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对湖岸生态种植业的发展研究

2011年1月,鄱阳湖水利枢纽“六大课题”研究成果通过专家验收评审。江西省将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作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核心工程,正在积极的立项推进中。枢纽工程“控枯不控洪”,水利枢纽与湿地保护区综合考虑,将湖水水位控制在16米左右,本文就枢纽工程建成后对鄱阳湖区域种植业的影响进行分析,前瞻性地研究并提出区域生态种植业的发展模式与措施。     

马岗鹅繁殖活动调控和反季节繁殖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广东省作为我国的鹅生产和消费大省之一，年出栏约4000万只商品肉鹅。然而与产业化进程飞速发展的养鸡业和养鸭业相比，养鹅业仍然非常落后。造成这一问题的一大原因是鹅的繁殖性状。为了促进养鹅业的发展，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鹅生产技术研究开发课题组，决定研究广东省饲养的代表性鹅种——马岗鹅的繁殖活动调控机制，在此基础上开发调控繁殖活动的生产技术，并应用于指导养鹅生产实践。     

2003年我国科技名词聚焦

科技名词,作为一种符号表征,在承载知识的同时,也衍射出社会万象。因为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总会在这个社会使用的语言中留下痕迹。2003年是我国科技、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一年,但是,也可以说,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多事之年。编辑部对2003年诸多事件进行了梳理,从中提取了出现频率较高的名词,并结合事件进行介绍,从科技名词的角度来对已经过去的2003年作以回顾。传染性非典型肺炎2002年11月在我国广东省部分地区悄然出现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始发期后,扩散到我国内地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全球共波及亚洲、美洲、欧洲等32个国家和地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03年8月7日公布的疫情,全球共报告“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8422例,死亡916例,中国内地总发病数达5327例,死亡349例。该病的流行给我国2003年二季度的国民经济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也给当时百姓的生产、生活秩序带来一定影响。全社会都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给予极大关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取得了防治“非典”的阶段性重大胜利。“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是由SARS冠状病毒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其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临床上以发热、乏力、头痛、肌肉关节酸痛等全身症状和干咳、胸闷、呼吸困难等呼吸道症状为主要表现,部分病例可有腹泻等消化道症状;胸部X线检查可见肺部炎性浸润影;实验室检查外周血白细胞计数正常或降低;抗菌药物治疗无效是其重要特征。重症病例表现明显的呼吸困难,并可迅速发展成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其传播方式为：近距离呼吸道飞沫传播,含有“SARS冠状病毒”的气溶胶经空气传播、手接触传播等。“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在定名上似乎还可以商榷,随着对该病研究的深入和认识的提高,也许会给该病起一个更确切的名字。艾滋病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出现,至90年代被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为规范名词,可以说,它不是新词。但是,基于如下理由,我们认为它仍然是2003年的焦点名词。2003年12月份,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在2003年里,全球有300万人死于艾滋病,500万人新感染上艾滋病,达到了历年来的最高峰。日前,据我国卫生部报告,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万人,其中艾滋病人约8万例,居亚洲第2位。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据估计将以30%的速度增长,2010年达1000万！中国正面临艾滋病发病和死亡高峰期。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地坛医院,与艾滋病患者交谈;吴仪副总理走进了中国有名的艾滋病村——文楼村两户艾滋病患者家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清华的讲坛上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拥抱,赢得众人瞩目。我国著名科学家何祚庥、曾毅、钟南山等22位院士联名呼吁社会各界关注防治艾滋病的“121联合行动计划”,为艾滋病防治、科研事业捐助善款;重庆市红十字会等组织出资救助4名“艾滋孤儿”,让人备感社会真情。2003年,艾滋病感染者的犯罪现象也比较突出,杭州警方从扒窃人员中累计查出了100多个自愿感染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而感染的原因居然是为了逃避警察抓捕。如何处理此类犯罪嫌疑人或罪犯,公众拭目以待。外来种入侵食人鲳撕扯活鱼的情景,不知让多少人心惊胆颤,这种号称“水中狼族”的小鱼,就是外来种。外来种,是经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一个规范名词。对外来种入侵的关注,在去年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外来种入侵的主要危害是导致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根据国家林业局的调查,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外来有害植物107种,外来害虫32种,外来病原菌23种,这些有害外来种已经入侵了我国大多数生态系统,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心腹之患。目前已有16种外来种在我国形成严重危害,据统计,松材线虫、湿地松粉蚧、松突圆蚧、美国白蛾、日本松干蚧等森林入侵害虫严重发生与危害的面积在我国每年已达150万公顷左右。稻水象甲、美洲斑潜蝇、马铃薯甲虫、非洲大蜗牛等农业入侵的害虫近年来每年严重发生的面积达到140万至160万公顷。由此造成的农林业直接经济损失每年已达574亿元,相当于海南省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入侵我国东北、华北、华东、华中的豚草,入侵西南地区的紫茎泽兰和飞机草,入侵广东的薇甘菊,在我国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作饲料引进的空心莲子草(水花生)与凤眼莲(水葫芦)、沿海省区引进的大米草等疯长成灾,侵入草场、林地和荒地,形成单种优势群落,导致原有植物群落的衰退。我国专家呼吁要求严格防止和消灭外来入侵有害物种。而我们普通百姓应该怎么做呢？至少,你从国外带回一束鲜花或一只蜗牛之前,您一定要想想会不会有什么后果。井喷可以肯定,2003年岁末发生在中国重庆市开县,造成230多人死亡的“12·23”气矿井喷特大事故,在环境和人的价值被越来越看重的新世纪,使井喷也成为众人瞩目的名词。井喷是石油或石油气开采中非常忌讳的事故。钻井时要把泥浆注入井管来平衡地下地层对油气的压力。但是,当勘测时对地下压力测试不准或注入的泥浆密度太低,或出现地层压力突然变大等情况时,井管中的油或气喷出地面或流入井内的其他地层就发生了井喷。井喷往往伴随着有毒气体的着火,造成对环境和人较大的危害。井喷发生后对其控制的方法叫压井,压井主要有司钻压井法和工程师压井法,司钻压井法是先把井里的气或油排出来,再用重泥浆替换原来太轻的泥浆,这种方法需要时间较长,在加重设备不足的时候时常使用。工程师压井法是在计算好需要泥浆的量以后一次性打入井管的方法,这种方法较快,但物资上必须有保证。虽然类似的气矿井喷事故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两起,但这次造成的危害和灾难是空前的。井喷,一个让人心情沉重的名词。龙芯“龙芯1号”中央处理器(CPU)2002年9月28日在北京的正式发布,“龙芯”两个字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龙芯2号”中央处理器(CPU)于2003年12月20日的正式亮相,使“龙芯”更深深地印在公众的心中。我们总是对新生事物充满期待,对襁褓中的婴儿寄予厚望,那么更有理由盼望“龙芯”在祖国科技工作者的精心照料下,早日长大成才。“龙芯2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可用于桌面和笔记本个人计算机(PC)的通用中央处理器(CPU),其主要应用目标是Linux桌面PC、安全服务器、网络防火墙等,其低功耗的版本也可以用于网络计算机(NC)、无盘工作站等瘦客户机。它是国内第一个也是目前惟一的一个64位通用CPU,直接面向高端市场。到2004年中期,采用0.18微米的工艺,实现主频500MHz、SPEC CPU 2000测试分值超过300的64位通用CPU芯片。SPEC分值的指标意味着这款芯片的实际性能是龙芯1号实测性能的10～15倍。“龙芯”的成功,意味着我国在核心芯片领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完成了一个历史的跨越。对国家政治、经济、信息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大大推动我国的集成电路产业,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龙芯”作为术语恐有牵强之感,但它在2003年给予我们强烈的冲击和太多的期待,使我们难以割舍。不对称数字用户线中国电信“宽带极速之旅2003”活动于2003年5月15日拉开帷幕。“无限宽带梦想、星空闪耀光芒”在我国掀起了一波宽带浪潮,萦绕在众多国人心中许久的宽带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2003年中国宽带市场爆发出空前的活力,宽带的用户数量开始急速攀升,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宽带用户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伴随宽带进入我们视线的曝光率最高的一个术语就是ADSL。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宽带甚至就等于ADSL。那么,ADSL到底是什么呢？ADSL是DSL(数字用户线)家族中最常用,最成熟的技术,它是英文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的缩写。汉语的名称应该是“不对称数字用户线”。它是运行在原有普通电话线上的一种新的高速宽带技术。所谓不对称主要体现在上行速率(最高1Mbps)和下行速率(最高8Mbps)的不对称性上。它因其下行速率高、频带宽、性能优等特点而深受广大用户的喜爱,成为继调制解调器(MODEM)、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之后的又一种全新、更快捷、更高效的接入方式,被欧美等发达国家誉为“现代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快车”。干细胞2003年12月4日,北京人民医院,由志愿者杨曦捐献的造血干细胞输入湖北白血病患者胡朝辉体内,这是北京首例同城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干细胞,因其不可估量的医学价值,更因其饱含着血浓于水的人间真情感动了千百万人,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名词。干细胞(stem cell)是一类具有自我复制和多分化潜能的细胞,保持未定向分化状态并具有增殖能力,在合适的条件或给予合适的信号,可以分化为许多不同类型的具有特征性形态、特异分子标志和特殊功能的成熟细胞。造血干细胞可从血液或骨髓中分离,能分化为血液和免疫系统的各种细胞类型,可有效治疗白血病、淋巴瘤和某些遗传性血液病。现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与以往的骨髓移植有所不同,采用将造血干细胞从骨髓中动员到外周血液中的方法,通过血细胞分离机采集造血干细胞,其余的血液回输到供者体内。非血缘关系的HLA(人类白细胞抗原)配型成功的概率只有四百到一万分之一,甚至只有几十万分之一。干细胞技术是当今生命科学领域最前沿的高新技术,可能干预治疗一些临床难以治愈的疾病,如脊髓损伤、帕金森病、肝衰竭和癌症等,给人类战胜顽症带来了新的曙光。火星大冲火星一直是备受人类关注和令人充满遐想的星球。中国古代称火星为“荧惑”,意为荧荧像火,轨迹古怪,亮度变化大。2003年8月27日,这颗红色的星球迎来了6万年来与地球的“最亲密接触”,距离仅为5580万千米(而在去年的同一时间它们的距离为4亿千米)。8月29日,火星、地球与太阳几乎成为一线,形成了火星大冲的天象奇观。火星在大冲前后,亮度达到-2.9级,成为夜空中最耀眼的明星,吸引了全世界无数天文学家和天文爱好者的目光。冲(chōng)是天文学术语,其定义是当一个移动天体在天球上的黄道坐标中的经度(称为黄经)与太阳的经度相差180°时的天象。因此,只有地球公转轨道之外的太阳系天体才可能出现“冲”。亦即当外行星(轨道在地球轨道之外的大行星)或小行星运行到地球同侧,与地球、太阳形成一条直线时称为行星“冲日”,简称“冲”。火星冲日指火星、地球和太阳三者间相互运动而产生的一种天文现象,每780天一次。因为火星的运行轨道是一个椭圆,地球运行轨道也是近圆,当火星冲日发生在火星的近日点时,距离地球较近,叫做火星大冲,火星大冲平均15～17年一次。这一次的火星大冲恰恰又发生在地球的远日点,再加上地球轨道平面与火星轨道平面间的角度非常小等因素,使得这次火星大冲成为6万年来最近的一次,而下一次与火星如此亲密的接触要等到公元2287年了。天文学界针对此次火星大冲进行了许多火星观测活动,人们用望远镜观测到了平常看不到的火星景观,这对天文学家和天文爱好者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利用火星如此接近的距离,2003年6月,欧洲的“火星快车”、美国的“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探测器先后飞向火星,这可以节省大量的燃料。现在,“火星快车”已顺利进入环火星轨道,“勇气号”和“机遇号”也已成功登陆火星。借此次火星大冲的契机,人类开始了探索火星的新一轮热潮。载人航天“载人航天”一词,因2003年10月15日8时我国首次成功发射了“神州”5号载人飞船这一伟大历史事件,而成为2003年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这个词随着航天员杨利伟胜利飞向太空,使它承载太多、太浓重的内涵。它充分表明：中华民族上天的千年梦想,一朝实现了;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是一个深具伟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登上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强国之林。我们自豪地宣布：中国开始步入太空时代。它激励、振奋了中国人和全球华人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这次发射的飞船一开始就瞄准了当代最先进的第三代飞船——3舱式载人飞船,即由轨道舱、返回舱、推进舱和1个过渡段组成。载人飞船的发射、运行和返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系统的支持与保障。我国载人飞船工程是由载人飞船系统、运载火箭系统、航天员系统、应用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通信系统和着陆系统等7个系统组成。数字电视更清晰的画面,500多套的电视节目,与电视实现互动——这是数字电视给我们勾画的未来场景。这种场景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已能听到她越来越近的脚步声。2003年9月,数字电视已开始在北京试播。2003年6月广电总局发布了《我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时间表》,按规划,2008年全国部分地区实现高清晰数字电视播放,2010年全国基本实现数字电视播放。数字电视是电视数字化和网络化后的产物。其图像质量可以达到演播室的质量水平。传统的模拟电视看不到的,数字电视能看到,模拟电视做不到的数字电视做得到,这就是数字电视的独特之处。     

几个学科术语溯源初探*（上）

