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沙、萨之争

对“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的英文缩略语SARS，我是主张径用字母词(SARS)，即不翻译，让它直接进入华文。
别说学过英文，只要学过汉语拼音，看到SARS，小学生都能拼得又快又准。目前，媒体径用SARS的现象日益普遍，易写易拼是原因之一。不过，有的人不喜欢字母词，不喜欢在华文中掺杂英文，所以还是要翻译。
在中国大陆，有人建议用“萨斯”取代“非典”，但是用“萨斯”者少之又少，“非典”独领风骚。台湾媒体用SARS的频率大大高于非典型肺炎。香港用得很乱，SARS、非典、沙斯、沙示或沙士都有，使用频率较高的是“非典”和SARS。
马来西亚媒体用非典型肺炎的频率高于SARS。BBC中文网用SARS和“萨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用SARS和“非典”。
新加坡华文媒介统一译名委员会将SARS音译为“沙斯”，华文报从4月17日起正式采用这个译名。在周边国家或地区，新加坡是唯一以“沙斯”为规范译名并加以推广的国家。我认为新加坡做得对，做得好，此举满足了广大语言用户的语用需求。
徐惠民先生认为用卷舌音“沙”起头来译SARS有欠理想(《没有必要弃“萨”取“沙”》，刊5月3日《联合早报·交流》版)。这个问题，统一译名委员会是考虑过的。委员会主席吴俊刚先生说，弃“萨”取“沙”是为了照顾新加坡学生的华文程度(《中国为何独钟“非典”？》5月2日《交流》版)。可是徐先生认为这个理由“有些牵强”，因为最近一个时期“萨达姆”在报上天天都提，学生对“萨”字怎会陌生？加之新加坡学生压根儿就不管“萨”还是“沙”，都直接用英语说SARS。
说到翻译中的音准与不准的问题，我想这也是相对的。不同文字之间的音译，尤其是拼音文字和非拼音文字之间的语音转换，很难绝对准确，一个新译名推出后，能够约定俗成，就好了。比如AIDS，新加坡从开始到今天还是用“爱之病”，全世界华人社区，大概也只有新加坡用“之”而不用“滋”字。中国大陆一开始混用，后来规范为“艾滋病”，可是，在大陆之外的其他华人社区大多仍用“爱”字，鲜用“艾”字。“之”字也翘舌，那又怎么样？都用了20多年了，一点都没问题啊！
我看，“沙斯”和“爱之病”有异曲同工之妙。翘舌就翘舌吧，无伤大雅。
(2003年4月)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本刊略有删节)     

材料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分组终审会相继召开

本刊讯 2007年1月16-17日、1月25日，材料科学名词委“天然材料木材”“有机高分子材料”分组终审会相继召开。
中国林科院木材所叶克林所长、材料学会吴伯群秘书长参加了16-17日的“天然材料木材”专家组终审会，会议由丁美蓉研究员主持。与会人员十分认真地对天然材料木材名词逐条进行了审定，提出一些增删意见。专家们还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建议和待定的问题，包括词条名称、英文的准确性、定义语言的科学与简练等。
国家基金委副主任朱道本院士等专家参加了25日的“有机高分子材料”专家组终审会。会前专家们就总结出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以便集中讨论和节省会议时间。会上，专家们对所写名词定义进行了认真审查、讨论和修改，对每一个定义进行了仔细推敲。
自2005年4月开始审定工作以来，材料科学名词委专家分组讨论，团结协作，以对名词工作的执着和敬业精神，最终圆满完成了编写和审定任务。 (才磊)     

能否将“化学性质”简写为“化性”？

在一些中学化学练习册和某些中学化学教师的板书中，常常看到将“化学性质”简写成“化性”的现象，这种简略是一种不规范、不严密、不科学的做法。
“化学性质”是化学学科中的基本概念，是指物质在化学变化中表现出来的性质。如物质的酸性、碱性、氧化性、还原性、络和性、化学稳定性等等，物质的化学性质取决于物质的性质和结构。
“化性”是生物学中的概念，指昆虫在一年内发生代数多少的特性，在自然条件下，一年内发生一代的称为一化性，发生两代的称为二化性，发生三代以上的称为多化性。
可见，“化学性质”与“化性”是不同学科中的两个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没有任何关联，绝不能混为一谈。
河北省保定师专化学系 卢玉妹     

