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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石台矿业公司Ⅲ313工作面为例,探讨、总结岩浆岩侵蚀大倾角综采工作面开采安全技术管理经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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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为己任的科普期刊应不断创新,不断为它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从把好科普期刊的定位关、政治思想关、编辑质量关、出版质量关进行了分析论述,为提升科普期刊办刊整体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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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震旦”一词源于佛经,为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谓。“震旦”在中国地质学界的使用源远流长,有其特殊科学含义。探讨“震旦”在中国地质发展史中的演变,对地质学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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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科技术语的继承性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古国之一,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发达,在科学技术上曾占据光辉的地位,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数千年,后经唐代的贞观之治的繁盛时期,特别是到明代,许多科学技术领域已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的体系,一些学科超过了西方,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正像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所指出的那样：“从公元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国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许多发明、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科学的光辉篇章”。[1]反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概念的术语,早已有了自己的独立体系,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命名原则与方法。中国科技术语自古以来,都是用来正确标记科学和技术以及生产、生活的各种概念交流(事物与现象),显示着科学家创造性思维的产物,具有明显的专业性、科学性、简明性和系统性。[2]中国古代科技术语的结构,主要是按照汉字、汉语的规律形成的,体现了汉字、汉语的特征。大部分术语都是由单音节或双音节构成,简明扼要,而蓄意深切。汉字本身形象如画,形意融合,可从直观形体上把握符号所标帜的概念意义,就是说可以形见意,能诱发刺激人的思维,产生意念,加之有象可征,有意可寻,形成认识过程的符号集群,给人提供完整认识事物、认识世界的建构模式。[3]人们从500多种汉字编码设计方案中,反映出汉字具有传递信息量大的特点,解决了汉字不能进入计算机危机,许多研究汉字编码的专家们还进一步论证了汉字属于声调语言系统,可以迅速以频谱分析处理,同时也指出：汉字单体书写,千姿百态,具有方形矩阵空间。[4]最近在北京召开的“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学术座谈会上,[4]许多专家学者一致提出,“21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汉字一词一字都能确切地反映出所指事物概念的分化原则,清晰地分出一事物与他事物的不同,表达出事物的特征和属性。但也应该了解到,汉字有难认、难记、难写、难读的弱点,在国际文化学术交流上受到一定局限,而更重要的是它的直观性影响人的认识过程的深化。尽管如此,中国科技术语历经几千年的演化与发展,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科学技术特点,构成了确切反映现代科学概念的独特语言风格,在人口众多的东方汉语地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自然科学与技术术语,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有大量而丰富的记述。1.在西周(B.C.1066－B.C.770)时代的《诗经》,据考证仅化学知识方面就有600余条,其中青铜200条,酿酒100条,染色80条,玉石40条,皮革30条,香料10条,肥料5条,油漆、陶器10条,糖及油脂30条,……。[5]2.战国(B.C.468－B.C.376)时代的《墨经》中,早有力和力矩的概念和术语;在应用方面有杠杠平衡、滑车、轮轴、桔槔、辘轳等机械名词术语,书中还提出了古代的朴素原子(“端”)的概念,提出时间(宙)和空间(宇)的概念。在光学方面论述了小孔成像和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观察研究成就,提出光是直线前进的观点,这是世界上最早论及几何光学的知识和术语概念,在声学方面,《墨经》还是最早记述了固体传声和共鸣现象和相应的术语。[6]关于《墨经》中的古代物理现象的考证与研究,我国物理学家钱临照教授1941年发表过专文《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6]。3.中国古代数学在世界科学史上,也占有光荣地位,反映汉代到唐代数学成就的就有著名的算经十书[7],最先使用了一批术语,诸如分子、分母、开平方,开立方,以及正负数、方程等,至今仍在沿用。这十经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经》、《辑古算术》、《缀术》。此外,还有数书九章、数学九章、数学大纲等。其中《周髀算经》更为人们所熟知,书中最早使用了天文,历法方面的术语,像盖天说和浑天说的辰极和极下术语,反映战国时期中国宇宙学说的概念,其次像勾股定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数学中的精僻的概念。三国时吴赵爽(223－280)撰有《勾股方圆图》,总结了东汉以来的数学成就,采用“弦图”对勾股定理的证明,这是研究二次方程得出与西方韦达(Viète,Franois,1540－1603)定理类似的结果,但比韦达早300余年;在分数研究上将运算法提到了理论高度,逐即创出了“齐同术”。4.北魏郦道元(472－527)的《水经注》,记载大小河流1252条[8]对河流的发源和去向,各个流域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作了详细叙述,包括源流、主流、支流及所经地区的地势、山陵等,是一部早期的地理名著,是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5.《尔雅》是我国最早的释义性辞书,书中收入各科术语;包括了人文科学、应用科学和自然科学,分类编排是：《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器》等,其中科学技术占有一大半,各条都表达有一定概念,具有自己独立概念体系,代表当时人类思维活动中,认识事物的深度与广度。像《释地》中对地形的分类就精僻地表达出地理的基本概念。如“下湿曰阴,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这可能是最早的陆地、平原、丘陵术语的来源;《释水》中对泉也做了分类。关于《尔雅》一书,正像《经典释文》所述：“《尔雅》者所以训释五经,辨章同异,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尔雅》一书真不愧为缀辑周汉诸书旧文,递传增益之作,乃辨章术语、严加诠释的第一部辞书。[9]6.中国古代地理名著《山海经》,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五方之山,八方之海,山川道里,金石矿产,鸟兽昆虫,殊国异域等;其中《山经》又称《五藏山经》描述我国大山五百多座,河流三百多条,记述各类矿产七十余种,是研究我国古代地理的重要文献。[10]7.我国以农立国,古代农业科学发达,反映农业科学技术的论著颇多,选其对世界农学史上有影响的著述,特别是对农学术语有继承性的论述,诸如“土”和“壤”以及“土壤”名词。早在3000年前,公元前11世纪时的《周礼》一书中就有明确的科学概念,提出：“万物自生焉则曰土”,其含义是“有植物生长就有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土者是地之吐生物者也。‘—’,象地之上,地之中;‘’,物之形也”。具体说明了土字的来源、含义和形象。关于“土壤”一词的由来及其概念含义,在土壤学界,尚有争论,这在王云森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土壤科学》[11]一书的第21页中做了精辟的论述,认为：“中国土‘壤’这个名词的由来,是从认‘土’和认‘壤’两字上的基本意义结合起来理解而得名的,它的科学含义不是在土壤学者们作为科学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概念正确,内容丰富,是名副其实的科学术语,……,有严格的局限概念和内容。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壤科学理论体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8.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12]是我国一部宏伟的农业百科全书,强调耕作方法,提出深耕、浅耕,适应土壤肥力,提倡土壤改良等农耕措施,论述的作物,包括谷物、纤维作物、油料作物、蔬菜、木本植物、果树、林木和染料作物,此外,还有畜牧、渔业等,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是反映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从事农业生产技术的科学知识的论述。在宋代就传入日本,现有日、德、美多种文字版本。9.沈括(1031－1095)的《梦溪笔谈》[13]是中国古代综合性科学著作,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地质、医学等,共计200余条目。书中第一个提出太阳历与农历相结合的论点,引起当时的重视;在地质方面提出水流侵蚀作用、冲积作用的理论,是世界最早地质外力作用的论述;在数学方面提出了“隙积术”、“会圆术”,是算术中求体积大小的方法,象“立方”、“圆锥”物体的测量等,所谓“隙积”就是指有空间的堆积体而言,这是数学史开辟高阶等差级术求和的方向,是“堆垛术”的先导。在物理学上还有磁偏角的发现(1492年),比贝特里(Bertelli)早四百年[7](1893年)。《梦溪笔谈》是科技史上的珍贵遗产,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称该书作者沈括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10.