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背后的道德寓意--解读《泄密的心》中读者的参与?

读者是修辞叙事学中一个含义极广的概念。文本只有被读者阅读才有存在的意义，读者的阐释对作品的多样性解读有重要作用。以费伦的“四维读者观”为理论基础，以爱伦·坡《泄密的心》为例，分析叙述读者和作者的读者在解读文本中人物的变态和道德寓意时的参与性。     

晚清小说《泪珠缘》之“仿红”管窥

《泪珠缘》是晚清典型的“仿红小说”，叙事艺术上采用家族———社会立体网络式结构，在故事情节上运用线式情节结构，在人物形象上也借鉴了《红楼梦》，并融合了晚清特有的时代特色，是一部优秀的家庭小说。     

《再生缘》艺术特征探析

弹词《再生缘》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在作品艺术特征的阐释方面还相对薄弱。本文着眼于文本,具体分析《再生缘》表现形式上的特征：《再生缘》运用小说的叙事机理和方法、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文体形式和雅化的文词演述一个女扮男装的巾帼英杰的故事,达到了叙事性和诗性的完美结合。     

试析侗戏叙事模式——以《珠郎娘美》为例

《珠郎娘美》为中国少数民族戏剧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侗族叙事艺术的经典之作,直至当下它仍是侗族戏剧叙事模式的典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以爱情为叙事主线,二以反封建与反礼教为叙事诉求,三以悬念与悲喜交融为情节结构,四以女性为主导的人物形象。对少数民族戏剧叙事模式的研究,有助于在源头上为村落提供理想的戏本,也是当下村落戏剧文化困境突围的关键。     

“三言”“二拍”的酒楼叙事

酒楼是古代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以其日常性、大众性,成为人们交友议事、设谋赌赛、羁旅漂泊等等的活动场景,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同时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及叙事动力方面来看,它在小说叙事中具有重要的形式意义,已成为一个功能性空间。     

世纪之交官场叙事勃兴的文化阐释

作为一种小说潮流的官场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文学场域众多因素的合力所催生。从权力文化层面来说，当政治伦理的崇高性遭致市侩主义以及个人利益的围逼，某些不良的官场风气导致公信力不断下降时，世俗性话语会自然地消解这种异化的权力关系。从消费文化层面来说，求官保位以及了解官场生态的心理，主流媒体没有见诸公众的“坊间传闻”等话语在某种程度投合了大多读者的阅读期待。从思想文化层面来看，官场叙事在提供反腐与呈现上层建筑政党理想等叙事功能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呈现权力非公共使用时的世俗化生存状态。官场叙事从权力、欲望对人和人性造成裂变的形而上角度传达出对转型期社会文化现象的体察与洞见。     

长篇小说史诗性的流变——兼论张翎的长篇新作《阵痛》

随着时代的变迁，长篇小说引以为骄傲的史诗性元素逐渐淡化和消解。摈弃了英雄主义价值取向的现代小说家们，审视、质疑、静观历史的潮变，揭示人物内心的冲突、痛苦、绝望……张翎的长篇新作《阵痛》成功地给中国当代文学以启示：在告别宏大历史叙事、告别强而硬的政治激情之后，建立在男权基础上的历史解构之后，小说应以怎样的讲述来开辟新径，来完成影像时代里自身的重新建构。     

知识分子精神的日常消解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和文化属性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今天的知识分子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元的社会现实。李洱、孙瑜等当代作家通过小说叙事对于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普遍化的社会现实：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日常消解，成为现代社会中积郁已久的“文化病”。     

惠能应对惠明夺衣印宗请衣拜师人物叙事对比

宗宝本《坛经·行由第一》记录了惠能应对惠明夺衣拜师、印宗请衣拜师两事，人物叙事对比有情节，有转机。惠明是由惠能的反对者转化为帮助者，接受的指令先后发生改变，印宗始终是惠能的帮助者，接受的还不能称为指令，接受的是信息。前事惠明与惠能有对比，后事惠能与印宗有对比。两事人物叙事也可以作对比，有异有同，如惠能与衣、法就构成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两事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     

《说吧,记忆》的“桔状结构”叙事

纳博科夫在自传小说《说吧,记忆》中运用了桔状结构的叙事手法,使得叙事具有空间化风格特征。《说吧,记忆》的桔状结构叙事手法与纳博科夫断裂的时间感受相关,他凭借空间化的叙事手段在写作中获得一种象征性的共时性时间体验,并使得作品具有众声喧哗的后现代美学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