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幕剧场景的多声部祭悼——汪曾祺《八月骄阳》的叙事策略

《八月骄阳》是汪曾祺为纪念老舍先生逝世20周年而作的短篇小说,全文仅3200多字,却运用留白的绘画手法和独幕剧的文体形式,以多声部的对话等复杂的叙事策略,以留白和独幕剧形式完成故事的叙事。     

张军民散文的本土化叙事

2014年9月,首届《回族文学》奖颁奖仪式在新疆昌吉市举行,获奖作品《散文二章》的作者张军民是首届《回族文学》奖获奖作家中唯一的汉族作家,也是唯一的本土作家.纵观张军民的文学写作史,以散文的方式倾心记述玛纳斯县独特的人文地理面貌,悠久的历史文化风貌,这种本土化的散文叙事风格是张军民文学写作的一个突出特征.本文正是从这一立论入手,把张军民的文学写作,放在新疆汉语文学写作史这一背景下,对张军明散文写作中本土化的文学内涵,本地化的文学视角,形象化的文学语言等特点进行了分别评述,并对其文学写作的不足之处也有相应论述.     

论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与李洱《花腔》的历史叙事

李文俊翻译《喧哗与骚动》出现在新中国的转型时期,深深影响60后作家。李洱《花腔》被称为中国版的《喧哗与骚动》,两者所叙之事都是以回忆为主,对一段历史进行多角度的回顾从而达到历史叙事的目的。在这种叙事行为中,他们都以回忆为主;采用复调的叙述方式,书写历史的故事。同时这种以回忆为主的叙事方式带有一种主观意识,具有不可靠性,最终展现的历史真相不可避免的带有一种虚无的色彩,而这一点恰恰也是对当前思想碰撞空前强烈的社会最好的诠释。     

晚清小说《泪珠缘》之“仿红”管窥

《泪珠缘》是晚清典型的“仿红小说”，叙事艺术上采用家族———社会立体网络式结构，在故事情节上运用线式情节结构，在人物形象上也借鉴了《红楼梦》，并融合了晚清特有的时代特色，是一部优秀的家庭小说。     

空间与符号——论老舍《柳家大院》的叙事策略

老舍擅长抒写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大杂院的世态人情,从而实现对个体命运的关注,重新考量文化与人性。《柳家大院》正是老舍这种创作观的具体实现。空间即社会建构,从本体意义上看,柳家大院本身就是一个空间结构,空间与人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相互沟通实现了二者的结合。老舍通过柳家大院中人情是非的描写,运用空间化的叙事策略,借助一系列的符号群体,实现了一场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批判。从空间化的叙事策略着手,分析人物的符号学意义,对《柳家大院》进行重新解读,在考量其文学史意义上的思想价值的同时,深入发掘其文体意义,相信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丰富老舍研究。     

认识论局限、实践困境与差异性悖论——对叙事医学的批判反思

叙事医学为人文学科介入医学提供了一种构建性的方案，然而，尽管叙事医学在我国越来越受欢迎，但依然需要对它做出一些批判性反思。叙事医学旨在消除医患鸿沟的理念值得支持，但需要对其认识论局限、实践困境及其差异性主张中的普遍主义特征加以反思和批判，尤其需要考虑其西方城邦理想下的叙事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差异，避免形成简单化的理论照搬与实践应用，从而限定叙事医学的适用条件，在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的基础上，发展适应不同个体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叙事医学模式。     

南飞雁官场小说的伦理学解读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官场小说中,南飞雁的官场小说呈现出某种独特性。他将官场小说与世情小说相融合,创作出独具特色的官场世情小说。他的小说通过两性关系勾连起社会万象,从而展现物欲时代和现代科层制下的世态人情。他的小说还通过传统父亲的"在场",揭示当下社会秩序形态的保守性和稳固性,同时传达出惶恐不安的时代情绪。小说文本中暧昧的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一方面显露了作者创作价值观的犹疑和矛盾,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当下时代的某些分裂症候。     

重刑犯悔罪心理干预的实证研究

探讨叙事团体心理辅导时重刑犯悔罪心理干预的效果．方法：利用《罪犯个性分测验-COPA-PI》、《罪犯心理状况分测验COPA—TCMI（IV）》对福建省某监狱500名重刑犯进行施测，数据统计分析后根据犯罪思维、悔罪心理分值筛选出82名被试．再根据参与团体辅导基本要求进行筛选后余52名被试．随机抽取24名重刑犯为实验被试，将其随机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对实验组进行叙事团体心理辅导干预。控制组不作处理．结果：实验干预后实验组被试犯罪思维得分显著降低，悔罪心理得分显著提高．且与控制组被试有显著差异．控制组被试前后测数据没有差异．结论：采用叙事团体心理辅导对重刑犯悔罪心理及犯罪思维和认罪态度均有较好的干预效果．     

劳伦斯贾平凹作品中的情爱叙事比较

情爱作为人之自然属性一直是文学作品关注的主题之一。由于教育和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中西方文化对情爱中的性爱都表现了强大的厌恶感和羞耻心。劳伦斯和贾平凹挑战了世俗对于情爱的传统偏见,他们的作品从情爱与婚姻、两性关系以及情爱与政治等不同层面反映了情爱的自然性、纯洁性和正直性。虽然劳伦斯和贾平凹接受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文化的熏陶,他们的婚姻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差异使他们对情爱之价值的认识和期望值不同,但他们对情爱理想的追求、对情爱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都将情爱作为透视社会的武器,都追求灵与肉之和谐统一的情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