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术语学研究掠影

本文大致按时间线索介绍了术语学在俄国的发展历程,评述了俄罗斯学派的一些特点,同时,也着重分析了俄国语言学传统对该学派形成的影响。     

术语是折射人类思维进化的一面镜子——《比亚韦斯托克宣言》阅读笔记

文章从科学与语言实际上是并行发展的这一视点出发,以《比亚韦斯托克宣言》的主要观点为依据,试图说明,通过对某一历史时期某些学科的术语发展水平的研究,可以透视出该时期人类思维的进化与发展水平。这实际上属于人类语言学研究的视野,对当前人们关注的认知科学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关于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构想

本文突出强调了术语学建设在当前所具有的空前迫切性。只有把术语学当作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综合学科来建设,才有可能切实地把这一学科的建设搞起来。加强术语学的理论研究与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学科建设的根本,而就术语学理论研究联合申报立项可以作为当前工作的突破口。自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与黑龙江大学拟议共建术语学研究所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我国进行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创建与发展中国的术语学理论应该是术语所的中心任务,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也是我们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中心问题。趁着国内各方专家学者齐聚我校之际,我想谈谈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想法,期望各位与会者能为我们献计献策,以便使术语所的工作能尽快地走上轨道。1.充分认识开展术语学理论研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人们常常用“知识爆炸”这样的说法来描述信息时代知识飞速增长的状况。据说,在当今时代,每隔25年,人类的知识总量就要翻一番。而术语是凝集一门学科系统知识的关键词,是承载科学知识的载体。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术语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因此,随着“知识爆炸”的发生,必然也要发生“术语爆炸”。实际上,这种“爆炸”的“冲击波”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新词的大量涌现就是一个证明。据国外的统计数字,在20世纪80年代,科技词占新词的80%,进入90年代,则占了90%。其实,在任何语言中科技术语词的数量都要远远超出普通词汇的数量。就这一意义来说,只研究普通词汇而不管专业词汇,可以说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术语与一般普通词汇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术语不是自发产生的,用一句国外著名学者的话来说,术语是“想出来的”,是人为干预的产物。那么,面对如此庞大的“爆炸物”,拿什么作为理论依据对其进行干预？怎样干预？这是只有专门的术语学才能解决的问题。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系统,都要研究并规范自己的术语,不然,这门学科就很难成立,更难顺利发展。但是,涉及各学科术语的一般性、普遍性理论问题的研究,则只有专门的术语学才能完成。仅就这一点来说,加强术语学的一般理论建设,特别是在当前,就具有极大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认识到这一必要性与迫切性,可以增强我们的紧迫感与责任感,更进一步激发我们的工作热情。2.给术语学以准确的学科定位术语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末,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相应的国际组织,为此还确定了学科的正式名称,在英语里,用terminology science来取代此前的terminology。在俄语里,则用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替代терминология。这在术语学发展历史上,应被视为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在笔者的印象中,国内学界对术语学的性质与地位还没有明确的、普遍一致的认识。强调术语学学科的综合性、边缘性的多,而明确肯定术语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少。然而,是否承认术语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对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边缘性的东西,不可能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难免常常受到冷落,甚至沦为少人问津的冷门。综合性的东西,涉足的人会多些,但往往浅尝辄止,难以深入。因此,仅靠这样的认识和提法无法从根本上推动与促进术语学的发展。把术语学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这也是我们组建术语学研究所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是与国际上的通常认识一致的。这样来考虑问题,对术语学的发展,情况会大不一样。