汉语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古老文明的产物。善于表达深邃的哲理概念,这在诸子百家的著述中有充分的反映;善于表达或发掘沉深细腻的情感,历代诗词歌赋中,醢藏着生动的蓄意和叙情;善于记载和传播精确微妙的知识内容,古籍中还记述大量而丰富的利技知识,显示着中国古代学者们的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内涵。汉字是建立在标识原理(logographic principle)之上,属于表形、表意性文字,具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特点,其演变经历了甲骨文、金文、铭文、小篆、隶、楷几个阶段。汉字为单音节,属声调语言,其信号可以迅速以频谱分析处理。汉字以单体书写,呈两维方形矩阵,字体千姿百态。近年来从500多种汉字编码设计方案中,汉字反映出有传递信息量大的特点。汉字起源与演变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有专门队伍,可以说具有光荣的传统,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古代称之为“小学”,清代末称之为“文字学”;解放后,五十年代称之为“汉字学”,并有其专业分类,研究汉字形、音、义演变的称之为“历史汉字学”;研究现代汉语、汉字现状、特点,以及应用的语言形式者,正蕴育着一个新的分支——现代汉字学,它的主要范畴是研究汉字系列、汉语、汉字的形、音、义,汉字计量、汉字表制定,汉字电子计算机和传声技术,以及现代汉字的信息值等。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据光辉地位,反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理论、概念的术语,也有其独特的体系和风格。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总体来说落后于先进发达国家,许多近代理论概念往往是从西方引进而来从而反映这些新理论、新概念的术语,也就随之转译而来,现就数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土壤学等几个基础学科术语探源做简要介绍,以供各学科审定术语参考。限于篇幅全文分两篇刊登,续篇包括地理学、地质学、矿物等术语溯源。各节所附文献,除文中内容直接引用外,还包括笔者学习术语学过程中选读或查阅过的文献,对刚刚从事科技术语工作的青年同行,提供查阅有关文献的线索。〔2〕之称,其中像西周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3〕、魏晋刘徽的《海岛算经》等,均采用“算”这个汉字,使用广泛,历史悠久;南宋著名数学家秦九韶著有《数书九章》^〔9〕,以“数”为题也有相当影响。其次尚有金代李治的《浏圆海镜》^〔6〕,清康熙时代的《数理精蕴》等^〔4,5〕,都是我国古代数学的光辉篇章,反映了我国古代数学的成就,在这批古代数学论著中,按照古汉语的特点,使用了一批反映数学概念的术语,像《周髀算经》中的勾股定理^〔8〕,有了表、圆、方的概念,直角三角形的性质、测远、测高的计算,甚至使用了繁杂的分数计算和开平方的方法;而《九章算经》中方田：采用分数四则算法和平面形求积法,进行土地测量;粟米：度量粮食的计算法;衰分：各种分配比例的算法;少广：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商功：立体形求体积法;方程：一次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术等,共搜集246个数学问题,其中更突出的是代数方面,有些法则曾披靡于世界,在阿拉伯和欧洲早期数学著作中,上述有些计算法,被称之为“中国的算法”。祖冲之在《缀术》中,精密测算出圆周率值达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并以和为用分数表示圆周率的疏率和密率。《数书九章》八十一题,九大类,其中像求解一次同余组的“大衍求－术”和求高次方程数值解的“正负开方术”,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成就。近代科学引进中,数学也起着先导作用,早在明代万历年间^[10],1607年我国学者徐光启(1562－1633)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ci Matthieu,1552－1610)合译了《几何原本》^〔7〕,徐光启采用“几何”汉字为书名,显示出汉语的标识原理的特征和传统概念;在翻译过程中,对定理尽可能采用汉字的象形、表意特点,其中第五卷精采地阐述了欧多克索斯的比例论。后人称颂这部译著,概念清晰、定义明确、定理直观可信,至今仍不失是一部数学经典著作。徐光启在翻译过程中,在依照原意的基础上,创造出我国一套数学术语,其中象点、线、直线、面、平面、曲线、直角、垂线、钝角、锐角、四边形、多边形、对角线、相似形等,至今仍被应用,为我国数学术语汉语的系统性,奠定了基础。相继在1613年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指算》出版,1856年李善兰(1811－1882)与伟烈利亚(A.Wylie,1815－1887)合译的《几何原本》后九卷以及《棣甘代数学》的出版,西方近代数学知识广为流传^[1]。1867年华蘅芳(1833－1901)与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合译《华里司代数学》,《微积溯源》,《海麻士三角原鉴》,《伦德代数学难题》以及《算法统宗》,《算式集要》,《三角数理》等西方著述的翻译出版^[1],都创用了一批反映当时西方数学理论概念的术语,有的沿用至今。中国数学名词的审定工作^〔11〕,在众学科中也是起始较早的学科,在1925年就讨论通过了代数学、微分、函数论方面的术语。在数学界内部,数学与算学的激烈论争也是持续最久的^〔12,13〕,终于在1938－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此专门召开了讨论会,邀请了各地区28个单位的代表讨论算学与数学问题。经过激烈地辩论,最后通过表决,有14个单位赞成采用数学一词,13个单位代表赞成采用算学,其中一票弃权,以微弱的多数通过^〔12〕,最后由教育部通令使用数学。采用数学(Mathematics)为广义词,以“六艺之教,数居其一”为根据。包括虚实复整分常变合偏等词,与此同时,还定出了无限、无穷、无尽的含义和用法^〔12〕。主要〔1〕中就有物理一词出现：“夫燧之取火于日,慈石引铁,蟹之败漆,葵之乡(向)日,虽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论,不足以定是非”。晋代(265－420)杨泉曾有《物理论》,明清之际的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11〕,虽以物理一词为书名,他们所指物理含意更为广泛,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各学科和人文科学在内。宋代理学家朱熹(1130－1200)常以“物之至理”而论,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8)有“格物致知之说”,清代格致学,有代表物理学、化学含意之说,像1901年京师大学堂专设有格致科。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最早以耶稣会传教士用不同方式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声、光、磁、电的各类著述的翻译。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es·Aleni,1582－1649)在1623年撰写《西学凡》一书时,把Physics按汉语音译成“费西伽”。1900年王季烈重编日本藤田丰八沢的饭盛挺造编著的《物理学》,才始用中文物理学一词,当时由江南制造局出版,也是我国第一本具有现代物理学概念,而称之为物理学的论著。中国是最古老的文明国之一,对自然现象认识较早,其中许多物理现象和知识早于西方,像春秋末年成书的《考工记》^〔1〕中,就有较明确的角度概念,惯性概念;在制作弓箭技术上,对箭的结构和飞行状况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刻的了解,基本上掌握了抛射体沿直线前进的理论原理。还有杠杆原理的钓沉^〔3〕远远早于西方。从近年出土的春秋时期齐国不等臂的权和战国时楚国不等臂的衡,反映了祖先对物质磁性的认识和应用^〔3〕。通过生产和生活实践,制造出不少复杂的机械,如指南车、记里鼓车、水运浑仪等。公元前二世纪的《淮南万毕术》^〔2〕,是西汉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及其门客的作品,书中描述物理知识不少,其重要者有七条,像冰透镜对日取火说：“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这是我国关于冰制凸透镜对日聚焦取火的最早记载。西汉时就已制作出放大镜,认识到磁体同性相斥的道理,晋代掌握了金刚石高强度及强折光率等物理现象,北魏发明了漏水计时装置等,中国古籍中,战国时鲁国人墨翟(约公元前468－前376)为首的墨家作品《墨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物理学著作,书中有关于力和力矩的概念,提出力是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原因,在应用杠杆平衡、滑车、轮轴、桔槔、辘轳等机械方面,概括了较系统的力学知识。书中还记述了浮力原理。关于运动的分类、运动和时空的关系,圆球的运动及其随意平衡、轮轴和斜面的受力等都有论述;书中提出了我国古代的朴素原子(“端”)的概念,时间(宙)和空间(宇)的概念。在光学方面,论述小孔成像和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观察研究成就,提出光是直线前进的观点,这是世界上最早论及几何光学的知识。在声学方面,该书还记述了固体传声和共鸣现象^〔4,5〕等。从这些古代物理学知识的论述,自然都表达有反映这些知识概念的术语的传播和积累。关于《墨经》中的物理现象研究,我国物理学家钱临照教授1941年发表专文“《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6〕早有论述。我国古代论著中,反映物理知识概念术语的古籍中,尚有《论衡》、《博物志》、《梦溪笔谈》、《武经总要》、《新仪象法要》以及《革象新书》等,书中有磁偏角概念、演示共振现象^〔4〕等;此外,还有液体比重计和表面张力演示器的发明等都留下了一批珍贵的物理术语遗产。关于中国近代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可追溯到1932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成立的当时,就组成了十余人的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33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审定会议,1934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了物理学名词,1935年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在《东方杂志》^〔9,10〕上发表了《论公分公分公分》一文,把学术名词工作提到了重要地位。1942年改组了审定委员会,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于1947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审定会议,为解放初期审定、出版物理学名词奠定了基础。关于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及演变,钱临照先生最近也有专文^〔7〕论述。另外,还值得提及的是：在北京大学王竹溪教授逝世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彭桓武、黄祖洽、周光召、何祚庥发表了《一代师表》^〔8〕,论及了我国的物理学名词演变及王竹溪教授在物理学名词审定中的卓越贡献。〔1〕。关于汉语“化学”一词的翻译和使用,早有我国学者袁翰青^〔2〕、潘吉星撰专文^〔3〕探讨,笔者1985年在《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研究的历史回顾和现状》^〔4〕中,也曾做过概述。一般说来,最早是从阿拉伯文的音译“舍密”,像1788年出版的《葛氏舍密》,1827年的《苏氏舍密》,最有影响的要算是1858年出版的《舍密开宗》^〔5〕了。据考证：英国传教士韦廉臣(Williamson,Alexander,1829－1890)在编纂《格物探原》一书中,曾试译汉语“化学”一词,而未得流传,1857年英国汉学家伟烈力亚(Wylie Alexader,1815－1887)主编《六合丛谈》中才正式使用,据专家考证^〔6,7〕：后来才传入日本,当时日本曾派柳原前光等三人专程来上海,选购了一批论著,带回仿效,其中就有上述著作在内。从1967年日本学者坂口正男的《关于“舍密开宗”的化学命名法》一文,似可判定直到日本在宇田川榕庵翻译《舍密开宗》为止,仍在使用“舍密”一词,国内曾误认化学一词是由日本传入的,似可予以纠正。同时,从坂口正男的论述中,还反映了当时关于化学命名的概况和原则。在中国相继翻译出版大量西方近代化学著作^〔23〕,诸如1868年的《化学入门》,1870年的《化学初阶》,1871年由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和我国学者徐寿^〔10〕(1818－1884)合译的《化学鉴原》,1875年的《化学鉴原》续编,1879年的《化学鉴原》补编,《化学指南》(1873),《化学源流论》,以及《化学分原》(1872),《化学阐原》(1882)等^〔22〕,系统的化学书目,可见《西学书目表》^〔8〕,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11〕,《十九世纪中文化学书籍补考》^〔12〕,徐维则辑、顾燮光补的《东西学书录》^〔9〕,谭勤余的《中国化学史与化学出版物》^〔13〕等,潘吉星专文^〔14〕说明上述《东西学书录收录了1629》1902年间的化学著述,《译书经眼录》则收录了1902－1904年间的作品,而《中国化学史与化学出版物》则补录了1904－1910年的化学著作,连结起来,化学书目收录了1629－1910年间化学文献,这是化学界的宝贵遗产,从这些系统书目中,比较清晰而系统地了解在不同时代,不同著述中,关于我国化学术语的演变与命名、译名的概貌。更应值得介绍的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教授1984年在《中国科技史料》上发表了《明清(1640－1910)化学译作书目考》^〔14〕较系统地介绍了重要化学译著的内容,以及原著和作者的情况,是研究化学史的重要〔15〕中还作了分类：青铜200条,酿酒100条,染色80条,玉石40条,皮革30条,香料10条,肥料5条,油漆陶器10条,糖及油脂30条……^〔15〕。春秋末年成书的《考工记》^〔1〕,有六齐之说,乃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早合金工艺总结。其内容是：“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铜占七分之六)谓之鼎;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一(铜占六分之五,锡占六分之一)谓之斧斤;四分其金而锡居其一(铜占五分之四,锡占五分之一)谓之戟;三分其金而锡居其一(铜占四分之三,锡占四分之一)谓之大刃;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二(铜占5/7,锡占2/7)谓之削杀矢。金锡半(铜锡各半)谓之鉴燧”^〔1〕。从上述可见,青铜中锡的成分占15－20%左右最为坚韧,过此逐渐变脆。青铜中锡的成分占30%左右时硬度较高,削杀矢均为兵器,即需锋利又要坚韧,这一化学冶金知识是令人赞叹的。从1955年郑州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诸如司毋戊鼎,经测其化学比例是：铜84.77%,锡占11.64%,铅占2.79%,足以证明商代人已知根据器具的不同用处,选择铜、锡、铅、合金的不同工艺和比例。这段引文中,自然也反映了表达不同概念的术语。此外,还有《梦溪笔谈》^〔16,17〕、《本草纲目》^〔18,19〕、《天工开物》^〔20,21〕等古籍中,都有大量化学知识内容和自成体系的汉语术语。〔1〕。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又有颇大的发展,像《管子·地员篇》、《吕氏春秋》、《说文解字》中,都有一批反映植物概念的术语和植物种类的出现,像《尔雅》^〔2〕一书中就记述动植物1000余种,其中仅《释草》、《释木》中就有近400种植物名称。书中不仅记述了植物性状,还有各植物形态专词分类。西汉《汜胜之书》^〔3〕,被誉为世界上最古的农学专著,书中就有了麦、稻、稗、黍、豆、桑、麻等的分类及其术语,东汉时期(25－220)我国植物知识的发展进入了本草时期,仅《神农本草经》^〔3〕就记述药用植物200余种。梁代陶弘景(456－536)的《本草经集注》^〔3〕,《唐本草》、《证类本草》等^〔4〕。北魏贾勰的《齐民要术》^〔5〕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农书,全书十卷,九十二篇,记述的植物有各类农作物,包括谷物、纤维作物、油料作物、蔬菜、木本植物(果树、林木等)以及染料作物等^〔6〕。唐宋时期,除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种类更为繁多外,还有一批专志谱类的著作出现,像陆羽的《茶经》,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1031),蔡襄的《荔枝谱》(1059),刘攽的《芍药谱》(1073),刘蒙的《菊谱》(1104),范大成的《范村梅谱》,赵时庾的《金漳兰谱》(1233),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1082),是我国最早的观赏植物专著,陈景沂的《全芳备祖》(1253)算是我国最早的古典式植物志。明代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7〕(1590),不仅总结了我国历代“本草”的精华,也是我国植物学的珍贵遗产,全书52卷,近200万字,描述植物达千种,是国内外公认的古典植物学本草名著,相继译成日文、德文、法文、英文、俄文等版本,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8〕(1628年)共六十卷十二目,与植物相关的有：树艺(名物、蔬菜、果树),蚕桑,蚕桑广(木棉、苎麻),种植(经济作物),荒政(备荒,附《救荒本草》和《野菜谱》等,乃集我国古代农学之大成,在我国农业发展上有着重要贡献。