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企业效率和负外部性差异的低碳交通部门碳税与补贴政策设计

在政府预算平衡条件下,构建包含政府和双寡头交通工具生产商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企业间效率差异以及负外部性差异对低碳交通领域政府碳税和补贴规制设计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低碳技术开发成本的不断降低,政府对传统高碳交通企业的最优碳税强度不断增大,而对低碳排放技术生产企业的最优补贴强度先提高后降低,成倒U型关系。政府参与市场规制是解决市场失灵、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有效途径,但应根据低碳技术发展水平合理配置碳税与补贴两种规制政策。     

构建中国特色碳税制度——碳税制度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比较

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全球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重大问题,我国政府为此也发布了政策方案,但依旧没有具体的制度来贯彻实施。而通过总结比较一些发达国家不同类型的减排机制,我们发现碳税制度更适合中国。因此,必须尽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碳税制度,并从法律上予以保障,加大其实施力度,为减缓全球变暖趋势做出贡献。     

我国开征碳税的思考

二氧化碳（CO2）排放税,简称碳税,碳税被认为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由于其理论设计上的优点和实践操作上的便利,目前已经在很多国家实施。当前,西方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酝酿在国际贸易中征收国际碳税,这将会影响到我国的政治经济贸易状况,所以有必要及早进行二氧化碳税收问题的研究。本文通过对碳税的概念,意义及税制要素的探讨,明晰征收碳税的思路。     

基于碳减排政策的多式联运运输方式选择优化模型

研究了基于碳减排政策的多式联运运输方式选择问题.通过引入碳税机制,构建了数学规划模型.模型中以货物运输成本、转运成本以及在运输和转运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成本最小化为目标函数,以货运过程中的碳排放总量限制、运到时间约束、相邻节点间只能选择一种货运方式以及节点内只能选择一种转运方案等为约束条件.最后,以鄂尔多斯到上海的多式联运为背景设计了算例,利用VC++6.0调用Lingo11.0实现模型的求解,并通过进一步加强碳排放总量的限制进行模型求解的对比分析,获得更加符合国家碳减排政策倡导的优化结果,验证了所建模型的合理性.     

统一碳税和差异化碳税下的再制造绩效评价

分别在无碳税、统一碳税和差异化碳税三种政策下,构建了垄断制造商的利润最大化决策模型,研究实施不同碳税政策对制造商的再制造生产决策、碳排放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于无碳税政策,政府征收碳税减少了制造商的利润和碳排放,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实施碳税政策有利于鼓励更多类型的制造商参与再制造,并且差异化碳税比统一碳税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进一步地,结合理论比较和数值试验,研究了政府在统一碳税的基础上分别做单向和双向差异化碳税调整后的绩效变化情况,结论表明:统一碳税与差异化碳税不存在绝对占优的碳税形式.政府应根据再制造品特点、单位环境污染损失、统一碳税基准水平和调整幅度等特点,采取合理的碳税调整方式以优化社会福利.     

征收碳税 还利于民

一方面，劳动力和企业利润是社会经济繁荣的动力．政府从中获取税收；另一方面，资源的耗竭——可能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最大威胁——却仍未触及税收的调整，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当思考如何重建业已受到威胁的经济时．全面征收碳税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集成碳排放约束的企业制造/再制造生产决策

市场上存在从事新品制造和回收产品再制造的寡头垄断生产商,其中单位新品的制造成本高、碳排放高且利润较高,而单位再制造产品的制造成本低、碳排放低且利润较低。生产商整个制造/再制造生产过程,受到外部碳排放政策(碳税、碳限额)约束,需要基于利润和外部碳排放政策约束,选择制造和再制造技术,确定不同处理技术分配的最优生产数量,以最大化企业利润。针对无碳排放约束、碳税约束和碳限额约束三种碳排放约束情景,基于期望利润最大化,分别构建不同碳排放约束情境下的企业制造/再制造技术选择与生产决策模型。基于最优解性质和仿真分析,研究外部碳排放政策变化对企业制造/再制造生产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碳税、碳限额、碳排放超额惩罚税款和碳交易价格均不同程度影响企业制造/再制造生产决策。     

基于投资组合理论的发电组合优化

优化的电源结构包含静态的发电组合优化与发电环节中基荷、腰荷与峰荷动态电源结构的优化,这是直接影响电网运行和最大限度发挥可再生能源作用的关键。将投资组合理论应用于中国发电组合优化,结合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研究了不同水平电价、碳税下优化的发电组合,并且满足了优化的发电组合中峰荷电源达到最低标准10%。最后,评价了中国2011年部分省的发电组合水平现状,并对低效的发电组合给出了优化建议。     

可预期减排政策会引发“绿色悖论”效应吗?——基于中国供给侧改革与资本稀缺性视角的考察

全球气候治理协议有时却会产生加快气候变化的结果,在未来《巴黎协定》的新治理框架下应努力避免"绿色悖论"的再次发生.本文立足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情,通过对于"绿色悖论"效应的理论模型、实证检验以及预测研究,较为全面地描绘了"绿色悖论"效应的触发机制.理论模型的研究表明在完全竞争市场,化石能源开采遵从Hotelling法则,当利率是外生给定且在两阶段中保持不变时,预期逐渐上升的碳税将会导致"绿色悖论"效应;而在持续增长的利率变动下,碳税的改变程度将快于利率的变化,"绿色悖论"效应变得不可逆转;碳价格政策会使污染物排放具有通常的商品市场属性和资本市场属性,应防止由于碳市场而引发的非正常价格波动和潜在的通货问题.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在1999年通过《中国逐步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国家方案(修订稿)》之后并未出现能源价格的连续下降状况,即不存在"绿色悖论"效应,但是这一结论也与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减排体系以及能源的市场化水平等因素有关.通过CGE模拟发现在供给侧改革冲击,碳税政策以及RD补贴政策的不同外部条件冲击中,供给侧改革对于未来宏观经济的整体影响最大,单独的碳税政策不会引发"绿色悻论"效应,而碳税政策与考虑资本市场反映的供给侧改革情景下,引发"绿色悖论"效应的可能则大大提升,即中国将面对有条件"绿色悖论"效应的风险,碳税与RD补贴的组合政策节能减排的效果是最好的.最后,本文为降低我国减排政策的市场风险提供政策建议.     

基于CGE模型的CO2减排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为有助于中国在气候谈判过程中科学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应用一个综合描述中国经济、能源、环境系统的递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om pu tab le genera l equ ilibrium,CGE)模型,分析在中国实施碳减排政策的经济影响。以2010年实施碳税政策为模拟情景,定量描述了减排政策下国内生产总值(GDP)、能源价格、资本价格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结果表明:当减排率为0~40%时,GDP损失率在0~3.9%之间,减排边际社会成本是边际技术成本的2倍左右。在中国实施CO2减排政策将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但同时也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带来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