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道周到洪大容——17、18世纪中期地动学说的比较研究

17世纪中期，中国学者黄道周提出了一种地动的宇宙模型，其中地球围绕宇宙中心以23376年为周期进行“公转”。同时，他又从《崇祯历书》中了解到哥白尼的地球自转说，并在自己的学生中对之进行过宣传。近一个世纪后，朝鲜学者金锡文也建立起了一种类似的宇宙模型，并把地球的自转也包括在同一模型之中。最后，另一位朝鲜学者洪大容又在地动说的基础上对地球中心说提出了挑战。这三位学者恰好构成了17、18世纪东亚地动说发展的一幅完整的画面。通过比较当时地动说在中朝两国的发展，可以发现两国天文学思想发展的若干有趣的差别。     

研究别人和研究自己——关于国内西方科学史研究的点滴思考

本人虽然主要研究中国天文学史,但1990年以来一直承担着“西方科学史”和“科学史英文文献选读”两门与西方科学史有关的研究生课程,最近又新开设了“科学革命”,所以,对国内西方科学史的研究动态一直也较为关注。而在教西方科学史和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过程中,我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另外,我们的研究生中也有以西方科学史作为研究方向的。但是,在具体作的过程中常常也会遇到一些问题,也就有了一些思考。这些思考还很不成熟,也很不系统,借用这个学科建设讨论会的机会,我想把它们谈出来,供大家批评指正。毋庸置疑,与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相比,我们…     

中朝两国历史上的天文学交往(二)

从很早开始,统治朝鲜的王朝就仿照中国设立官方天文机构,负责天象占侯与历法制定.为满足本国在这些方面的知识需求,朝鲜统治者们曾非常努力地从中国学习和引进天文学.中国政府往往把向朝鲜颁送历法作为显示宗主国地位的手段,而朝鲜王朝却把能够制定本国历法作为政治上独立的象征.因此,两国之间的天文学交往总是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     

中朝两国历史上的天文学交往(一)

从很早开始,统治朝鲜的王朝就仿照中国设立官方天文机构,负责天象占侯与历法制定.为满足本国在这些方面的知识需求,朝鲜统治者们曾非常努力地从中国学习和引进天文学.中国政府往往把向朝鲜颁送历法作为显示宗主国地位的手段,而朝鲜王朝却把能够制定本国历法作为政治上独立的象征.因此,两国之间的天文学交往总是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     

再论崇祯改历期间西法交食预报的时制与精度

交食预报中的时制问题是崇祯改历中的一个重要技术环节,在改历之初曾引起过专门讨论。通过对其间西法推算的24次交食预报分析发现,西法预报交食所用时制不仅经历了从算外到算内再到算外、从九十六刻制到百刻制再到九十六刻制的转变,而且其使用百刻制中小刻的位置也比较特别,这说明历局在交食预报上并未实现时制的前后统一。考虑到这一因素,有必要对这些预报的精度进行重新分析。     

汉代日食记录的可靠性分析--兼用日食对汉代历法的精度进行校验

通过细致的文献分析和研究,参考前人的已有工作并结合当代日食计算程序,逐条对两汉时期保留的日食记录的可靠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讨论,指出了前后<汉书>、前后<汉纪>、<通志>、<世史正纲>、<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及地方志等诸多文献中一些记录的错误情况,分析了一些错误的原因并予以修正.在此基础上指出,汉代在日食的观测和记录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最后采用汉代历法家的思路,利用可靠日食记录对<三统历>、<四分历>的合朔推算精度进行了分析,发现<三统历>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后天问题,并且在东汉初期变得非常严重,<四分历>虽然通过历元的调整暂时缓解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该历法所取得朔望月长度并没有实质进步,所以,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古代朝鲜学者的《授时历》研究

该文通过对几部朝鲜古代历法著作的研究,对古代朝鲜学者对《授时历》的消化吸收情况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授时历捷法立成》则是高丽天文学家姜保根据《授时历》独立推算的一套立成表,但在使用上比《授时历立成》本身的立成表更为方便。《七政算·内篇》在“应数”等基本常数方面虽然取自《授时历》,但在算法和体例方面则主要是以《大统历通轨》为参照的;该书中的四季半昼夜分和日出时刻表是李朝天文学家根据《授时历》“步九服所在漏刻术”推求的,该算法与球面天文学算式相符,为推算结果提供了精度保障。《交食推步法》中已经正确推出了《授时历》盈缩、迅疾立成表的一般计算公式,表明李朝早期的朝鲜天文学家已经掌握了招差术以及《授时历》立法原理,对这部历法已经真正达到了融会贯通的水平。     

中国汉代的日月食计算及其对星占观的影响

在西汉到东汉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历法家并未掌握日食预报技术。《三统历》和《四分历》中的交食推步术都只是推月食术，直到三国时期杨伟造《景初历》才提出了完整的日食推步术。日月食计算水平的这种差异对汉代人们的星占观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西汉司马迁指出，星占只应该涵盖那些超出常度的天象。东汉班固则认为，一些天象虽然能够预报，但仍应该纳入星占范围。这种观点使星占与历法发展完全剥离开来，为星占的独立发展造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崇祯历书》系列历法中的太阳运动理论

明朝末年,欧洲天文学第一次传入中国,其高潮便是《崇祯历书》的编纂.由于太阳运动在历法系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从《崇祯历书》到《西洋新法历书》再到《历象考成》,对日躔理论的修改从未间断.文章首先比较了这一系列历法中的日躔理论,从文本的角度考察彼此之间的差异.然后重点分析太阳运动模型的变化,探讨了这些模型的合理性.最后讨论了日躔理论中主要参数的变化及其对精度的影响,对这些历法中日躔理论的整体精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对《崇祯历书》日躔理论的后续修改并未使其精度得到实质性提高.     

邢云路测算回归年长度问题之再研究

按照文献记载，明末邢云路在兰州通过6丈圭表实测晷影，得到了中国传统历法史上最为精确的回归年长度值。通常认为这一精密回归年长度值的取得是由于他使用了中国传统历法史上最高的圭表，从而减小了观测的系统误差所致。该文通过分析发现：邢云路所留下的影长实测值的误差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他之所以能得出如此精确的回归年长度值，完全是因为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事实表明，早在他进行立表测影的十多年前，他已经掌握了与这个值精度相当的回归年长度值，据此揭露了官方历法系统的误差并立呼吁改历。在他的改历建议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增强自己见解的说服力，他着意安排了这次测影活动。但是，由于他所处年代特殊的天文条件，他所用的由测量表影来推求回归年长度的方法本身的可靠性有限，所以，他最后对测影结果进行了调整，使之能够导出他想要的最终结果。至于他最初是如何得到如此精确的回归年长度值并确信其可靠性的，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