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竺等22位院士联名建议——构筑预防医学体系 加强我国医学科研

4月 2 2日 ,陈竺等 2 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向国务院提交了《以非典型肺炎 (SARS)防治为切入点 ,构筑预防医学体系 ,全面加强我国医学科学研究》的报告。该报告对当前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研究、构筑我国预防医学体系、建设强大的国家医学科学创新体系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现将该报告全文刊登如下     

痛稳素(nocistatin)在疼痛调制中的作用

采用甩尾潜伏期作为伤害感受的指标，用ｖｏｎ Ｆｒｅｙ纤维测量机械性痛觉超敏，观察给大鼠脑室注射痛稳素能否逆转孤啡肽的抗吗啡镇痛作用，以及脑室注射或脊髓蛛网膜下腔注射痛稳素能否影响神经源性痛大鼠的机械性痛觉超敏。结果表明，脑室注射痛稳素不影响大鼠的甩尾潜伏期，也不影响吗啡镇痛，脑室注射或脊髓蛛网膜下腔注射痛稳素也不影响神经损伤侧后肢的缩足阈值。然而，脑室注射痛稳素能显著逆转孤啡肽的抗吗啡镇痛作用，由     

从时空定位看中医药的发展

历史长河看中医药的发展中医、中药和针灸是中国文化中的明珠,是中华民族宝贵的遗产。从时间的过程上看问题,可以把几千年的历史比作一条长河,河流肯定有其源头,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肯定汇集了百川之水,才能使水势越来越洪大。如果只靠源头之水,只汲取而不添加,则河水必将干涸,以致断流。中医、中药如果只依靠《黄帝内经》时代的著作,而没有历朝历代的丰富发展,也必然僵化而萎缩。因此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只有不断面对现实,解决当代的问题,并深入探索中医,中药的机制,使之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使中医、中药往21世纪进一步焕发青春的光辉。可以认为,发展创新是硬道理。保守而不发展,守旧而不创新,则中医、中药不可能有旺盛的生命力。     

帕金森氏病基因治疗的研究进展

帕金森氏病(Parkinson’s disease,PD)的概念是1817年英国医生James Parkinson提出的.它是发生于中老年期的一种常见的缓慢进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由于黑质多巴胺(DA)能神经无变性造成纹状体系统DA含量下降导致震颤,肌肉僵直、运动迟缓与体位不稳等临床症状.60年代开始的左旋多巴(L-DOPA)替代疗法一直是治疗PD的主流,虽然在一定时间内(3～5a)可明显改善症状,但此法不能减慢疾病的进程,而且随着长期用药和疾病的发展,效果进行性下降,且副作用日趋严重,不能根本解决问题.80年代初开始将自体肾上腺髓质或胚胎黑质细胞移植于脑内,收到一定效果,但细胞来源困难,价格昂贵以及伦理问题限制其在临床的应用.80年代末,随着基因治疗概念的不断深入,基因治疗技术日趋成熟,人们开始了对PD基因治疗的尝试.1989年,Wolff将酪氨酸羟化酶(TH)cDNA转染成纤维细胞,植入实验性PD大鼠脑内,不仅表达出有活性的TH,而且脑内多巴胺的含量明显升高,症状也得到改善,为PD的基因治疗首开先河.     

给科技工作者日的寄语

 邬贺铨院士为《科技导报》“2020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专刊”题词     

孤啡肽在大鼠脑内对抗5-HT的镇痛效应

孤啡肽是９９４年发现的一种新的调节肽,它参与吗啡镇痛和电针镇痛,采用脑室微量注射的方法,观察了ＯＦＱ与单胺类递质５－羟色胺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脑室累加注射递增剂量的５－ＨＴ,可产生明显的镇痛效应,且具有明显的剂量效应的关系。不同剂量的ＯＦＱ本身对痛阈没有影响,但一定剂量（１和１０μｇ）的ＯＦＱ却可对抗累加注射５－ＨＴ的镇痛作用,各剂量之间也具有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实验结果提示ＯＦＱ在脑内拮抗５     

针刺镇痛原理研究促进了神经科学的发展

解放以来,中国生理界有过两次大的学术浪潮,一是50年代初期学习巴甫洛夫学说,二是60年代中期开始的研究针刺麻醉原理高潮。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前一浪潮的功过已有定论,即由于政治上“一边倒”的压力,学术上过分强调大脑皮层在生理功能调节中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神经系统低级部分和内分泌调节的重要性,致使我国生理学的发展一度受到窒息并走向畸形。 50年代末,古老的针灸疗法作为麻醉措施应用于现代外科手术获得成功,从而提出应该用科学方法研究其作用原理,这是中     

为什么针刺止痛的效果因人而异？：从神经系统抗衡力量的消长中破译其

吗啡是一种强效镇痛药，但如应用过程疗效会逐渐降低而产生耐受，原因主要是由于多多的吗啡会刺激受体产生抗阿片物质，对抗了吗啡的作用。应用针灸或电针刺也能产生镇痛效果，但疗效因人而异。研究表明，凡是脑内ＣＣＫ－８功能旺盛的，电针效果就着，反之则佳。     

八肽胆囊收缩素抗血清翻转针刺耐受的电生理学研究

动物整体水平研究证实，八肽胆囊收缩素抗血清（ＣＣＫ－ＡＳ）可翻转电针耐受，而ＣＣＫ－ＡＳ本身不影响基础痛阈。本文采用记录神经元放电的方法证明：脑室注射ＣＣＫ－ＡＳ能翻转对长时间电针产生耐受效应的大鼠丘脑束旁核痛兴奋神经元（ＰＥＮ）和痛抑制神经元（ＰＩＮ）的电活动，使电针镇痛效应重新出现。而脑室注射正常兔血清（ＮＲＳ）对产生电针耐受效应的ＰＥＮ和ＰＩＮ的电活动无影响。从细胞水平得到的这一结果与整体水平研究的证据相一致。提示，内源性ＣＣＫ－８参与电针耐受可能是电针镇痛受到拮抗的机制之一。这一发现同时为临床医学实践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     

科学敬业重,同胞亲情暖——记台随感

我有幸以第一位“大陆杰出人士”身份接受邀请并得到双方批准,于4月21日至29日与夫人朱秀媛教授一起,访问了台湾,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在台期间,所见所闻,百感交集。作为科学家,台湾同业同行表现出的科学敬业精神,令人难忘;作为骨肉同胞,两岸同宗同族的亲情交融,更沁人心肺。 1984年我在伦敦国际药理学大会上主持了一个专题讨论会,做了“针刺镇痛的神经药理学研究”的专题报告。不想机缘由此而生。会上,国际知名的蛇毒药理学专家、台湾中研院院士、台大教授李镇源先生,以科学家的谦逊、诚挚,以手足同胞的一片亲情,主动与我结识。相隔三年后,1987年我们又在悉尼国际药理学大会上相遇。两次幸会,两次相约,均祈望在北京一聚。两年后,1989年的5、6月之交,终于得偿此愿。在当时的难局下,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