我国历史学界长期对明代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思想体系诸因素的研究、分析,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明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或称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萌芽,表明这个时期的经济发达,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涌现出像宋应星(1578－1662)、李时珍等一批有影响的古代科学家,他们的不朽著述在世界科学技术史占据有重要地位。记举其有代表者,从明代科技成就中,反映我国古代科技术语的以明确概念的科学性[14]及传统体系。以“天工开物”一词而论,丁文江在《喜咏轩丛书》“跋”中说：“盖物生于天,不开于人,曰开物者兼人与天言之耳”;日本学者薮内清说：“天工意味着是对人工而言的自然力,利用这件自然力的人工就是开物”。李约瑟博士认为：自然力功力的开发利用,天工是根本,顺应天工制造出有应用价值的器物,则存在着人的技术,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明代宋应星(1587－1662)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百科全书,古代科技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典籍不仅早已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极为重要的文献,对世界科技史也具有深远的影响。该书自1637年刊刻问世后,最先在日本流传(1694年),日本江户时代就有了翻刻本。1783年传入朝鲜,18世纪传入法国,1830年始,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教授相继将《丹青》、《燔石五金》等译成法文,1832年转译成英文,1847年转译成德文、意大利文、俄文等欧洲文字,196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任以都博士以明版为底本全文译成英文,并作了译注[15],书名是：《天工开物——十七世纪中国的技术》。据有关资料[15,16,17],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1800－1882)曾读过儒莲译本,并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一书中,称赞中国古代养蚕技术,足可见《天工开物》在西方科技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不愧为世界科技史一部经典性著作[18]。11.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19]是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全书六十卷,包括农本(经史典政、诸家杂论),田制、农事、水利(水利工程、农田水利),农器具,树艺(名物、蔬菜、果树),蚕桑,种植(经济作物),牧养等。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农业科学方面的成就,记述了劳动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古代农业科学家的农业科技理论。乃集古代农学之大成的著述。12.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是一部最早的药物学和医学的巨著,是医药宝库中的珍贵的遗产,不仅代表了我国明代的科学发展的水平,对世界医学发展影响深远,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1800－1882)在《物种起源》(1859年)、《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年)、《人类原始及类择》(1871年)等著作中,曾经十多次引用《本草纲目》资料,并称之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20]。《本草纲目》全书五十二卷,按自然类别分为十六部,即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虫、鳞、介、畜、禽、人类,每部又分若干类,总计六十二类[21]。无机药物是以水、土、金石三部,如金石部分为金、玉、石和卤石四类[22],大体又以相同元素的化合物为顺序排列。如石之三,是以汞的化合物、砷化物、钙的硫酸盐及碳酸盐为顺序排列等,化学组成,包括了钠、钾、钙、镁、铜、银、金、汞、锌、铅、铝、锰、铁、硼、碳、硅、砷和硫19种元素,在化合物方面,有氧化物、氢氧化物、硫化物、氯化物、硼酸盐、硝酸盐、硅酸盐及硫钠盐9种,包括许多近代所采用的无机药物。在金石部关于各种矿物的记述中,包括：矿产地、形色、采掘方法和鉴别方法,有的还探讨了矿物的生成理论[22]。在有机药物方面,以生物形态为主,先植物,后动物;先叙述低级生物,后述高级生物;在植物描述中,以根、茎、叶、花、果实及其演化系列,在动物描述中,分虫、鳞、介、禽、兽五部,最后为人类,基本上是按照由低等到高的进化顺序排列,大体上符合现代动物由单细胞至多细胞,由无脊椎动物至脊椎动物的进化观点。反映这些科学概念的术语,有许多沿用至今,这正是我国科技术语蕴藏着历史性和传统性的内涵所在。参考文献: [1]J.Needham,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1954,1：3－4。[2]吴凤鸣,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历史回顾和现状,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1)。[3]詹绪佐、朱良志,汉字与中国人的认识观,安徽师大学报,(3)。[4]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光明日报,1991.4.2。[5]李素桢、田育诚,研究我国化学史应重视古籍《诗经》,化学通报,1983,(5)。[6]钱临照,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1941。(见戴念祖,《中国物理学史略》,《物理》第10卷,第10期)。[7]麦群忠、魏以诚,中国古代科技要籍简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8]侯仁元、黄盛璋,水经注·《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9]蔡声镰,《尔雅》与百科全书,辞书研究,1981,(1)。[10]袁行霈,《山海经》初探,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十一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1]王云森,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12]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农业科学知识,西北农学院,1955。[13]李群,梦溪笔谈选读(自然科学部分),科学出版社,1975。[14]吴凤鸣,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术语学,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2)。[15]清华大学机械厂,《天工开物》注释,科学出版社,1976。[16]潘吉星,《天工开物》版本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52,1(1)。[17]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1981。[18]容熔,我国生物学、农学对达尔文的影响,中国科技史料,1982,(1)。[19]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1981。[20]吴凤鸣,几个科学术语溯源初探(下)——矿物名词溯源,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91,(1)。[21]李仲均,我国本草学中记载的药用矿物对矿物学的贡献(摘要),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87。[22]王嘉萌,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科学出版社,1957。二、我国科技翻译历史与术语的溯源(一)古代翻译与术语传承性以上对术语的继承性,从术语,特别是科技术语的演变历史方面,做了概括,可初步看到汉字、汉语在华夏灿烂文化中的地位。众所周知,语言与人类共存,特别是它的词汇,是文化的活化石;词语的意义和内涵正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探讨词源,追究其造词的理据,可以追溯远古文明,窥见久远而隐征的中国文化。我国古代科技术语,早已成为光辉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世界文化史上,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占据光辉的篇章。而近代科学思想及其概念,多为引进、翻译西方科技论著而来,这是人们所共识的。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中,翻译活动是最重要的媒介和桥梁。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国人民从事翻译活动的历史最为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后秦出现最早的翻译组织——译场[24],是中国古时专事佛经翻译的机构,晋代以后,这个组织分工较细,分译主、笔受(缀文)、度语(传语)、证梵、润文、证义、校堪、监护等项。汉时专设译长,是黄门所属主持传译与奉使的职官;出使国外或外国来中国负责传译的使者又称译使,见《汉书·地理志》、《汉书·西域记》。西汉张骞(？－B.C.114)奉汉武帝之诏两次出使西域(B.C.139,B.C.119),发展了汉朝与中亚各地人民的文化交流及友好往来,载入历史的史册。也积淀了最为远久的语词和术语。唐代佛经翻译达到繁盛时期,唐代的玄奘(602－664)就是最早的著名的翻译家,他撰写的著名的《大唐西域记》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7]。书中涉及他西抵伊朗、地中海东岸,南达印度半岛、斯里兰卡,北面包括今中亚细亚南部和阿富汗东北部,东到今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一带,对那里的自然地理条件、语言、历史等各方面做了详细论述。贞观二十年《大唐西域记》写成,先后译成英文、法文、日文等流传世界各地,成为研究中亚、南亚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对东西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佛经翻译中除神学、经文、哲学、文学、艺术外,也包括一些自然科学的内容,像医学、天文学、历算、地理学、金石(矿物)等。东汉佛经翻译家安世高(约二世纪中叶)翻译印度梵文的《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算法》三卷等,就是我国最早翻译天文、数学著作的代表,自然传承过大量科技术语。