元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呈多元化发展,从哲学而言,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有无之争、言意之辨、形神之鉴等命题对文艺思想和创作颇有影响.汉代的礼文化被“通达“、“任自然“所代替,情诗渐多,玄学之盛直接导致玄言诗的产生,山水赏会使以陶、谢、宗、王为代表的山水诗画达到相当高度.道教对游仙诗和志怪小说的影响,佛教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魔术、绘画、雕塑、音乐的影响,则可以看到宗教与文艺的关系.胡汉文化分别在南北地区融合、发展,又生出了诸多差异,形成了南北文风与艺术的诸多不同,造就出多姿多彩的面貌.     

汉代画论巡礼

较之汉画的创作,理论相对贫乏,对其零散之论,可作一番梳理.汉代画论可从三方面归纳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初步确立了绘画的鉴戒说,<淮南子>奠定了形神理论的雏形,王充等人以"疾虚妄"而倡真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