书中比较精密地记述了作物的形态,按其形态命名一批植物名称,在我国植物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像1621年问世的王象晋的《群芳谱》,1708年汪灏等撰写的《广群芳谱》,都在植物名称、术语的命名上,反映汉语表形、会意的特点;更值得提及的是,在陈扶摇的《花镜》一书中,在总结我国古代观赏植物过程中,对一些植物名称的命名,做过一些新的尝试。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3,9〕,可算是十九世纪我国一部重要植物学专著。全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收植物838种;另一部分是《植物名实图考》,38卷,收录植物1714种,分为谷类、蔬菜、果、木、山、石、水、芳草等12种,并绘附精图,从概念精确程度上,显示了我国近代植物学的交溶孕育阶段。西方描述植物知识的著述晚于我国,据考证,西方最早的植物著述是公元前四世纪出版的希腊学者狄奥弗拉斯塔(Theophrastus,BC.370－BC,287)的植物史(Histori－aplantarum)和植物本原(Decausisplantaram)。相继出现卡托(Cato,BC234－149 BC),瓦罗(Varro,Iib BC－27BC),韦吉尔(Vergil,70BC－19BC)等著述,记载了西方农业、园艺、以及本草植物概念和植物种属名称及其分类。狄奥斯科雷德(Dioscorides)的《本草》(Materia Medica)当时享有较高的声誉^〔1〕。意大利学者达·芬奇(L.daVinci,1452－1519)对植物学和解剖学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意大利植物学家沙尔毕诺(Caesalpino)于1583年出版的《植物》(De plantis)一书中,植物学才从“本草”中独立出来。1665年英国学者胡克(R.Hooke,1635-1703)用显微镜观察到细胞,给西方植物学的发展,增强了力量。1858年达尔文^〔10,11〕(1809－1882)在林奈学会宣读了《物种起源》报告,植物分类系统才逐步走向自然亲缘关系的认识。相继有德·坎多列(DeCandolle,1824－1874)文学的《植物界自然系统序论》,英国的林德莱(J.Lindley,1799－1865)的《植物学纲要》等都是西方近代植物学发展的不朽著作,为近代植物学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在这些论著中还分别拟订了一套完整的近代植物学名称和反映植物学概念的术语系统,为当代植物学的发展,创立了必要的条件。西方的植物学论著,对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发展也有过积极作用,像林德莱的《植物学纲要》(Elements of Botany)就是其中之一。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涌入,明清以来,我国学者着手引进西方近代科学著述,像我国学者李善兰(1811－1882)和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Williamson,1829－1890)编译了《植物学^*》^〔12〕,1858年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可称之是我国最早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译著。在该书中,李善兰参照中国古代植物学传统知识积累,和古代植物名词特点,第一个将英文“botany”一词,创译了中文“植物学”,在书中将stamen译作须(即雄蕊),将pistil,译作芯(即雌蕊),书中还创译了细胞、萼、瓣、心皮、子房、胚、胎座等;在分类单位上把family译作“科”,菊科(Composite),蔷薇科(Posaceae),豆科(Leguminosal),伞形科,石榴科等。1867年《植物学》一书在日本翻刻,1875年译成日文。植物学一词,便为日本所采用。在这以前,日本学界通常将“Botanica”译作“植学”,像1835年出版宇田川榕庵的《植学启原》,1874年出版的《植学译筌》,1875年出版的小野职慤的《植学浅解》即可明了。在李善兰之前“Botanica”也常译作“浡太尼加”,1922年宇田川榕庵将拉丁文“Botanica”译作菩多尼诃经^〔22〕。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主编的《格致汇编》中刊载大量植物学译著,像1876年的《论植物学》等文,不但普及了近代植物学知识,也广泛地推广了植物学术语。我国学者专事近代植物学研究^〔17〕,原则上来说,还是从植物学分类开端^〔13〕,从1910年开始钟观光在湖南高师和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采集15万号标本,终身从事近代植物分类方法,考证我国古籍中植物名称、术语工作。1915年钱崇澍译有《生命论》、《天演论》,1915－1916年胡先骕发表了《说文植物古名今证》,1918年孔庆莱、黄以仁、杜亚泉等13人编撰出版了《植物学大辞典》,为我国近代植物学名词的系统化,奠定了基础^〔16〕。更应提及的是20年代中,我国早期植物学家们从实地调查、采集标本入手,相继编撰成地区植物名录,影响较大的有：张珽的《武昌植物名录》(1918年),韩旅尘的《广东植物名录》(1918年),钱崇澍^〔14〕等的《江苏植物名录》,辛树帜等的《湖南植物名录》(1919年),胡先骕《江西和浙江植物名录》(1921年),刘振业的《河南植物名录(1921年),钟心煊的《中国木本植物名录》等。根据《中国植物学文献目录》所载,截至1949年解放前,共发表植物学文献达8000篇之多,足见我国植物资源丰富,植物知识悠久^〔15〕,因而留给我们的植物名词财富也比较雄厚^{〔17－21〕},解放后编撰的巨著《中国植物志》相继出版,显示着中国植物学的基础雄厚、繁盛,其中包括反映新发现植物的生态、形态特征的新概念和新术语,无疑将对近代植物学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1〕一书中曾指出：“万物自生焉则曰土”,这可能是最早认识“土”的记载,其含意就是说“有植物生长就有土”。东汉许慎撰的《说文解字》^〔2〕中说：“土者是地之吐生物者也。‘——’,象地之上,地之中;‘│’,物之形也^〔3〕”具体说明了土字的来源、含意和形象。关于“壤”字,至少可以介绍三种解释：(1)《周礼》：“以人所耕而树艺焉曰壤”;“壤,和缓之貌”。(2)《说文解字》：“壤,柔土也,无块曰壤”。(3)禹贡(马融注)^〔4〕：“壤,天性和美也”。上述概念定义中都表明,“壤”是由土熟化而成,也就是经过人耕而树艺,使其具有肥力的土。关于“土壤”一词的由来及其概念含义,在土壤学界,尚有争论,这在王云森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土壤科学》^〔4〕一书的第21页中做了精辟地论述,认为：“中国土‘壤’这个名词的由来,是从认‘土’和认‘壤’两字上的基本意义结合起来理解而得名的,它的科学含义不是在土壤学者们作为科学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概念正确,内容丰富,是名副其实的科学术语,……,有严格的局限概念和内容。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壤科学理论体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4〕。从中国古代历史来讨论中国土壤概念的发展,及其一套完整术语概念,那就更为丰富多采。三皇五帝时代有神农作耜,教民耕种;黄帝划疆分野,规划土地;尧舜时代以食为政,“耕田而食”;夏禹时代,平治水土,进行土壤分类;商代提倡改良土壤,“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周朝有五土之辨,实行“土化”之法,制定“土训”,创立“田制”,像《周礼》一书总结了周代以前我国古代土壤概念,为我国古代土壤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记载我国土壤理论概念的古籍千百种,其中值得介绍的有下列几种：1.春秋时代管仲(公元前770－476)：《管子·地员篇》提出：“凡草土之道,各有各造,……,凡彼草土,……,各有所归”。^〔4〕2.战国时代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的《天论》强调：“疆本(重农)而节用”,并指出：“楛耕伤稼,楛耕失岁,田秽稼恶”^〔4〕。提倡精耕细作。3.西汉汜胜之的《汜胜之书》^〔5〕记述了汉代实行“和土”(改良土壤),务粪泽(土壤肥水),早锄等政策,创立了“代田”耕作制度。4.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6〕是我国比较完善的农业百科全书,强调耕作方法,提出深耕、浅耕,适应土壤肥力,着重土壤改良。5.唐代陆龟蒙撰的《来耜经》^〔5〕和韩编撰的《四时纂要》^〔5〕,虽不是专事土壤之书,但内容涉及许多土壤性质的了解,反映当时人们对土壤的认识。6.南宋农学家陈敷的《陈敷农书》^〔4,5〕是我国最早水稻栽培技术的专著。书中有专篇讨论土壤利用的原则和方法,强调：“土壤是脉,其类不一,肥沃硗簿,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王安石在变法时也提倡用土、改土、养土等方法并提出“地力常新壮”的理论。7.元代王祯编的《王祯农书》^〔5〕中《农桑通诀》是农业总论,贯穿农本观念,包括许多土壤概念;《农器图谱》中记述了耕地、整地、播种、灌溉、施肥的技术和方法等。8.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9〕中,强调：“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而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7〕中分农本、田制、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种植等12目,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农业科学成就,记载了我国人民发展农业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特别强调：“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变,此行必无之理,若果尽力树艺,无不宜者,‘人定胜天’,何况地乎？”9.清代官方编撰的《授时通考》^〔5〕是乾隆时,1737－1742年间完成的近古代大型农书,在土宜中,又分为辨方、物土、田制、水利等,反映了当时对土壤的认识和土壤改良的措施和方法,涌现了一批接近近代的土壤概念和术语。土壤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始于十八世纪末叶,近代土壤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更晚,十九世纪末,约在光绪(1845－1850)年间,开始引进西方近代农学理论,像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8〕的《农务土质论》,《农学初级》,《农学津梁》,《农务化学问答》,《农务化学简法》以及《农学要书简明录》等,都记述有土壤学概念和术语译名。1906年在北京京师大学堂设有农科,开始了近代土壤学的教学工作,三十年代,在中央地质调查所设立了土壤学研究室,比较集中地开始了土壤调查与土壤学研究工作,我国土壤学先躯者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不断地推动着近代土壤学研究与发展。(待续)第13页*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举行业务学习报告会而提供的素材(1847年)共8卷35,000字,插图300余幅。-------------------第21页*根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莱(John Lindley,1799－1865)著《植物学纲要》(Elements of Botany)相似文献   

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研究的历史回顾和现状

科学技术术语是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语言符号。术语的意义必须以明确定义的科学概念为基础,具有单一的理性意义和感性色彩;术语的命名要做到恰当地反映意义,并有统一的规范,既要符合民族语言构词习惯,又便于形成术语的系统性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所以,科学术语是语言词汇中特殊部分,它反映科学领域内的认识成果,是传播科学知识、促进学科研究的有力工具。科学术语一般出现在书面文献,或专业活动之中,而中国文字采用表意文字体系,字形中的意符,反映事物所属的范畴和属性。一、历史回顾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发达,在科学技术史上曾占据光辉的地位,从春秋战国到秦汉近千年,后经唐代的贞观之治的繁盛时期,一直到宋代,许多科学技术部门已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的体系,许多学科超过了西方,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高峰。正像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从公元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国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许多发明、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科学的光辉篇章。”^*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经过定义了的科学技术术语,反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概念的术语,早已有了自己的独立体系,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命名原则和方法。中国科学技术术语自古以来,都是用来正确标记科学和技术以及生产、生活的各种概念(事物、现象)显示着科学家思维的产物,具有明显的专业性、科学性、简明性和系统性。中国古代科技术语的结构,主要是按照汉语的规律形成的,体现了汉语的特征。大部分术语都是由单音节或双音节构成,简明扼要,而蓄意深切。有的一字、一词或一词组都确切的反映出概念的分化原则,清晰地区分出一事物与他事物的不同,表达出事物的特征和属性。中国的科技术语经过几千年的演化、发展,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科学技术的特点,构成了确切地反映现代科学概念的独特语言风格,而挺立于世界语系之林。中国的自然科学术语,在中国浩如湮海的古籍中,有着大量而丰富的记述。最早,在西周(B.C.1066－BC770)《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就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记载,这谷与陵所表达的正是经过定义了的地学概念。战国管仲(？－645 BC)的《管子·地数篇》中“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表明人类不但认识了事物外部特征,同时还认识到了这些矿物内在的专属性。用近代术语来说,就是掌握了某些矿物的找矿标志。战国(475 BC－221 BC)作品《禹贡》中,记述了30余种常用矿物名称,如金之品(金、银、铜),瑶琨(玉),丹砂(水银),赤殖坟(红色粘土)等,可以说各自都代表了一种事物的特性和属性。同时代作品《考工记》卷三十九中：“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剑”的记载。《竹书纪年》中,除掉地震概念外,书中还记述了山崩、地拆以及涌泉术语及概念。《山海经》(500－400BC)的《五藏山经》中,除记述了山、川、陵、台术语外,还记述了各类矿石、矿物70余种名称。西汉或更早的《周髀算经》,使用了天文、历法术语,像盖天说和浑天说的辰极和极下术语,反映了战国早期的宇宙学说的概念;该书中还出现了数学术语,诸如“勾股”以及勾股定理,尤为精辟。东汉班固(32－92)的《汉书·地理志》中记述了石油与天然气概念。王充(27－97)在《论衡·自然篇》一书有“涛之起也,随月成表,大小满损不齐同”,反映了古人已有了潮汐与月亮运行之间关系的科学概念及其术语。汉初由学者缀辑而成的《尔雅》是我国最早的解释词的专著,一部释义性的辞书。书中收到了各科术语,可以说包括了人文科学,应用科学和自然科学。全书共十九篇(今本)分类编排列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其中科学技术占有大半数,各条都表达有一定概念,并具有自己的概念体系,代表当时人类思维活动中,认识事物的深度与广度。正像《经典释文》所述：“尔雅者所以训释五经,辨章同异,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尔雅》一书真不愧为缀辑周汉诸书旧文,递传增益之作,乃辨章术语、严加诠释的第一部辞书。东晋(317－420)的常璩(蜀郡江原人)的《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述了秦孝文王(306 BC－302 BC)时就已有盐井术语,西晋司马彪(？－306)的《续汉书·郡国志》使用了石涅、石漆等术语,相传秦汉时代的《神农本草经》中收载大量植物名称和矿物名称共约365种,有一些沿用至今。东晋葛洪(278－341)的《抱朴子·仙药篇》中列举了20种矿物,并对雄黄与雌黄做了精辟的区分,他指出：“雄黄如鸡冠,雌黄色纯黄”。南北朝(420－589)祖冲之(429－500)的《缀术》中创造了一些数学术语,北魏郦道元(466－472)在《水经注》中使用了火山、地震、温泉、化石等术语代表了早期的科学含义和概念。唐代颜真卿(709－784)的《麻姑山仙坛记》中不但为生物化石下了确切的定义,同时还论述了生物化石的成因,在化石的科学概念上,比欧洲的达芬奇早数百年。唐代李吉甫(758－814)的《元和郡县图志》中最早使用了陨石术语,其他还有潜流、沉陷等术语。