根据我国物理学家陆学善先生从晶体学角度考证[25],有许多矿物名词是从佛经中翻译而来,像玛瑙初见于佛经,梵语叫阿湿揭波(asmagarbha),asma(阿湿)是马的意思,garbha(揭波)是脑的意思,从玉,故转译成玛瑙;瑟瑟与靺鞨出于波斯和康国;避者达是阿拉伯语避桀提的音转,据考证现称之为石榴石(garnet);金刚石一词,佛教术语中为“伐阇罗”(vajra),古希腊天文学家麦尼利乌斯(Manilius)最先称金刚石为阿达麦斯(adamas)刚硬之意,即是英语diamond一词的来源;祖母绿(zumurud)由波斯语转译而来,现为纯绿宝石(lemerala),在《博物要览》中说：西洋默德那国产祖母绿宝石。希腊语为柱马拉伽陶或马拉伽陶(Zmaragda or maragsos),梵文称摩罗伽陀(marakato);密陀僧(lithaige)由波斯文音译而来;卤砂有阿拉伯文(nushadur,努沙杜尔)译音而来;硼砂,系由波斯文burak演变而来,水精(水晶)源于佛经,其意为像水一样精莹透明,又称菩萨石,古籍中又称水玉,即指现在的石英(quartz),其种繁多;青金石(lapislazuli),波斯文为lazuward,阿拉伯语lāzurd,意大利语azurro;尖晶石(spinel),西方古称为balas ruby,简称巴喇,阿拉伯语称al－balachsh。从以上列举之从佛经翻译中有关自然科学名词,有许多仍沿用至今,无论在译音,抑或是译意,都显示了古代翻译家们用字的高超水平,在方法上颇值我们借鉴。唐宋时代海外交通发展,推动了中国同波斯、阿拉伯、东罗马的商业、贸易,以及文化交流。中国的四大发明——罗盘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就是通过阿拉伯人之手传到欧洲。蒙古帝国建立后,1219－1259年耶律楚材、常德、扫马的西部旅行及其《西游录》、《西游记》和《西使记》,早已是研究十三世纪西域历史和地理的珍贵材料。欧洲各国探险家、旅行家来中国者也络绎不绝,有代表性的要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及其《马可波罗游记》[26],真实地记述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特别是中国的自然环境,物产等,内容非常丰富,其著作早已列为世界文献宝贵财富,对中西方文化交流起一定作用。由于元代的疆域扩展,与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以及印度、东罗马等国,在天文、历法、算术、医学以及地理方面的交流更为频繁,实际上这方面的术语积淀较多。明代经济上的发展,海陆交通发达,中西文化交流日趋繁盛。明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1371－1435)受明成祖朱棣的派遣,率领庞大舰队“维销挂席,际天而行”,历时28年,先后七次下西洋,路径37国,乃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航海,比葡萄牙人地亚丁1486年到达非洲南端好望角早81年,比哥伦布(C.Colombo,1451－1506)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采用形象、示意的方法,把在不同海域获得的对象图,一字展开式地绘制成《航海地图》又称《郑和航海图》[27],共四十面二十图,国内九图,海外国家十一图,其精确程度,早有“详而不诬”之赞誉,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教授把郑和的海图誉之为“一幅真正的航海图”。郑和的航海及其海图对国际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丰富了航海技术和航海的地理知识,沟通科学文化作出重要贡献。(二)西方传教士的来华与科技翻译中的术语的创译崇祯年间,西方传教士来华[30],带来了西方的近代科学和文化,有名的像意大利罗马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1583年来华,曾与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28],翻译过程中,为更好表达原书含意,创译出适用于我国的一套数学术语,有的沿用至今,像：点、线、直线、面、平面、曲线、直角、垂线、钝角、锐角、直径、四边形、多边形、对角线等;此外,还有《万国舆图》(1602)、《测量法义》(1617)等颇有影响。意大利罗马耶稣会士高一志(P.Alphousus Vagnoni,1566－1640),以及龙华民(Longobardi Nicolas,1559－1654)相继来华(1605,1597),高一志主编《空际格致》,1624年龙华民在书中撰写了《地震解》,介绍了西方近代地球、地震概念和知识,创译了像地震、震中等术语[29];更值得提及的是我国学者徐光启(1562－1633)撰成一百三十五卷的《崇祯历法》[7],为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总结性著作,在编译过程中邀请了一些外国传教士参与,他们是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Pan－toja,Jaoquesde,1571－1618),1599年来华,瑞士出生的德国耶稣会士邓玉涵(Terrenr,Jean,1576－1630)1621年来华,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Schal Von Bell,Jean Adam,1591－1666)1622年来华,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Verbiest Ferdinand,1623－1688),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Benoist,Michel,1715－1774)1744年来华,他们除帮助编译历法外,也做过许多西方自然科学的介绍,像蒋友仁担任过朝廷的翻译工作,著有《坤舆全图》和《新制浑天仪》等,对我国早期自然科学均有启蒙作用[30]。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Trigzult,Nicolas,1577－1628)1611年来华,后赴罗马在欧洲筹划募集大量书籍,据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文章[32],他于1621年率领22名教士再度来华,并携带西方著作七千部。杨建筠在1628年为《西学凡》撰写“序”中所述：“所称六科经籍,约略七千余部,业已航海而来,具在可译”。李之藻(？－1631)也在1625年指出：“七千部梯航嗣集,开局演译,良足以增辉册府,……故迄今有所待”[31]。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确有七千部西方著作,第二,当时杨廷筠、李之藻等确急切选译,虽然没有能及时按照计划献书,后来还是选译了一部分,像1550年出版的德人乔治鲍埃尔[Georg Bauer,拉丁文名Agricloa,(阿格里柯拉,1494－1555)]的《De re Metallica,Libri XⅡ》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名著崇祯十三年(1640)的译作《坤舆格致》,1983年潘吉星按书的内容则译作《矿冶全书》[32],这以前一般均译作《论金属》,这本书堪称是十六世纪欧洲一部采矿冶金技术方面的百科全书,对寻找矿脉、开采矿石、选矿,以及矿石中冶炼金属、分离和鉴别各种金属的方法等都作了系统的论述。书中创译了硬度、透明度、比重等术语。全书共十二卷,实际为十二章,译为中文本《坤舆格致》为四卷本,参与译述工作的有邓玉涵、王征(1571－1644)、汤若望、李天经(1579－1659)等。原著1556年用拉丁文在巴塞尔出版,这部著述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文笔朴实流畅,并附有275幅精美插图,堪称图文并茂,被誉为欧洲矿冶技术的经典著作,现有德文本(1557,1621),意大利文本(1563),英文本(1912)以及日文本(1968),中文编译本为《坤舆格致》为1640年,是我国翻译西欧科技著作最早的一部,无论是在传播欧洲矿冶技术,抑或是创立一批矿冶术语方面均有深远影响,就是在我国科技翻译史上也应占有重要地位。三、近代科技翻译的活动与科技术语的发展鸦片战争(1840年)的惨痛教训,激励了中华爱国志士的奋发图强的精神,东方大地开始觉醒,开始认识到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值得借鉴,于是兴起洋务运动,遂即推动了科技翻译活动的日益昌盛。1849年魏源(1794－1857)在《海国图志》序言中说：“为师夷之长技而制夷”。1860年洋务派提倡新教育,学习西学——“西文”与“西艺”,而西艺即为西方科学技术而言。为了翻译西方科技著作,首先要培训翻译和外语人才,1862年在北京成立了京师同文馆[33],英文名称为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隶属于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同文馆总教习为美国北长老会教士丁韪良(Martin,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1827－1916),开始仅设英文馆,1863年设法文馆,俄文馆,1867年恭亲王奕忻等奏设算学馆,继而成立天文馆、格致馆、化学馆、医学馆、制造测绘等馆,从此同文馆中一个仅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变为实用科学的学校。1892年设德文馆,1896年设东文馆,学生增加到120人,同文馆实际上已成为我国开办的最早的新式学校,是一所文、理、工、医综合的大专学校,1863年设上海同文馆,后改为上海广方言馆,广东同文馆(均为该馆分馆)。从1862－1900创立40余年,共培训学生500余人,他们中有许多成为我国首批翻译人员和外交家,为我们科学技术翻译活动开创了新的局面。1902年该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并成立译学馆。还有墨海书馆[34]也是以传播西方科技文化而享有盛名,像《博物新编》(1855年),英传教士合信(Hobson,Benjamin,1816－1873)所著,由墨海书馆出版,合信为医师,写过许多解剖、内外科及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还编写一本《英汉医学词汇》(A Medica1 Vocabularyin English and Chi－nese,1858),可算是我国最早的医学词汇了。值得提及的是当时徐寿(1818－1884)等参考《博物新编》,经反复研究,于1865年制成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鹤号”。广学会出版的英传教士慕维廉[27,29](W.Muichead,1822－1900)用汉文撰写的《地理全志》(1853年),最早使用汉字“地质”一词,并把近代概念引入我国;同文馆出版的有丁韪良的《格致入门》(1868年)等,就上述列举,近代西方科学技术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传教士起了媒介作用。据不完全统计[35]：1867年仅基督教出版著译20余种,其中天文4种,数学8种,物理学4种,植物学2种,医学2种,另外还创办了一些报刊,诸如伟烈亚力主办的《六合丛谈》,付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科学汇编》等,都传播了一些科学文化知识[36],积淀了大量科技术语。