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时璋的第32号院士徽章

正1991年5月,我与贝时璋先生联系,请他抽时间谈谈1949年7月来北平(今北京)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的情况。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还说周立三先生也是当年参加"科代筹"会议的代表,近日因为参加全国人代会,现在也在北京,周要来看望他,正好一起谈谈吧。5月24号,我随同黄宗甄、薛攀皋、宋振能诸位先生前往拜见。贝老的办公室在中关村原子能楼的三层。在我们之前,周先生已与贝老聊过一段时     

关于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的思考——在当代中国科学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口述历史是口述史料.推动口述史工作,目的在于推动为科学史研究服务的史料建设,而不是要建立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口述史料是记忆类史料的主要品种;研究20世纪中国科学史,应该利用口述史料,但必须与其他史料相互参证;亲身经历20世纪科学事业发展,并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和领导干部,是口述史的重点访谈对象.当前从事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的组织者和采访者都应该加强对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整体图景的认识,同时在访谈中挖掘史实细节时必须遵循史学规范.     

科学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界发动的以民主与科学为主题的启蒙运动。本文试图分析知识界中科学家群对这场运动的影响与贡献。从儒士到科学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科学家是社会中的特殊群体。一个人若成为科学家,他就必须遵循科学共同体的规范去从事研究工作,以他的科学活动得到科学共同体的认同,社会也由此承认他的科学家角色。当我们把亚里士多德、盖伦、张衡、葛洪都当作科学家时,实际上是只着眼于在今天看来是有科学贡献的一个方面,同时却忽略了科学共同体和虚拟了社会承认,结果给哲学家、医生、太史令、道士都加冕为“科学家”,这是用回溯法研究科学史所不可避免的。但毕竟应该把史学意义上的科学家与社会学意义上的科学家加以区别,后者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也是推动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关键力量。     

《科学》杂志与中国科学社史事汇要(1936-1946)

1936 1月按理事会批准的改进方案，《科学》杂志自第20卷第1期起改版。     

从科举到科学：中国本世纪初的教育革命

中国传统社会中采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导致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北离,阻碍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科学教育的发展。维新运动时期从日本文汉字引入的“科学”概念,是作为科举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在清末新政运动中,全面引进日本的学制和地教材,这教育革命启动了人从传统儒学知识结构向现代科学知识结构的全面转变,科举制度与随着科学教育的迅速发展而消亡。     

首次院士会议合影识图记

1948年3月27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公布院士选举结果,翌日见81位当选院士的名单刊载于各大报纸.到9月23日在南京第一次院士会议开幕,摄有与会院士合影两幅,本文述说对合影人物识别的经过. 我之始知有"院士"一名称,应是"发蒙"于少年.时倡"一边倒",科学成就方面的宣传,处处是"俄罗斯第一",有如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和李森科等等,皆以"院士"大名灌耳,那时以为这顶桂冠是专门出产于苏联老大哥那疙瘩的. 我之始知中国也曾有过院士,应是懵懂于青年.从大字报中,从批判会上,知某某反动学术权威曾为院士.这名称的前面皆须冠以"伪中央研究院",学者被难于"文化"之革命,"院士"一称毫无光彩可言,只有罪受.     

“中央学会”之迷踪

为了"淘"史料,笔者买了几十本江苏古籍出版社编印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不全,家里空间有限,也全不得.对我这样只关注科学史的人来说,这几十本大多无用,但有些又确实是很有用的,还有的看似有用,但由于功底太浅,未得窥其堂奥,这里举上一例. 在1991年出版的第3辑"文化卷"中,"文化学术团体"之下列有"国家文化学术机构",首条为《中央学会章则》,再下有《中央学会法》(1912年11月29日)、《中央学会互选细则》(1913年3月17日)、《教育部公布中央学会第一届互选日期布告》(1913年3月19日).《中央学会法》的许多条款直涉学术本身,选录于下:     

中国现代标点符号体系的开端

中国现代标点符号体系不是在传统的"句读"的基础上形成的。采用新式标点,发端于1915年创刊的《科学》杂志,其变革的动力来自科学传播的需要。新式标点的奠基人胡适与《科学》杂志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