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关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前提性反思

教育改革需要教育思想与理论思维,同时更需要时刻反思和检视教育改革的思维逻辑和进展路径.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教育改革健康发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我们需要对教育改革理论基础的合理性、教育政策的合法性以及教育改革的理性精神做出前提性的反思与追同.     

协商民主视阈下中国政党制度的传承与创新

现行的票决民主制度往往陷入简单量化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协商民主理论被西方学者重新梳理和完善，焕发出勃勃生机。协商民主认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偏好往往有相互转化的可能，在对社会负有共同责任的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平等自由的协商，可以相互理解、形成共识，从而赋予协商制度最大的合法性。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等特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协商民主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也获得了相当的合法性，并在实践中体现着制度的传承与创新。     

实践理性、内容真理与实践存有论——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为中国哲学的正名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自该学科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一书中为中国哲学的正名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理论工作：首先通过独具特色的“通孔”说，论证了不同文化系统的哲学必然有其特殊性，进而在康德哲学的话语体系中，将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安排在重视德性涵养、实践理性优先的问题域中；另外，又借鉴罗素哲学话语的启发，给中国哲学探讨的内容赋予内容真理的形态；同时，通过对儒释道各家的仔细分梳，强调三家主体层面的修养实践最终都会上达到终极存在本身，从而保证了中国哲学的终极色彩。牟宗三的正名工作毫无疑问对中国哲学学科的自我认同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冷战后美国霸权合法性问题探析

20世纪90年代,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问鼎国际权力舞台。在霸权护持方式的战略选择中,合法性领导者护持方式以低成本、高收益的优点成为美国的理性选择。冷战后,美国通过增强观念认同、强化利益认可、巩固制度基础三条途径谋求其霸权在国际社会的合法化。尽管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就现实而言,冷战后美国霸权的合法性程度并不高。     

行政处罚的合法性——浅析城市卫生管理员在行政处罚中的问题

行政处罚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切身利益,因此,行政处罚的作出必须具备合法性。这就将我国行政执法的程序性要求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行政处罚怎样是合法的,什么样的人有行政处罚权,是一个值得讨论和研究的问题。     

卢梭《社会契约论》之政治合法性

最早在理论上提出政治合法性的学者是卢梭,他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提出"公意"是合法性的基础。虽然"公意"的概念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分歧,但其对于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发展却有着深远的影响。文章通过对《社会契约论》的分析,提炼出卢梭思想中"社会契约"的形成过程,并从中寻找出其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观点,进而阐述卢梭对政治合法性的理解和设计。     

中美如何避免走向战争

正中国无意扩张,但却想阻止美国进入东亚。美国防长帕内塔宣布,在2020年以前,美国将把60%的海军力量部署在太平洋。去年,奥巴马总统宣布在澳大利亚建立一座美军基地。澳大利亚著名国际事务专家黑格·怀特即将出版一本名为《中国选择:为什么美国必须分享权力?》的力作,书中列出目前美国、中国以及地区政策事态发展中潜在的种种危险。他写道:"华盛顿和北京已经滑向默认的对抗之中。"为了避免出现对抗,怀特强烈主张在亚洲实施一种"权力平衡"策略。     

捐赠期望落差、现金流权与企业应对策略

企业慈善捐赠金额低于预期（即捐赠期望落差）会降低企业合法性,企业如何应对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8~2018年的数据,探讨企业如何通过调整后续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来降低捐赠期望落差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捐赠历史和社会期望落差越大,企业越可能增加捐赠以消除负面影响;捐赠历史和社会期望落差对企业其他社会责任行为增加的影响不显著,说明企业不倾向于采用增加其他社会责任行为来降低捐赠期望落差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同类型捐赠期望落差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强度不同：与捐赠历史期望落差相比,捐赠社会期望落差对捐赠增加的影响更强,但两者对于其他社会责任行为增加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实际控制人的现金流权比例越高,对捐赠增加的成本越敏感,捐赠历史和社会期望落差对捐赠增加的影响越弱。上述结论将绩效反馈从财务绩效拓展到社会绩效,不仅丰富了绩效反馈和慈善捐增文献,而且对企业应对捐赠期望落差有重要启示。     

沪渝房产税改革试点的相关问题研究

2010年，我国率先在上海和重庆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从而拉开了房产税改革的序幕。本文从改革的合法性、计税依据、评估系统、税基等几方面说明房产税试点改革的问题所在，以期能够给我国的房产税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有益的借鉴。     

选本编纂与“第三代诗歌”合法性的建构

虽然“第三代诗歌”大多数创作于1984-1987年间，但没有被当时的主流诗坛接受。随着“第三代诗歌”在选本中集结出现，其存在的合法性逐渐被确认。这些诗歌选本首先指出了“第三代诗歌”作为诗歌本体存在的价值；其次通过建构“第三代诗歌”命名和谱系的合法性，将“第三代诗歌”与“朦胧诗”联系起来，提供了“第三代诗歌”入“史”的合理依据。“第三代诗歌”选本还凸显了“第三代诗歌”具有的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从而建构了其美学的合法性。诗歌选本编纂对“第三代诗歌”合法性的构筑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