在中国科技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翻译机构,就是1868年建立的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组织一批专事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力量,像著名的徐寿(1818－1884)[37]、华蘅芳(1833－1902)[38]、李善兰(1810－1882)等[40],他们虽系少习举业,但“究察物理”,“推荐格致”,他们不仅在天文学、数学、化学等方面做出了贡献,而且在翻译西方科学技术著作中,创译之术语方面也名载史册。徐寿与付兰雅合作翻译了《化学鉴原》(1872年)、《化学鉴原补编》(1875年)、《化学补编》(1883年)、《化学质考》、《化学求数》(1884年)等,为近代中国化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精通数学的华蘅芳与付兰雅合作翻译了《代数术》(1874年)、《数学理》(1880年)、《代数难题》(1884年)、《微积溯源》(1874年)、《三角数理》(1878年)、《算式求解法》(1900年)等。付兰雅1861年来华,曾为同文馆英文教习,1885年创办了“格致书院”(The Chinese Scientific Book Depat)有一定影响。华蘅芳与美国医生玛高温合作翻译了《地学浅识》(1873年)、《金石识别》(1872年),是我国地学方面最早的两本书,书中创译了一批地质术语和矿物名词,尽管书中采用许多音译,诸如寒武纪译作勘孛里安(Cambrian),石英译作科子(quartz)等,但对近代中国地质思想的发展起了启蒙作用[29],当时(1898年)鲁迅、顾琅等中国早期学地质的先驱者们在南京陆矿学堂学习时,就曾使用这两书为课本。徐寿之子徐建寅[39]参与翻译的著作有《化学分原》(1872)、《声学》、《电学》(1881年)、《谈天》(1882年)等。当时的翻译形式主要是邀请外国人进行口译,我国学者笔录后进行整理而成书,像翻译馆初建时,只有英人付兰雅(Fryer,John,1839－1928)一人为专职口译,1869年增聘美国浸礼会牧师金楷理(Kreyer,Carl T.),原广方言馆英文教习林乐知兼事译书,关于美国人伟烈亚力(Wright,Harrison King,1815－1887)是否入翻译馆尚有争议,而玛高温(MacGowan,Danil Terome,1824－1893)当时在上海从医,他们确实做了大量翻译工作,而不是翻译馆成员。至于术语的翻译,原则是按其科学含意,由整理者,选定汉语、汉字表达,弄不清者,也个别采用译音。翻译馆扩成翻译学馆,代表了进入繁盛时期,参加笔述的人员中,不可遗漏者,尚有翻译《开煤要法》的王德均、翻译《算法统宗》、《勾股六术》、《九数外录》以及《开方表》等的贾步纬,翻译《内科理法》、《保全生命论》、《儒门医学》以及《光学》等的赵元益,翻译《格致启蒙》、《产科》、《妇科》等的郑昌棪,翻译《行海要术》的李凤苞,翻译《物理学》(上、中、下编)的王季烈、舒高梯、汪振声、钟天纬等,他们几乎毕生献身译书。翻译馆主要口译人员此表录自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略》,《中国科技史料》第九卷,第3期,1988年9月。翻译馆主要笔述人员本表主要依据《江南制造局记》、《广方言馆全案》、《江南制造局移设芜湖各疏稿》和上述各人的传记资料如史志、家谱等,参考李鸿章、丁汝昌等人的奏稿、函件(并见其全集或文集),并查考其译著而编成,本表不包括《西国近事汇编》、《翻译新闻纸》和《西国近事》的译者。录自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略》,《中国科技史料》第九卷,第3期,1988年9月。关于翻译馆译书的种数,各种文献资料记述不一,根据1909年该馆编辑之《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41],包括补遗及附刻12种在内(1868－1907年间),共为170种,见下表分科统计(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宣统元年(1909年)石印根据笔者所录全部书目共为176种。总之翻译馆如此大量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不仅是我国科技翻译史上的创举,对我国科技发展更是影响深远。甲午战争后,中华大地曾出现戊戌维新,研究西学掀起热潮,维新派著名学者、翻译家严复(1853－1921)[42]虽以翻译西方哲学著作为主,但他翻译的《天演论》给科技翻译活动建立起信、达、雅的高标准、严原则,该书是根据美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Huxley,1825－1895)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ey,1898)译出,译意确切,文字流畅,层次分明,树立了科技翻译的典范。并创译了一批科技术语,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奉为经典,号召选读。再以后的代表人物是实业家马君武(1882－1939)[43]翻译达尔文(1800－1882)《物种起源》中的第三四两章,即《物竞篇》(1902,《生存竞争》)和《天择篇》(1903年,《自然选择》),创译的术语,至今仍广为沿用。书中不仅宣传了进化论思想,也为科技翻译工作留下足可借鉴的范例。更值得提及的是中国新文化的先驱者鲁迅[45]对翻译工作提出过值得追念的指教,他曾指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的译著活动,诸如1904年译《北极探险记》[44]等为我们树立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45]。进入二十世纪后,我国科技翻译活动日趋增多,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实用科学等各个专业,传播了西方各国的近代科学知识,创译和继承了大量科技术语,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桥梁作用[46]。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术语的命名与审定工作,早已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参考文献[1]J.Needham,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and Cir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1954,1：3－4。[2]光明日报,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1991,4,2。[3]詹绪佐、朱良志,汉字与中国人的认识观,安徽师大学报,(3)。[4]吴凤鸣,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研究历史回顾和现状,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1)。[5]李素祯、田育诚,研究我国化学史应重视古籍《诗经》,化学通报,1983,(5)。[6]钱临照,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1941,[见戴念祖,《中国物理学史略》,《物理》,10(10)][7]麦群忠、魏以诚,中国古代科技要籍简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8]侯仁之、黄盛璋,水经注,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9]蔡声镰,《尔雅》与百科全书,辞书研究,1981,(1)。[10]袁行霈,《山海经》初探,中华文史论丛,(11),上海古籍出版社。[11]王云森,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12]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农业科学知识,西北农学院,1955。[13]吴凤鸣,几个学科术语溯源初探(上),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8,(1)。[14]李群,梦溪笔谈选读(自然科学部分),科学出版社,1975。[15]吴凤鸣,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术语学,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2)。[16]清华大学机械厂,《天工开物》注释,科学出版社,1976。[17]潘吉星,《天工开物》版本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1(1)。[18]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981。[19]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1981。[20]容熔,我国生物学、农学对达尔文的影响,中国科技史料,1982,(1)。[21]王嘉荫,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科学出版社,1957。[22]李仲均,我国本草学中记载的药用矿物对矿物学的贡献(摘要),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87。[23]吴凤鸣,几个学科术语溯源初探(下),矿物名词溯源,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91,(1)。[24]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25]陆学善,中国晶体学史料掇拾,科技史文集,上海科技出版社,1984,(12)。[26]唐锡仁,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商务印书馆,1981。[27]吴凤鸣,几个学科术语溯源初探(中),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9,(1)。[28]何艾生、梁成瑞,《几何原本》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科技史料,1984,(4)。[29]吴凤鸣,明清两代几本地质学译著评述,自然辨证法研究,1983,(4)。[30]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31]樊洪业,金尼阁与西书七千部。[32]潘吉星,阿格里柯拉的《矿冶全书》及其在明代中国的流传,自然科学史研究,2(1)。[33]王大明,京师同文馆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科技史料,1987,(4)。[34]胡道静等,墨海书馆,中国科技史料,1982,(2)。[35]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料,中国科技史料,1988,(3)。[3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37]张子高等,徐寿父子年谱,中国科技史料,1981,(4)。(并见《清史稿》卷五百五,艺术四,中华书局,1971)。[38]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五百七,列传二百九十四,畴人二,中华书局,1977。[39]徐振亚,近代科学家徐建寅和他的译著,中国科技史料,1989,(2)。[40]李迪,十九世纪我国数学家李善兰,中国科技史料,1982,(3)。[41]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宣统元年,1909。[参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68－1907),江南制造厂史(1865－1949)]。[42]李喜所,近代留学生对祖国的贡献,人民日报,1987,8,6。