作为单独的学科,它应该获得“计划单列”的待遇,须要有人从学科自身的规律与特点以及我们所处的现状出发,积极地通盘考虑并规划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而不是消极地听凭其自生自长或由其他学科作为边缘来随意安排。一个学科是否具有独立性,科学学对此是有明确的衡量标准的。按国外学者的说法,这些标准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具有相关领域的文献;2)具有相应的培训与研究机构;3)具有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学术组织;4)固定的常备人员;5)专门的研究对象;6)关于研究对象的实际阐释;7)对该领域内的现象作出解释与预见的理论;8)研究的方法;9)专业的科学语言,等等。如果要把术语学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设,那也不妨沿着这些标准所提供的思路,衡量我们所处的现状,提出有待解决的任务,以推动学科的建设向前发展。这些任务大致可以归结为：理论探讨、人才培养与组织建设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也应该成为术语学研究所规划自己任务的出发点。3.术语学理论建设可分三步走上述的判定学科独立性的标准中,后几项实际上都是与学科的理论建设相关的。可以说,任何学科立足的基石都在于它是否有对该学科研究对象做出解释与预见的理论。如果从20世纪初算起,在我国,有计划、有领导的术语活动,开展已有百余年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术语的定名统一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说到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却只能说是乏善可陈。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当然与术语学本身的性质有关,也与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理念有关。更多的不说,严格的文理科分家就对术语学人才的脱颖而出极为不利。没有清醒理论指导的实践活动,就很难避免盲目性。加强我国的术语建设,先要加强术语学的理论建设,这已经是势在必行。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可以沿着“引进”、“结合”、“创新”这三个步骤来开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可以先从引进做起。引进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做法。此前曾有人很少量地翻译了几本国外的术语学著作,如加拿大隆多(Rondeau G.)的《术语学概论》,以及其他个别文章等。这也许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容易想得到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某一学派、某一大家的术语学思想或活动进行综合的介绍、分析、研究。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俄罗斯当代术语学》就是这样一部书。再进一步,还可以派专人、就专题去特定的国家,进行定向的研修考察。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采取“请进来”的做法,邀请国际上不同学派的有代表性的学者来华讲学。借著名学者来华之机举办学习班或研讨会,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以开阔我们的眼界。总之,我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以更大的力度加强国外术语理论的引进工作。这也许是术语学理论建设在目前起步阶段首先要做的工作。“结合”是指国外现有术语学理论与汉语术语实际相结合。这是用国外的术语学理论之“矢”射汉语术语之“的”的过程,也是进一步消化吸收国外理论、解决汉语术语实际一般性问题的过程。这里我要坦白地承认一点,对于黑龙江大学现阶段能实际参加术语学所工作的人来说,实现这种结合可能比完成引进要难。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相信,黑龙江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的优势会逐步显示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结合,有关方面应该创造必要的条件。比如,要有选择、有步骤地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逐步熟悉有关术语委员会实际定名工作中的丰富经验以及成功案例,让他们参与华语圈内的术语学术活动,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等等。此外,要最终实现这种结合,必须有更多的人,包括外语界、汉语界、社科界、科技界的有志者,做出一些跨学科的、横向发展的努力。当然,我们更期待,随着教改的深入,有更多的、知识结构合理的年轻人能脱颖而出,并投身到术语学研究领域中来。现有的国外术语学理论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哲学,特别是认识论,逻辑学、符号学、信息学、控制论、科学学等多种学科都为术语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理论观点与方法,因此,术语学的基本理论,对各种不同语言中的术语现象都有解释力。但是,也应该看到,国外的术语学理论毕竟是在印欧语“基质”上产生的,汉语或者所谓华语圈内的术语,肯定有其特殊性。我们在引进、消化、吸收、结合之后,面对汉语术语的特殊性问题,必须要有创新,才能最终建立起具有特色的中国术语学理论。这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任务,但它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努力目标。4.推广术语教育,培养术语学专门人才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学科建设的根本。