北宋沈括(1031－1095)的《梦溪笔谈》是一部古代重要科学典籍,在数学上创出了隙积术(二阶等差级的求和法),会圆术(已知圆的直径和弓形的高,求弓形的弦和弧长的方法);在物理学上他发现了地磁偏角,这比欧洲早400年,他在书中还说明过凹面镜成像原理,对共振现象也有论及;在地学方面更为突出,不但对地形做了分类,还认识到了流水的侵蚀作用,从太行山岩层中发现的生物化石,推论了冲积平原形成过程,其中创出一整套科学术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石油”一词第一次在书中命名,其概念确切并一直沿用至今。明代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中,创用了大量农业、土壤和水利工程方面的术语,在《崇祯历法》中使用了许多天文方面的术语。王征(1571－1644)的《新制诸器图说》中,创用了许多机械工程方面的术语。徐霞客(1586－1641)的《游记》中创用了大量地学术语。明代宋应星(1587－1662)的《天工开物》,被西方学者誉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百科全书,十九世纪上半叶就为巴黎法兰西学院著名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8－1873)译成法文,相继转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和俄文等欧洲文字。仅子卷的卷名就创用了大量术语,如彰施(染色)、陶埏(冶瓷)、冶铸(铸造),锤锻(锻造),杀青(制纸)、五金(采炼),西蘖(酿造)、燔石(焙烧)、粹精(调整)等。中国另一部古代科学技术宝库——《本草纲目》,是明代著名科学家李时珍(1518－1593)杰作,书中使用了数百种植物和矿物岩石名称,其中仅矿物岩石就分成水部(43)、土部(61)、金部(28)三大类,采用了物理性质与化学成份相结合的命名与分类法,不仅确切地命名了一些矿物新名称,同时还第一次对矿物作了分类,如提出：铜有赤铜、白铜、青铜之分;金有山金、沙金之别。试举对石膏的分类,就足可见一般,他认为“石膏有软硬两种,软石膏大块生于石中,作层,如压扁米糕形……,有红白二色,红者不可服,白者洁净,细文密如束针;硬石膏作块而生直理,起梭如马齿,坚白,光亮如云母、白石英”。方解石与石膏的区分,也十分清晰,“其形似硬石膏成块,击之块块方解,墙壁光明者为方解石”。此外,明末学者方以智(1611－1671)的《物理小识》中创用了许多物理术语,如宙(时间)轮于宇(空间)的见解等。另一方面,从元代(1206－1368)起,特别是从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ci Matthieu,1552－1610)来华为开端,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概念;到了明代,欧洲的一些科学技术,尤其天文学、数学、力学、机械学及有关仪器(望远镜、天文仪器)等,相继传入我国。据潘吉星最近论述,1621年法国耶稣会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携带7000部西方书籍到中国,其中有一部是科技著作,包括文艺复兴时代的优秀作品,如阿格里柯拉(Georgius Agricola,1494－1555)的名著《论金属》,于1640年译成中文,并以《坤舆格致》为题出版。此外,尚有《浑天仪说》,《奇器图说》,《几何原本》等大量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必然创用了大量科技术语,这些术语,大部分是释义的,也有译音的,现在读起来自然是难懂生涩,但在早期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却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之中王征(1571－1644),李天经(1579－1659)李之藻(？－1631)等,尤以徐光启贡献更大。到了清代,翻译西欧科技著作剧增,其中著名的有华蘅芳的《地学浅释》(1873),《金石识别》(1872),《代数术》(1874),徐寿的《化学鉴原》(1872),徐建寅之《谈天》(1882)等。创用了大量科技术语,有相当一部分一直延用至今。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清末严复(1853－1921)根据赫胥黎(Huxley,1826－1895)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译成《天演论》,马君武(1882－1936)译自达尔文(C.Darwin,1809－1882)的《物种起源》中的《物竞篇》和《天择篇》,他们的译名,基本上采用释义原则,做到信、达、雅的标准;他们发扬了我国术语命名的优良传统。沿用了在语义的外延是根据概念反映事物属性之间的关系而命名,本着内涵的语言特征而下定义,创用了一批准确反映科技内容概念的术语,成为科技发展的有力工具。徐寿(1818－1884)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他翻译了大批西方化学论著,创用了大量中文化名词术语,不仅对促进我国近代化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影响于国外。像日本就曾派柳原前光等人专程到上海考察,购取译本,归国仿行。据袁翰青等人考证：中文“化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格物探原》一书,第二年在《六合丛谈》中使用了这个词,到1858年当《六合丛谈》迁到日本才逐渐使用“化学”一词,在这以前日本化学界却使用Chemic的译音——“舍密”,像1847年出版的《舍密开宗》就是一例。应该说,徐寿在普及“化学”一词的使用中是有贡献的。像“地质”一词,经李鄂荣的考证,最早是在英国人慕维廉(Murhead william,1822－1900)所撰写的《地理全志》一书中出现,该书是清代咸丰三年(1853),由江苏松江上海墨海书馆印行,在下编卷一即为“地质”论,包括“地质”志。从而否定了以前盛传的,1903年鲁迅先生在《中国地质论略》中所述,乃由日本传入我国的说法。像数学一词,也经过长期争论,才在1939年从算学演变而来。可以说,当前通用的术语名词,都有其历史渊源。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经过前人长期努力,已形成了完整体系的术语系列,它既准确地反映所表达的事物概念的意义,又符合于民族语言构词的特性和习惯,这是我国自然科学事业中的宝贵遗产和优良传统。清代中期,1865年在上海建立了江南制造局,1868年附设翻译馆,聘请了西方传教士伟烈力亚、傅兰雅、玛高温等,以及我国学者徐寿、华蘅芳等,共翻译各类西方著述159种1075卷。书中所创中文术语,奠定了我国近代科学技术术语的基础,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宣统元年(1909年)成立了科学名词编订馆,这是我国第一个审定科技名词的统一机构。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随着科学技术引进的发展,首先江苏教育会之理化教授研究会审定了物理学和化学术语,中华医药学会组织了医学名词审查会;1915年相继审定了化学、物理学、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医学各类术语,1918年中国科学社起草了科学名词审定草案,1919年成立了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23年出版了《矿物岩石及地质名词辑要》,截至1931年共审定各学科名词14部,均为草案。1928年在大学院内成立了译名统一委员会,1932年成立了国立编译馆,开始有了统一学术名词机构,专门聘请审定委员多人,在教育部主持下,召开过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名词讨论会,1933年制定了化学命名原则,1934年出版了物理学名词草案和天文学名词草案,1935年出版了数学名词,1936年审定了矿物学名词草案,1939年完成了气象学名词草案;生物科学方面名词草案解放以前已完成的有比较解剖学、昆虫学、细胞学、组织学、普通动物分类学、脊髓动物分类学,植物病理学,植物生物学,植物学,植物生态学,普通园艺学,植物园艺学等。像天文学名词从1934年出版,1937年进行增订,1940年已增至7000条,又经1942年,1948年两次审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1949年底,编成各学科术语草案的尚有岩石学、人文地理学、电机学、机械学等共约50－60余种。此外,我国学者从1908年开始到1915年完成了《辞源》的编写,共四册;1936年还完成了以字代词的百科词汇《辞海》的编撰工作,共为三卷,两部辞书有大量科技术语,并对这些术语下了科学的定义。二、新中国近三十年来自然科学术语工作新中国的诞生,推动了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国家深知自然科学术语在发展科学技术中的重要作用,1950年委托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接管了国立编译馆拟订的各类术语草案,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4月6日决议,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主任委员,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药卫生、时事文学、艺术五个组,中国科学院负责自然科学组,其工作范围包括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地球物理学、工程和农学等。规定中指出：“统一工作委员会均由有关自然科学学会及研究机构分别提名,科学院遴选后,由文委审核后聘定”。当时聘任的科学家达150人,其中著名科学家有：严济慈、华罗庚、钱三强、冯德培、茅以升、吕叔湘等。五十年代中,集中力量审定了几十种各学科名词草案,以统一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公布,对学术交流和新学科、新概念的引进起了重要作用。1956年国务院将这项工作交给了中国科学院,在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下设置了名词室,负责审定和统一全国自然科学术语工作。六十年代初,该名词室改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六十年代中期,中断了术语的专门的审定工作,科学出版社在编订各学科词书工作中,继承了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取得卓越的成效。我国出版了各个学科的术语百余种,深受学术界欢迎,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三、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筹备工作最近,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关于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报告,决定由科学院牵头,由国家科委、中国科协、教育部、国家标准局共同组成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若干委员组成,并任命中国著名原子能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为主任,负责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名词审定组织工作和统一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确定工作方针,拟订全国自然科学名词统一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步骤;负责审定自然科学各学科名词术语的统一名称,并予以公布施行。委员会在筹备过程中,推动各有关学会已成立有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数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气象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古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等。正在筹备的有：生物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地质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地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地球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土壤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等。委员会办公室编辑和出版了委员会《简报》和正在编辑中的学术性刊物《自然科学名词研究》,积极开展术语学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最近召开了天文学名词审定会,审定了天文学基本名词约2000条。同时,委员会办公室还审定了病毒学2000余条;出版了《有机化学命名原则》和《无机化学命名原则》,翻译了隆多教授的《术语学概论》。委员会正在同国内术语单位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国际上也积极地开展学术交流,通过TC37委员会的活动,与友好国家建立广泛的业务联系,促进学术交流和术语学的发展。1984年应中国标准化协会的邀请,国际TC37委员会秘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术语学家费尔伯教授来华讲学,分别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作了多次学术报告,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特邀他作了题为《术语的科学和术语学的协调》的学术讲演,报告科学内容丰富、资料新颖,并对我国术语学研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受到我国科技工作者的热烈欢迎和称赞。1985年度内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与中国出版协会共同邀请加拿大魁北克术语学派的代表人物隆多教授来华讲学,系统介绍当代术语学概况及魁北克术语学派的理论与方法。我国术语学研究,已具备良好的基础,除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专门从事科技术语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外,还有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1982年受中国标准化协会的委托,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以国际TC37中国委员会的名义派出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标准化组织TC37委员会第一分委员会(术语原则)的讨论会,参与了国际标准704,860等文件的起草与讨论,了解了当代术语学研究概况和理论发展。1984年度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派出两位代表,出席了TC37委员会第二届全体会议,参与讨论和通过了国际术语原则和方法,并参与拟订专门研究术语学概念、概念性质、特征、概念间的关系,概念的体系、定义等国际标准。会议期间,许多国家的术语学家,对中国科技术语的独特性和传统性甚感兴趣,主动要求建立学术交流和网络联系。应用语言研究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外语学院语言研究所、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等,都有专家,从事术语学研究。特别值得提及的,中国标准化综合研究所根据国际TC 37 ISO/R704文件的原则与方法,拟订了《中国术语标准化》草稿,正在广泛讨论中。结语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自成体系,具有优良的光荣传统,又有悠久的历史源流,在不同时期内,不但反映了各历史阶段科技发展的概貌,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传播、推广与学术交流,起到了推动科技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当代术语学迅速发展的今天,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研究,必将建立在术语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上,早日实现统一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广泛应用计算技术,建立起独具特色的自然科学术语数据库,成为国内外自然科学术语中心。*J.Needham,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and cirilization in China,vol.1.,pp.3－4(Cambridge,1954)     

术语数据库及其标准化工作的现状与分析