(有关《天演论》参见《鲁迅全集》,1,《朝花夕拾》：268－269。[43]欧正仁、马君武,中国科技史料,1981,(1)。[44]刘再复、金秋鹏等,鲁迅和自然科学,科学出版社,1976。[45]吴凤鸣,介绍鲁迅的三篇地质学论著《人间之历史》,地质学史论丛(一),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委员会编,地质出版社,1986。[46]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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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量考古与出土文物研究,表明我国原始人类早在石器时代就有直观的矿物知识,并有最为原始的应用。1959年在甘肃武威县皇娘娘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的铜刀[1]等,经光谱分析,虽系纯铜(红铜),但也含有锡(0.1－0.3%),铅(≤0.03%),锑(0.01%),镍(0.03%),经电子探针分析尚有铁、砷等。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鼎[1]、重达875公斤,其中铜84.77%,锡11.6%,铅2.79%,这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文物中最大的青铜器。大量出土文物表明我国原始人类认识金属和使用金属已有一定水平。一、关于“矿”、“矿物”术语的溯源与探讨“矿”在我国文字史上源于象形文字,其符号是卝,丱,,,矿,鑛,有形、声、义三位一体的内涵。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凡与矿有关之词,诸如矿山、矿井,矿脉等,也都源于此。早在春秋时代,就有《周礼·地官·卝人职》以及《周礼·卝人注》,其含意与解释就各不相同,试举国内常见的释义：1.《说文解字》[2]：“卝,即象掘地深入之形”;2.《辞源》[3]：古磺字。“磺为矿之本字,未成器之金玉”;3.《中国大百科全书·矿冶》[4]：“卝为矿字的古体”。引《说文解字》石部磺字注：“铜铁朴石也”。下附有“卝”字注为“古文矿”。郑玄注释《周礼》说“卝之言矿也。金玉未成器曰矿”;4.《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5]：“矿字,古文作卝”,引《周礼·地官·卝人职》：“卝人掌金玉锡石之地”。并认为古卝字中的两竖是表示巷道的两壁,左右两横表示巷道的支护。综观上述,对照湖北铜录山古坑道遗址分析,这个古代象形字的内涵与结构,确耐人寻味,并富有学术意义。英文“Mineral”[6]一词,源于拉丁文Minera,或为Mineri,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多见,而在中世纪使用更为普遍,其意为矿山,矿山掘出物之总称,当时凡从地下掘出之矿物、岩石、甚或化石均称矿物,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学科的分化,所指范围逐渐缩小,十七世纪后,在西方就具近代矿物概念,作为独立学科——矿物学(Mineralogy)一词,据文献记述为意大利学者B.蔡吉鸟斯于1636年提出。汉字“矿物”一词近代概念及使用时代,尚无比较确切的资料和论证,众说纷纭。就所掌握的局部资料,做如下论述：1.据潘吉星《矿冶全书》[7]记载,明代天启年间,我国曾翻译德国人阿格里柯拉(Ag－ricola,1494－1555)的巨著《论金属》(De la Metallica)。当时以(坤舆格致》为各印制。该书有矿物早期分类,还描述了晶形、劈理、光泽、颜色、透明度、硬度等矿物特征,但至今尚未查到汉文遗本。2.1862年京师同文馆,1863年上海方言馆均专设金石专业课,即相当于矿物之类课程[8]。把矿物译作“金石”者颇多,诸如1872年出版的《金石识别》,以及《金石表》,1903年出版的《相地探金石法》,1903年出版《金石略辨》等,都是翻译国外矿物类著述。直到1921年章鸿钊的《石雅》问世及《洛氏中国伊斯兰卷金石译证》(1925)仍沿用。3.据查,1889年广东水陆师学堂曾设有矿物课,1892年湖北铁路局附矿学堂,1895年天津西学学堂,1897年上海南洋公学等都设有矿物课;鲁迅、顾琅等1899年在江南陆师矿路学堂除专修矿物课,并以《金石识别》为课本[9]。4.1902年(光绪28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之《钦定学堂章程》以及《奏定学堂章程》(1903)中专列地质、矿物科目,据此,这可能是矿物一词作为正式文献最早出现;又据崔云吴研究,1902年华循编之《矿物学》教科书正式出版[10],为汉字“矿物学”一词最早出现之教本。从此,相继便有一批矿物学类著述出版,诸如《中等矿物学》(1903),《最新矿物学》(1904)等。5.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11]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第251页之“脚注”上提及英国人慕维廉(W.Muithead)1846－1900年在华期间曾撰辑有《地质学和矿物学词典》(中文){[Glossary Chinese]Mineralogical and Geological Terms.In Doolittle,J(I),Vo1.2,p256.}矿物一词可追溯到咸丰年间(1853年前后)。二、中国古籍中有关矿物的记述我国浩如湮海的古籍中,对矿物、金属有极为丰富的记载。1.《禹贡》[12]是《尚书·夏书》的一篇,成书时代尚有争议,但作为一部代表战国先秦时代的地学发展的典型著作,却为大家所公认。书中列入纳贡品有金三品,即金、银、铜,瑶琨,为玉的一种,砮石为铁矿,丹为水银矿、铅松即铅矿,砺砥为研磨材料,此外,还有浮磬、璆等12种之多[13]。另有涂泥(粘土)、黄壤(黄土)、坟垆(钙质冲积土)、青黎(无钙质冲积土)以及赤殖坟等术语。2.《管子》,共二十四卷八十六篇,其中《地数》篇[13]专论金属矿产及其共生关系。诸如“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者,其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其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此山之见荣者也”。[14]3.《周礼·考工记》,据郭沫若考证,为春秋时代齐国官书。曾记载有：“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费能为良,地气然也”。[13－14]金属产地性质不同,而制作工具性能各异,包括了矿物地理分布概念;书中更精彩的描述就是“六齐”了。金有六齐：六分其金、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斧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15]湖北大冶铜录山古矿遗址的发掘材料,也有此类内容。4.《山海经》[16],一般为战国之初与春秋之末,在《五藏山经》上记载黄金产地二十三处,赤金产地十三处,铁矿产地三十四处,铜产地十九处;《中山经》中提出：“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零九”。5.秦代铁矿开采繁盛,从设置铁官记载,表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铁矿的开采与使用已有相当水平;从临潼武家屯出土的金饼,标明当时金矿开采也较发达[5]。6.汉代对金属矿的记载更多(1)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东汉设铁官34处,其它还有银、锡、铜、白金、雄黄、雌黄、玉石等。而在《汉书·地理志》中仅有27处[13－14]。(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江南出…金、锡、连(铝之未炼)、丹砂(朱砂)、铜、铁等”。[13－14](3)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17]中记述矿物和金属有：铜、金、银、铅、锡、文石等,书中列有设铁官48处。(4)东汉刘珍的《东观汉记·地理志》也有少数矿物及金属描述。(5)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有金银矿、雄黄、雌黄、空青、青碧以及铁矿多处[13－14]。(6)两晋时代由于农业的发展,人们认识和使用金属矿更为普遍,1974年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一处铁作坊和一个铁器窑,共出土铁器4195件,从铁器铭文鉴定,为两晋时代[13－14]。(7)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列举矿物20余种,有丹砂、雄黄、雌黄、云母、石英、硫石、白矾、鲁青(CuSO4)。7.《神农本草经》,有人主张成书于秦汉时代,是我国现存最早一部药物学专著,全书三卷,其收载药物365种,分上品、中品、下品,其中药用矿物46种,其名称如下：“玉泉、丹砂、水银(汞,女)、空青、曾青、白青、扁青、石膽(石胆)、云母、朴消、消石、礬(矾)石、滑石(冷石)、紫石英、白石英、五色石腊、太－禹余粮(禹余粮)、雄黄、雌黄、石钟乳、殷孽、公孙孽、石硫黄、凝水石、石膏、阳起石、慈(磁)石、理石、长石、肤青、铁落、青琅玕、代赭石、卤碱、白恶(垩)、铅丹、粉锡、石灰(同白垩)、冬灰、石蚕”[13－14]。8.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繁盛时代,人类认识和使用矿产资源的范畴不断扩大。(1)据《新唐书·食货殖》记载,主要金属矿产分布区：“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新唐书·地理志》：全国有铁的地点104处,“有铜”62处,“有银”35处,“分布于二十八州(府)”。(2)唐玄奘(602－664)在《大唐西域记》中描述沿途所见物产中有矿产及玉石多种。(3)苏敬等著《新修本草》是我国第一部药典,载药850种(新增114种*),首创按药物自然来源进行分类,分玉、石等九类,包括空青、礜石、绿盐、密陀僧(一氧化铅litharge),以及卤砂(氯化铵)[13],出于西戎,形如牙消,先净者良,柔金银,可为焊药。(本段*,见第28页脚注)(4)唐代李吉甫(758－814)的《元和郡县志》记载有蓝田县“出美玉”,安邑县出银,莱芜县出铁,长沙县出铜、云母,平阳县出银,四会县出金。卷七中还对陨落及陨石做过描述。9.宋代,特别是北宋时期,查明全国金属矿产分布已有一定规模,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凡金、银、铜、铁、铅、锡及其冶炼场所达二百有一”[5]。(1)宋乐史(970－1007)《太平寰宇记》,有人称之为我国古代矿物地理之书,书中不但描述金、银、铜、锡、铅、铁以及汞等金属矿外,还记述了124种矿物的物性、化性和地理分布。(2)北宋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18]中对地学方面内容阐述颇多,其中在矿产方面者,①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石油”一词,即：“鄜延境内有石油”,并预言我国石油多“生于地中无穷”;②描述了治平元年常州陨石坠落情况;③对太阴玄精(石膏晶体)作了比较确切的科学描述,太阴玄精古代曾有阴精石、玄精石、玄英石、太乙玄精石、益玄精等名称。经1974年北京中医研究院中药室研究,确认沈括所述纯属含水石膏晶体,属单斜晶系,沈括根据晶形、解理、加热失水性能,比较了几种不同盐类,其化学成份为CaSO4·2H2O。更值得提及的是沈括从其横断面定出近似正六角形,说明沈括对晶体几何形状和解理的观察是十分精确的。沈括所述马牙硝,即硫酸钠(Na2SO4·10H2O),所述盐碱为硫酸钾镁复盐(MgSO4·K2SO4)晶体,中药中称之为凝水石、又名盐精石[18]。