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自治法规对法律、行政法规的变通

民族自治法规的本质是对法律、行政法规的变通 ;自治法规变通法律、行政法规有特定范围 ,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法、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只能以法律形式规定的事项不在变通范围之内 ;自治法规变通法律、行政法规的程度亦应限制 ,包括目的性限制、原则性限制和不损害国家法制统一性限制等。     

受贿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研究

斡旋受贿中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受贿人利用自己职务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可交换关系;受贿罪中的“不正当利益”应当包括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和通过行贿手段获得的不确定的、竞争性的利益;国家工作人员离退休后不能成为受贿罪的主体。     

新刑法法条竞合初探

由于规定不同罪名的数个刑法条文在内容上存在交叉关系或者包含关系，使得某一行为因同时触犯这些法条而符合数个犯罪构成，这就是法条竞合．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新刑法中的法条竞合区分为包含关系与交叉关系、一般法与特别法关系、手段犯与结果犯关系、目的犯与手段犯关系、正犯与共犯关系以及罪名法定的法条竞合与罪名待定的法条竞合。对竞合法条的选择适用，应当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     

论刑法中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的模糊性

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模糊性的主要表现:一是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的基本内涵不清晰;二是被害人自我答责判断标准不统一;三是被害人自我答责的判断条件缺乏可操作性。发现和正视该理论存在的模糊性是继续完善该理论的首要任务,如果说要继续在中国提倡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就必须继续研究和解决该理论中的各种混乱、不协调。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问题的几点思考

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在本质上属于侵权责任 ;因重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而导致离婚的 ,婚外第三人亦应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 ;把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限制在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情形是较为适宜的 ;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不应以受害人无过错为条件 ,若双方都有过错 ,应根据过错大小各自承担责任。     

走私固体废物罪疑点辨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走私固体废物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予以明确 ,弥补了立法的不足 ;走私固体废物罪的行为方式应当包括间接走私 ;对于走私固体废物罪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的关系 ,既要把它们区别开来 ,又要注意它们之间的法条竞合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困境与出路新析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本质是对法律、法规的变通规定。困扰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因素主要是 ,由于不明确自治法规的本质而在认识上和立法上混淆自治法规与地方性法规 ,中央立法未就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如何变通法律、法规作出规定 ,使民族地方在立法时难于把握变通界限 ;为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立法 ,中央应以单行法规明确自治法规变通法律、法规的原则、程度和范围 ,把自治法规定的各项自治权利具体化 ;民族自治地方应根据是否需要变通分别制定自治法规或地方性法规 ,根据不同的自治立法权限分别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或变通、补充规定     

浅析犯罪构成理论的几个问题

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由于自身的矛盾和混乱而受到责难。对犯罪构成概念的传统界定与刑法规定不相符,与犯罪构成的外延不一致;犯罪主体、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犯罪构成要件体系的各部分之间也不协调。因此,必须在科学界定犯罪构成概念的基础上,重构犯罪构成要件体系。     

论受贿罪的立法缺陷与对策

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引发诸多问题 ,应予取消 ;把受贿对象限于“财物” ,范围过窄 ,应对之进行扩张解释 ,条件成熟时通过修改刑法扩大为一切利益 ;受贿数额不是受贿罪的主要处罚依据 ,但它是定罪的主要依据 ,是处罚的重要依据。     

《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科学地解决了主要争议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该《意见》对入户抢劫问题、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的界限问题,以及实施伤害、强奸等犯罪行为后,临时起意劫取他人财物行为的定性问题的解释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