说到底,有了人,形成了队伍,才能谈到其他。笔者注意到有关部门已经有“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e-learning)的网络体系”的想法。这一构想应该得到肯定与支持。它不仅体现了推进素质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教育理念,更是从根本上增强我国术语工作的内在实力的重大措施。我们期望,上述想法能早日落实。其实,在国外,在术语研究发达的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急起直追。在高等院校开设的术语课应该是面向文理各专业的共同课。它应该是培养学生基本知识、技能与方法的基础课。它也完全可能成为这样一门课。就其性质而言,这还是属于术语学的推广教育、普及教育。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从提高入手的问题。两者是互相促进、互为依托、并行不悖的。实际做起来,两者各有自己的难点。笔者以为,目前也许应该先从培养高层次人才抓起。就目前国内的情况而言,我们也许还没有术语学科班培养出的人才。既然术语学是一个专门的独立学科,那么,其他学科出身转而从事术语工作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总是很难弥补专业知识结构上的先天不足。而术语学又恰恰是一门与多种学科具有密切关系的综合学科,这无疑又增加了由外行转变为内行的难度。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以培养造就高层次人才带动整个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各级各类人才协调发展。”这一思想也同样适用于术语学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我们的突破口也应该首先选择在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上。培养这样的人才,高等学校责无旁贷。可以选择有条件又有积极性的一所或几所高等院校为依托,由有关方面牵头,联合多方力量,调动并充分利用国内外的一切有利因素,招收培养硕士以至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这样,经过三五年之后,我们就会有真正术语学科班出身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他们应该起到火种的作用,应该成为未来术语学科建设的中坚力量。通过他们的努力,术语学科的知识会得到进一步的普及。5.目前要做的几项工作1)确定选题,抓紧立项研究所的中心任务与日常工作就是围绕着课题做研究。术语学研究所的中心任务就是开展华语圈内的术语学理论研究。从上面谈到的几点认识出发,我们初步设计出如下几个研究课题：《术语学理论问题研究》——这应该是反映就某些术语学理论问题所进行的更深一步研究成果的论文集,这些问题可能会包括：奥地利术语学派与俄罗斯术语学派的对比研究;系统方法在术语学研究中的运用;某些学科如语言学、法学等学科术语的特点;某些著名术语学家术语理论的介绍等。《术语学名篇选读》——这是一部以介绍国外各著名术语学学派有影响的术语学著述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它的主体应该是对原作的准确翻译,同时也要附有对这些著述或重要论点的解释与说明。通过这个选题的研究,可以使一些以外语见长的人更进一步深入到术语领域中来,同时,也可以帮助没有条件直接接触术语学经典著述的人熟悉术语学的理论。这一课题可能是其他相关课题的副产品。《俄国军事术语研究》——这是一部以术语学的一般理论为指导、以一个具体专业的术语为实例,对该学科的术语做出全面理论阐释的著述。它既可以更深入地消化吸收并实际运用术语学的一般理论,同时也是对一个学科术语的产生、发展规律以及现状的揭示。《术语学概论》——这是一部以大学生等一般读者为对象、结合汉语术语实际、较全面阐述术语学理论内容的普及型著作,也可作教材使用。《术语学原理研究》——这是一套结合汉语术语实际从更深的理论高度上阐述术语学基本原理的系列著作。它应该涵盖与多种不同学科的术语学原理,比如《术语的语言学原理》、《术语的符号学原理》,等等。它应该是国内术语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体现。我们恳切地希望各位专家对上述课题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加以论证,并在可能的场合对这些课题的立项给予支持,为这些课题的顺利完成给予具体指导。2)健全机构,网罗人才前面说到的学科成立的标准中,有好几项是与学科的组织建设相关的。比如：要求“具有相应的培训与研究机构”,“具有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具有“固定的常备人员”等。这方面我们也有许多事情要做。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作为国家授权的术语建设的领导机构,担负着涉及全局性的规划、指导与协调等重大任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以全国科技名词委为核心,还应该建立能更广泛地联系并团结有志于术语学研究或从事术语实际工作的群众的学术团体。据笔者了解,目前,除去专门的研究机构之外,高等学校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工作直接或间接地与术语工作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在某些词典学、词汇学或科技翻译、语料库建设的研讨会上,不时会有人谈及与术语学有关的话题。但他们只能是处于会议主要议题之外,和者甚寡,甚至根本找不到对话者,更不用说找到知音了。围绕某一学科术语的工作会议可能很多,但就一般术语学普遍性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却很少很少,甚至没有。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术语学的发展。应该尽快地建立这样一个学术机构,为更广泛的研究者提供自由讨论术语问题的场合。     

