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科学文化研究与欧美后SSK“科学的文化研究”之比较

国内的科学文化研究是在不改变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和表象论的前提下,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来研究,可划归为大众理解科学的科学传播视域。欧美后SSK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是SSK从科学的社会研究扩展到科学实践的文化研究,是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转向科学实践的文化建构论,是对科学客观性和表象论的进一步背离和消解,强化和放大了各种异质性文化因素对制造科学的作用;背离了科学家的真实立场和科学的核心问题,成了反科学的帮凶,不会结出真正的果实。二者在研究内容、方法、理念和科学观上是根本不同的,他们都有自己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体论研究范式下的《物理学》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与以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代表的近现代自然科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研究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亚里士多德是按研究"是"的方式即本体的方式为指导来研究他的自然科学——《物理学》的,其中的关键是确立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类事物的本体并将本体与他所要寻求的原理"对接"起来,构成学科意义上的知识原理。对《物理学》来说,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确立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存在的原理(本原),这就是《物理学》第一章的内容;二是确立自然科学所研究的本体是"自然",这就是《物理学》第二章的内容。然后在此基础上研究运动问题,形成学科的理论知识。运动问题是《物理学》研究的主体,运动与本原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自然是运动的本原(原理)。《物理学》最后两章关于第一推动者的论证是其自然科学的理论归宿。     

牛顿科学的"推理规则"与科学发现的逻辑

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提出的"哲学中的推理规则",不仅浓缩了牛顿时代有关科学方法论的许多内容,而且还蕴涵着在此之后有关"科学发现的逻辑"问题的历史变化的思想根源,甚至这一规则也可以作为今天"复活发现逻辑"的一个典型的科学史范例.     

知识论与科学哲学的关系及其当代发展

知识论和科学哲学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两者在近代认识论的路径中发展并在康德哲学和逻辑经验主义那里重叠、融合.之后,知识论和科学哲学在分析哲学和解释学的转向中从一元辩护走向多元理解,呈现出多视角、多层面、具体化的特点,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并非处于危机之中.     

奎因的整体知识论及其后果

奎因通过“语义上溯”,在“观察句”和“观察陈述”层面上建立外部刺激与科学理论之间的证据联系来解决知识论问题。奎因认为,由于观察范畴的假并不提供结论性的反驳,因而在理论和预言矛盾的情况下,我们绝不能指出某些引起这些矛盾的句子,相反,科学理论始终是作为整体的系统要么受到怀疑,要么被修正;科学认识中没有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也没有还原论的确证路径,哲学家和科学家在一条破船上航行,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本体论承诺"与科学知识不确定性的根源

科学知识是以假说的形式被提出并通过不断的经验证实成为科学理论而被接受的。科学假说是科学家把对世界的信念和看法用语言陈述的形式具体化了的命题。这种语言层面的命题表述,涉及把世界的本体实在翻译成有意义的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形成科学理论的过程。由于世界本体实在的相对性及本体论的相对性,使得由此建立起来的科学假说具有相对性和不确定性,本体论的相对性构成科学知识不确定性的根源。奎因通过语言和逻辑的分析,把这一问题明确地表现出来并进行了具体和详尽的阐述。     

库恩与科学史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库恩一直强调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身份,并认为自己"既搞科学史,也搞科学哲学"。库恩强调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既相区别又密切联系并需要进行合作的整体性思想。库恩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上的独到见解,凸显了他从科学史中呈现科学形象的独特的方法论视角和观点;他既不同于他之前的科学哲学家又不同于一般史学家的观点,使得他遭到来自双方的批评并引起诸多争议。库恩看起来部分像历史、部分像哲学的主张,使得他更像是"欧洲派的史学家,美国味的哲学家"。虽然库恩强调社会历史因素对科学发展的重要影响、主张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研究科学发展等思想,已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并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也导致历史主义学派对科学"历史的再现"研究工作的兴起和发展;但是,库恩的科学史学观,在科学史家中并没有真正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也没有实质性的深刻影响。库恩的科学史学观,看似矛盾、实则谨慎而深刻;彰显库恩这方面的思想及其深刻性还有待时日。     

他律中的自律

一般来说，人都是现实的，少不了对利和名的追求。可以说，这其中，既有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也有对社会的贡献。当然，不同的人，追求利和名的方式与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主动出击，甚至不择手段；有的人循规蹈矩，被动接受。在一个不规矩（用专业的术语叫不“规范”）的社会环境里，那些急功近利、主动出击的人，由于社会风险成本低、容易得逞，在利和名上，就会明显取得优势。能在利和名上超凡脱俗的人，毕竟少之又少。这必然导致循规蹈矩的人的不满和愤恨，甚至引起“你能做我也能做”的社会趋同心理，如同经济活动中劣币驱逐良币一样。于是，在一个不规矩的社会里，必然会上演一出出、一幕幕既真实又虚假的悲喜剧。什么贪官污吏、学术腐败，等等，无不如此。说到底，社会职业环境的不规范、管理和治理的不得力，为一些人提供了机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自律只能限制自己，让自己为自己的自律吃苦受累，自律也无法彰显它的美德。因此，在笔者看来，医治腐败（不论是经济、教育还是学术的，等等），自律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就像一个自律的人去等公共汽车，他只能最后一个上车），他律才是关键；并且只有在他律的完善中，才能彰显自律的威严和高尚。     

知识论思维方式的希腊源头

泰勒斯提出“万物的本原是水”的哲学命题，是认识世界万物理性观点的开始，其后的思想家在寻求万物本原的思路上逐步形成一种认知世界的思维形式：一种原初形态的“假设一分析”的逻辑思维；赫拉克利特挖掘了思维中“逻各斯”的认知能力；巴门尼德在思维能力与本质存在之间确立一一对应关系，从而建构并确立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获取知识而不是意见的认知模式，后者成为后来西方哲学和科学认知的知识论基础。     

"现代性"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衰

古希腊的学术是摆脱实际需要,探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智慧学问.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及其实际效用的影响下,一些因其可以应用自然科学方法,探求社会普遍规律并以此理性地筹划社会的社会科学得到相应发展;相反,那些不能应用自然科学方法来探求普遍规律,因而无实际效用的人文学科相应失落.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性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进展关系是一个合二为一的过程,前者甚至是后者的一个技术理性筹划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