计量学名词委召开第三次工作会议

2006年2月7～9日，计量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工作会议。计量学名词委王秦平主任、宣湘副主任等20多位专家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首先由宣湘副主任总结计量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二阶段的工作并提出这次会议的工作任务。本次会议重点是完成计量学名词的二审任务。
本次审定的计量学名词涉及整个计量学领域。为此，委员们分为四个审定组，认真审定了本组所负责的相关专业名词，并注意解决专业与专业之间的协调问题。
计量学名词委王秦平主任做了会议总结。他重点指出：科技名词工作是国家整个计量工作的基础，非常重要。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的质量会直接影响计量工作的发展。因此，各位委员要进一步严格把关，向全国科技名词委提交一份高质量的、代表着计量科学发展水平的《计量学名词》。 (赵伟)     

本刊 1988年第2期伍铁平文勘误表

《自然科学术语研究》是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办的学术性刊物(目前不定期)，是为广大科学技术、术语学和语言学工作者探讨和研究与自然科学名词术语有关的问题而开辟的园地。我们渴望能经常地得到各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共同把此刊物办好。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多撰文，使在祖国四化大业中，在这块科技术语园地上也能开出鲜花和结出硕果，为我国科技现代化做出贡献。
为达上述目标，即为了推动自然科学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的开展，宣传这一工作在现代科学技术中的作用和意义，探讨和研究自然科学术语命名原则和方法，交流各学科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的经验，推动术语学研究，以便在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中早日实现科技名词规范化、标准化，本刊将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针，欢迎所有热心于自然科学名词工作的同志踊跃来稿。目前本刊拟在下列各领域征集稿件，备您耕耘：
1.术语学研究(包括心得体会)；
2.科技名词审定经验与探讨；
3.科技名词、术语论坛；
4.科技新术语定名；
5.科技名词、术语探源；
6.争呜与商榷；
7.与港台及海外学者讨论交流科技术语信息；
8.国外动态与资料；
9.国内动态与资料
10.批评与建议。
来稿请用钢笔书写清楚，外文用印刷体书写，附图要墨描，相似文献   

科学的需要 时代的责任——“太空”与“空间”之我见

宇宙是空间和时间的总和。在古代，根据明显的物理概念，将时间划分为年、月、日和小时，将空间区分为天和地，就完全可以满足工作和生活的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划分渐渐地不能满足需要。
我们先来看时间的划分。现代科学诞生后，首先在科学研究上，科学家需要将时间再细分为分和秒。随后，火车、汽车、轮船和飞机等交通工具相继出现，工业化时代到来了，又将分和秒的时间细分扩展为全社会的需要。而现代的科学研究，需要进一步将时间细分到微秒和毫秒。时间往大里划分还有年代(10年)、世纪(100年)和千年等。
我们再来看空间。直到飞机诞生和航空时代开始后，将宇宙空间划分为天和地仍然能满足需要。但航天技术诞生后，人们不仅可以离开地面进入空中，而且可以冲出地球大气层进入更广阔的宇宙空间，天和地的划分已不能满足需要了。从人们都接受的航空和航天的区分来看，实际上已把宇宙空间划分为“空”和“天”。对此似乎没有多少歧见。这除了有约定俗成的一面外，主要是因为有严格的物理概念界定，“空”就是地球大气层空间，“天”就是地球大气层以外的广大宇宙空间。
可能是由于“天”这个词过于生硬和缺乏口头语言的韵味，在不同场合，人们又采用太空、空间、外层空间和深空等多种称谓。“天”的范围过于广大，细分一下是必要的，但上述称谓实际上都是指“天”——地球大气层以外的广大宇宙空间。
与时间的划分一样，空间的划分也必须有精确的物理概念界定，给人们以清晰的思路，这既是科学的需要，也是时代的责任。
在已有的关于大气层以外宇宙空间的称谓中，“深空”和“外层空间”中的“深”和“外”都没有确定的物理性质界定，过于模糊和笼统。而“空间”与组成宇宙的总空间一词相同，空间的一部分不宜再叫空间，同时它也与日常语言中惯于使用的有形的和无形的“空间”相混同。本人拙见，采用“太空”一词为宜，理由有以下5点：
1.“太空”一词我国古来有之，有深远的历史渊源，而且其含义是指极高的天空，与“天”的含义相近，含有一定的约定俗成的成份；
2.对“太空”一词，我们可以赋予它“太阳系宇宙空间”的简称的含义，这样就有了明确的物理概念。目前我们的航天活动，也正限于太阳系宇宙空间；
3.可为空间的进一步划分留有余地。当人类冲出太阳系在银河系乃至河外星系活动时，我们可以相应地将“银河系宇宙空间”简称为“银空”，将“河外星系宇宙空间”简称为“外空”；
4.“太空”一词非常优美，具有诗的韵味；
5.这样明确的空间划分，完全可以与精确的时间划分相呼应。
下面谈一下关于“航天员”一词的看法。
在中国大陆，将驾驶航天器和在太空工作的人员称为“航天员”或“宇航员”。在港、台地区也有称为“太空人”的。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将宇宙航行划分为航天(在太阳系范围内活动)和航宇(在银河系乃至河外星系活动)两个阶段，因此，称“航天员”和“宇航员”均无不可。“太空人”的称谓则过于含混，容易歧解为“太空中的人”，那就与外星人混同了。
目前，“航天”这个词已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如航天事业、航天活动、航天技术、航天部、航天总公司和航天局，航天(空间)站、航天(宇宙)飞船和航天飞机等等。以此类推，将驾驶航天器和在太空工作的人称为“航天员”更顺理成章，“航天飞机上的航天员”似乎比“航天飞机上的宇航员”更一致一些。
有人将整个宇宙航行也称作“航天”，那么，“航天员”的称谓就更理所当然了。     