术语学问世前完善科学语言的种种尝试

文章对术语学问世前完善科学语言的多次尝试进行梳理,并将它们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对完善科学语言的哲学思考;对学科用语的规范和统一;国际辅助语和语际语言学研究。得出结论,术语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经历了一个酝酿与准备的过程。从上述尝试到术语学的产生,反映了人类认识不断前进和发展的过程。     

对开展术语教育的几点思考

阐述对开展术语教育所做的思考,其中包括:术语教育的定义;什么是术语意识;为什么要进行术语教育;怎样开展术语教育等。这些都是着手开展术语教育之前必须首先给予回答的问题。     

“术语学派”的提法值得商讨

术语学著述中常通过列举一些有影响的术语学派来描述术语学的发展状况，但就实际现状来说，这样做已经变得不很适宜。更为重要的是，“术语学派”从来不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概念，连被称为“学派”的国家的学者都不接受这种说法。因此，对这一提法的使用要慎之又慎。     

发展我国的术语学研究——应在高等学校开设术语学课程

20 0 2年第 4期《科技术语研究》发表了中国科技名词代表团访问欧洲术语机构的专题报道 ,文章最后提到了代表团对今后中国术语工作的 6条建议 ,其中第一条便是 :“注意现代术语学理论与工作方法的教育与普及。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 ,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 (e learning)的网络体系。”作为一名长期在高等学校工作且初涉术语学研究领域的教育工作者 ,笔者对这一建议举双手赞成。这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非常重要的建议。它完全符合“科教兴国”的方针 ,同时也体现了推进素质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教育理念 ,…     

