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后发劣势”说到人文教育

由于德国、日本、苏联的赶超和崛起 ,“后发优势”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现象和世界的“共识”。所以 ,杨小凯“后发劣势”的言论一出 ,有语惊四座之感。可是 ,“后发劣势”这也同样是历史的极其明显和真实的一面 :德国、日本和苏联都最终在崛起的过程中崩溃了。这里所谓的“发” ,就是发展 ,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而所谓“后发优势”就是模仿的优势 ,即通过模仿达到跨越式的发展。也就是由于发达国家的示范作用和经验积累 ,发展中国家可以极大地缩短工业化的过程和时间。Ｃ .Ｐ .斯诺曾经说过 :“一个大国的全面工业化任务 ,如今日的中国 ,主要…     

莫言的《红高粱》与“新历史小说”

莫言是新时期的重要作家,莫言的写作突破了当代文学的传统规范,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既被视为“寻根文学”的终结,也被视为“新历史小说”的重要起源和代表作品。《红高粱》中人物描写的方法与当时有关人物性格复杂性的理论探讨有着密切的关联,反映了当代典型理论的重要变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崩溃及其对于创作的影响。《红高粱》和“新历史小说”的潮流与20世纪50年代《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强大规范构成了明显的对话关系,其“情欲化的历史”和“迷宫般的历史”鲜明地体现了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颠覆和重写。同时,《红高粱》的解读和“新历史小说”现象的命名与阐释本身也是一个在阐释中不断变化的过程。     

打开尘封的记忆——读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

“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在“重写文学史”的语境中需要巨大的学术勇气,董之林在以《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为代表的学术论著中,撬动了对“十七年文学”的一些凝固了的结构和定论。董之林通过对周立波、赵树理、李辈、路翎、王蒙、邓友梅等作家在“十七年”中的创作所作的透视性解读,真实地呈现了“十七年”创作存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董之林在研究“十七年文学”时,把文学现象放在历史脉络中加以分析,她敏锐地注意到了1940年代到1950年代文学环境的转换,注意到了“十七年文学”中农村日常生活的突变和乡村生活经验的更新,并且她对“史诗”的含义进行了有益的辨析。     

一位中国作家的孤独旅程——理解张承志

张承志是中国文学中一面独立的旗帜，他的写作和思考使革命、平等、人民这些词语得到了昭雪和拯救，使自由、人道、正义、美和民间等概念的内涵得到了真正的确认。     

胡适与新文化运动

胡适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人们只有将其置于整个 2 0世纪文化转型的背景中 ,才能确定其历史的地位 ,充分认识其意义与价值。从晚清到五四 ,现代性思想主题与价值认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晚清的思想主题是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 ,而五四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是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五四关于人生观的讨论 ,以及贞操问题、妇女问题等各种问题的讨论 ,实际上是一种对传统的总体性的文化批判 ,是个人的重新发现与创造 ,是一种深刻的社会革命和价值重建。从这个角度看胡适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言论 ,以及他对实用主义哲学的吸收、运用 ,对国故的整理等活动 ,即具有典范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发轫于 2 0世纪 2 0年代。最初为新文学撰史的人都是将新文学作为与旧文学的传统相对照的一个新的传统而加以树立和总结的。 2 0世纪 30年代是新文学史编撰的一个高潮。 50年代新文学史编纂具有以下特点 :新文学史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由国家统一制定教学计划 ,并出现了普遍的集体编纂文学史的群众运动。集体编写的出现和 50年代出现的各种新文学史著作被批判和排斥的过程 ,正是“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实际诞生的过程。 80年代 ,在文学主体性和文学本体论讨论的背景下 ,文学史编写者要求把文学史从政治革命史的附庸中解脱出来 ,要求从审美的立场重建文学史 ,拓展了 2 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这一研究工作目前仍在延续中。     

论余华的小说

余华是一位优秀的小说作家。他早期的小说以冷漠的风格 ,表现阴谋、死亡、暴力以及世界的混乱与悖理 ,以极端化的风格表达了对生活常理和社会规范的怀疑与颠覆 ,反映了作者与现实之间敌对、紧张的关系 ,代表了 1980年代先锋小说对于生存状态探索方面的成就。生存的苦难则是他 1990年以后小说的基本主题 ,这也体现了一种从启蒙知识分子到民间的价值态度的转移 ,生命的欢悦、善良、温情和达观化解了他早期作品中暴戾的激情。余华冷漠的叙事风格受到法国新小说和鲁迅、卡夫卡、海明威等作家的影响 ,而生动、丰富、准确、富于想象力的细节描写和语言的简洁、精致、流畅成为他重要的艺术才能。对细节的重视既是余华的一种重要才能 ,同时也成为他创作的一种局限     

文学与政治——从竹内好对鲁迅的诠释出发

鲁迅是中国最早提出“纯文学”这个概念的作家之一。但是,鲁迅却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纯文学作家。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特点。政治是文学不可回避的内容。但是,文学/政治的二元的对立是近代建构的结果。艺术自主性是为了对抗资产阶级的世俗现代性。而文学的重新政治化是左翼为了引进新的无产阶级大众政治而开辟的一个新的重要维度。但是,“纯文学”的建构可以是不同的维度。今天,我们对于政治和文学关系的重新认识首先就是要从这种政治/文学的结构中解放出来。     

穆时英的佚作《中国一九三一》

被李欧梵称为"直接向茅盾的作品挑战"的穆时英的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三一》的一部分佚文的发现,对理解穆时英的创作以及30年代的文学秩序都有重要意义。它说明了穆时英的创作与左翼文学之间所构成的既追随又抗拒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中国文坛与世界文坛的紧密联系。     

莫言的《红高粱》与“新历史小说”

莫言是新时期的重要作家,莫言的写作突破了当代文学的传统规范,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既被视为"寻根文学"的终结,也被视为"新历史小说"的重要起源和代表作品.<红高粱>中人物描写的方法与当时有关人物性格复杂性的理论探讨有着密切的关联,反映了当代典型理论的重要变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崩溃及其对于创作的影响.<红高粱>和"新历史小说"的潮流与20世纪50年代<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强大规范构成了明显的对话关系,其"情欲化的历史"和"迷宫般的历史"鲜明地体现了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颠覆和重写.同时,<红高粱>的解读和"新历史小说"现象的命名与阐释本身也是一个在阐释中不断变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