简讯

材料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组建筹备会于2004年11月25日在北京召开。中国材料科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师昌绪院士、理事长周廉院士、秘书长王克光教授等11名专家和全国科技名词委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一致认为，材料科学是在21世纪将取得重大发展的学科，随着新材料及其制备技术的发展，有关材料科学的名词术语十分繁多和复杂。因此，材料科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显得十分重要。会议决定在名词委统一规划和领导下，尽快开展材料科学名词审定和公布工作。会议决定在明年初组建材料科学技术分委员会，并立即进行审定和加注释义工作。
(刘青)
第二届海峡两岸动物学名词研讨会于2004年10月12～17日在台北市召开，全国科技名词委组成以河北大学生命科学院宋大祥院士为团长的代表团一行12人赴台参加会议。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共50多人。大陆代表团12位代表分别来自全国科技名词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科院动物所、河北大学等单位。台湾方面有“中央研究院”动物所、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出席。本次会议对动物形态、分类、生态学、组织学、胚胎学、无脊椎动物及脊椎动物等多个分支学科的名词进行了热烈、认真的讨论，并获得了建设性的成果。整个会议在轻松、和谐、愉快的气氛中进行，达到了促进交流和加深理解的目的。
(高素婷)     

简讯

经土壤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土壤学名词》(1998，定义版)，于1999年4月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公布出版。这次审定工作是在1988年公布的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并增加了一些新词，其中有95%以上的词条给出了定义或注释。词条总数共2080条。《土壤学名词》内容包括总论，土壤发生、分类和制图，土壤物理[学]，土壤化学，土壤生物学，土壤生物化学，农业化学，土壤生态，土壤肥力，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等八部分。
(邬江)
1999年8月24－27日“水产名词审定委员会”在上海水产大学召开了“水产科学名词”审定会，会上全体委员对近4000条水产名词中英文及定义，逐条逐字推敲。按全国名词委的要求，力争做到科学订名，一词一义，概念清楚，语言精练，用字规范，体例统一。 (李玉英)     

解读霍金效应

反思中国科学近１０年没有原始创新“从人的层面来讲，首先我要对霍金表示我的钦佩。”这是我国理论物理界著名科学家何祚庥院士说的第一句话。事实上，同为理论物理方面的科学家，何祚庥不是特别同意霍金的宇宙爆炸论。在他看来，宇宙开始于爆炸，这点霍金没说错，但宇宙爆炸以前是什么状态霍金却没有解释。这就让“宇宙爆炸论”这个理论显得有点站不住。“但霍金的‘黑洞三定律’我却很赞同。他的研究给了国际理论物理界不少启发。”何祚庥院士在对宇宙爆炸论提出自己看法的同时，也高度肯定了霍金为理论物理作出的贡献。何祚庥院士还谈到…     

