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网络与温州企业家群体简

集体行动对温州企业家群体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搭便车利益是集体行动集团形成的诱因，社会网络带来的额外收益是集体行动的内在动力，高密度网络的情感交流是集体行动稳定合作的保证。然而，集体行动也为温州企业家群体带来隐形危机，即集体行动利益创造功能的弱化、集体行动结构分化和集体行动困境难以逾越。当这些隐形危机转化为显性危机时，集体行动又成为传导途径和放大器，将个体层面危机转化为群体危机。  

论立法机关中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其作用限制

利益集团通过选举代表的方式进入立法机关。基于集体行动的理论，那些具有共同利益的利益集团的代表能够拥有较普通民众选举的代表更强的行动力和指向性，进而导致立法机关中议员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而罔顾民意的情况日益严重。这种立法的卡特尔化会带来公共福利减损、立法政策偏袒等后果，还往往会造成制度的僵化。控制利益集团必须加强立法程序的建设，加强对于提案及法规违宪违法审查的监督工作，以维护立法的公正性与民主性。  

集体行动理论思想渊源探析

通过对英美学者集体行动理论的剖析,认为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集团规模是集体行动的不利条件,大集团在集体行动过程中将会出现志愿失灵。并进一步指出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以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为条件,也与社会科学家对政府职能和市场效率的探讨有关。  

集体行动逻辑的理论条件

对18—20世纪的，尤其是奥尔森的著名的集体行动逻辑、公共物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做了评述，认为集体行动逻辑与公共物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公共物品理论指出市场失灵问题，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学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它们分别为集体行动的逻辑创造了理论条件和方法论条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一个理论性解释——基于集体行动和交易成本的分析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许多问题。长期以来,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研究缺乏创新。“交易成本”和“集体行动的逻辑”这两个分析工具可以很好地解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出现的问题。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自愿性集体行动的可组织程度,是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