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治主义的合法性辩护

为技治主义辩护关涉技治主义与工业社会的关系、技治主义过时论的批判、技治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以及技治主义在后现代重建新的公共秩序的可能性等问题。技治主义不是以工业社会为条件的政治思想,它是人们基于技术化社会进程的不可逆性,对于理性化社会中科学技术、可靠性、高效率的意义和本体地位的哲学概括。时下流行的技治主义过时论未能切中技治主义的哲学前提和合法性基础。技治主义不仅不与民主相矛盾,而且是经由社会的工业化民主自身实现的一种新范式。面对后现代的公共舆论,技治主义可以通过民主机制的转变与公共领域的转型重塑后现代公共领域,重建一种后现代公共秩序。     

工程与社会正义——开启工程研究的政治学之维

工程活动如何实现公共善一直是工程伦理学关注的主题,然而,由于工程产品是依靠公共力量与资源来实现的,公共权力的介入乃至"政治性诱致"就不可避免。现实生活中的"政绩工程"造成了工程成本与收益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不仅损害了公共利益,而且破坏了社会正义原则,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合法性危机。因此,仅仅从伦理学角度强调工程师所担负的伦理责任固然重要,但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工程活动中的权力因素与政治机理同样不可或缺。故而,从相对成熟的工程伦理学走向隐而未发的工程政治学,为解决工程与社会正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科技决策中的公共知识生产

事实判断和价值分配是决策的两大基本要素,而知识是事实判断的基础。科技决策中,由于事实本身的多重维度以及价值与事实的缠绕,往往会出现多种关于事实判断的知识主张,理性的科技决策应当以"公共知识"作为决策相关事实判断的基础。公共知识是对决策相关事实的多维度的共识性理解,具有科学合理性、经济公有性和政治合法性。公共知识作为具有特定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倾向的多元行动者相互博弈的产物,经历了提出、辩论、整合和合法化等生产过程。公共知识生产是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社会行为,各个社会中都有各具特色的公共知识体系,可以从行动者及其角色等八个方面把握其特征。     

科学与文化样态的关联:福柯对科学权力性的消解

科学因其现代性的根基地位成为现代社会关注的中心问题。福柯以考古学的方式着重审查了科学知识背后所遵循的深层结构与法则,在话语实践所构建的复杂网络体系中重新把握了科学和科学史。现代科学在一切知识和行为中与权力互相蕴涵,共同主宰着人及其周围世界的命运,整个社会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因科学的存在而被无处不在的"权力的眼睛"监视和控制。为了消解科学的权力性,福柯提出了生存美学思想,试图将科学和其它文化样态相关联。惟有在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平衡好科学与其它文化样态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深入理解科学合理性问题。     

科技决策相关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的演变

作为科学、经济和政治三个公共场域交互作用的产物,科技决策相关知识应当是一种"公共知识",兼具科学合理性、经济公有性和政治合法性等三重公共性。为化解科学不确定性和知识经济化引发的公共知识的公共性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传统"科学家真理代言人模式"到"专家与技术官僚共谋模式",再到"公众参与模式"的演变。我国科技决策相关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不同的演化轨迹,当前"官僚主导-专家论证"的生产模式已陷入公共性危机,应同时提升专家理性和扩大公民参与。     

从私人知识到公共知识的建构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出现彻底击碎了"知识(含科学知识)是真理"的传统观念,完成了知识从"发现"到"建构"的变革,但在知识建构过程解释上仍然是混乱的不能系统回答的黑箱,主要是因为没能处理好知识建构的"科学化"与"社会化"两个环节的关系问题,两者混谈导致理论混乱,原因在"科学知识"被等同于"公共知识",根源于"私人知识"与"公共知识"及其互动关系理解上的误区.     

