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eeding preferences in the treefrogs Dryophytes japonicus (Hylidae) in Mongolia

ABSTRACT

When a species occurs over a broad range of climates and landscapes, the breeding ecology of that species is expected to vary locally. Additionally, a basic knowledge of breeding ecology is required before other types of studies may be conducted, such as physiology or conservation. In North East Asia, Dryophytes japonicus is distributed from Japan to Mongolia, where its breeding ecology is unknown.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understand the breeding requirements of D. japonicus in this part of its range. We collected data for Dryophytes japonicus at 56 sites located within 23 independent localities in Northern Mongolia during the breeding season 2017. The data collected included habitat type and co-occurring amphibian, fishes and bird specie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ecies prefers circa 70 m long oxbow lakes for breeding, while habitat characteristics, water quality and co-occurring specie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the species. We therefore conclude that D. japonicus is behaviourally plastic in Mongolia, as it is in other portions of its range, and that the species can use several types of environments and co-occur with different species at its breeding sites. Corvus dauuricus was the only bird species significant predicting the occurrence of D. japonicus, likely because of overlapping ecological preferences.     

生态学实验时空尺度认识的基本原则——实验对象的操作尺度与其自身尺度相契合

 时间和空间存在，尺度存在，生态学实验对象的时空尺度（本体论意义上的，又叫“本征尺度”）也存在。对生态学实验对象的时空尺度认识的基本原则是让“生态学实验对象的时空操作尺度”（方法论意义上的，又叫“表征尺度”）与生态学实验对象的时空尺度相契合（认识论意义上的）。这是生态学实验时空尺度关联实在论。在具体的生态学实验过程中，有些生态学家或坚持生态学实验对象的时空尺度不存在，或坚持其虽然存在但是不可认识，从而走向工具论和经验建构论（反实在论）。这种立场与生态学认识的基本宗旨--认识自然界中存在的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相违背，应该抛弃。而且，某些生态学家或出于生态学实验对象的时空尺度本身认识的困难，或出于“不发表便出局”及其他原因，一是将生态学实验对象的时空尺度之时空简化为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而没有考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普里戈金的“内时间”乃至引伸出来的“内空间”时空观，以及莱布尼兹的关系“空间观”乃至引伸出来的关系“时间观”，二是没有选择恰当的“粒度”和“幅度”进行实验，造成“用度失当”之误，三是没有进行充分的多尺度分析，造成“聚集偏差”，四是没有建构合适的模型，造成“鼠夹捕象”现象，五是没有正确识别“特征尺度”，造成“生态学谬误”。生态学实验者应针对上述不足，坚持正确的时空观，采取各种措施，以获得对生态学实验对象尺度的正确认识。     

桉树生态营林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桉树生态环境问题是世界性难题,迫切需要开展生态营林理论的探索与实践。本文通过系统地研究营林措施与人工林生态服务功能关系的变化规律,分析不同营林措施对桉树人工林生态服务功能的作用机制,并通过桉树生态营林实践,建立起现代桉树生态营林理论体系。文中提出生态营林的定义、生态营林原则和生态营林的理论体系。6年的生态营林实践表明,采取"低干扰、低投入、低污染"的生态营林方式,获得"高产量、高价值、高效率"的营林效果,实现长短结合、一般用材与珍贵用材结合、木材生产与生态服务协同提升的生态营林目标。该理论是解决当今桉树人工林木材生产和生态服务失衡以及生物安全、土壤安全、生态安全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对推动我国现代林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创新生态战略与创新效率关系：基于创新生态网络视角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通过引入创新生态环境和创新生态位，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并基于长三角制造业企业调研数据，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检验，探究创新生态战略通过创新生态网络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创新生态战略对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创新生态网络在创新生态战略与企业创新效率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并且创新生态环境和创新生态位调节该中介效应。研究结果从创新生态网络视角构建了创新生态战略向企业创新效率转化的中间机制，丰富了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研究。     