俄国术语学研究掠影

摘要 本文大致按时间线索介绍了术语学在俄国的发展历程,评述了俄罗斯学派的一些特点,同时,也着重分析了俄国语言学传统对该学派形成的影响。在当今世界上,术语学研究已经愈来愈引起各国学者的普遍重视。位于欧洲的德国－奥地利与俄国,以及位于北美的加拿大魁北克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三个最有影响的学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一下俄国的术语学研究概况,即使是浮光掠影,对我们也是有裨益的。“术语”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形成于本世纪初,而“术语学”的出现,自然更晚。对术语学的学科地位,至今仍存有争议。但总的趋势是愈来愈倾向承认,这是一个带有跨学科性质的独立的边缘学科。与术语学较短的存在历史相比,俄国的术语学研究历史就要算是较长的了。事情要从彼得大帝(1672～1725)的改革说起。随着全面学习西欧,大量的科学文献被译成俄语,大批的科技外来语也随之涌入。于是,如何处理科技术语的问题便自然被提了出来。俄国的物理、化学、机械、天文等学科的术语体系的建立与著名的科学家罗蒙诺索夫(1711～1765)的名字分不开。他在研究自然科学与构建概念体系的过程中,也创造并规范了大量的术语。这中间,当然也有翻译工作人员的重要贡献。进入19世纪后,搜集整理术语的工作变得更活跃了。1807年,已有矿物学词典问世。据有关文献统计,19世纪上半叶,俄国已出版的不同学科的术语词典有4部之多。19世纪末至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工业、农业、以及文化、艺术不同领域多种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术语更是大量涌现。同时,社会对术语研究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反映这种研究成果的著作,包括百科词典、语词词典以及翻译词典等,也越来越丰富多样。十月革命前,在术语工作方面,已有过重要的尝试。1910年,俄国邮政电信总局属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电工学术语问题。几乎同时,开始陆续发布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编写的带有术语工作性质的材料,俄国是这一国际组织的成员之一。十月革命以后,随着大规模的工业化,尤其是20～30年代的技术进步,不仅术语的数量剧增,而且术语越来越多地进入全民语言之中。术语学成了亟待语言学家研究的课题。俄国术语学研究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也正是在这一期间确立的。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术语学研究的不仅有语言学工作者,还有许多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科技人员。日常的工作实践使他们深刻地体会到术语研究的重要性。这里有必要列举一些较有影响的学者名字以及他们的代表性著作。1931年,洛特(Д.С.Лотте,1898～1950)的《科技术语学当前的任务》一文发表。他当时是苏联部长会议标准化协会术语标准化的负责人,苏联科学院院士。加拿大著名术语学家隆多(G. Rondeau)说他“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位真正的术语学教授”^[1]。洛特文中指出,术语学的现状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极不适应,已经成了技术进步的严重阻碍。1933年,根据苏联科学院院士恰普雷京(C.A.Чаплыгин,1869～1942)的提议,建立了苏联科学院术语委员会。1936年,标准化委员会与术语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世界语学者德列津(К.Дрезен)发表了一部专著,其中指出,术语的功用在于,在人的意识中尽可能充分地再现科学或技术对象的性质与特征。1939年,著名语言学家维诺库尔(Г.О.Винокур)发表了《俄语技术术语中某些构词现象》。这一著述对俄语科技术语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今仍为术语学关注的许多问题在该文中都有涉及。值得一提的是,他特别坚持术语的语言学性质。正如隆多所指出：“自30年代的这些活动开始以来,苏联学派就以其双重发展的趋势而著称。一方面使术语学的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全部术语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术语资料的处理方法在奥地利问世之际,术语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苏联诞生了。”^[2]的确,德国-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维斯特(E.Wüster)的工作总是面向实际的。在他的领导下,制订了编写国际术语词典及建构术语体系工作的细则。而俄国的术语工作总是既注重实践,又重视理论,把术语研究发展成一门学科,俄国学者功不可没。俄国的术语研究有一系列自己的特点：1.把术语工作看成是一门应用科学,它研究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些问题则来自科技领域的概念和名称。2.术语研究的对象是属于语言范畴的,所以,解决方法也要从语言学中寻找。这一点与德国-奥地利有明显不同。后者更重视哲学对术语学的影响。在其代表人物维斯特的方法中,划分概念先于确定名称,首先被看作是一个抽象过程。与此相反,俄国的方法则是从某一领域的语言单位开始去建立一个概念体系,然后为这些概念定义,最后确定术语。