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

知识民主化的思想与实践形成于20世纪末,回应了20世纪中叶以来大科学发展中社会因素的彰显以及科学知识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从而深刻影响了公共决策。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要求公众参与知识生产,利用公众掌握的地方性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优化公共决策;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知识的预设性偏见和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上,通过采取一定的知识民主化程序,对专家知识与公众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进行有效调和,以服务于风险社会下日益复杂的公共决策需要。     

良序科学与良序社会——基于罗尔斯“理想理论”的考察

"良序科学"理论借鉴罗尔斯的"良序社会"构想,提供了一个现代社会中科学研究的理想组织方式。然而,"良序科学"却超出了其作为"理想理论"的设定,试图直接指导科学政策的实践,这导致了其论证过程中的自我矛盾。"良序科学"与"良序社会"为审视现实的社会正义和科学探究提供了完善的"标准",但都无法用来指导制度设计。     

再论科学的规范结构

发现科学共同体和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是理解科学规范结构的关键。近代科学职业化过程中形成了科学共同体与政府、社会之间以生产公共知识为使命的“集体契约”，学院科学也成为科学的主要表现形式。默顿提出的科学规范结构理论体现了科学共同体维护这种“集体契约”的自觉意识。随着“后学院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科学共同体正在发生分化，科学家与政府、社会之间开始形成多样化的契约关系，并进而形成服务于不同契约关系的多元化的科学规范。     

“科学”与“宗教”概念的演变——评彼得·哈里森《科学与宗教的领地》

"宗教"和"科学"这两个文化范畴对于理解现代性的本质及其遗产最为重要,但我们现在理解的"科学"与"宗教"都是相对晚近的观念,是在过去三百年里在西方出现的,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科学"和"宗教"这两个概念起初都是指个体的内在品质或者说"德性",到了16世纪则渐渐成为首先通过教理和实践来理解的东西,成了命题式信念系统,这种客观化过程是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前提。关于科学与宗教的传统叙事,无论是冲突、独立、对话和融合,都无法刻画"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这是因为,"科学"和"宗教"并非划分文化领土的自明方式或自然方式,它们既不是人类的普遍倾向,也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特征,而是因为独特的历史情况而形成的。无论是持冲突观点,还是持融合观点,都同样巩固了"科学"与"宗教"的现代边界。     

知识民主及其特征与局限

知识民主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以来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但就知识民主的民主形式及特征还缺乏系统探讨。历史上民主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古希腊直接民主到近代代议制民主再到当代的协商民主。在知识社会中,依托于知识这一中心资源,需要发展一种在知识生产、传播和运用阶段容纳所有主体平等参与和理性协商的民主形式,即知识民主。知识民主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多元主体参与、理性协商和知识的平等共享。作为一种规范的民主形式,知识民主在实践过程中有其局限性。     

环境治理中的科学与民主:争论与关系建构

科学和民主是环境治理中缺一不可又矛盾性的维度。二者从知识论和合法性角度介入环境治理中,提出优先顺序不同甚至是排斥性的主张。然而分析揭示无论科学还是民主都无法垄断环境治理中的知识和合法性话语。需要以综合性视角,通过新型知识生产模式和综合性合法性来建构两个维度间的沟通、协调关系,辨识科学和民主发挥积极作用的具体情境,并创造有利的对话环境,以实现知识的有效利用及环境治理综合效果和合法性的提升。     

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三波”理论研究

科林斯的"第三波"理论试图挽救被SSK所破坏了的科学知识的专业性形象,在建构论的基础上重新恢复科学在社会领域中的内行性质。"第三波"构建了不同于默顿科学社会学和SSK的"专家知识"概念体系,将科学的建构特质与内行特质整合起来,并基于此回答了困扰学界的"延伸问题"。第三波为人们反思默顿社会科学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的社会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明”之检讨——古印度知识传统探析

"明"是印度知识传统中的核心象征,它往往被研究者理解为"科学";通过这种欠缺检讨性做法,现代自然、社会、人文科学言说中的印度知识传统获得了各种与现代科学类似的范畴。但是,将西方知识传统的范畴应用到印度知识传统,无益于人们了解印度本己的知识经验。通过对古典哲学中"科学"与印度语境中"明"的回溯,可以看到:"明"不是科学,而是纯粹的技艺,印度知识传统中并没有古典哲学意义上的理性科学。     