沈括引《黄帝素问》中“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气在天为湿,土能生金石,湿亦能生金石”,提出胆矾水加热加料煮能生铜、胆矾即硫酸铜(CuSO4·5H2O),还指出：石洞中水滴下来成为钟乳石和石笋的论断。同时,还对朱砂(硫化汞)的药性及其加热转化做过论述。(3)宋唐慎微在1056－1063年撰《证类本草》收入药品共为1746种,无机药物达253种,但玉石类矿物几无所增,像辰砂,(cinnabar)又称朱砂、丹砂,以湖南辰州(今源陵县)所产最佳,故名,含Hg86.2%,三方晶系,硬度2－2.5,比重3.09。一般为低温热液成因矿物[14]。(4)宋代杜绾著《云林石谱》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矿物岩石学专著,书中记载石品116品：①纯石灰岩类,被水侵蚀,有奇特形状,可作假山用石20余种,②石钟乳类,③含长石的石灰岩或砂岩,④含锰质或铁质石灰岩或砂岩,⑤纯石英岩、砂岩、玛瑙等,⑥叶蜡石、云母、滑石类,⑦页岩和砚石类,⑧纯金属矿物和玉类,⑨化石类。其重点是描述园庭赏鉴的岩石和制做各类珍品,诸如石砚、文物等石头,特别是变质岩类,描述了这些石头形状、颜色、硬度、文理、光泽、晶形、磁性、透明度、吸湿性、风化性和化学作用等;书中有比较丰富的岩石矿物知识[13－14]。(5)南宋范成大(1126－1193)[19]撰《桂海虞衡志》,书中记述岩洞20－30余处,并提出钟乳石是“石液融结所为”的岩溶成因概念;金石部分,记述了生金、丹砂、滑石、铅粉、石梅、石柏等。10.元代统治者加强了矿产的管理,“设置诸洞冶总管府,专以掌管随金、银、铜、铁、丹粉、锡、碌,从长规划,恢办课程,听受制国用使司节制勾当”[5]。(1)《元史·食货志》、《新元史·食货志》记载有铁矿、铜矿、锡矿、银矿、金矿、朱砂等。《元史·食货志》中记述煤炭课总计钞二千六百一十五锭二十六两四,可见元代煤炭开采大有发展;《元一统志》中除记述汉代发现的陕西延安附近石油产地外,尚记述四个新石油产地：延安县南迎河,延川西北,宜君县姚曲村以及鄜州东采铜川[13－14]。(2)元陶宗仪撰《辍耕录》[13]有玉石多种描述,其中有于阗玉石多种,诸如回回石等。11.关于明代全国金属矿产分布,以《明一统志》、《明史稿》、《明史·食货志》、《明实录》等记述较详,像铁矿,仅官铁年产一千八百余万斤。(1)宋应星的《天工开物》[20]共18卷,其中燔石、丹青、冶铸、锤锻、五金、珠玉卷内有各类矿产的记述。书中最早、最详细地记述了从炉甘石(碳酸锌)中提炼金属锌技术,锌古代称之为水锡、白锡或倭铅。有人认为倭铅一词源于日本,这是不对的。当时,宋应星曾指出：“以其似铅而性猛故名之曰倭铅云”[22]。欧洲直到16世纪才了解锌是一种金属,最早用炉甘石炼锌的方法则是在18世纪,据考证是由劳逊博士来中国考察后带回的技术[1,14]。在“燔石”卷中,记述金矿“多出西南,砂金多者出云南金沙江”,海南岛的儋、崖两县则都有砂金矿。银矿：浙江、福建旧有坑场,江西饶、信、瑞三郡有坑从未开。湖广则出辰州。贵州则出铜仁,河南、四川、甘肃都有“美矿”。关于铜矿：“西自四川、贵州为最盛,湖广武汉、江西广信皆饶洞穴”。关于锡矿：偏出西南郡邑,东北寡生,古书名锡为“贺”者,以临贺郡产锡最盛而得名也。大理、楚雄即产锡甚盛,道远难致也。《珠玉》卷,介绍各种宝石的形状、色彩质量和玉石的采集、琢磨,包括玛瑙、水晶等的产地和用途。《珠玉》卷说到：“西洋琐里有异玉,平时白色,晴日下看映出红色,阴雨时又为青色,此可谓之玉妖,尚方有之。朝鲜西北太尉山,有千年璞,中藏羊脂玉,与葱岭美者无殊异”[21,22]。(2)明曹昭著,舒敏编,王佐增之《新增格古要论》十三卷,其中珍宝论、古铜论、异石论等有较多玉石名称,诸如珍宝论有：古玉、沙子玉、石类玉、玛瑙、柏枝玛瑙、圆块玉、猫睛、碧靛子、马贾珠、石榴子、铺绒线石、金星石、琥珀、珊瑚树、金、紫金、乌金、金刚钻等;异石论有灵壁石、红丝石、竹叶玛瑙石、云母石、南阳石、永石、川石、英石、试金石、湖山石、霞石、龟纹石、昆山石、太湖石等,其中对玛瑙阐述颇详：“玛瑙多北地,南蕃亦有,非石非玉坚而且脆,不夹石者为佳,有人物鸟兽形者最贵。有锦花者,谓之锦红玛瑙,有漆黑中一线白者,谓之合子玛瑙。有黑白相间者,谓之截子玛瑙。有红白杂色如丝相间者,谓之缠丝玛瑙,此几种皆贵。有淡水花者,谓之浆水玛瑙。有紫红花者,谓之酱斑玛瑙。有海蛰色鬼面花者,皆价低。又浆水色内有花纹如柏枝者,故谓之柏枝玛瑙,亦可爱”[14]。(3)明林有麟撰《素园石谱》,所居素园辟玄池以聚奇石玩赏,共101种,其中属矿物、岩石者,诸如：永宁石、达摩石,以及峨嵋山之菩萨石,色莹白,若太山狼牙石水晶之类,日光射之,有五彩,如佛顶圆光[14]。(4)明代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23,24]是一部著名的药典,书中收矿物岩石分三大类,在土类和金石类中列有较多的药用矿物名称。土类中的白垩,又名白善土、白土粉、画粉,属粘土矿物,主要是高岭土和膨润土,又有甘土、赤土(红土)、黄土之分。金石类之金,又名黄牙、太真,有山金、砂金之别,砂金以块金或狗头金为自然金的最精品。银,又名白金、鋈,有锡恡脂(辉锑矿)、银膏、硃砂银之分。铜有赤铜(又名红铜)、白铜、青铜,自然铜又名“石髓铅”,铜青又名“铜绿”,即现称之为“孔雀石”(Cu2[CO3][OH]2)。铅又名青金、黑锡、金公、水中金。药用铅都是经过冶炼出来的,像铅霜,又名铅白霜(化合物);粉锡,又名解锡、铅粉、铅华、胡粉等;铅丹,又名黄丹、丹粉、朱粉等为铅的氧化物;密陀僧,又名没多僧、炉底,为氧化铅。锡又名白鑞、鈏、贺。铁,又名黑金、乌金。《本草》中又分有钢铁,又名跳铁,铁落,又名铁液、铁屑、铁蛾,铁粉、铁精;铁华粉,又名铁胤粉、铁艳粉、铁霜(氯化铁);铁,又名铁衣;铁爇,又名刀烟、刀油;铁浆(氢氧化铁)等。石类是《本草》阐述药用矿物中的最主要部分。丹砂,又名朱砂、巴砂、真朱、越砂、马齿砂、光明砂、马牙砂、无重砂、妙硫砂,实际就是现矿物学称之为辰砂。水银(自然汞),又名汞、澒、灵液、姹女。水银粉,又名汞粉、轻粉、峭粉、腻粉。粉霜,又名水银霜。灵砂,又名二气砂。雄黄,又名黄金石、石黄、薰黄。雌黄。石膏,又名细理石,寒水石,按其化学物性,李时珍分为软硬两种。理石,又名肌石、立制石(为丝状石膏)。长石,又名方石、直石、土石、硬石膏。方解石,又名黄石。滑石,又名画石、液石、石、脱石、冷石、番石、共石。不灰木,又名无灰木,可能为蛇纹石类的石棉。五色石脂,以五种成分不同矿物而命名,黑石脂为石墨,赤石脂为红土,章鸿钊《石雅》[31]定为陶土,颇有争议。桃花石,似赤石脂,有人认为属叶腊石类。炉甘石,又名炉先生,有人认为是碳酸锌,菱锌矿。井泉石,黄土结核,主要是碳酸钙。无名异,极似软锰矿。蜜粟子,似为褐铁矿。石钟乳,又名留公乳、虚牛、芦石、鹅管石、夏石、黄石砂、其名之意为“石之津液,钟聚成乳,滴满成石”,故名石钟乳。分石乳、竹乳、鹅管石、殷孽、孔公孽、石床、石脑七种。石脑油,又名石油、石漆、猛火油、雄黄油、硫黄油。石炭,《本草》列有煤炭、石墨、铁炭、乌金石、焦石等名。石麦,为白云石粉。浮石,又名海石、水花,主要指火山喷发之玻璃质物质构成。阳起石,又名羊起石、白石、石生,现仍为阳起石。慈石,又名玄石、处石熁铁石、吸铁石,矿物学上称之磁铁矿。当时已认识其有吸铁及不吸铁之分,玄石即为不吸铁之磁铁矿。代赭石,又名须丸、血师、铁朱、土朱,现为赤铁矿。禹余粮,又名白余粮,传说“昔大禹会稽于此余粮者”而得名,今矿物学上称之为褐铁矿。当时李时珍认为“禹余粮乃石中黄粉,尘于池泽。其生山谷者为太一余粮,又名石脑、禹哀。空青,形如杨梅,又名杨梅青,有人误为孔雀石,实为现矿物学上之石青。曾青,空青成层状者。绿青,又名石绿、大绿,即现名孔雀石。扁青,又名石青、大青,《石雅》考为铜蓝(石青)。白青,又名碧青、鱼目青,即石青,又叫铜蓝。石胆,又名胆矾、黑石、毕石、君石、铜勒、立制石。现称之为胆矾。礜石,又名白礜石、太白石、立制石、青介石、固羊石、石盐、泽乳、鼠乡,现名毒重石,或称砷华不一。特生礜石,又名苍礜石、苍石、鼠毒,单体,形似方解石,另有握雪礜石,据王嘉荫分析,似为砷华。砒石,又名信石、人言,生者名砒黄,炼者名砒霜。金星石与银星石,即现称之黄铁矿[26]。婆婆石与豆斑石,又名摩挲石,前者似是含黄铁矿的绿色板岩,后者为斑岩[26]。礞石,疑似辉铜矿。花乳石,又名花蕊石,疑为冻石类。金牙石,又名黄牙石。《石雅》定为黄铁矿。金刚石,又名金刚钻、金刚砂,现代矿物学认为可能是刚玉。砭石,又名针,可制石针。石砮,即禹贡中之砮,又叫燧石、玉髓。越砥,又名磨刀石、羊肝石、砺石。姜石,又名砺石、礓砾、砺。麦饭石,似为花岗岩风化的砂所成。水中白石,可能为长石。蛇黄,似为锑赭石。雷墨,为黑曜石。据王嘉荫先生考证,《本草》中列卤石类矿物20种,并附27种不能定性者。食盐,又名鹾,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相传黄帝时代,宿沙氏初煮海水为盐。戎盐,又名胡盐、羌盐、青盐、秃登盐、阴土盐。光明盐,又名石盐、圣石、水晶盐。卤咸,又名卤盐、寒石、石咸。凝水石,又名白水石、寒水石、凌水石、盐精石、泥精、盐枕、盐根。现矿物学上称之芒硝。《石雅》定为石膏,可能有误。玄精石,又名太乙玄精石、阴精石、玄英石,即矿物学上之钙芒硝,《石雅》定为石膏似有误。绿盐,又名盐绿、石绿,王嘉荫考证为氯铜矿,产于铜矿氧化带中。盐药,即钠硝石。朴消,又名消石朴,盐消、皮消,即芒硝。《本草》谓之消三品,即川消、盐消、土消。消石,又名芒消、苦消、火消、焰消、地霜、生消,北帝玄珠,即矿物学上之硝石。硵砂,又名砂、狄盐、北庭砂、气砂、透骨将军,即现矿物学中之卤砂。蓬砂,又名鹏砂、盆砂,《本草》定为硼砂。石硫黄,又名硫黄、黄硇砂、黄牙、阳侯将军,即现称之为硫黄。石硫赤,又名石亭脂、石硫丹,石硫芝,即现含硫黄,为赤色。石硫青,又名冬结石。矾石,又名石涅、羽泽,煅枯者名巴石,轻白者为柳絮矾。属矾有五种,即白矾、青矾、黑矾、黄矾、绿矾(烧之为绛矾、矾红)。《本草》中之玉类,种类繁多,主要是变质岩中的产物,多以颜色分类,分河玉(砂矿玉)和山玉两大类。均属软玉,其成分为Ca2(MgFe)5(OH)2(Si4O11)2。白玉髓,又名玉脂、玉膏、玉液。青玉,又名谷玉,即菜玉。玉英,又名合玉石,现称之钢玉。青琅玕,又名石阑干、石珠、青珠,王嘉荫考证为绿松石。珊瑚,为碳酸钙。马脑,又名玛瑙、文石,即玛瑙。宝石,似为尖晶石、柘榴石、青石棉之类。玻瓈,又名颇黎、水玉,系石英类。水精,又名水晶、水玉、石英。云母,又称云华、云珠、云英、云液、云砂、磷石。白石英即水精石。紫石英,现仍名紫石英。菩萨石,又名放光石、阴精石,即石英。《纲目》中除160－200种矿物物质名称与岩石名称外,还有矿物晶形、颜色、硬度、解理、脆性、比重,以及磁性名词出现。[13,14,2323,24]12.清代矿业[5]在明代发展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矿物种类与矿产分布均有扩大与增加,其各类矿物名词,多为明代延续而来。在《清史稿·食货志》、《清实录》有集中的记载。清代前期,铜、锡、铅、锌、银五种金属矿,较大矿区多在云南[25]。(1)云南铜矿分布在滇北区、滇西区以及滇中区,其中东川铜矿早有盛名[5];吴其浚(1789－1847)《滇南矿厂图略》(两卷)有详细论述。其他像四川、湖南、贵州,广西铜矿也有开采。(2)锡矿以云南及湖南开采为盛,其中以个旧享有盛名[25]。(3)铅矿,分布在云南、贵州、湖南三省,此外,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区也有一定产量。(4)锌矿(白铅、倭铅),以湖南、贵州为主,其次是广西、云南、四川也有一定产量。(5)银矿,早期曾在山东、山西、陕西开采,后集中于云南[5,25]。(6)金矿,开采较盛,分布较广,主要有云南金矿、湖南金矿、贵州金矿、陕西金矿、甘肃金矿、新疆金矿。(7)汞矿,主要集中于贵州,云南、湖南两省也有一定产量。(8)铁矿,清代前期主要有广东佛山铁厂以及陕西汉中铁厂。(9)煤矿,多集中于山东、直隶(河北)、山西等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各列强相继掠夺我国矿产,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更为扩大,从另一侧面来说,也引进了一些近代矿物学、矿床学的理论和概念,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新的术语。清代中期、末期,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一些开明的学者、志士着手翻译大量西方近代科学论著,其中矿物学著述不少[10](见上文),有许多矿物学名词、名称一直延用至今,为中国的矿物学发展起过先导性作用。