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先验论证与怀疑主义——论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转向

后期斯特劳森追随休谟和维特根斯坦的道路而转向了自然主义,他认为任何企图通过论证来支持或反驳怀疑主义挑战的做法都是无根据的,因为人类的某些基本概念如物质物体、他心等概念是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是人类思维不可逃避的认知模式的体现。不过,自然主义需要联合先验论证来阐明这些信念的基础地位,否则就会流于口号。总而言之,自然主义是一种探究真理的第三条路径,它试图约束人类理性的过分自负,从而展示真理的自然属性。     

公共理性的“困境”及其解决——剖析康德与罗尔斯的论证

人们经常使用＂公共理性＂这个词,但对其含义或许并未深究。康德和罗尔斯分别对＂理性的公共运用＂和＂公共理性＂做了界定和说明,前者肯定理性的公共运用对于启蒙的重要意义,并对这种公用坚信不疑;后者则认为表面上存在公共理性的＂悖谬＂。前者以意志自由为逻辑起点,巧妙地消解公共理性的悖谬;后者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假设了秩序良好的公民社会。相对而言,康德的论证更具先验论证的色彩,而罗尔斯的论证却营造了实用主义的背景。借助他山之石,我们或将吸取其思想,对中国现实问题之思考具有借鉴意义。     

经验论的自由化——重审逻辑经验主义的后期发展

后期逻辑经验主义在实用主义等哲学的影响下,构造了自由化的经验论。一方面,后期逻辑经验主义反思了传统经验论的三大教条,弱化乃至部分消解了观察与理论、分析与综合以及事实与价值的界限;另一方面,后期逻辑经验主义根据更为自由的命题意义标准,凸显科学概念框架的历史性,强调科学哲学与科学实践的紧密关联。经验论的自由化,不仅开启了科学文化哲学的研究进路,而且也为当代科学哲学克服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对社会转型期间中职生学生管理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转型及国家中专招生政策的调整,学生的素质相较以前日益凸显出明显层次化,并由此引发了系列的管理问题,为提高学生管理工作水平,笔者着重分析了学生在校期间作为被管理对象时所衍生诸多问题发生的原因,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试着从多种角度探求解决方法。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潜在原因

文章通过对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些相关事件的回顾，进而引出本文探讨的问题，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潜在原因。接着文章引用费沙的利息理论，以及双层合约理论分析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笔者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债券资本化、利率波动和杠杆作用等。     

“情理精神”视阈下的中国文化——从中国伦理的“情”与“理”角度分析

血缘关系,是氏族组织的最大财富,是连接原始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纽带。中国文化沿袭了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将其改造为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情理精神宗法制,即中国文化的情理精神。中国文化用情凝合大家,再用理建构社会秩序,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情理文化。     

浅谈外语学习焦虑的成因及应对策略

外语学生的学习焦虑情绪是与课堂语言学习有关,产生于语言学习过程中,是独特而复杂的自我认识、信念、情感以及行为。这种焦虑情绪会挫伤学生学习外语的积极性,同时也会影响教师的课堂教学效果。本文主要从外语学习焦虑产生的原因及学生、老师可采取的应对策略进行论述,旨在帮助学生克服外语学习焦虑,提高学习效果。     

徐州地区聋哑学生身高、体重偏低的致因与对策研究

本文根据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中相关指标,对徐州地区抽样聋哑学生进行了连续两年的跟踪测试,测试与统计结果发现,8—12岁聋哑学生与健全学生相比,在体重、身高两个指标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对产生差异的原因,从药物、心理、饮食和运动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神话逻各斯--解读《德意志观念论体系的源始纲领》以及浪漫“新神话”

《德意志观念论体系的源始纲领》是德国观念论与浪漫派的开篇之作。作为一种征兆，它指向一个时代，归属于由多个作者构成的“星丛”，呈现了观念论与浪漫派之间互动涵濡的“观念单元”。德意志观念论与浪漫主义思潮初登历史堂奥，就注定要置身于神话与理性的生死纠结之中。以神话来完成逻各斯，将启蒙进行到底，便是观念论与浪漫派的志业，这份志业表述在浪漫主义“理性的神话”提案之中。而与之相联系的“感性宗教”提案，就是一个变形的灵知教义神话，一个变形的神话逻各斯。观念论与浪漫派所膜拜的“灵”同灵知主义藉以超越世界而寻求不朽神性的“灵”，存在着血脉传承的关系。所谓“人类最后的伟业丰功”，乃是“新神话”的终结，染上了浓烈的乌托邦色彩，甚至可以说是神话-逻各斯-教义三者互相涵濡彼此杂糅而成的幻象体系。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主观原因

通过对陈独秀著作及新的档案资料研究分析,来揭示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主观原因。理论认识的缺陷使陈独秀在指导思想上追随了共产国际的错误,但政治经验的缺乏也是其右倾错误的重要原因。政治经验的缺乏使陈独秀对以各种面貌出现的各种政客认识不清,在如何对待共产国际指令方面,缺乏灵活性,这种缺乏对党建带来了一定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