一、引言术语是知识传播、技术传递、科技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工具,存在于社会生活和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术语标准化,简而言之就是运用标准化的手段,通过对概念的严格定义,明确其内涵与外延,反映出其本质特征,进而为概念选择或寻求最适当的术语,力求达到术语的精确性和单义性,即一词一义(避免多义词)、一义一词(避免同义词),从而避免信息交流过程的歧义与误解。术语标准化通常是各专业领域实现标准化的前提和基础。术语数据库(又称术语库)是利用计算机和数据库技术对术语信息实现现代化管理的工具,是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利用术语库可以全面、迅速、准确地从大量术语数据中提取所需的信息;可以发现库中所存术语的多义性、歧义性,排除数据的冗余性、不一致性,进而维护数据的正确性;可以根据用户的不同要求提供服务。面向概念的术语库,含有对概念的严格定义,是标准化工作的支持工具;多语种术语库是翻译工作、语言研究与教学、科技文化交流、经济贸易往来所需要的;而向知识型的术语库(有时又称概念库)又是专家系统、知识库系统、机器翻译系统、以至于人工智能的实现所必不可缺的。因此,术语库的研究与开发,对科技、教育、出版、贸易、语言研究、标准化管理,以及国际间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二、术语库研究与开发工作的若干特点1.基础性。术语库的研究与开发是术语标准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术语信息管理和质量控制的工具,术语标准化工作的基础性特征决定了术语库研究与开发工作的基础性。2.综合性。术语学是涉及到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信息科学、科学分类法和各种具体学科及专业领域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术语库的研究与开发更涉及到计算机科学和技术、情报学、管理科学以及电信技术、数据存储技术、数据库技术等。3.紧迫性。现代社会的信息量与日俱增,新概念、新术语大量涌现,以手工方式对大量的术语进行分类编目处理、分析研究以及检索已经越来越困难。根据ISO/TC37文件,国际标准化组织已发布国际术语标准大约300个,正在制订过程的国际术语标准草案(DIS)国际术语标准建议草案(DP)合计大约200个。我国现已发布国家术语标准600余个,所含术语词条10多万条,并且在其他非术语标准中也包含了大量的术语词条。这样大量的术语,若没有一个国家级标准化术语库进行管理,极易出现各种问题,给标准化管理工作带来困难。4.复杂性。一般来说,术语库中的数据有以下特点：(1)数据量大。通常每条术语及其定义需占用计算机存储容量的上千字节;(2)数据类目多。比较完善一些的术语库的数据类目通常有数十项甚至上百项;(3)数据类型复杂。有些定义中含有图形(片)、公式、复杂的符号等计算机较难处理的数据类型;(4)数据关系多样。例如概念间的属种关系,整体与部分关系;术语间的同义、反义、近义关系,行话与方言的限定关系等,既有一一对应关系,又有一对多关系,还有多对多关系。设计术语库的数据结构,记录或字段间的拼链是非常复杂的工作。5.艰巨性。术语库的研究与开发难度大,且综合性强,涉及多种学科以及高新技术,其中一些技术至今在世界上仍处于开发阶段。例如,大数量汉字处理问题,简繁汉字及日本、南朝鲜所用汉字的兼容处理问题;图形(片)、符号、公式处理问题;数据库标准化与术语库专用软件的开发问题;批量数据输入输出技术(如光电识别、语音识别);异机种联网等。大型多功能术语库的开发必需具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据有关资料,国外几家大中型(含10万或10万条以上术语)术语库,仅术语库应用软件的开发一项就都耗资十万美元以上。财力、物力的不足,使得大型术语库的开发在经济不发达国家受到限制。6.社会效益显著。无论各行各业都有术语,无论是在行业内部,还是在各行业之间,以至于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交流,想要尽力避免歧义和误解,都必须进行术语标准化工作,而术语库的开发有利于促进术语标准化工作的顺利进行。毋庸赘言,术语库的建立具有明显和现实的社会效益。7.经济效益长远。信息交流是技术进步的基础,术语标准化、术语库的建设又是信息交流所不可缺少的。同时,术语库的研究又涉及到信息处理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一些经济上极具开发价值的领域,对电子辞典、知识库系统、专家系统、机器翻译系统等具有商品价值的实用计算机系统的研制具有推动和促进作用,因此,它具有潜含和长远的经济效益。三、国外术语库概况及问题分析术语学是本世纪三十年代刚刚形成的一个新兴学科。术语库的研究与开发则在六十年代刚刚开始。六十年代末,欧洲共同体翻译公司希望利用计算机为翻译人员迅速地提供多语种术语。欧共体的重要文件需使用英、法、德、荷兰、丹麦、葡萄牙、希腊等多种语言,建立多语种术语库可以为翻译人员迅速查询新术语提供方便,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欧共体以上几种官方语言文件中的术语协调和统一。欧共体术语库——EURODICAUTOM于七十年代建成,该库存有25万条术语,17万5千条术语缩略词,每年更新术语1万条左右,并包含了以上除希腊语(因为是非拉丁字母的语言)外的所有语种。该库由欧共体提供财政支持。六七十年代建成的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术语库有：法国标准化协会(AFNOR)的术语库——NORMATERM。该库主要用于标准化管理,最初是为编辑《国际标准化组织叙词表》提供资料。该库只收录法国国内和国际标准中的术语,存有2万多条术语,使用法语,提供英语对应词,每年新增术语约1000条。经费来自法国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和工业的赞助。加拿大政府的术语库——TERMIUM。该库主要用来满足对加拿大两种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术语进行核实和标准化。现存有术语大约300万条,包含90多万个记录,其中英、法两种语言的术语数据记录80万个,专名数据记录9万个,惯用法数据记录1万个,以及包含英、法、德、西班牙四语种对应词的数据记录3万个。加拿大政府提供全部财政开支。德国语言管理局的术语库——LEXIS。该库主要用于翻译目的,现存有上百万条术语,使用英、德、法、俄、波兰、荷兰、意大利七种语言,年更新/新增术语3万多条,经费由德国政府提供。德国西门子公司的术语库——TEAM。该库是出于公司生产和贸易的需要和用户的要求而建立的。现存有术语上百万条,使用德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荷兰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年更新新增术语1万条,对外实行有偿服务,现已自付盈亏。瑞典技术术语中心的术语库——TERMDOK。该库主要用于标准化管理,只收录官方规定的标准化术语,对用户提供免费服务,现收有近十万条术语。据有关资料统计,截止到1977年,世界上共有术语库16个。术语库的研究与开发不断受到重视,1979年4月国际术语情报中心(Infoterm)为此召开了第一届国际专题学术会议,并出版了一本“术语数据库(Infoterm Series 5：Terminological Data Banks,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论文专集。八十年代,术语库得以迅速发展,ISO/TC371986年底统计,世界上有各类术语库46个,1989年再次统计时已达到74个。世界上术语库统计情况见小表：注1：国际组织的术语库有3个设在美国;2个设在法国;2个设在瑞士;1个设在意大利。注2：多国术语库中一个为欧洲——阿拉伯术语库,总部设在德国法兰克福;另一个为阿拉伯联盟教育、文化和科学组织的术语库,设在突尼斯。注3：地区性组织的术语库为：欧共体术语库,设在卢森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术语库,设在法国巴黎。注4：以上所列术语库中,有少部分是正在开发中,例如中国机械科技情报所的机电工程术语库。八十年代建成的比较有影响的术语库有：前苏联技术情报、分类和编码研究院的术语库——ASITO。该库主要用于标准化管理,提高国民经济术语信息服务的效益,已收录标准化术语12万余条,年处理能力为1万条左右,含俄、英、法、德术语索引。该库使用两台大型计算机,有45个终端,工业部门和480余个科研、教育、出版、科技情报、图书馆等部门使用该库。丹麦术语库——DANTERM。该库建在哥本哈根经济学院,用于研究、教学和对外咨询,含有丹麦、英、法、德、西班牙等各种术语,已录入了从8000多篇论文中摘录的术语。德国夫浪和费研究院的术语库——GL0T。该库主要用于科学研究,使用德语,含有英语、法语术语对应词,并根据中－德科技合作协定,由我国学者为该库配加了国际标准ISO 2382《数据处理词汇》的中文(汉字)术语。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最近又有不少术语库在微机上建成。1989年11月下旬,国际术语情报中心又召开了“术语工作与高级微机的应用”专题国际学术会议,国际术语网通讯(TermNet News)出版了一期专刊,介绍了若干在微机上建成的术语库系统。据国际术语情报中心主任加林斯基先生介绍,现在世界上有各类术语库达200余个。根据对现有的统计数据的分析,现有的术语库大致可分为：政府或官方机构建立的,多用于管理目的,例如标准化管理、语言管理等;科研与情报部门建立的,多用于科学研究、科技交流、翻译等;大学或教育、文化机构建立的,多用于语言、翻译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对外咨询等;工业部门或企业公司建立的,多用科技交流、经济贸易和商业目的等。并且越是经济发达,技术先进,科技、教育、文化、贸易等发展的国家与地区,术语库的研究与开发就越受到重视。根据表1的统计,欧洲术语库占世界术语库总数的近70%,但是其中东欧、前苏联术语库仅占欧洲术语库总数的不到10%;亚洲术语库占世界术语库总数为不到10%,其中有半数又是建在日本。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发达国家具有足够的经济技术实力来开发高质量、多功能的术语库;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对信息传递的数量、速度和质量有更高的要求,实践过程中,认识到了术语库研究与开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ISO/TC37最近又向ISO中央秘书处建议,建立国际标准化术语数据库。国际上术语库研究与开发工作进展很快,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1.兼容性差,库间信息资源共享困难。由于国际标准化组织在早些时候没有制订关于术语库开发方面的国际标准,因而,各国际组织、各国所建术语库在硬件、软件、数据项、数据格式等方面都有不小的差异,兼容性较差。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ISO/TC37的重视,正在着手制订有关标准,现已完成ISO 6156《术语/辞书编纂记录用磁带交换格式》、WD 11(工作草案)《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技术报告》、WD 15《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和术语编目的数据元目录》;并提出新工作项目：NWI 16《面向翻译工作的术语编目》、NWI 18《术语工作文献管理》等。但是,在术语库标准化的国际活动中也还存在着一些分歧,例如,前苏联对ISO 6156的修订就提出了非常强硬的意见(ISO/TC37/SC3 N45,en)。2.质量层次不一,规模大小不一。现已建成的术语库有的含定义,有的不含定义;有的术语和定义选自权威性的标准、辞书,有的仅选自一般性的词典;大的库专业领域覆盖面广,词条数量大,语种包含多,用户遍及各行各业,小型库专业狭窄,词条数少,属于建库单位自建自用。各库之间的科学性、实用性、易用性、可靠性、可维护性、安全性等技术指标都无法比较与评价。3.重复开发,浪费现象严重。有的库最初设计未考虑到未来的发展,不得不经常变换计算机机型,重新开发软件。有些库换代频繁,加拿大的TERMIUM库建于1974年,现已开始运行第四代;苏联ASITO库第一代1981年开始使用,1985年就改用第二代;欧共体的EURODICAUTOM库一开始运行在IBM 370/158计算机上,以后又改用Siemens 7760计算机;瑞典技术术语中心的术语库TERMTOK一开始使用微机,随着数据量的增加,不得不改用DEC－10数字计算机,IR系统3RIP对话式数据库。4.中文(汉字)术语库的开发尚处于初级阶段。目前世界上只有个别术语库含有少量的中文(汉字)术语,尤其是简繁汉字、日本和南朝鲜汉字兼容处理问题仍未真正解决。5.多语种术语库有待进一步完善。多语种术语库,尤其是含汉字术语库,无论在计算机技术方面,还是在建立各语种对应的术语概念分类体系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6.术语库的综合利用不够,经济效益不显著。利用术语库制作出版物、电子辞典,以及支持开发具有商品价值的机器翻译系统、专家系统、知识库系统等有待进一步研究。7.发展不平衡,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术语库开发进展缓慢。在术语库研究与开发方面需要更多的交流与合作。四、国内术语库开发简况我国术语库研究与开发工作于1989年年初开始。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于1989年年初决定建立标准化术语库,拟收录国家术语标准、其他国家标准中的术语词条,IS0、IEC等国际组织的术语标准及标准中的术语词条,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前苏联等)的标准化术语。现该库仍处于调研和试开发阶段。机电部机械科技情报所1989年开始建立机电工程术语库,规划收录五十万条术语,第一期工程拟收录专业术语25万条,分20几个门类,100多个专业。该库小型试验库在微机上完成,使用中国科技情报所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开发的Micro CDS/ISIS通用信息管理系统软件,该软件具有较强的数据库定义功能,能较方便地按用户需要定义数据库,每个数据库记录最多可有200个字段,其下还可以定义子字段,字段均为不定长,可重复;用户可根据需要设计录入工作单,对数据库记录进行追加、修改、编辑等操作;该软件具有多种检索(顺排全文本,倒排各种逻辑操作)功能,多种数据输出格式,可以方便地对数据库进行维护;该软件留有用户编程接口,用户可开发设计自己的应用程序,并与其衔接;该软件还支持光盘存储和IBM－PC局部网络,是一种比较适合于术语库开发用的软件。该术语库多语种处理采用信通公司和清华大学联合开发的QSML多语种处理系统软件,效果也不错。总之该库模拟库的开发是比较成功的。该库开发中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1.根据其计划,建设该库过程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要耗费在对入库术语和定义的组织审定及外文对应词的选配上。2.这样大型的,多语种的术语库,还没有解决数据批量输入的问题,靠人工键盘录入无论是在术语库生成(需要大量数据的录入)阶段还是日常的数据维护与更新,都是比较困难的。3.许多机电工程方面的概念,其定义需要用图象(片)加以说明,如何开发图象(片)数据库,并解决与文字库的联接问题也是该库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4.现有的多语种处理软件还不十分理想,不能同时处理简繁汉字、日文、南朝鲜文中汉字,而且俄文处理是采用双字节,字母间隔大,比较难看,也需进一步完善。目前,机械情报所正在通过国际术语情报中心邀请国外有关专家对该库进行评估。此外国家语委语言应用研究所利用微机建立了一个含有二万条应用语言学术语的术语库。该库设有六个数据项,含术语的英文对应词;中国科技情报所周智佑研究员等利用微机建立了一个情报与文献标准术语库,收录了28项有关文献与情报国家标准中的术语约200条,该库设有10个数据项,配有英文对应词。以上两个库均使用dBASEⅢ软件,在IBM－PC微机上开发而成,属小、微型自建自用术语库。dBASEⅢ数据库软件是国内比较流行,并且汉化较好的一种软件,但也有一定局限,例如,可处理数据的容量小,处理速度慢;采用定长记录,空间浪费较大等,不十分适合大型多功能术语库的开发。目前,还有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化工部、地矿部等单位均表示了建术语库的意向。总的来看,我国术语库的研究与开发工作起点低、起步晚、进展慢,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经验,以及经济的实力,技术的保障等方面都与国际上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同时各有关建库单位对国际上的经验研究不够,缺乏足够的国际资料,而现有的资料又利用率不高。各单位分散开发,缺少必要的交流与合作。针对上述问题,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采取了以下措施：1.1990年3月成立了第三分委员会——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分委员会。该分委会由术语学、辞书编纂学、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机器翻译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代表十多个单位,以加强该领域内的协调与合作。2.利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1989年以来组织各有关单位的专家和学者出国参加国际会议10多人次,邀请国外专家访华,组织报告会和座谈会近10次。3.报请国家技术监督局,申请加入国际术语网(TermNet),以获得完整的国际资料和更多地参与有关国际活动。4.决定搜索、整理现有的国际资料,翻译出版《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译文集》。5.提出并制订一套建库国家标准,以对我国各单位建库工作进行标准化管理,保证建库质量以及未来各术语库间信息资源共享。五、术语库开发用系列国家标准的构想1.基础工作由于我国有许多单位已经开始建库工作,而在建库标准化方面并无直接可参照使用的国际标准,因此,我国建库国家标准的制订必须从两方面入手。其一,研究国外的经验与教训,从理论的高度分析考虑建库中的各种问题;其二,收集并综合国内各建库单位建库过程中的实践经验,使制订的标准适合我国术语库开发的实际需要。2.标准制订的三个阶段鉴于目前我国建库的进展状况,建库系列标准应分三步走。首先,在研究国外经验,相关的理论和技术的基础上制订《建立术语数据库的一般原则与方法》,解决建库过程应该考虑什么,必须注意那些问题,做那些工作。