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和非裔文学中的性别暴力

美国华裔文学和非裔文学中都有大量的性别暴力描写,其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少数族裔反抗白人霸权的反话语,是从边缘向白人中心的挑战。非裔文学中的性别暴力描写反映了黑人女性受到的压迫,控诉了白人种族主义。以赵健秀为代表的华裔文学中的性别暴力描写,只是一种虚构和“臆想”,试图颠覆所谓华裔模范族裔的神话,但是这种性别暴力指向的是白人女性,最终达到的效果只是印证白人主流的“可怕逻辑”。     

拙著自讼—几种清诗研究著作订正

在有关清代诗歌研究的论著中,难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错误,需要我们尽可能地予以发现、指出和订正。对他人的论著是如此,对自己的论著更应当如此。现在即针对笔者自己的几种著作中已经发现的错误做一次集中的梳理,以免继续贻误后来的读者。     

散文,我灵魂的栖息地

散文,不仅是我人生传记中若干富有色彩的篇章,也是我那经常漂泊流浪的灵魂的栖息地。在散文创作中,我追求题材的多样、情感的真诚、境界的深广、手法的自由,并认为一个既有传统美德,又有现代意识,既有艺术修养,又有实干精神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高素质的现代作家。     

从日向伸夫的作品看渡满作家的政治倾向

日向伸夫的作品《第八号转辙器》,对伪满时期殖民地统治下普通民众的生活进行了深刻、真实、细致的描述,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当时人民生活的窘迫,也可以看出日本侵华时期作为殖民者一部分的日本作家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和他们的心路历程。     

论米哈尔科夫寓言的现实性和艺术性

寓言，是一种源远流长而历久不衰的文学体裁。在世界文学史中，中国、印度、古希腊是寓言创作的三大发祥地。俄罗斯寓言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十七、十八世纪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寓言作家，形戎了俄罗斯寓言创作的民族传统。摩捷米尔、苏马罗果夫、赫姆尼采     

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存环境与现实选择

中国现代为通过社会革命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政治制度提供了良好机遇，从这一生存环境和文学审美观念出发，中国现代作家的三种选择具有代表性：一是以鲁迅等为代表的自觉将自身的文学活动与时代意识形态主题相联的作家，执着于或启蒙、或救亡、或启蒙与救亡并重，自觉回应一日千里的转折时代对文学责任的义务的呼求，对中国现代意识形态主流建设乃至社会革命都做了巨大贡献；一是以前期创造社作家等为代表的执着于“为艺术”的人们，人们尽管深恶中国现代黑暗的社会现实，但反对文学的功利性，执着于文学之“美”、“纯”的追求，这类作家的创作不但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殿堂，而且也无悖于作家的“职业”要求，何况其中还有一个发展转化的问题，所以，对此应予基本肯定；第三种选择是一种有愧于“作家”称号的选择，如周作人等人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的“叛卖”、“附逆”，除铨等出于某种政治与商业利益，置基本的道德与人格于不顾的文学游戏者。     

20世纪的中国寓言文学

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生时，寓言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也呈现了自己发生、发展的历史，并在后期成为中国自先秦寓言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本文全面观照了20世纪的中国寓言文学，表述了它的作家，作品、年代爰寓言的基本性状，认为这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很有成就的一个组成部分。     

论现代作家自传的“心理化”叙事

现代自传打破了传统自传一贯采用客观描绘和旁观评价等手法的模式，采用类型不同、长短不一的内心独自和对自我心理的剖析，展示自我的心理动态和复杂的内心世界。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对精神分析学说有所关注的作家，在自传创作中也不同程度地运用了精神分析理论，充分挖掘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想意识。     

语言学视域中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以《喜福会》为例

本文从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研究的语言学视角入手,介绍了几种语言学理论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过程中的运用情况,以及它们对于作品的成功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以期能够对相关研究者有所启发,从而有助于美国华裔文学和语言学研究的全面发展。     

现代家族小说中长子形象之我见

近百年来，长子形象作为艺术上并非无可挑剔但却极富魅力的存在打动着一代又一代人。在长子身上所蕴含的悲剧意蕴及在他们身上所承栽的现代作家对转型期文化思考和判断，这是使其具有丰富的包容力和强劲的历史穿透力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