特别值得说明的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章鸿钊对中国古籍中矿物记载做过系统考证,著有《石雅》[26]、《古矿录》[25]。《玉于中国历史上之价值与其名称》[27](1922)、《中国用锌之起源》[28](1923)、《再述中国用锌之起源》[29](1924)、《洛氏中国伊兰卷金石译证》[30]等;像《石雅》一书,旁征博引,循名责实,准古证今,正名辨物,论述了中国古籍中玉石、珠宝、五金等矿物学特点,至今仍为中国古代矿物学史的经典著作。著名矿物学家王炳章、王嘉荫[23]等都作过系统地考证工作。著名物理学家陆学善[31]从晶体学角度考证了若干矿物名称是颇具意义的。文中对琅玕、琼瑰(玛瑙)、水玉(水晶)、玫瑰(云母古称)、避者达(石榴石)、猫眼(水晶)、祖母绿(波斯语为Zumurud为纯绿宝石)、壁流离(波斯文为billaur,拉丁文Beryllos,梵语为Vaidurya)为绿柱石、文中并列有系统的名称对比表,表明老一辈学者对古矿物名称研究的深度。结语矿物学是近代地质科学的基础学科,随着人类对矿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矿物种类日趋繁多,研究深度逐步走向微观世界,诸如矿物物理,矿物热力学、量子矿物学等。我国1984年出版的《英汉矿物种名称》[32]就审订有3100条,包括一些重要变种、族名、概称,尚不包括矿物学本身的基本术语以及最新矿物名称在内。因此,矿物命名问题,早已为矿物学家、地质学家们所重视,1926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第14届国际地质会议上,就成立了国际矿物学协会(IMA)[33],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为了统一命名,相继又成立了国际矿物学命名委员会,专门制定矿物订名的原则与方法;我国早在七十年代也在中国地质学会下,设立了新矿物及矿物命名委员会,研究与订名了一批新矿物。根据1984年资料[34]：建国35年来我国共发现160余种新矿物,其中60余种为国际上所承认,39种已被国际新矿物命名委员会批准,列为世界上已知近三千种矿物的行列,诸如香花石、包头矿、美蓉铀矿、锂铍石等。1985年又批准二连石[35]、扎布耶石为新矿物[36]、还发现斜方辉石新结构。1986年批准锌绿钾铁矾(zincovitaite)矿物[37]以及柴达木石等。同时还发现八次对称准晶体[38],五次对称轴[39],并做了大量矿物晶体形态测量[40],取得颇大成就[41]。矿物学是先于地质学的一门古老学科,矿物名称命名历来是比较复杂的课题,有的采用希腊文,有的则为拉丁文,一般都采用英文、德文等。从历史上看有以下原则[6]：1.依人名者有蓝方石(hauyn),方柱石(wernerite)均以矿物学家名字命名;2.依发现产地者有：维苏威石(vesuvianite),土耳其玉(turquoise)、中国的湘江矿等;3.依化学成份者有：辉钼矿(molybdenite)、碲锑钯矿等;4.依晶形或晶体特征命名者有：尖晶石等;5.依化学性质命名者有泡沸石(zeolite)等;6.依物理性质命名者有橄榄石(olivine)等。随着当代物理学、化学的发展,探索矿物的手段不断更新,红外光谱、紫外光谱、穆斯堡尔谱、俄歇(Auger)谱、拉曼谱、电子衍射谱、各种磁共振谱、电子探针、离子探针等,使矿物学研究定量化。矿物学与其他学科间的相互渗透[42],新的理论和学科不断涌现,诸如地壳矿物学、地幔矿物学、宇宙矿物学、遥感矿物学、工艺矿物学、应用矿物学等。自然也就出现大量反映新学说、新理论的术语。矿物学术语研究与溯源,将为推动我国当代矿物学的发展,起重要作用。注释 第27页*据陆学善：《中国晶体学史料掇拾》空青、曾青、白青、扁青均为现在矿物学名词的石青(asurlite),2CuCO3Cu(OH)2。--------------------------第28页*有资料为109种,新增石药14种,又称白硵砂(Salammoniac),成分NH4Cl,为等轴晶系,玻璃光泽,贝壳状断口,硬度1.5－2,比重1.53,常见于近代火山作用中[14]。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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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代表第三组全体委员,对大会的胜利召开和圆满闭幕表示衷心的祝贺。小组经过两次全组讨论,一致同意钱三强主任做的“工作总结”和“今后工作要点”的报告,对委员会今后的工作开展,充满信心。我们这个组,是由地球科学、交叉性学科和译名协调等方面的代表组成,讨论与提出的问题,除与各组有共性者外,也还有其独特性问题,归纳几点做如下的汇报：一、加强港澳台及华语地区名词术语的交流华语地区,除港澳台外,还包括新加坡,使用汉字的还有日本、南朝鲜,加上海外华侨,外籍华裔,是一个众多的群体,约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地区都是以汉字、汉语作为传递信息、交流文化的媒介,他们对汉语、汉字的眷恋,从语言学角度来说,是代表了东方古老灿烂文化,自然也标志着五千年光辉历史的象征。汉字的发生、发展与演化确也经历过悠久历史过程,是一种表意性的文字,具有形象、指事、会意、形声等特点;是从甲骨文、金文、铭文、小篆、隶书、楷书演化而来。最近从500多种汉字编码设计方案中,显示出传递信息量大的特点;从矩阵系统来说具有两维空间。在使用计算机语言编码中有着强大的潜力和生命力,但也应该说明,汉语、汉字有难认、难记、难写、难读的弱点,影响了国际上的文化、学术交流。我借这个机会还想顺便介绍一点全世界学华语的热潮,去年台湾《光华》杂志刊载了陈雅玲的文章《东风吹遍世界——全球学华语热》。据统计,目前在全世界非华裔人口中,正在学中文的学生已超过10万人,设有中文课程的国家共有60多个,其中巴黎第三大学的中文系共有1800名学生,是世界上最大的中文系;联邦德国约有2000名大学生申请学习中文,日本大坂外语学院中文系的入学分数,超过了英文系;美国设有中文课的高中约有130所,大学则有486所,俄亥俄州立大学中文系是全美最大的。夏威夷伊拉尼私立中学教师赵子仪说：“能念中文是一种荣誉”,中国现代化的魅力,仍在吸引着全球学汉语热潮不断高涨。汉字现代化研究所,北京晓园语文与文化科技研究所宣布：二十一世纪将是汉语、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我们委员会首先审定和统一以汉字为主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并出版繁体字本,无疑,对这些地区产生深远影响,作为占世界人口1/4的新中国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特别是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更有力地推动海峡两岸文化学术交流,成为祖国统一大业的组成部分。鉴于此,我们提出具体建议。1.希望委员会召开加强港澳台及华语地区自然科学名词交流与统一专题讨论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制定具体措施;2.利用国际性学术会议及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在允许的范围内,提倡专家相互接触,增进了解与交流;3.拨出一定数量的各类公布的名词,主动赠送,或由各分委员会提出名单统一赠送,扩大影响。二、关于审定名词的注释问题正像钱三强主任在“报告”中所述,术语的命名与审定,首先要从概念出发,只有明确概念才能准确地反映所指事物的特征,区分事物的不同属性,而概念的全部特征,才是反映事物的内涵,名词术语的注释,就是用最精辟、简捷的文字表达出术语的内涵,显示出订名的科学性。我们主张凡审定过的术语,尽可能予以注释,由于许多术语概念模糊而不统一,像大陆架一词,有的从海洋地质学角度理解,有的从地貌学角度注释,也有的从国际海洋法考虑外交因素等,因此,就必须有个统一的概念。当前国际标准化组织第37技术委员会(国际术语委员会)公布的名词术语都有概括性注释,苏联公布的各类名词也都附有注释,我国国标公布的术语也附有概念性注释,为此,我们认为尽可能加上注释,使公布的术语更有科学性和权威性。三、关于收入新词问题当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各学科向各自的纵深发展的同时,其特点是：从封闭向相互协作、渗透、交融;从单一走向综合,从分立走向全球,呈现出人类知识的深化、综合化、整体化的趋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交叉,杂交出有2600余种新兴学科,各门学科之间的交融而涌现出的新概念、新理论那就更多了。象物理学中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力学中的流变学,数学中的模糊数学,灰色系统理论,生物学中的全息生物学,超循环理论,地球科学中的幔岩学,幔岩矿物学、地球表层学、有机地球化学等。新思想、新理论、新学科的涌现,必然就得有一批反映这些理论、概念的新词,因此说,自然科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工作,关键在于新词的命名与统一,使审定的词跟上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脉膊,才能充分反映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现状,才能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建设。正象国务委员宋健同志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中所指,“科学概念、自然现象,以及人类通过科技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各种新的物质、新的材料、新技术的命名,确定规范称谓和传播应用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可以说是一项支撑性的系统工程”。同时还指出：“对那些当前非常紧迫需要统一的一些科学概念、名词定义,或技术名称,是否可以在本本之外单独地进行论证,单独作出规定,甚至对某一些最重要的科学概念单独公布实施”。鉴于此,我们建议委员会对各学科新词应集中力量专门搜集,每半年,或一年公布一次;在《自然科学术语研究》上开辟专栏,进行新词的探讨与公布;或建立专门小组,负责收集各学科新词,并予以准确命名(包括译成中文)。四.关于交叉学科名词审定工作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就比较重视交叉性学科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1987年建立了交叉学科名词审定协调组,进行了七个学科术语的收词,有的已形成初稿,它们是自然科学史、自然辩证法、科学学、未来学、管理科学、人才学、思维科学等。这次大会,在钱三强主任的报告中仍把交叉性学科名词审定工作列入今后工作要点,我们深受鼓舞。我们所说的交叉学科,是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之间的交叉和结合而产生一个新的知识领域,包括边缘科学、横断科学、综合科学在内的新生科学群。正像钱三强教授在《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一文中指出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交叉地带,一贯是新兴学科的生长点”。钱学森教授在《交叉学科：理论和研究展望》一文所指：“所谓交叉科学是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地带生长出的一系列新生学科”。显而易见,这是因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本体论上来说,都是探索物质及其运动规律为基础;在科学方法论上也是相似而相通的。