但是只提出原则性规定。因为在建库方面国内尚无成熟的经验,规定宜粗不宜细,要在各单位建库之前或之中搞好标准化原则与方法的协调。其次,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一部分特殊(具体)规定,解决建库工作应如何做的问题,例如制订：《术语数据库开发规范》;《术语数据库开发用文件编制指南》;《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和术语编目的数据元目录》(参照ISO/TC37/WD 15);《对入库术语信息源、数据项、数据结构的基本要求》;《对术语库计算机系统的基本要求》;《术语/辞书编纂记录用磁带交换格式》(参照ISO 6156);《术语库间数据交换的方法与技术要求》;最后,解决术语库建成后的检验、评价、管理、维护等方面的问题,例如制订：《术语库的审查与验收》;《术语库的运行与维护》;《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的技术要求与评价》(参照ISO/TC37/WD 11)等。3.标准制订过程的协调在制订标准过程中,需吸收术语学、标准化学、辞书编纂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语言学、逻辑学、情报学、管理学以及各有关专业学科的专家参与,也要吸收各建库单位的代表参与,搞好标准化协调工作。4.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首先,向国外介绍我国正在开展的有关工作。在最近召开的有关国际会议,我们介绍了我国建库及建库国家标准制订方面的工作,引起了一些国际反响。ISO/TC37/SC 3以编号文件的形式分发了我国的有关资料：《建立术语数据库的基本规定》(国家标准草案讨论稿纲要,英文本)ISO/TC37/SC 3 No.73。《中国的术语标准化工作》(英文本)ISO/TC37/SC 3 No.74。其次,促请国外有关机构和个人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并向我们提供他们的经验。目前,我们已收到加拿大有关机构来信,希望我们提供我国建库标准草案的中文本,并表示愿意译成英文,法文后,与我国有关专家共同研究讨论。奥地利、加拿大、日本、德国、挪威等国的有关机构也向我国提供了他们建库方面的有关资料。最后,是加强与国外或国际有关机构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奥地利、前苏联、日本、加拿大等有关方面均有意向与我国在该领域内进行双边或多边交流与合作。六、我国术语库标准化工作的进展情况1.两项国家标准91年完成审定报批：《建立术语数据库的一般原则与方法》;《术语/辞书编纂记录用磁带交换格式》。2.已翻译有关国际文件：ISO 6156《术语/辞书编纂记录中用磁带交换格式》;ISO/TC37/WD 11《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技术报告》;ISO/TC37/WD 15《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和术语编目的数据元目录》;ISO 1087《术语学词汇》;ISO/DP 10241《国际术语标准的制订与编排》;ISO/TC37/WD 10《概念体系(发展与表述)》;ISO/TC37/WD 860《概念和术语的国际协调》;Infoterm 8－87 en《奥地利标准的术语数据库》;Infoterm 11－8 en《计算机辅助术语文献工作与知识传播——发展中国家的术语工作和知识管理》;Infoterm 12－87 en《术语数据库的分类体系》等。3.有关专家撰写论文及背景材料,例如：冯志伟《国外术语库研制概况》;安树兰、姜树森《ISO 6156参考资料——书目信息磁带交换格式》等。4.两项新国家标准项目已列入计划,落实经费：《术语数据库开发规范》,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所负责起草,制订期为1991－1993年;《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的技术要求与评价》,国家语委负责起草,制订期为1991－1994年。七、《建立术语数据库的一般原则与方法》国家标准草案基本框架《建立术语数据库的一般原则与方法》国家标准草案的主要内容有：1.术语库开发的宏观管理建议分为三级：国家级标准化术语库;部委行业术语库;基层术语库。分别提出管理要求。2.术语库类型及其结构描述类型划分为：面向概念型、面向翻译型、面向特定领域型和其他特殊用途型四类。结构划分为：信息源、输入端人机接口、术语库主计算机系统、术语库中处理的数据、输出端人机接口、库间(机－机)接口、用户等若干功能块。分别提出技术要求和管理要求。3.质量控制对构成术语库系统的各功能部分提出质量要求,对术语库系统在质量、性能、功能、效益费用比、兼容性等方面规定了若干基本要求。4.过程控制对建库过程规定了若干阶段及基本要求。5.生成和使用对术语库生成和使用的有关方面,例如数据输入、检索、排序、输出、更新等规定了一些基本要求。6.维护与管理简述了维护与管理的几个方面及基本要求。7.信息资源共享简述了库间信息资源共享的几个层次和基本要求。八、《术语与辞书条目的记录交换用磁带格式》国家标准草案的基本内容该标准草案提供了术语与辞书条目数据在磁带上的组织和标识方法,为单语种和多语种术语与辞书条目数据的交换规定了一种通用的格式。该标准还包括四个附录：附录A是经国内著名语言学、术语学专家研究确定的“汉语术语库推荐用术语数据项及其标识符”;附录B为“ISO 6156规定的术语数据项及其标识符”;附录C是“信息交换说明书”示样;附录D是相关的国际标准目录。该标准不仅为我国各单位术语库间磁带交换提供了统一格式,而且还为国际上术语库间涉及到汉语术语与辞书条目数据的交换提供了依据。九、结语术语数据库的开发,建库标准的制订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两项工作,要搞好这两项工作,需要各有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各有关单位积极配合,要吸收借鉴国外的经验,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我们迫切需要进一步与国内外专家学者一道研讨术语库的研究与开发,及其标准化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     

全球定位系统（GPS）简介

一、GPS系统及构成全球定位系统即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简称为GPS,是美国国防部为军事目的而研制的导航定位授时系统,旨在彻底解决陆地、海上和空中运载工具的导航和定位问题。该系统从1973年开始设计研制,在经过了方案论证、系统试验后,于1989年开始发射工作卫星,1994年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GPS系统的组成可分为：(1)空间卫星星座部分(2)地面监控部分(3)用户设备部分前两部分是用GPS进行定位的基础,用户只有借助于用户设备才可达到定位的目的。空间卫星星座 由均匀分布在6个轨道面内的24颗卫星组成(其中有3颗是备用卫星),每个轨道上分布有4颗卫星,轨道的平均高度约为20200km,偏心率为0.01,轨道相对地球赤道倾角约为55度,卫星运行周期为11小时58分。GPS卫星的这种空间分布使得同一观测点上每天出现的卫星分布图相同,只不过每天的时间提前约4分钟;并且每颗卫星每天约有5个小时在地平线以上,同时出现于地平线以上的卫星数目最少为4颗,多达11颗,随时间和地理位置而异;因卫星信号的传播和接收不受天气影响,故GPS是一种全球性全天侯的连续实时定位系统。从1979年开始至今已有三代GPS卫星,分别为BlockⅠ,BlockⅡ和BlockⅢ。第一代(BlockI)为GPS实验卫星,现已停用;第二代(BlockⅡ,ⅡA)为GPS工作卫星,至1994年已发射完毕;第三代(BlockⅢ,ⅡR)正在设计中。GPS卫星的主体呈圆柱形,直径为1.5m,重约774kg(包括310kg燃料),两侧设有两块双叶太阳能电磁板,它能自动对日定向,以保证卫星工作供电。每颗卫星装有4台高精度原子钟,为GPS定位提供高精度的时间标准。GPS卫星的基本功能为：(1)接收和储存由地面监控站发来的导航信息,接收并执行监控站的控制指令;(2)卫星上设有微处理机,进行部分必要的数据处理工作;(3)通过星载的高精度铷钟和铯钟提供精密的时间标准;(4)向用户发送定位信息;(5)在地面监控站的指令下,通过推进器调整卫星的姿态和启用备用卫星。地面监控部分 包括卫星监测站,主控站和信息注入站,主要由分布于全球的5个地面站构成。卫星监测站设有双频GPS接收机,高精度原子钟,计算机和环境(气象)数据传感器。该站在主控站直接控制下自动采集数据,对GPS卫星连续观测,并监控卫星工作状况。观测资料经初步处理后存储并传送给主控站,以便确定卫星的轨道。主控站设在美国的Colorado springs,除协调和管理所有地面监控系统外,其主要任务是：(1)由本站及其他监控站的所有观测资料,推算编制各卫星的星历、卫星钟差和大气层的修正参数等,并把这些数据传送到注入站;(2)提供全球定位系统的时间基准;(3)调整偏离轨道的卫星并使之沿预定轨道运行;(4)启用备用卫星以代替失效的工作卫星。注入站由分设在印度洋的Diego Garcia,南大西洋的Ascencion和南太平洋的Kwajalein三个站组成。其主要设备包括天线(直径3.6m),C波段发射机和计算机。注入站的作用是在主控站的控制下,将主控站推算和编制的卫星星历、钟差、导航电文和其他控制指令等注入到相应卫星的存储系统中,并监测所注入信息的正确性。用户设备部分 用来接收GPS卫星发射的无线电信号,以获得必须的卫星轨道信息及观测量,经数据处理而得到定位结果。随着GPS应用领域的日益扩大,用户设备依用途不同而异,主要由GPS接收机硬件,数据处理软件,微处理机及其终端设备组成;硬件又分为主机、天线和电源。二、GPS定位的基本原理及系统运作方式1.GPS卫星星历及坐标系统GPS定位处理中,卫星轨道通常是已知的。卫星轨道信息用卫星星历描述,具体形式可以是卫星位置(和速度)的时间列表,也可为一组以时间为引数的轨道参数。按提供方式又可分为预报星历(广播星历)和后处理星历(精密星历)。卫星的位置(和速度),及用户定位计算的点位(未经坐标转换时)都是在协议地球坐标系(或叫地固系(ECEF))中表示的,其原点在地球质心,正z轴指向协议平均地极(CTP),正x轴指向赤道上的经度零点(格林尼治平均天文台)y轴与z轴和x轴构成右手坐标系。GPS定位中的WGS-84坐标系和ITRF坐标系均属地固系。另外GPS系统主控站维持有专门的时间系统,称为GPS时,这是一种连续且均匀的时间系统,原点为1980年1月6日0时UTC,单位同国际单位制(SI)时间的秒定义,其后GPS时不受跳秒影响。2.GPS定位的基本观测量及基本定位原理GPS卫星中采用了现代数字通讯技术,运用多级反馈移位寄存器产生伪随机噪声码(Pseudo Random Noise,PRN),这种伪随机码形成各GPS卫星的两种测距码,即C/A码和P码(或Y码);此外GPS卫星所播发的信号中还包括载波信号和数据码(或称D码)。这三种信号分量都是在10.23MHZ的基本频率控制下产生的。其中数据码包含有关卫星星历、卫星工作状态、时间、卫星钟运行状况、轨道摄动改正等导航信息。GPS卫星以L波段中的两种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为载波：L1载波频率为10.23×154MHZ=1575.42MHZ;L2载波频率为10.23×120MHZ=1227.6MHZ;P码频率为10.23MHZ;C/A码频率为10.23/10=1.023MHZ;数据码频率为10.23/10/1023/20=50HZ。GPS定位中的基本观测量包括伪距和载波相位。接收机在跟踪卫星信号时,机内同时产生被跟踪卫星的码信号的复制码。为将该复制码和进入到接收机内的卫星信号对齐(相关),码跟踪环路产生时移和多普勒频移;至两信号对齐时所需的时移乘以光速,即为所谓的伪距。其中包含了卫星和接收机时间系统的偏差,以及卫星信号在电离层和对流层中传播引起的时延,因而伪距的基本观测方程为：P=[(X_R－X_S)²＋(Y_R－Y_S)²＋(Z_R－Z_S)²]^1/2+(V_S－V_T)·C其中卫星X_S、Y_S、Z_S、V_S分别为观测时刻的卫星坐标和卫星钟差,均可由观测时间和卫星历星求出;V_T为接收机钟差。由于P中已作了电离层和对流层的延迟改正,因而上式中只包含X_R、Y_R、Z_R和V_T等4个未知数。欲通过GPS定位观测求得X_R、Y_R、Z_R,必须同时有4颗卫星的观测量P₁…P₄;由GPS定位系统中卫星的布设可知,任何时刻于任何地点均可获得至少4颗卫星的观测量,因而通过该系统的伪距观测量随时可获得空间定位结果。这种定位称为单点定位或绝对定位,其实质是测量学中的空间距离后方交会,由此可说明GPS定位的基本原理。载波相位是指接收到的具有多普勒频移的载波信号与接收机产生的参考载波信号之间的相位差。由于无法直接测定载波信号在传播路线上的相位变化的整周数,故存在整周不定性问题。另外由于观测环境等影响因素,其中还会产生整周跳变,因而与伪距观测定位相比,数据处理变得复杂,往往难以实现单次观测定位,不过由于相位观测量的精度比伪距观测值的精度高得多,它被用作相对定位,即精确地求定一点相对于另外一点的位置和精度。相对定位是指给定至少一个已知点坐标,用两台或多台GPS接收机的观测数据推求其余未知点坐标参数的定位方法。它与绝对定位一起构成了GPS定位的两种基本模式。由于绝对定位可直接实时地获取观测点的地理坐标,因而该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飞机、船舶及车辆等运动载体的导航和调度,以及在GIS(地理信息系统)中用作点位数据的采集等。相对定位由于其精度高,因而在大地测量、地球动力学和许多其它应用场合中需要采用这种定位模式。三、 美国政府的GPS政策及用户的措施鉴于GPS定位技术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美国政府在该系统的设计及运行中均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限制非经美国特许的用户利用GPS定位的精度,因此将定位服务分为精密定位服务(PPS)和标准定位服务(SPS)。前一种针对美国军事部门及其特许用户,其实时单点定位精度可达510m;后一种则针对非特许用户,实时单点定位精度则降为100m(水平)和150m(垂直),这是因为其中采取了SA技术(Selective Availability)和AS技术(AntiSpoofing)。AS包括人为降低广播星历精度和在卫星钟频信号中加入钟频抖动;AS技术则将p码与保密的W码相加形成Y码,这种码严格保密,以防敌方干扰和电子诱骗。有鉴于此,目前普通用户普遍采用差分GPS技术来消除SA技术和AS技术对GPS定位的影响。经实施差分改正后的实时定位精度可达25m或更好(水平)。使用载波相位观测时,采用RTK差分技术可得到厘米级的实时定位精度。为从根本上消除这类影响,可建立地区GPS卫星跟踪网,采用广域差分GPS(WADGPS)技术自行确定GPS卫星精密轨道和差分改正数,以达到精确定位和导航的目的。四、GPS应用概况GPS是现代空间技术,计算机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发展的结晶。这种空间定位与导航系统成为20世纪后期人类科技进步的里程碑。同时它将更广泛地渗透到地球物理学、海洋学、天文学、航空航天与遥感、交通及通信、气象科学等领域,并不断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GPS的典型应用包括：(1)大地测量,工程测量,城市规划及资源管理中的定位。(2)地壳板块运动监测,地表沉降,建筑物形变及灾害的监测和预报。(3)飞机着陆,公路、铁路车辆运行监控与管理。(4)大气电离层变化分析,大气水汽含量及变化,遥感,天气预报。(5)旅游,渔业和探险中的定位和定向。(6)授时,通信网络与电力网络等时间同步服务。(7)飞行器的轨迹及空间姿态的测定和预报。* 杜道生教授是地理信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社会对科学名词的影响

