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工学院的创建

1932年,清华大学增设电机、机械两系,加上原有的土木系,一并组成工学院。一批海外留学归来的工科博士、硕士组成了最初的教授阵容,他们把致力于学术的理念融入到工学院初创时期的学科建设、研究活动以及学术共同体的组建等各方面。通过对清华大学工学院初创时期各方面史料的考察,可以看到:与以往那些依附于行业发展的工科教育相比,清华大学工学院进行的工科教育在继续技术的实用性价值的同时,带有了学术化的特征,由此近代工程技术向中国的移植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意义与方法问题

1996年夏天 ,作为留学生 ,我有幸与日本学界同行一道 ,前往德国的比勒菲尔德大学参加欧洲与美国学界联合举办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国际研讨会。或许是由于参加会议的亚洲代表人数较少 ,我们的发言被集中安排在两个会场。我所在的会场 6个发言者当中 ,只有我一个人来自中国 ,而且谈的是关于 2 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学习工业技术的情况这样一个历史学的问题 ,因此当会场主持人宣布由于时间的关系 ,提问和讨论安排在所有的发言结束后一并进行时 ,我以为 ,大概不会有多少话题能转到我的题目上来了。出乎意料的是 ,提问开始后 ,绝大多数的话题竟…     

丁燮林关于"新摆"和"重力秤"的研究--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早期研究工作的个案分析

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物理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丁燮林是该所的第一任所长.文章通过考察丁燮林关于"新摆"和"重力秤"的研究这一典型案例,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描述了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创建初期研究工作的某些特色.在学术意义与国家需求之间,在"实行科学研究"和"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两大任务之间,在研究工作的推进与研究机构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研究者围绕着科研选题的制定及其推进所作的权衡和选择,既体现了特定时期中研院物理所的职责与特征;又展示了物理学研究与制度背景间的互动关系.     

高职院校集成电路制造工艺原理课程的教学探索

集成电路制造工艺原理是一门涉及知识面广,教学内容信息量大,综合性和实践性都较强的课程.该课程在高职院校教学中普遍面临着教学资源匮乏,师资力量不足,教学模式刻板,实践教学难以开展等问题.为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从优化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强化校企联合开展实践教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升课程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基于核心密度估计的动态目标分割改进模型

数字视频中的动态目标分割是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分析、识别系统中关键的处理步骤,分割结果的正确率决定了后期分析或识别过程的质量.在数字视频中存在各种有害动态像素,它们会降低分割过程的正确率.动态目标的阴影是这些有害像素的一种,因为它们本身不属于动态目标形状信息的范畴,但分割过程却能很容易将它们作为有效的动态目标像素分割出来.最近有关动态目标分割的研究提出了基于核心密度估计模型的分割方法.基于RGB颜色空间的核心密度估计模型能够在彩色视频中抑制阴影,但是对于灰度视频这种模型是无法抑制阴影的.作者针对上述局限提出了一种基于像素边缘测量的核心密度估计模型,用于动态目标分割,能够在彩色和灰度视频中抑制阴影.实验结果证明,这种新模型在通常的应用条件下是有效的.     

中国科学社与清华

创办于1915年的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它凝聚了一大批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并通过创办科学期刊、从事科学教育和开展科学研究等活动．开拓了近代科技在中国普及和发展的新局面。本文试图追寻历史上中国科学社与清华之间的联系，为理解近代科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用二元树复小波变换法实现离焦图像的半盲复原

提出了一种基于二元树复小波变换和神经网络的半盲离焦图像复原算法，首先利用二元树复小波变换和特征值分解提取图像的特征矢量，将该矢量用来训练小波神经网络，利用训练好的网络估计离焦模糊参数.由此获得点扩展函数，用Wiener滤波完成图像的复原.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有效地估计离焦模糊参数和复原模糊图像.     

17、18世纪西方测量术传人中日两国的历史思考

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西方测量学开始传入中日两国,通过对当时两国的测量学典籍的深入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在中日两国引入西方测量学内容上的不同特点。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来探究引起这些不同特点的社会原因,并从中窥视出近代科学技术在中日两国发展不同结果的前奏。     

二战时期中国的科技动员一例——清华大学抗战时期的特种研究事业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的危机和社会的需求,清华大学开始了战时特种研究的探索。经过多次计划和调整,清华大学先后成立了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和国情普查五个特种研究所。这些研究所的出现,首先是科学家群体科学报国的意愿和自下而上组织,而后也得到了国民政府注意和支持。这些研究所通过与政府部门及地方厂矿企业合作,展开的一系列工作直接支援了前方战场和大后方建设的需要。这段历史是中国科学家以科学服务抗战需要的伟大业绩,也是中国科学家以科学为武器参与到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实证。此外,抗战时期中国的这种政府和科学家之间上下结合的协作,是科技欠发达国家科技动员的典型代表,也是对以往只关注自上而下科技动员的补充。     

洋务留学生伍光建与卡尔·皮尔逊的交往

在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特藏室中存有一封19世纪下半叶中国留学生伍光建与维多利亚时期著名学者卡尔·皮尔逊的通信,这是一份较早记载中国留学生赴海外学习数理科学的十分珍贵的文献。皮尔逊是维多利亚时期杰出的数学家,现代统计科学的创立者。伍光建作为19世纪80年代的海军留英生,后来转往伦敦大学学习数理科学,回国后成为中国近代科学文化最早的传播者。伍光建转往伦敦大学,其中固然有个人的原因,但更是洋务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封普通的中国留学生来信何以被珍藏至今,它又为我们追寻中国早期留学生在海外学习的内容、效果和影响提供了怎样的历史线索?围绕这些问题,本文通过文献挖掘,在实证的基础上进行了梳理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