但从社会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来说就有差异,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做过精辟的论证。交叉学科的概念开始于1925－1940年,进入八十年代有了飞速的发展。七十年代中末期,才引入中国学坛。通过近几年的社会实践,作为一门软科学系统,在发展科学技术战略部署中,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发展重要决策中,显出巨大的社会功能和强大的生命力,像控制论,系统论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受到了国家和社会上的赞誉。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也推动了这些交叉学科本身的发展与壮大,逐步构成了新兴的软科学系统,在我国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86年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软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各级各类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在论及软科学的科学内涵时指出：“软科学研究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是一种多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在当代,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科学技术已经深入到人类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基本特征。任何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参与。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作为综合的知识体系和思维工具,能帮助我们从宏观上观察分析复杂多变的经济现象、社会现象,作出准确的鉴别和判断,从而帮助人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作出科学的决策,在更大程度上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自身的进步”。交叉科学的特点,基本上都是属于杂交诞生的新学科,诸如协同学(Synergetics),紊乱学(Chaos),决策论(Decision－theory),搜索论(Search),博奕论(game theory),创造学、技术美学、模糊学、人类工程学等,不胜枚举,这些反映新概念的新词都有订名的意义,也有新概念的审定的价值,这也正是委员会带实质性工作所在。从以上所述,交叉性科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不仅为国家经济战略和科学技术战略的制定有现实意义,同时其本身也是一项高水平的学术性理论工作,理应得到重视与发展。五、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术语的翻译和统一我们组来自新疆的代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首先对“报告”中专门把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术语工作纳入委员会的工作日程,表示感谢,他认为这充分体现了各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他在系统介绍新疆语言文字以及科技术语翻译工作时,列举了委员会已公布的《天文学名词》,他们已转译成维文、哈萨克文等四种文字。最后他还提出两条具体建议1.希望把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术语的审定与统一,最好列入委员会的组织条例内;2.要求委员会下的各学科委员会都有一名新疆的代表,以便及时掌握每个学科术语审定的情况和进度,尽早组织力量,转译成新疆各族文字。他的发言,得到小组代表们的热烈欢迎。以上汇报,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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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一词源于佛经,东晋帛尸黎密多罗译《佛说灌(贯)顶经》第六卷中有：佛语阿难……阎浮界内有震旦国[1]的记述;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七二玄应音杂阿昆昙心论：振旦,或作震旦,……旧译云汉国[2]。有的佛经上亦有译作“脂那[3]”,总之,“震旦”(Chinisthana)为古代印度人称中国之谓,即以后之“支那”,其源亦为秦国之秦的对音。汉语“震旦”一词既有代表中国之内涵,早期在文化教育界常有使用,诸如1903年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以“震旦”一词为名的独立学院,即称震旦学院,后改为震旦大学[4]。1932年又另设“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甚至在国外也有使用,诸如1942年在巴黎创办有相当影响法国报纸“震旦报”(L’Aurore)是以“震旦”命名。“震旦”一词在中国地质学界的使用更是源远流长,有其特殊科学含意,主要是反映在地层、构造方面,在古生物、矿物术语命名上,也不乏以“震旦”一词命名,诸如震旦角石(Sinocerac),震旦矿等。本文就以“震旦”一词在中国地质发展史的演变,做如下的探讨。1.美国地质学家彭拜来(Pumppelly,Raphael,1837－1923)[5]于1862－1865年在华进行地质调查时,发现我国东部沿海各地山体结构,山脉走向皆呈北北东——南西西,把这一特征命名为震旦上升系统(Sinian system of elevation),以表示华北及西伯利亚东部北东方向的褶皱,后统称“震旦”方向(Sinian trend)[6],从此,“震旦”一词进入地质学的含义之中,作为中国构造地质学的一个特定术语。2.德国探险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1833－1905)[5]在总结他1868－1872年在华考察工作时,于1877年把“震旦”一词引入中国地层系统,他认为凡在中国一切未变质之前寒武系及寒武系岩层,均划归震旦系(Sinian system)[7],由于这段元古代晚期地层最早在中国发现与研究,故以“震旦”命名,表示中国特有。纳入中国地质年代表为震旦纪(Sinian Period)。从文献记载,虽暂定为元古代晚期,大体从十九亿年开始到五亿七千万年结束,其岩相则主要是浅变质或不变质的沉积物为主。3.美国构造地质学家威理士(Willis,B,1857－1949)[8]于1903－1904年在华进行地质考察时,将李希霍芬创立的震旦系改为下震旦系——寒武系及上震旦系——奥陶系两部分,他认为在中国北部两者是不可分界。把李希霍芬之前寒武、奥陶系屏除于震旦系之外,命名为寒武奥陶系[9]。4.中国地质事业创建人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率领地质研究所学员于1914－1916年在北京西山及其周围进行野外地质实习中,做了大量实际剖面测量与分析,在1916年出版的《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10]中,系统地探讨了南口系并修正和补充了李希霍芬关于震旦系的划分,同时也提出了维理士上述方案两系合为一体的弊病,认为两系尚有一平行不整合,并以唐山临城等资料论证寒武系与奥陶系并非一体,而两系早为世界地质学家所贯用,于中国似未见疑义,《修业记》堪称是中国地质学家第一部考察报告。5.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Grabau,A.W.,1870－1916)[11]于1920年受聘来华,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受托于地质调查所专题研究震旦系,1922年发表了专论《震旦系》(Sinian System),他主张应缩小李希霍芬关于震旦系的范围,认为仅限于寒武纪以前之南口系,或滹沱系,并提出废弃维理士寒武奥陶之一体性之说[12]。6.比利时地质学家马迪幼(Mathieu)1922－1923年担任开滦矿务局地质师时发表了《直隶滦县震旦系地层》[13],文中简明地阐述了震旦系划分的原则及内涵界限。7.中国地质学家高振西早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就对中国震旦系发生浓厚兴趣,1930年发表了《“震旦”一词在中国地质学上的意义之变迁》,毕业后,1931－1933年对河北蓟县震旦纪地层做过专题调查与研究工作,1934年发表了《中国北部震旦纪地层》[14],以实际调查资料论述了划分震旦系的原则,比较系统地建立起中国北方震旦纪地层层序,建立起震旦系剖面,为三群十组,确定了蓟县岩石地层的基本格架。他的开拓性的工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采纳和称赞。8.我国地质事业创建人李四光四十年代建立了中国南方震旦系剖面;在创立地质力学构造体系时;把与震旦方向相当的构造,称之为华夏系(cathaysian system)、中华夏系(Mesocathaysian system)及新华夏体系(Neocathaysian system)[15]。9.章鸿钊1936年创立“震旦”运动(Sinian movement),他认为中生代晚期至始新世后,中国东部地壳运动可分为五期,都与地震方向略近直角,他用地壳波动说和地壳均衡说来说明震旦运动的起源,他提出震旦运动是地下岩浆前后反复活动而引起的,同年,他还发表了《中国中生代初期之地壳运动与震旦运动之异点》,《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之新认识》,对震旦方向、震旦运动做了独特的解释,1943年他还发表了《所谓震旦运动及对批评重加一省》。10.我国地层学家赵金科1936年发表了《震旦纪大地槽及其联合古陆中之位置》[17],在汇集世界各地震旦纪地层资料的基础上,论证了大陆漂移说。11.我国地质学家马杏垣1960年提出震旦系顶、底界面所代表的时限(震旦阶段)作为一独立的构造旋回,命名为震旦旋回(Sinian cycle)[18];同年把豫西黄山沉降带中震旦纪末的地壳运动,命名为震旦褶皱(Sinian folding)[19],并创立震旦褶皱带(Sinian fold belt)新概念[20]。震旦系岩层大都不整合于五台系,或泰山系之上,在我国北方殊形发育,尤以河北南口,山西滹沱区域为最,后来在湖北宜昌亦有发现,地理分布较广,其主要岩性：下部为石英砂岩、页岩或板岩;上部为硅质灰岩。兹将上述几位外国地质学家关于震旦系划分论点加以对比,以示解放前有关震旦系之划分。这里还应说明的维里士以山东张夏及新泰地区为据,强调不整合关系,当时另有一套划分系统。12.我国北方震旦系,以蓟县北部山区一条中上古界地层为标准剖面,俗称“蓟县剖面”,历经约十一亿年的沉积历史,以岩层齐全、山露连续、保存完好、顶底清晰、构造简单、古生物化石丰富、变质极浅、有上万厚的特点,显示出得天独厚的本色。早为国内外地质学家所共认[21]。1984年10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将蓟县剖面,包括长城系、蓟县系、青白口系的中、上元古界的地层剖面列为国家级地质自然保护区,填补了我国这类自然保护区的空白,成为国际地质学界探究古老地层的典型剖面[21]。为众人所向往。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