社会的进展推动了科学新事物的出现,由于交流的需要,就出现了科学新名词。一般新名词之能顺利推行,必因它们能确切反映科学新事物的主要特征和实质,易于令使用者望文生义、循名责实,所以名符其义应是科学订名的首要原则。有些新事物仅出现于科学界,其名词也仅在科学界中交流,然后随着科学普及程度的提高而逐步交流到一般社会中去。这些名词往往订名较为严谨,定义较为严格,但在推广过程中,由于应用范围改变,产生了名词的引伸或假借等现象,其涵义也会走样。例如“气候”借用为政治“气候”、“资源”引伸为气候“资源”等。有些事物在不同学科间都会遇到,但因订名之初有随机性,以致发生同事同物而异其称呼的现象。各学科因久用成习,互难迁就,一旦产生学科间交流,或有中间性或综合性学科出现,对“同事物、异称呼”现象就会时此时彼,使用何词漫无定则,混乱不堪。例如地理学界称呼“亚热带”,而气象学界却称呼它为“副热带”,其实是一回事。不少名词出于异国发现的新科学事物。我国要选译其相应汉文名时,尚找不到对应之词,且无法见到实际事物,仅根据语词不详的外文描述,难以肯定外名所代表之事物的性质和实质,只得随初译者粗浅理解而姑赋一名。由于译者的水平不同、理解有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于是出现了一物数名、似是而非的现象。例如把高空气象上使用的“scale height”,不恰当地译为“标高”,并错误地解释它为“均质大气高度”,已有半个多世纪了,^①把“水汽压”混同为“绝对湿度”,在50年代的观测簿中,尚留有痕迹。又如为表达与土壤中液水含量有关的一整套水土混合比特征量,国际上许多学科(如土壤学、水利学、农业气象学、植物环境学等)由于最初定名的随意性,且缺乏整体考虑,不是用很笼统的名称(例如土壤湿度),就是用不能很确切表达各量特征的费解名称(如土壤含水量、土壤水分常数、凋萎或萎蔫系数、吸湿系数、田间持水量、全容水量等),命名混乱不成体系,各学科因循互用,已成问题。我国又按名词对名词的套译,以致对这一体系的名称同样混乱含浑,看不出各名词间的系统性。待使用一段时间后,人们对事物的涵义有更正确的理解,才能逐步理清头绪确定统一称呼体系。此问题我在《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7年2期《“词符其义”与“约定俗成”界线的探讨》一文中,已有具体的建议。还有一些科学新事物,由于实用性较强,出现后立刻或很快就普及到一般社会中去,其定名并未经过反复推敲,任意性较大。例如“Laser”一词,在台湾按音译,称为“镭射”,这种译法与“Radar”译为“雷达”相似,但“Laser”译为“镭射”是不可取的。因为“镭射”很易使人联想到“镭射气”,而且“镭”是放射性元素,其蜕变性气体“氢”即为“镭射气”,它也是有放射性的,可见“Laser”译为“镭射”,容易造成误解。最近社会上据此纷纷设立“镭射影视厅”更不足取。我们现在对“Laser”一词来用意译,名之日“激光”较为适宜,从而对上述影视厅称为“激光影视厅”,也名符其实。希望影视部门及商业登记部门对这类名词予以纠正。一般说来,大多数名词在社会科学水平逐步提高后,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深化,也会有所改进,但社会对科学名词在应用中也有惯性。因为使用已久,积习难改,所以想对不合适的名词作些改进,并不容易。虽然改进的有不少,例如“德律风”和“麦克风”已改称“电话”和“扩音器”,“同温层”已改称“平流层”等,但还有不少名词,虽有更科学的名称可采用,却无法推广。例如将“大气保温效应”称为“温室效应”已为社会所习惯,目前非但无法扭转,使之正名为“大气保温效应”,更有甚者,由“温室效应”而孳生出“温室气体”的名称,而无法推广更科学的“大气保温气体”的名词。当前社会上对气候变暖及大气污染问题非常重视,无暇考虑名词改革,习惯使用的“温室效应”一词广泛而频繁地在口头及文字上出现,由于约定俗成,尚不致发生误解。诸如这种情况,说明老名词虽不很妥当,尚有一定生命力,不能要求短时间作名词改进,只能从科普工作上对新旧名词的利弊作些分析引导,惟有等待时日,始能水到渠成,出现改革成效。有时由于社会上某些变动,例如：社会流行的外语有语种的改变(如建国初由流行英语改为流行俄语,文化大革命期间,外语不流行,改革开放后,英语较为流行),或各学科的后继者对名词理解水平因故产生断层等,使原有的名符其义的好名词,虽已使用多年,其中某些却很快被搁置废弃而湮没无闻,反使早已过时的不确切的名词,重新广泛流行,再次成为社会术语,并受到“约定俗成”的维护。例如在建国之初,物理学界认为在光学中,“衍射”一词比“绕射”更能反映实质过程,而大力提倡用“衍射”一词,把“绕射”仅作过渡性名词使用。在流体静力学中,“压力”与“压强”有不同意义,采用“压强”一词有利于解释流体中力的各向传递,“压力”与“压强”的量纲也不一样,虽然英文中两者均称为“pressure”,但其中文译名应按上下文分别适当地译为“压力”或“压强”,以便更利于读者理解原义,也有利于物理教学。在电学中,“偏振”与“极化”虽均对应于英文的“polarization”一词,但在译为中文时,由于对物质言,不可能产生偏振,人们就会自觉地译为“极化”,对电磁波及声波言,不可能产生“极化”,人们就会自觉地译为“偏振”。但通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些原来已运用多年的业经创造性改进的物理名词,又有废弃可能,似又有强调起用“绕射”、取消“压强”、并把“polarization”一律译为“极化”的迹象。这样的反复,对科学进展是不利的,其所以有这种反复,固然是由于社会对原名词理解产生了断层,但如果我们有一本科学名词历次定名和修订理由的书供后人查阅,则这种断层现象还是可以避免的。最近气象名词审定委员会曾提出一些较难统一的名词,其所以较难统一,我认为与社会原因有关,今将这些名词,试提出一些供参考的看法：1.“副热带”与“亚热带” 这两个名词,均源于英文“subtropical zone(belt)”。长期以来,地理学科一般把它译为“亚热带”,气象学科一般将它译为“副热带”。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4)中的“气候区划图”内,就列有“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亚热带”等名称(其实这三个名词,即采用“亚”字系列名词,并不妥当,因为“南亚热带”与“北亚热带”原分别指南北半球的亚热带,中国在北半球,其所属三个亚热带只是在北半球的南北位置略有差异,故应分别称之为“北亚热北带”、“北亚热中带”、“北亚热南带”或省略第一个“北”字,分别称“亚热北带”、“亚热中带”、“亚热南带”等为妥)。说明地理系统习惯用“亚”字系列的名词。又如《英汉大气科学词汇》(气象出版社,1987)的词目中列有“副热带高压、副热带气候、副热带西风带”等名称,说明气象系统习惯用“副”字系列的名称,其实“副、亚”之争,在“极地”等词头也有。例如“副极地”与“亚极地”等,因为这些词的英文词头,也有“sub－”这一形式。面对这种情况,目前有几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这种现象是名词的混乱,应当统一。统一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舍“副”取“亚”,一种是舍“亚”取“副”。但这牵涉到地理学科和气象学科两方面的事,它们分别使用“亚”字系列及“副”字系列的名词都已有长期的历史,没有理由放弃本学科约定俗成名称而采用它学科的约定俗成的名称,除非它学科的名称有充分理由证明比本学科的名称为好。这就是统一名词论者认为长期解决不了统一“副、亚”的困难所在。因为迄今谁也还提不出究竟“副”比“亚”好,还是“亚”比“副”好。另一种看法是维持现在的情况。即既然“副”与“亚”之争无法解决,这种混乱的现象已维持了几十年,再让它维持一些时日也无所谓,而且所谓混乱仅是一些介乎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以外的学科。它们因要从主学科的规定,才在同一论文中时而用“副”字系列名词,时而用“亚”字系列名词。至于气象学科内部论文,都是仅用“副”字系列名词。而地理学科内部论文,则是仅用“亚”字系列名词。他们各自在名词使用上并不混乱。再一种意见是,地理学科用“亚”字系列名词和气象学科用“副”字系列名词,都是有理由的。我们应从它们的习惯使用中,归纳出“副、亚”使用原则,而决不应当做“副”吃掉“亚”或“亚”吃掉“副”的事。我们只要统一原则,既使“副、亚”仍并用,并不能算是混乱。地理学科重视的是地域的固定,气象学科重视的是天气系统或气压系统的变化。例如亚热带雨林、亚热带生态环境、亚热带植物、亚热带地方等,由于地域较为固定,所以应当用“亚”字系列名称,而副热带高压、副热带急流、副热带东风波、副热带锋面等等,这些天气或气压系统的名词,有的虽原生长在亚热带地域,却可以部分或全部移出该地域,有的则原来并不生长在亚热带地域,却部分或全部移入亚热带地域,因此亚热带地域不能束缚这些系统,它们也不固定于亚热带地域中,这就应当采用“副”字系列的名称。一旦这个原则确定了,并为地理学科及气象学科所共识,它们都采用这个原则,即使同一篇论文中“副、亚”并用,也不算混乱,而且按此原则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并没有一个吃掉一个的问题,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亚”与“副”的名词仍保留下来,仅作少量调整即可。这种不追求统一于“亚”或“副”,只追求统一于原则,与现在使用的名词变化不大,就易于为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双方所接受。我认为上述三种看法,都存在问题对于“追求统一于原则、不追求统一于“亚”或“副”的意见”中,存在的问题是：“副热带”或“亚热带”之区别,并不在于地域是否固定,因为它们都是气候或气象名词,其地域都是由气候或气象条件而定。气候或气象条件变了,地域也必随之而变。例如按柯本(Kppen)1884年的定义,以全年中有4－11个月的月均温大于20℃,1－8个月的月均温在10－20℃间作为亚热带的地域条件。在50年代,来中国参加自然区划工作的前苏联专家,主张我国华北、东北南部、新疆南部划归亚热带,以南岭为亚热带南界。竺可桢却认为冬月微寒,足使热带喜温作物不能生长,但无霜期在8个月以上,使农作物一年可有两次收获,其指标为：月均温大于10℃,积温4500－8000℃,最冷月气温为2－16℃,无霜期240－365天,北界接近北纬34°,亦即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直到东经104°;南界横贯台湾中部和雷州半岛北部,即在北纬22°30′－21°30′左右,并指出南疆不属于亚热带。这是亚热带地域由亚热带的气候定义不同而变的例子。不能因为称“亚热带”的是地理学科,就主观认为他们是为了重视地域固定而采用“亚”字系列名词。可见所谓“追求统一原则”其所提出的原则,本身就站不住脚。其次,即使这个原则成立,各学科都遵守,则在使用此原则时,人们将时时感到很多不自然。例如“副热带台风是热带进入亚热带的系统。它破坏了亚热带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但在副热带高压西边转向”。这一句话,交错地使用“副”与“亚”,看来非常别扭。对于主张“保持现有状况,不加改变”的看法,从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来看,是不妥的。因为“副”与“亚”的问题,不仅是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的事,不能只看到这两个学科对“亚”和“副”各取所需,目前相安无事,就满足了。问题在于有许多边缘学科或新兴学科,都要用到“subtropic”一词,他们如按名从主科的思想,必会产生“副”与“亚”在同一门学科中并用、造成混乱,并影响该学科的发展。例如《英汉环境科学词汇》(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1)、《英汉农业常用词汇》(商务1982)及《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它们对有些名词用“亚”字系列(如“亚热带雨林”、“亚热带土壤”、“亚热带生态环境”等),对另一些名词用“副”字系列(如“副热带气旋”、“副热带急流”等)。这种现象,任其自然,必将使混乱延续。对于在“副”与“亚”中统一于其中之一,这应是最理想的主意。这样做,并不是“亚吃掉副”或“副吃掉亚”一个吃掉一个,应是哪一个更科学地符合实际,就统一于哪一个。但是主张这个意见的,认为“副”和“亚”都同样合理,因而处于难以统一于其中之一的尴尬局面。这是由于对称呼“亚热带”和“副热带”的历史沿革,没有调查,对“副”与“亚”只看它们同义的一面,没有细细分析它们异义的一面所致。另外,对于当前“subtropic”一词译法的趋势缺乏了解也有关系。从名词的历史沿革来看,在公元前约500年,希腊巴曼尼得斯(Parmenides)曾建议“太阳气候分区法”,把世界气候分为“寒带(frigid)”;(即太阳永不升到地平线以上区)“温带(temperate)”(即气候温和区);“热带(torrid)”(即太阳长年中午在天顶附近区)三区。到了公元前284年到公元前192年,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第一次绘制出一张包括两个寒带、两个温带、一个热带的“地球气候带”图。各带的界线为极圈及回归线。那时他们已认为地是球形的,有赤道分隔南北半球,他们将回归线称为“tropic”,意思是太阳运行方向转变回来的地方(希腊文为“τροπικοs”),即在“冬、夏至日”的太阳位置,他们将极点称为“pole”(希腊文为“πολοs”),极圈即太阳绕极而转的圈。到了19世纪,人们开始从大气环流的角度,根据气流划分气候带。1858年茅雷(Maury)所绘“大气环流图”已画出南北回归线〔北回归线注以巨蟹宫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南回归线注以摩羯宫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摩羯为半羊半鱼形怪物,巨蟹和摩羯均属黄道十二宫〕、信风带及赤道静风带,惜理论根据尚不足。且所标极圈内气流方向有误。1856年费拉尔(Ferrel)改进了极圈内气流,接着在1889年他又在其《风之通络教程(A Popular Treatice on the Wind)》一书中,进一步立体地描绘出全球大气环流。图中已注有赤道无风多雨带、回归线无风干燥带和极地无风带,在构造此环流图时,已考虑了地球自转的科里奥利力(Coriolis force)及热力作用。由于这张图中把回归线作为信风带与西风带的分界区,说明他尚未理解信风带与西风带的交界区与回归线的区别。风系的交界区是动力交界区,回归线是太阳运行回归的界线,两者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决不能混为一谈。虽然费拉尔图有缺点,但显然他的图比之前人有很大进步。因为只要进一步认识风系交界区与回归线两者的不同点,“副热带”这个概念就能很快脱颖而出。在这方面他至少已发觉这个回归带的少风而干燥的特性,此特性是回归带所不一定具有的,它属于信风带与西风带风系交界区的特性。把少风而干燥的特性与回归线强扭合在一起,既是费拉尔的认识的局限性,又是费拉尔对前人认识的初步推进。在他以后,人们对信风带与西风带分界区的研究,就频繁起来。人们发现该区约在纬度30度附近,位置随信风带与西风带的进退而有变化,不象回归线始终位于23°27·的纬度线上。而且西风带与信风带的分界区,每伴同高压带,还常有下沉空气相伴,干热少风是气流下沉的结果。因此人们就把信风带与西风带交界区的高压带称为“subtropic high”。可见这里的“sub－”,目的在于把费拉尔称为的回归线(tropic)区别开来。既否定这个高压带是“回归线”,又说明这个高压带接近回归线位置。我国气象学界,在20世纪上半叶,为表达这种既否定它是回归线,又指出它位于靠近回归线的地方,就把“sub－”译为“副”字。又因为在古希腊,将热带视为被南北回归线所包围的区域。例如前面举出的埃拉托斯特尼的《地球气候带图》,就是这样画的。所以后人常将“热带”用“tropic”表示。这虽不确切,但已成习惯。这样,我国气象学界就把“subtropic”一词,译为“副热带”了。再如在1934年,李宪之《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中已用“副热带气团”一词。1938年涂长望《中国之气团》中,既用了“副极地气团”,也用了“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气压带”等名词,并说明了在副热带高气压带中,下沉空气对“大气环流之维持,关系其钜”。此后么枕生《中国中部的静止锋及其在两湖盆地发展的波动》(1939),张宝堃《四川气候区域》(1941)、卢鋈《中国气候概论》(1944)、涂长望、黄仕松《中国夏季风之进退》(1944),高由禧《东亚自由大气之运行》(1948)等文,均采用“副”字系列,以表达“副热带系统”。费拉尔的环流图,在进入20世纪后,其意义更为世界气象学界所深刻认识。1951年帕尔曼(E.Palmen)叶笃正等人研究了地球大气的经向环流,发现了低、中、高纬度有三个环流(在副热带上空有急流现象及空气下沉现象,而在纬度60°处有来自中纬及高纬空气辐合形成锋面),称为帕尔曼经向三环流模式。1957年贝茨(D.R.Bates)所编《行星地球》(The Planet Earth)》一书中,埃笛(E.T.Eady)绘出了“理想的经向三环流图”,称为“埃笛模式”。他将这三环流分别称哈得莱环流(0°－30°间)、费拉尔环流(30°－60°间)、副极地环流(60°－90°间)。高低纬两环流均属“热力环流”,中纬度环流为“动力性被动逆环流”。其中中纬度与低纬度两环流交界区有下沉干燥气流,“副热带高压带”即由此而成。而信风及西风气流之形成也可由此得到解释。在中纬及高纬两环流间,有辐合上升并在高空向南北流动的气流,“副极地低压带”即由此而成。由于空气上升,这里也就成为“副极地多风暴带”。这样,不论是副热带高压带或副极地低压带,其形成原因不仅与太阳热力或极地冷却有关,也与一些动力因子有关,从而“副”字的含义,更深化了。但是在费拉尔绘制环流图之前五年,即1884年,柯本(Kóppen)囿于古希腊把纬度低于回归线纬度的地方称为“热带”的概念,由于发现纬度稍高于回归线纬度处有一气温尚高的地带,在植物生长方面,有特殊意义,就把这个地带称为“subtropic zone(亚热带)”,意即“温度亚于热带的地方”。他用纯温度的高低来划分气候带。当时他把全年各月月均温都大于20℃的地方,称为“tropic”,又把全年中4－11月的月均温大于20℃,1－8月的月均温在10℃－20℃之间的地方,称为“subtropic”。日本气象学界早年认为按照这种定义,“sub－”的意义意味着温度稍低于“tropic”,所以译为“亚”更合适些,因为“亚”表示程度稍次的意思。这样日文对“subtropic”就译为“亚热带”。其后,虽然他们知道了另外尚有考虑动力因子的“subtropic”,但为了保持名词的统一,仍一律译为“亚热带”。例如日本文部省《学术用语集·气象学编》(日本气象学会,1975)及农业气象学会编的《农业气象学用语集》(养贤堂发行,1979),以及早在1925年(大正十四年)服部操《汉字索引日华大字典(增补)》(内外出版印刷株式会社发兑)均采用“亚热带”词条,以表示“subtropic”。我国早年在译述日文农业、地理、植物等书时,就把日本“亚”字系列的“亚热带”一词引入我国,使这些学科产生了“亚热带”与“亚极地”等词,但我国气象系统,则排斥了“亚热带”一词,而改用更合适的“副热带”一词。这就是“亚热带”及“副热带”名词的沿革,而我国科学名词中这种“亚、副”之争,也是这样产生的。根据上述沿革,可归纳“副热带”与“亚热带”两词的区别如下：(1)“副热带”是由研究大气环流而得出的名词,它是中纬度费拉尔环流与低纬度哈得莱环流间的下沉气流区,因而干热、少风、近地面气流辐散,位置随下沉气流区的变化而异,但一般约在30°度纬度带附近,比回归线纬度为高,其形成与动力因子和热力因子有关,是自转地球上的产物,它在地面是一个高压区,是大气中符合理论的实体系统。但“亚热带”是一个纯用温度为依据的经验气候带。所用的温度有的用一般月均温,有的再加积温条件,有的还考虑至少有几个月的月均温高于或低于若干温度,其热带与亚热带的界线温度各有多大等,各家的看法,很有差异,从而亚热带的范围也可以有很大不同。例如在50年代,竺可桢与苏联专家对中国亚热带范围的划分,有很大出入,这说明“亚热带”缺乏世界可公认的客观定量标准,它事实上仅具有相对的意义。又由于它没有考虑动力因子,也不考虑地球自转影响,未从大气环流角度研究问题,所以缺乏形成机制的理论依据,可随实用目的的不同而异其温度条件,有任意性。说明人们采用“副热带”一词,是由于对气候带的认识比用亚热带一词时,有很大的深化。(2)“亚热带”仅有温度亚(低)于热带的一种意义。它与“热带”仅有程度的区别、并无性质上的区别。而“副热带”与“热带”有形成机制上的区别,即性质上是不同的。因而不能认为“副热带”与“亚热带”意义相同,而取听其自然的态度。在日本,不论“副热带”与“亚热带”,一律称“亚热带”。这是他们为名词统一所作的规定,他们根本没有“副热带”这一名词。所以并无“副、亚”之争。在我国,“亚热带”之名来自日本,并非我国创造,而“副热带”之名,则是我国根据大气环流理论及大气实际情况的创造性名词。日本将“subtropic”一词统一译为“亚热带”未闻产生什么争执。我国原有“副、亚”之争,如规定将“subtropic”统一译为“副热带”,则不仅可停息“副、亚”之争,统一称呼,符合科学上先进认识及国情,而且根据日本经验,统一称呼后也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反而有利于有关各学科之发展。根据了解,我国地理学界及农业气象学界也已有把“亚热带”改称“副热带”的择善而从的趋向,以保证名词的统一。例如1976年中科院地理研究所《英汉自然地理学词汇》(科学出版社)称“subpolar”为“副极地”。