钟南山质询药监局

一向以有性格著称的钟南山院士,“两会”上一句“药监局的领导来了没有”再显直言本色,直指“兄弟单位”国家药监局。面对应声而答的国家药监局的一位副局长,他说:“我要问一问,现在药品名称这么多,我临床45年,有的药我都叫不出名字,这么多新药是怎么出来的。”《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钟南山随后说,同一种药能有十几到几十个名字,往往是一个药品换个“行头”改个名,摇身一变成新药,“身价”就立刻飙升。“我就想不明白,这些批号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这位著名的医生认为,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多种,药监局也有责任。钟南…     

简讯

全国名词委“外国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于2000年10月23日在北京召开译名协调会。
外国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主任吴钟灵先生主持了会议。首先，全国名词委副主任潘书祥介绍了全国名词委目前的工作进展情况及其已取得的成绩，随后，由与会专家对航空、航天、水产、土木工程等学科的以外国科学家命名的译名术语，逐条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定名。会上，专家们对译名协调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如：今后各学科上报的译名，应严格标注国籍、生卒年月、研究领域，外文拼写一定要准确等，希望其他学科在汇集术语时，尽量提供详尽的数据、资料。
本次会议增补王弄笙女士为译名委员会副主任。协调会发扬了严谨、科学的学风，增进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 (邱碧华)     

钱学森之问—高校为何培养不了大师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已成一个时代的追索。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椿萱、沈德忠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伟平就钱老留下的问题，分别接受了采访。表达他们的观点。     

动态

为终审作准备材料科技名词委召开工作会议本刊讯为了能在2007年一季度召开“全国材料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终审会议”,材料科技名词委于2006年11月24日召开了汇报协调会,师昌绪院士等20多名专家出席了会议。吴伯群先生主持会议。与会专家就会议提出的问题共同进行了探讨。师昌绪院士提出,加快审稿进度,为召开终审会议作好准备。会议赞同这一安排。(才磊)动态第二届农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本刊讯2006年12月16日,全国科技名词委第二届农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在京召开。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第二届农学名词审定委员…     

是“萨斯”还是“非典”

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奋力抗击“非典”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随着疫情的发展,研究的进展,SARS一词也渐渐见诸媒体并有不断扩大之势。这就迫使人们选择,在表述这个病时是说写“非典”(FD),还是说写SARS(萨斯)。窃以为应该尽量使用前者避免后者。首先,此病最早发现于中国,时间在2002年11月,罹病者是中国人,发现者是中国医学家钟南山,发病地、发现地是广东佛山,随后才发现于亚洲其他地区主要是东南亚地区。我认为,最早发现地、最早发地、与疾病起源地是很有区别的,不必讳言也是有密切联系的。退一步说,即使二者一致,那么中国也是无辜的受害者,不应负任何道义责任。其次,中国是疫情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中国是抗击“非典”的最主要战场。第三,中国还是对此病防治水平最高、科学研究领先的国家之一。第四,中式名称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汉语拼音Feidian,缩写为FD)较好地反映了该病的临床症状。我们知道,典型肺炎或传统肺炎中最常见的为大叶性肺炎,多由肺炎双球菌引起。其他较常见的还有支气管肺炎(又称小叶性肺炎)、间质性肺炎、休克型肺炎(又称中毒性肺炎)等。上述肺炎有个共同的显著特点,即基本不传染或传染性极弱。新出现的非典型肺炎的传染性极强,有较高的死亡率(相对于典型肺炎)。正是基于这种新型肺炎与典型或传统肺炎迥然不同,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呼吸疾病研究所研究员钟南山为首的中国医学家才最早把它命名为非典型肺炎(据钟院士说,最初曾称过不明病因肺炎、传染性肺炎等)。现在还有少数专家如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流行病室的曾光认为应该称“急性病因不明肺炎”。第五,SARS为英语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的缩写,可音译为“萨斯”,意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这个名称由意大利医师厄巴尼提出。他是“无国界医生组织”意大利分部主席。2003年2月他在越南河内“法国医院”工作时发现了一例“非典”患者,他随即命名为SARS,并向国际卫生组织汇报,后得到批准。在医治病人的工作中,他也不幸染上了“非典”,于3月29日在曼谷不幸光荣殉职。但笔者认为这个名称的表述不如中式名称科学。人的呼吸系统中最关键的器官是肺。“非典”患者虽整个呼吸系统都有症状和反映,但肺部发炎是最明显、典型、核心的症状,是否有多叶损害也是确诊此病的基本标准。所以“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语义相对模糊,“非典型肺炎”则一语中的。再者,厄巴尼的发现和命名也晚于钟南山。第六,西方国家目前疫情很轻微,而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疫情较重。我国台湾地区现在仿效SARS的日语译文“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称其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香港地区则一般也称为非典型肺炎,有时也夹用SARS。其他有疫情的东南亚国家并非都称该病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本国语)。只是在国际交流和合作中,鉴于英语的影响和作用,才用SARS这个词来沟通和统一认识。我们在对外报道、国际交流和合作中,当然无妨用SARS,但完全不必在汉语文中夹杂使用SARS。第七,从语文的角度看,“非典型肺炎”比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更简扼。有人或许说,后者可缩写简称为SARS;但前者也可缩写简称为“非典”甚至“非”,例如说：不要谈“非”色变。它的汉语拼音为Feidian,甚至可缩写为FD。FD也比SARS更简扼。在汉语文中不夹杂外语词汇也践行了国家的语言文字方针政策,维护了民族语言文字的纯洁、科学、尊严和优美,继承和发扬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十六大”的全部文件均没夹用一个外文词。所以我们应当学习和跟进。第八,从疾病史、医学史的角度看,一种新病的出现、流行,被正确认识、正确命名、广泛接受,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其中,也蕴含着一种医学文化和民族文化,也存在着一些公平竞争。综上所述,由于此病发现于中国,可能起源于中国,中国的防治和研究水平领先,中式名称早于西名,中名比西名更简扼,病名也蕴含着医学文化和民族文化、包含着公平竞争。为维护民族语文的纯洁、科学、尊严和优美,为捍卫中国医学家的发现权、发明权、术语权,我们在汉语文中应大说特写“非典”(FD)而不说不写“萨斯”(SARS)。(2003年5月)     

