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郎神考论

随着昆剧在明中后期的兴盛，昆剧艺人像其他行业那样，开始进行其行业神的祭祀。关于昆剧艺人祭祀的祖师，有唐明皇、二郎神、翼宿星君、后唐庄宗等多种表述。综合来看，昆剧艺人的祭祀活动受到了官方的影响，昆剧艺人祭祀的老郎神演变成为唐明皇和翼宿星君的复合体。     

探究“示”部字的崇祀文化

《说文解字》中的"示"部字蕴含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寓意,笔者以"示"部字为基点,通过对"示"部个体汉字的形义探源,展示其折射的特定文化内涵。     

从《乐昌扶氏族谱》看清代乐昌的祭祖传统

扶氏于明永乐朝迁入乐昌，自康熙初开始，他们开始整顿祭典，对失祭之先祖恢复祭典，对缺失祭产的凑集田产立祭，对附祭者实行分祭；以膳田为祭田、为己设祭渐成风习。至乾隆朝后期，扶氏的祭典已基本恢复。扶氏的例子，展现了宗族祭祖习俗具体而复杂的面相。     

生态和谐视野下的布依族图腾崇拜

布依族图腾崇拜体现了布依族人先进的生态保护意识。传承和弘扬优良的环境保护传统,对推动布依族地区生态和谐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鸡卜信仰的缘起、形成、发展与流传——壮族鸡卜研究之二

壮族的鸡卜信仰,起源于其古代先民的日鸟崇拜,鸡卜体系的初步形成则是在汉代以前。至汉武帝时,鸡卜曾一度被西汉王朝推崇为“国卜”。唐宋时代,随着壮汉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道家思想融入了原有的鸡卜体系之中,从而使之更臻完善,并产生了古壮文书写的《鸡卜经》手抄本。明清时代乃至民国年间,鸡卜信仰及其演绎的《鸡卜经》仍在广西西南和云南东南部地区广为流传,是独具生命情态的民族文化遗产,显得弥足珍贵。对其进行搜集、抢救、整理、研究和保护,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和重要价值。     

中国文论“失语”说的理论误区

流行文坛多年的文论"失语"说,在看待文论遗产和文论传统等方面,均存在诸多理论误区。其致命伤,乃是重"话语",轻"生活",忽视古今文论各自的现实基础。我国独创性文论话语的匮乏,实乃根源于社会转型的社会失序,和由此而来的知识分子意义迷失,以及论者现实切己感和历史洞察力的薄弱。我国当代文论建构的当务之急,是走出"话语崇拜",从思想降到现实,从语言降到生活;以历史洞察力和理论勇气,提出真实时代问题和学术问题;凭借其独特理论个性,构建面向未来的新现实主义和新人道主义文论。继承古代文论遗产,也应以此原则决定轻重缓急和取舍。学院派人士,尤应警惕回避矛盾的惰性和玩弄"话语"的"名士"气。     

湖州地区民间蚕神故事及蚕神信仰

浙江湖州素有丝绸之乡的称誉,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时期就开始养蚕。民间蚕神故事及蚕神信仰历史悠久,影响广泛,尤以明清两代为最盛,上至皇宫官府,下至普通百姓,牵涉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风民俗等各层面。本文通过田野调查,着重论述以下三个方面:一,通过对湖州地区丝织业发展的考察,揭示民间蚕神信仰兴盛的重要原因。二,透视民间蚕神故事及蚕神信仰从嫘祖到马头娘的历史演变,揭示蚕神信仰在地域上的差异性及其包容性。三,纵观蚕神信仰的广泛影响,探讨蚕神信仰对社会所产生的体现以农为本的思想,求得心理安慰,传播蚕业知识,产生新的人生礼仪习俗等积极作用。     

蒙古族火崇拜习俗中的象征与禁忌

崇拜和禁忌是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均由事物本身的象征意义所决定。在萨满教的多神信仰体系中，火承载着诸多的象征意象：火是光明、圣洁之神，是家庭的保护神，可为人们带来福祉；同时。火又具有难以驯服和不可控制的魔力，冒犯火神则会招致惩罚。在蒙古人的生活习俗中围绕火盆、炉灶等有着一系列祭礼和禁忌，从中可以看到萨满教对蒙古族传统文化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道德形象的文化冲突与理想重塑－－兼论刘备等形象的电视剧改编

道德形象在当下影视剧中不仅遭遇了多元文化的冲突,而且在受众心理从伦理神话转换成竞技崇拜之后,更受到大众的质疑。名著改编中的历史人物(如刘备等)道德形象只有在多种话语(如对竞技崇拜的合理运用、引入精英话语等)的支撑下,才能真正丰满鲜活。     

虎变文学类型及起源探析

虎交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学类型主要有人交虎、虎交人两类；其产生根源是中国古代的动物崇拜、图腾观念与灵魂信仰；佛教的传入则进一步丰富了虎交文学的创作。虎变文学的产生、发展、壮大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文学与宗教、伦理、民众心理等方面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