3.术语问题是社会文化问题,因此有必要与高等教育结合在一起。4.注重对术语学基本问题的探究,其中包括术语的定义、术语的划分、术语的特性、术语与全民词汇的区别、术语在其他学科中的地位等等。50～60年代,在苏联对术语学研究建树最多的是以下一些学者：安德列耶夫(Н.Д.Андреев),阿赫玛诺娃(О.С.Ахманова),维诺格拉多夫(В.Е.Виноградов),坎杰拉基(T.Л.Канделаки),库兹金(Н.П.Кузъкин),皮奥特罗夫斯基(Р.Г.Пиотровский),列福尔马茨基(А.А.Реформатский),其中有几位是极有影响的一流语言学家。然而,这期间术语学研究中走过的一段弯路也非常值得一提。这就是,一些研究者过于关注文艺作品中的术语运用,例如,革拉特科夫的长篇小说《水泥》中建筑术语的使用问题之类。此类研究当然无法揭示术语的本质特征,对术语学研究来说,无异于隔靴搔痒。1956年第二期《语言学问题》杂志郑重地以读者来信的形式,用“语言学家应该改变对术语工作的态度”这样严肃的标题,提出了批评。文中写到,自1933年术语委员会成立以来,语言学家还没有拿出一个在建立和选择术语方面可供术语工作者遵循的科学且可行的操作指南来,而只是泛泛地谈论。据说,这一批评收到了一定的效果。70～80年代,探讨得最多的术语学问题,可以归纳成以下4个方面,即：(1)术语的性质及术语组织的语言学描写;(2)计算机在术语学分析方法中的使用;(3)旨在设计现代信息系统语言的术语分析;(4)科技术语的标准化问题。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术语学研究学者是：阿维尔布赫(К.Я.Авербух),沃尔科娃(И.Н.Волкова),格尔德(А.С.Герд),达尼连科(В.П.Даниленко),莱奇克(В.М.Лейчик),莫伊谢耶夫(А.И.Моисеев),斯科罗霍季科(Э.Ф.Скороходько),普罗霍罗娃(В.Н.Прохорова)等。如果有机会浏览这些方面的俄语资料,俄国术语学研究成果之丰,学术活动之频,都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80年代发表的术语学专著或论文大约有2000部(篇),每隔两年都要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术语学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仅从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出研究者兴趣之广泛,其中不仅有“科学、术语、信息语言的符号学问题”、“科技术语中的语言学问题”等重大题目,也有关于其他国家术语研究的专题介绍。这里不仅涉及英、法语中的术语问题,甚至汉语术语的构词法问题,也在学者的研究视野之内。50年代中期,在苏联术语委员会工作的学者已达400人。至于术语学作为一门学科,更是早已进入了许多大学的课堂。纵观俄国的术语学研究历史,会深深感到,处理好语言学与科学在术语学研究中的关系问题对术语学的发展至关重要。现代化学的奠基人,法国化学家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1734～1794)在《化学基本教程》的前言中说得好,“词保存并传达概念,因此,不完善科学,就无法完善语言;不完善语言,也无法完善科学。不管事实如何可信,由事实引起的概念如何正确,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词语来传达概念,那么,他们表达的只能是错误的印象。”^[3]拉瓦锡的这些话很好地说明了语言在科学中的作用与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在苏联既是科学家又是语言学家的罗蒙诺索夫,简直就是这种结合的化身。19世纪20～30年代之前的俄语语法,通常被称为罗蒙诺索夫语法。其中许多沿用至今的术语及其体系都是罗蒙诺索夫创建的。后来的学者,包括一些民主主义革命者,如别林斯基、杜勃留波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对罗蒙诺索夫的概念术语体系及其原则都给予高度的评价。据说,在19世纪中叶曾有一段时期,俄国语言学家对术语学问题存有一种隔膜,他们对语言学在术语研究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其中的语言学问题也采取“不介入”的立场。这一倾向很快得到了纠正。这在1854年的《科学院二部学术记事》中有明确的记载。到了19世纪下半叶,诸如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的符号性,语言的体系与结构等,成了语言学家最关心的课题。著名语言学家波铁布尼亚(А.А.Потебня,1835～1891)在这方面的研究,占有显要的地位。词的生命,词的语义结构是他的研究的重要对象。他的著述中常引用一系列术语名称为例,以说明术语意义的体系性特征。语言的体系性这一概念,在博杜恩·德·库尔德内(И.А.Ъ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е,1845～1929)以及波科罗夫斯基(М.М.Покровский,1868～1942)等人的著述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阐述。词汇的体系性在术语中表现得尤为一贯。波科罗夫斯基提出,不要研究单个词的词义,而要着眼于属于某个社会生产领域内的一组词,这也就是术语。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甚至提出了调整术语的思想,认为“只有通过‘人为’途径,即有意识的调整,大量新科技术语才能出现”。术语学研究无疑与语言学中的词汇学关系更密切,重视词汇研究是俄国语言学的传统。与西方语言学研究稍作比较,就会发现,在那里,词汇学的地位是受到冷遇的。从重视一般词汇研究到特别重视术语研究,是自然的发展过程。这些当然都有利于术语学在俄国的发展。     