对SARS制定科学术语的意见

从去年底先在我国广东 ,而后在国内外许多地方发生并流行一种特殊的肺炎 ,可以说是突如其来 ,而且来势汹涌 ,以致我国医学界仓促上阵 ,连其名字都未能深加考究。在紧急情况下将其称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国内外对这种“怪病”的研究和认识不断地深化 ,专家们对它的称谓就有了变化和分歧。关于“非典”这一名称 ,几乎所有的专家都不认同了。有人建议叫作“传染性冠状病毒肺炎” ,还有人称其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更多的专家建议定名为“萨斯病”(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英文缩写为SARS) ,有利于与国际接轨。也有的专家认为叫“萨斯病”同叫“非典”一样 ,都不科学。众说纷纭。为及早给这种疾病确定一个科学的名称 ,我编辑部特组织专家进行讨论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郑绵平：唤醒沉睡的盐湖

采访郑院士是在一个周末的上午，当记者按约定时间赶到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的时候，他已经在紧张工作了。“难道郑院士在休息日也正点上班”？面对记者的疑惑，郑院士爽朗的告诉记者，“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办公室度过的”。看来，外界有关他是“工作狂”的传言实属不假。     

大气科学名词委工作会议召开

“大气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工作会议”于2006年3月1日在北京中国气象局召开。会议商定7月份进行修订1996年出版的名词书及新增词条的定义审定工作。会议还对海峡两岸共同收集的新词进行了筛选。

(李玉英)     

关于莱布尼茨的一个误传与他对中国易图的解释和猜想

许多年来，在我国流行这样一种误传：莱布尼茨是看到《周易》，受到八卦符号的启发才发明了二进制算术。本文根据历史文献说明莱氏早在１６７９年就已写出关于二进制算术的论文草稿，而在１７０３年看到宋代邵雍所制的“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之后才立即修改和发表了他的二进制算术论文。本文进而对莱布尼茨关于伏羲已创建二进制算术的猜想作了分析，并根据历史事实和现代科学认识论述了莱布尼茨对中国易图符号所作解释的实际意义。     