单向度的公众——论科学传播中体制化科学对公众形象的表征与消解

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科学家群体认为公众不信任科学是由于缺乏相关科学知识而产生的感性的、情绪性的、缺乏理智的反应。这种科学专家与一般公众的范畴区分是对十七世纪以来精英与大众的社会范畴的延续。事实上,公众与科学家所表征的单向度形象并不符合,公众对科学以及科学风险的理解是具有理智实质性的。科学家对公众的还原实际上反映了其自身自我反思性的缺乏。在协商民主的目的 -工具知识的劳动分工的理念中重新理解科学家与公众的关系,为有效的公众参与科学提供了可能性。     

科学精神的启蒙——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传播

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然科学家和人文思想家所做的科学传播,分别从不同角度系统阐述了科学精神。以自然科学家为主的科学传播者,在知识、方法和社会建制三个层面上,系统阐述了科学所蕴涵的求真精神,而以人文思想家为主的科学传播者,又从批判传统文化、开启民智、推进民主三个角度系统阐述了科学精神的作用和影响。由此,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传播,开始触及到科学的灵魂,实现了科学精神的启蒙,从而为中国科学的发展和文化的革新,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     

何去何从:当代中医学发展的路径之争及知识学反思

当代中医学的发展表现出"处江湖之远"的传统中医和"居庙堂之高"的现代中医两种典型的群体形态和发展路径。中医学知识是一种介于默会知识和编码知识之间的特殊类型的知识,在从私人知识转化和创新成为公共知识的过程中,其知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必然会面临着冲突与抗争。从知识生产的视角对此予以理解和做出阐释,有利于更加理性、公允地审视和勘察这些矛盾的本质,从而在路径抉择上兼容并包、执两用中。同时,基于物质科学、信息科学与生命科学的发展趋势,中医学发展的传统与现代路径之间将会在哲学层面上克服绝对冲突,转而在知识生产方式上产生深度沟通、自然扬弃,推动中医学在不同路径之中获得发展和进步,乃至产生一条崭新的共同路径。     

科技决策视阈下的公众参与——“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协同分析

精英主义下的民主参与强调的是由公众代表人的集体意志表达出的标准科学图景的镜像,而参与式民主的公众参与是从社会视角对争议性议题分析而表征出的常识,两者的分歧在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中形成诸多困境。早期的代议制政府主张的精英主义限制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平等权利;科学划界在科学知识与替代性知识之间形成的界线,引起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分歧;公众参与在实现政治合法化之后,却引起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范围界定的问题。通过分析"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分歧的渊源,认为基于自由主义的认知分工,遵循"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功能导向的差异性,依据"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知识规范体系的协同分析模式,建构多元利益攸关群体之间的良序的互动机制,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以及政治决策的合法性。     

全球变暖是如何被否认的?

公然否认全球变暖的特朗普政府明显拒绝客观事实和证据支持的科学。科学在政府决策中扮演的角色逐渐被消解和抹杀引发了众多科学家的不满,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空前紧张。在情感信仰高过客观事实的非理性社会背景下,以否认全球变暖为主的伪科学主要通过以下四种策略建构自身:(1)以社会资本代替科学资本;(2)利用不确定性编造争议;(3)有意挑选证据,妄称科学革命;(4)利用媒体和网络,声称认知民主。厘清全球变暖否定论的社会建构过程有助于我们认知伪科学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也为我们更有针对性地捍卫科学权威提供了方向和路径。     

论科学与文化的社会互动

对科学与文化社会互动理论的研究是科学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这篇文章主要试图探讨这一理论中科学作用于文化的机制,分析科学、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作用于文化的社会后果与社会条件。1.科学作用于文化的机制1.1 科学与文化的社会互动按照社会系统理论的观点,科学与文化可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在文化社会系统中,系统的结构一般分为四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