试论术语标准化的辩证法

为了实现术语标准化,人们对术语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诸如单义性、简短性、理据性、系统性等,但这些要求是否都合理且又符合实际？为什么一方面强调标准化的深远意义,另一方面,却总是有大量违反标准的现象存在与发生,这背后有没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在起作用？文章试图以俄罗斯的实践为例,以辩证法为依据,来回答上述问题。这对建立更符合唯物辩证法原理的标准化观点是会有帮助的。     

从术语学角度看“生态环境建设”一词

拜读了沈国舫院士在《光明日报》上刊发的《“生态环境建设”一词使用不准确》一文,我想从术语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提出一些想法,供专家们讨论时参考。术语学是以术语为研究对象的综合学科。术语学理论认为,术语是指称某一专业学科领域内概念的语言符号。换句话说,术语背后一定有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沈文引述《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生态”“环境”等术语的定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它们应该看作是对这些术语的科学定义。这些定义与普通语文词典对这些词作为一般词语的解释是不完全一样的。与后者相比,科学定义应对被定义的对象提供更带有本质性的特征描述。当然,后者的解释即使不那么严密,不那么准确,也要保证在科学上是正确的。其次,术语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概念系统之中,它不会孤立地存在,它的科学定义总是受其他相关概念的制约。比如：“生态学”的定义就离不开“生物”“环境”以至“生态”等概念的定义。科学的术语系统是一环扣一环按严密的层次以及相互关系构建起来的。如果我们把“生态环境建设”当作一个严格的科学术语来看待,如果这一表述确实存在概念重复等问题,而且,它又“纯粹是‘国产’的,与国际上通用的术语不接轨”,那么,对这个术语词恐怕只能采取沈院士提出的第二种处理办法,即“干脆改变这个名词的称谓,顺应国际上通用的词汇”。不然,由于术语所具有的系统性特点,这一术语存在的问题,肯定会波及其他相关术语,产生连带的负面影响。如沈文所说,在国际交流的场合,对类似“ecological environment”这样的说法,虽经多次解释,外国专家还是不能接受。这与其说是用词习惯问题,还不如说是科学语言的准确性问题,术语使用的规范化、标准化问题。在这方面,应该把科学性、标准化放在第一位考虑。这应该是术语规范与统一的一个原则。无视这一原则,轻则会造成概念混乱,妨害学术交流,重则甚至会影响学科的发展。按我的理解,沈院士的文章主要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专业领域内术语的使用问题提出来的。若按第一种办法,即“承认约定俗成的原则,对中文名不作大的改动,但要对它的内涵作出明确的定义和解释,并提出要避免其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的认识偏差,然后寻找一组适当的外文对应词而不要硬译。”说不定会造成“名实不符”,“名不正则言不顺”,还可能给以后出现的相关术语的定名埋下隐患。不过,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也应该予以考虑。术语学的理论还告诉我们,术语虽然首先是科学的专用语言,但术语实际上又不可能完全与日常语言隔绝。特别是在当今时代,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的“接近”(approximasion)成了语言发展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当术语进入日常言语交际时,它又可能发生“非术语化”现象。这时,它就不再具有(或部分失去)原来严密的术语概念所包括的某些特征,至少是其意义不再那么严格地受术语系统的制约,与该系统的联系也随之衰减、淡化了。于是,对这类术语词的科学严密性的要求也会相应放宽。沈文中提到的黄秉维院士最早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词语的场合,与沈院士在国际同行学者之间的交流相比,其性质就有所不同。前者已经不能算是纯粹的学术性交流。本来,“生态”(ecology)是指“与生物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其中是包括“环境”因素的。但进入日常语言之后,按《现代汉语词典》对“生态”一词的解释,是“指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这与原来“生态”所指的“与生物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还是有差别的,至少把“相互关系”笼统地解释成一种“状态”就带有较大的模糊性。但这是用自然语言作为释义的元语言在所难免的。其次,把各种相互关系中占重要地位的与环境的关系,说成是“在一定环境下”也使环境因素在其中的分量弱化了。由于“生态”所包含的“环境”因素在语素上并没有体现,说不定“生态环境”的说法就是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为了突出“环境”因素而说出来的。这与黄院士头脑中原来有的科学概念已经发生了某些偏离,所以,他事后拿严格的科学概念衡量又觉得这一说法不妥。术语学理论还告诉我们,术语的规范与标准化应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本而有所区别。对那些起规定作用的文本,如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推荐术语的文件、专业辞书,以及对科学论文等具有严格学术性的文本,应该有更强制性的要求。而对另外的一般言语交际场合,一般的文本,规定只能具有某种弹性,其容许度要放宽。顺着这个思路,沈文中提到的“我国各类文献”是否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区分,以便区别对待？日常言语交际中术语使用的规范化,说到底,取决于一个民族总体文化科学素养水平。这个水平的提高应该成为一个长远努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