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是以含油植物、动物油脂以及废食用油为原料制成的可再生清洁能源，也称为“再生燃油”，是最有希望发展成为石化燃料的替代能源。它是一种含氧、基本上不含硫和芳香烃的“绿色”可再生燃料，性质与石化柴油相近，储运使用更安全，润滑性能优良，燃烧后不会污染空气。
制作生物柴油主要采用3种方法：化学碱法、超临界方法和酶法。化学法的特点是工艺简单，但对原料有选择，不是用于酸值特别高的废油脂；超临界方法也是发展方向，因为它不需要催化剂，但设备要求高，适合于大规模装置；酶法是一种新的清洁生产工艺，优点是对原料没有选择性，设备简单，能耗低，而且环境友好，但是成本较高。前两者方法应用较为普遍，现在各国都在加大对酶法的研发。目前，北京亦庄已建立了500吨的酶法生物柴油生产示范基地。
(摘自《科技日报》 文/陈磊 摘/张翠霞)     

使用汉语拼音法规范中国人名外译

随着我国对外交流进一步扩大，中国人名如何外译引起社会上的不少争论，在采取何种译法这个问题上，有人主张中外结合，如将王大卫译成David Wang；有人主张结合西人读音，如沿用威妥玛式拼法，如将孙东译成SUN TUNG；在姓和名的顺序问题上，有人认为应该名在前，姓在后，有人虽认为应该姓在前，名在后，但又建议在姓和名之间加上分隔符。在如何处理双名问题上，有人提议使用分隔符号，如将陈彬文译成Chen Bin-Wen。至于在大小写的问题上更是莫衷一是，意见的不一致导致在实际操作中五花八门，加之港澳台和海外华人译名风格的影响造成了中国人名外译上的混乱，给我们的国际交流活动带来了不便。
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造成在人名拼写上的习惯不同，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些单位和出版物没有能够很好地贯彻国家有关法规。我们认为，在中国人名外译问题上，应该依照《汉语拼音方案》和《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等法规，采用汉语拼音方式来规范中国人名外译，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出台《拼音法》。
从民族文化传统来讲，中国人把姓氏摆在名字前面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姓名的使用和书写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没有必要根据西方人的习惯将姓名的顺序颠倒。再者，汉语拼音采用拉丁语系的写法，在实际运用上并不困难。
从政策法规方面来讲，我国在国人姓名外译问题上实际上已有明确规定。例如，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74年5月发布、1976年9月修订的《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明确规定：“汉语姓名分姓氏和名字两部分。姓氏和名字分写(杨/立，杨/为民)”；“复姓连写：(欧阳/文)”等。那么，“姓在前，名在后”，“双名连写，中间不加短横”等原则也是规定了的。国务院1978年9月批转文字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国家测绘总局、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所附的“实施说明”明确规定“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的中国人名地名，适用于罗马字母书写的各种语文，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世界语等”。同时规定：“一些常见的著名的历史人物的姓名，原来有惯用拼法的(如孔夫子、孙逸仙等)，可以不改，必要时也可以改用新拼法，后面括注惯用拼法”，“海外华侨及外籍华人、华裔的姓名，均以本人惯用拼法为准。”
外交部于1978年12月1日通报各国驻华外交代表机构：从1979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外交文件译文将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外交部翻译室作为外交文件翻译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多年来一直是严格按照这一规定行事，效果也是显著的。
应该进一步指出，汉语拼音方案目前已由我国的国家标准发展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77年9月，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决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用罗马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通过决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在文献工作中拼写有关中国的专门名词和其他词语的国际标准。因此，用汉语拼音来拼写中国人名也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标准。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公民所持护照的英文名字都是依照汉语拼音方案拼写的；国外新闻媒体在报道我国情况涉及人名地名时，其读写顺序和我们一样，例如，北京以前的英译是Peking，在我们按拼音改成Beijing后，现在世界上都用Beijing。其他的许多例子就不再一一列举，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人名外译有没有规范，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坚持有关规范，也就是坚持用《汉语拼音方案》和《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等来统一中国人名外译标准。
综上所述，语言文字的使用体现了国家尊严，民族感情以及建立在一定习惯基础上的文化内涵。在中国人名外译问题上我们应当认真遵循现有规范，不可各行其是。另外，既然已经有了相应的技术法规，我们就应当严格依法行事，这也是一个法制社会公民的义务。同时我们也认为，一些具有建设性、合理性的意见也值得有关主管部门进一步加以研究，为今后修订有关法规时有所参考。我们相信，随着我国法制日益健全，以立法形式，例如通过制定《姓名法》进一步规范中国人名外译标准将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