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保护紧迫性分级

以北京市为例, 通过粒度反推法和景观连通性识别重要生态用地, 通过邻域分析法构建生态阻力面, 采用MCR模型构建北京生态安全格局, 利用人工神经网络计算建设用地扩张概率, 对构建的生态安全格局进行保护紧迫性分级。结果表明, 北京市重要生态用地面积为 6488.53 km², 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东北部山区, 小部分位于东南平原。一级生态用地面积为4482.48 km², 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区; 二级生态用地面积为1338.27 km², 主要分布在西部远郊山区、西南部近郊平原和东南部平原; 三级生态用地面积为669.77 km², 主要分布在中北部和东南部平原。重要生态廊道长度为2410.47 km, 分布在远郊城镇以及城乡交界处。一级生态廊道长度为1477.63 km, 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远郊山区; 二级生态廊道长度为390.91 km, 主要分布在远郊平原的生态用地附近; 三级生态廊道长度为 541.93 km, 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的周边地区, 呈环状包围中心城区。     

信阳市地貌特征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首先,分析了信阳市地貌的基本特征,自南向北呈阶梯状分布,自西向东海拔高度逐渐降低.其次,探讨了地貌特征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从农业的种植类型和生产规模两个方面进行直接分析,从地貌对气候、水文水系和水土流失等方面进行间接分析.最后,提出促进信阳市农业良性发展的根本措施:因地制宜发展小型农业类型,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以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     

理查德·诺加德协同进化的生态经济及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理查德·诺加德是生态经济创始人,他勾勒了一个生态经济的协同进化研究机制。为认识论层次的协同发展提供了一个跨越环境和社会维度的有力逻辑,并形成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他确定生态经济协同研究涌现的四个相一致的论题,这涉及:环境退化和周边地区的开发失败;不可持续的生产-消费模式的套牢;人类努力控制不良微生物和这些生物进化之间的恶性循环;利他合作行为和机制的适应性优势。诺加德还设想了一个有关由中国开始的"生态文明"的协同进化解释,诺加德的研究对于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沉积型微生物燃料电池对 模拟湖泊水中磷的去除

沉积型微生物燃料电池(SMFC)是借助于沉积物中具有电化学活性微生物的催化作用,氧化沉积物中有机物以获得电能的一种装置,它具有用于淡水水体的原位修复的潜力.以湖泊底泥为阳极底物,含磷模拟配水为阴极液,构建了SMFC系统,研究了其产电性能及其对水中总磷去除的影响.结果表明,构建的SMFC系统可成功产电,运行22 d后输出电压达到最大值0.28 V(外电阻为1 000Ω).稳定运行期间,底泥烧失量由4.42%降低至1.91%;底泥氧化还原电位显著提高,由初始的-254 m V上升至-183 m V;溶液p H由初始的6.02上升至7.34;水中总磷浓度由10 mg/L降低至0.13 mg/L,这可能与SMFC使底泥电位、p H升高有关.     

黄河下游滩区治理的关键问题及协同治理体系构建

 黄河下游滩区长期受洪涝威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生态环境脆弱，其治理涉及因素多、部门多、问题多。回顾了黄河下游滩区发展、治理的历史，综述了代表性的治理观点和思路；阐述了黄河下游滩区治理的关键问题，认为黄河下游滩区治理问题复杂，需要系统考虑防洪保安、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安居乐业的诉求，需要多部门、多行业、多层次、多区域、多学科协同治理；提出一套系统的黄河下游滩区协同治理体系，包括治理目标、指导思想、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主体是针对多部门、多行业、多层次、多区域、多学科协同，治理客体包括保护开发协同、工程建设协同、金融投资协同、政策制度协同、行政管理协同、文化旅游协同、技术研发协同。提出了黄河下游滩区协同治理思路和建议。     

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生态系统演变、修复与保护

 探讨了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的动态变化及演变趋势，分析了湿地面积变化、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退化现状与原因。分析表明，国家近20年来在青藏高原实施的生态保护、修复及生态工程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的退化形势依然严峻。生态保护和修复是一项系统、长期的工作，今后要加强生态修复技术研发项目与工程类项目的衔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提高退化湿地的自然恢复能力。同时，要构建适于青藏高原高寒湿地保护效应的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完善重大工程项目的系统监测与评价。在黄河、长江上游源区布局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的长期监测，将与三江源区同样重要的黄河首曲湿地、若尔盖湿地纳入国家公园管理体系，统筹规划，建立健全科技服务平台和信息共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