称“subpolar low－pressure belt为“副极地低压带”,称“subtropical easterlies”、“subtropical high－pressare belt”分别为“副热带东风带”和“副热带高压带”。其它尚有“副热带急流”、“副热带雨林”等名称。又1984年农业出版社《英汉农业词典·气象分册》中,也已全采用了“副”字系列的“副热带高压”、“副热带生态环境”等名词。此外,尚有不少辞书,如《地理学词典》(1983)及《气象学词典》(1985)等,已采用了以“副”字为主的思路,即虽指出“副”可称为“亚”,但在“亚”字系列名词后,都仅注明具体解释,参见“副”字系列的相应名词。这些现象,都说明社会上某些有关学科,已在主动弃“亚”从“副”,指出了采用“副”字系列的“副热带”、“副极地”等名词,已是未来的趋势。我们虽然认为：将“subtropic”及“subpolar”等词,统一称为“副热带”及“副极地”,不论从理论上还是认识深化上,在客观方面、遣词方面、适应未来趋势方面、解决目前名词混乱方面,都是有理由的。但我们并不主张取消“亚热带”“亚极地”等名称,因为它们已有很长使用历史,我们不可能回到历史中去取消它们。而且日本的“亚热带”一词相当于我国的“副热带”,更无取消的理由。我们仅希望人们认识到：在我国,“亚热带”与“副热带”并非同义词,它是以温度高低作为气候带之一,属于的“寒、温、热”分气候带的原始性分带体系,仅稍加细密改进而已。由于其定义严密性不足,在社会上被采用的趋势已在逐渐减少中。2.“观测”与“探测” 有人说“探测可以包括观测”,因为“气象观测”仅属大气探测的一类。也有人说“探测所得仍需观测”,只是“先探后观”而已,所以广义的观测可包括探测。加之“高空探测”有时也称“高空观测”,雷达气象观测有时也称“雷达气象探测”,这不同的意见和情况,使“观测”和“探测”这两个概念,更加令人混淆不清了。我认为“观测”与“探测之区别,在于“探”字,而不在于“观”字。所谓“探”,即“对无法经常采集资料的领域进行探索”,因而可以认为：采集常规业务所需气象资料的工作,可称为“观测”,而采集供科学研究所需的非常规、难以提供日常业务所需的气象资料的工作,可称为“探测”。为什么说“观测”与“探测”之区别不在于“观”字呢？因为随着仪器设备的发展,有些采集资料的工具,已能自记或自动发报、进行常规业务工作,而不依靠人眼直接感应读数。例如在海岛、高山、沙漠等人烟稀少地区所设的自动无人气象站所测得的资料,也属于“观测资料”,并不称为“探测资料”。为什么那些不进行常规采集的气象资料的采集工作,称为“探测”呢？这是因为采集这些资料很不容易,所需的仪器设备较复杂,进行采集的技术要求又较高,要用较多的人力、物力或财力,无法经常采集。而且这些资料的用途,尚未拓开,使用还不广泛,仅供研究工作需要,尚无进行日常业务性采集的必要。但当这些资料的用途成为业务所需,人们要求资料能常规供应,且仪器设备及技术水平有了改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已为能力所及时,则原属“探测”的项目,也可改称为“观测”。例如原来高空风资料的采集称为“探测”,现在已常称为“高空风观测”。但这仅是指测距地30－40千米以下的风向风速。对50千米以上的风资料采集,因尚不能常规化,所以仍只能称为“高空风探测”。又如“雷达气象探测”,其中对风暴云的常规监测,已成业务,故已可称为“雷达风暴云观测”,但这主要限于风暴云的移动及中尺度系统的发展,至于风暴云的微尺度结构情况,还处于“雷达风暴云探测”的阶段。又如卫星云图资料,已可称为“卫星云况观测”,因为这已成为业务性常规采集工作。但卫星对大气温度廓线等的资料采集,无法经常化,所以仍应归之为“卫星探测”项目之一。可见称为“观测”或“探测”,并不是任意的,它与当时采集资料的仪器设备及技术等社会条件和这些资料的社会需要等客观条件有关,它是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的,在条件改进时,原为“探测”的项目,可全部或部分转变为“观测”的项目。3.“气象学”与“大气科学” “气象学”这个名词,最早为古希腊柏拉图(Plato,B.C.428－B.C.347)所提出,而由亚里士多德(Aristotle,B.C.384－B.C.322)首先作为汇集其本人、同代人及前人对气象认识为内容的书名。从词源上看,气象学(meteorology是由希腊文“μειεωρο”与“λογικα”(即“meteoro”与“logy”)两部分组成。前者有“上方”之意,后有“学问”或“智识”之意。从亚里士多德《气象汇论》(Meteorologica)内容看,它不仅包括对风、云、雨、雪、雷、电、雾、霜、露、雹、虹、晕等气象现象的认识,也包括对彗星、银河等现象的认识,而这些现象都是在“上方”的现象。在17世纪,已将“气象学”一词认识为有关大气现象的学问(Study of Atrnos－pheric Phenomena)。日本在吸收西洋科学时,就利用汉字的意义,组成“气象学”以表达Meteorology”的原义。中文原来并无“气象学”的概念。中文的“气象”原泛指一种自然或人物的情态气概,并不仅指天气现象。例如宋代大画家郭熙《山川训》说“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须远而观之,方见得一障山川之形势气象”。这“障山川”之气象,还可以认为是“岚”“霾”等天气现象。但程颐曾说：“气象于甚处见？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见,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二程全书》)叶梦得说：“七言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行徐不失言外之意,如杜甫《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光动摇”(《石林诗话》)。这些“气象”,就不是指天气现象。中文中“气象学”一词,是从日文中引入的。近三十多年来,气象科学有很快发展,许多大学的“气象学系”纷纷改称“大气科学学系”,许多气象学专著常标名为大气科学专著,于是有人对这种改称很不习惯,认为属于换汤不换药之举。但事实上,这是社会上气象学发展到大气科学阶段所致,改变的不仅是名称,而是内涵。“气象学”这个名词已包含不了“大气科学”的全部意义。但这并不是说要取消“气象学”这个使用已久、具有特定意义的传统名词,只是要用一个更能表达现代所拟研究的包罗与大气领域有关的全部范围的综合性学科的名词,于是“大气科学”一词一经提出,就得到了有同一想法的气象学家的响应。人们从这个新名词中,看到了“气象学”在前一阶段的进展,更深刻体会到大气研究领域的内涵丰富,从而对这门科学的未来发展,更充满了信心。究竟“气象学”与“大气科学”在内涵上有何不同呢？不同点在于：(1)“气象学”重点本是研究大气中之象,即有形象可见的云、雨、霜、雪之类。但事实上其研究对象早已逐渐包括天气系统、气压系统、无形可见的大气性质(如温度、湿度、电性质等)、运动(如对流、平流、乱流等)及抽象量(如扩散系数,环流指数等)等,超出了“大气现象”这个范围,其所研究的规律,也早已不仅是现象的简单规律,而却包括系统、性质、运动及抽象量的规律,因而内涵已突破了旧名称,有引用“大气科学”这个名词的需要。(2)近三十多年来,由于分支学科大大发展,且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内容,各有深邃丰富的特点。特别是其实用性学科(如天气导变、临近预报、雷达气象、卫星气象等)及应用性学科(如农业气象、军事气象、医疗气象、航空气象等)发展尤快。边缘性分支学科(如海洋气象、地质(时期)气候、生物气象、城市气候等)有广泛开拓。一些综合性科学(如环境科学等)也重视把气象科学内容综合进去。这些学科已非过去通论性的以“气象学”命名所能充分包涵,只有以更大包涵性的“大气科学”一词,才能胜任。(3)过去“气象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局限于地球大气的物理学,而且重点往往放在天气和气候方面。但目前大气科学研究领域,已扩展到大气化学、大气生物学、工业大气、宇宙大气(包括行星大气、卫星大气与星际大气等)领域,超高层磁力圈大气也是过去“气象学”所未曾深入接触过的领域。大气科学研究在微观世界也有发展。例如云雾物理学和高层大气的研究已牵涉到物质的微观结构问题。大气科学研究的方法与工具,采用了几乎遍及各种新科技领域(如雷达、卫星、激光、各种遥感、同位素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这些新天地的探索,已非传统“气象学”工作者所能深入掌握,必需聚集各领域的专家,才能处理裕如。而要把这样广泛领域的内容包括在内,并使各方面专家集中来解决大气问题,只有采用“大气科学”、这一名词,才能恰如其分。可见“气象学”发展为“大气科学”,是历史的必然。4.“古气候学”与“地质气候学” “古气候学”本来是“地质学”的分支,原名为“Paleoclimatology”。其中“Paleo－”原来就有“古”的意思,但它与ancient”不同。“paleo－”多用于学科名前,作为词冠。其“古”的范围限于地质时代,也包括人类史前时代,而“an－cient”只是对“古”的一般说法,主要包括人类史前及历史时代,可见paleo－”的“古”,通常不包括人类历史时代的,而“ancient”的“古”通常不包括地质时代的。那末中文“古气候学”、一词,就会令人发生“古”到什么时候的疑问。它不象“Paleoclimatology”一词,一眼就能判定是指地质时代的古气候学。过去由于“古气候学”是地质学名词,研究所需资料是地质资料,研究者多为地质专家,所以并没有其中“古”,是不是地质时期的“古”的疑问。但事实上,我们认为这门学科是“地质学”与“气候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既可以由地质学出发来研究,但也可以由气候学出发来研究。而气候学家要研究的古气候学,不仅仅只是地质时期的“古气候学”,也要研究“历史时期的古气候学”。这样,从气候学家的观点看,将“古气候学”仅定义为地质时代气候学,就不全面了。如果把地质学上的“古气候学”改称为“地质(时期)气候学”,就不会产生误解了。气候学家有没有必要来研究地质时期的气候呢？有的。例如研究地质时期的辐射收支、热量平衡、大气环流、大气成分演变(大气化学)、气候分区等,这些内容并不是地质学家研究的重点,也不是仅从地质学的角度所能解决的,但它们也的确是“地质(时期)气候学”的内容。严格说来,这门“地质学”与“气候学”的边缘学科,应区分为“气候地质学”与“地质气候学”两个分支,前者是通过气候学方法研究地质,后者是通过地质学方法研究气候。但由于这门边缘学科的发展条件所限,目前“地质(时期)气候学”,实际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内容。由于“地质(时期)气候学”是一门牵涉到不同学科专家间的问题,必须由有关专家进行协作才能推动其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把paleoclimatology”译为“地质(时期)气候学”,是地质学家与气候学家间的问题,也需要有关专家的协商,才能解决。5.“综观气象学”、“天气学”与“综观气候学” “综观气象学”这一名词,目前我国气象学界并不广泛流行,所以有陌生之感,其实这个词在国外是十分普遍的,其英文原名为“synoptic meteorology”。因为“synoptic”中的“syn－”表示“综合”,这当然不是任意“综合”,而是有组织的综合,使之有“同步性”及“鸟瞰性分布”资料。而“－optic”表示“观”,合起来,“synoptic”就表示了“综观”。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大气科学卷》(1987)“综观气象学”条：它是指“将大范围各地区气象台站在同一时刻观测所得的气象资料,填绘在一张空白地图上,进行综观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后,同时还配合气象卫星探测资料的分析),然后由此作出天气预报”。可见进行“综观气象学”工作,首先需要各地区气象台站的同时气象资料(即“同步性”),还要将各地资料填绘于天气图上,分析其分布规律(即“综观性”或“鸟瞰性”),目的在于进行天气预报。不具备“同步性”及“鸟瞰性”气象资料,当然也能分析天气、作出预报。例如统计天气分析预报、数值天气预报、单站天气预报、临近预报等等,但它们就不能属于“综观气象学”的范畴。然而,由这些不属于“综观气象学”的办法研究出的天气规律,不能说不属“天气学”的范围。由此可见“天气学”可以包括“综观气象学”的内容,但“综观气象学”仅属“天气学”的一种,并不等同于“天气学”。日本气象学会《学术用语集·气象学编》(文部省,1975),把“synoptic meteorology”译为“总观气象学”。“总”与“综”的意义相近。我国在解放前,也有人主张把原文译为“综观气象学”(目前台湾一般仍用“综观气象学”的名称)。但以后,我国有些“天气学”教材,由于已有称为“统计预报”、“数值预报”、“临近预报”等教材的配合,其内容渐渐以包括“综观气象学”内容为主了,却未能把教材改称为“综观气象学”。我国翻译的“综观气象学”专著,有些也以“天气学”之名出之。1965年《英汉气象学词汇》为了防止将“synoptic meteorology”误认为等同于“天气学”,但又为了迁就习惯,就在此词后配以“天气[图]学”一词。由于方括号内之字有时可删,因而更促使人们将“synoptic meteorology”直接译为“天气学”,(甚至把“synoptic analysis”、“synoptic background”等,译为“天气分析”、“天气背景”而不正确译为“综观天气分析”“综观天气背景”)其实所删掉的“图”字,正是体现“综观(synoptic)”的关键词。“综观气象学”一词出现时,卫星云图尚未出现,现在卫星云图已成为天气预报的一种重要工具。这是一种从人造气象卫星上遥感云场而得,因而既有各地云况的同步(同时)资料,又是云分布的鸟瞰资料,因此它也可属“综观气象学”。但它毕竟与天气图气象学的资料不同,因此卫星云图分析常在进行天气图预报时作为辅助工具,这是“综观气象学”的发展。由于“天气学”有“综观”与“非综观”的区别,所以天气资料、天气分析方法、天气预报等,也有“综观”与“非综观”的区别,凡“综观资料”其采集方法,也每与“非综观的”有所不同。最近看到一些资料,其中有建议把“综观气象资料”与“非综观气象资料”译为“天气资料”和“非天气资料”,这未将原文“synoptic”的含义表达出来,因而是不妥的。“非天气资料”事实上仍是指“天气资料”,只是“非综观性”而已。“天气学”的“天气(weather)”一词,属一般生活用语,未出现“天气图”时,已有此称呼。当然那时的“天气”是指“地方性天气”。但在出现“天气图”以后,其意义有所扩充,即仍保有一般生活用法,可表示局地晴雨等情况,也可包括“综观气象学”中的“综观天气”,可见其意义比“综观气象学”要广。近几十年,有“天气气候”一词的出现。但这个名词似嫌笼统些,因为事实上,有两种“天气气候学”,第一种属于综观性的,日本称它为“总观气候学”,它直接译自“synoptic climatology”,可是我国把它译为“天气气候学”。其实如译为“综观气候学”更合适些,因为它是用“综观气象学”的概念研究气候学的。这门学科是1942年由美国贾可布(W.C. Jacobs)所创。另一种“天气气候学”是属于局地性的,系1927年苏联的费道罗夫(E.E.φедоров)所创,他基于“气候是天气的综合”这一概念,在一地局地天气的综合上写出了“综合气候学(Synthetic Climatology)”一书。其实这书名上所说的“综合”与前面所说的“综观”,意义很不相同。它仅综合一地的局地天气,是生活意义上的天气“综合”。而非天气图天气性的“综观”,并无同时性及“鸟瞰性的意义。因此前面贾可布气候学,应称为“综观气候学”,而费道罗夫气候学应称为局地天气综合气候学(local weather syn－thetic climatology)。它们两者都属“天气气候学(weather climatology)”,但研究的方法很不相同,对象气候的空间尺度大有差别,不应混淆。严格说来,“综观气象学”一词使用《中国大百科全书·大气科学卷》上的定义,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是用“综观天气分析预报”的定义来定义“综观气象学”,这个问题并非我国所独有,而是国际气象学界普遍存在的。例如英国气象局1963年出版的麦克英托许(D.H.McIntosh)《气象学辞汇(Meteorological Glossary)》就定义为“为气象学的分支学科,它与用地理图上表达“现在天气”并特别用以预计其未来发展有关”。我们认为这一国际性的看法,虽并不妥当,但在气象科学发展的过去阶段产生是可以理解的。但自从出现了贾可布的“综观气候学”后,就不合适了。因为现在“综观气象学”应当既可包括“综观天气学(synoptic weather science)”,也可包括“综观气候学(synoptic climatology)。而且在“综观天气学”中应包括“天气图气象学”和“卫星天气学”等。为澄清有关“综观”、“天气学”等名词,我们列出了下面的学科名词系统：上述系统中的虚线,表示未列的其它学科,它们大多属于非本文所应涉及的有关学科,但也有代表可能与本文有关的新学科在内。结论概括前面各名词的讨论,可以认为科学名词的改进,都是与学科有新发展有关。学科发展了,使旧名词被改进后的新义所突破,要求创造新名词或改进被突破的旧名词,以适应发展中的新情况。但社会(指使用科学名词的社会,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言,指有关专业的学科;对使用较广泛的名词言,指使用此广泛名词的社会)已习惯于传统名词,心理上尚不能顺利对新创名词或改进后的名词很好适应。在惯性作用下反而觉得新名词有异端性并可能发生“抗药”作用。但是科学名词毕竟要为社会的进展服务,名词与其内涵的不符,毕竟会增加社会利用科学技术的困难,改进科学名词,表面上仅是改善名词与涵义之相应关系,实质上是为了便利社会利用正确科技名词来交流科学思想及技术,更好地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成为现实,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因此合理的新名词或较好的改进后的名词若一时不能得到社会理解,使推广工作不很顺利时,不要急于求成,要认识到这是名词改革过程中常有的现象,应不断作耐心解释,争取水到渠成,赢得社会在心理上逐渐适应,在理解上产生共识,但也要有信心于所进行的名词改革,因为社会毕竟要依靠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来推动的。名词改革既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且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它必然最终会获得社会的承认和鼓励的。通过上述一系列气象名词讨论的例子,我们一方面理解科学名词的产生、发展、改变都与科学发展有关,而当它一经定名采用,其旧名词的改善、新名词的创立等工作,是否能顺利进行,又受到社会的制约。在时机合适时,能顺利进行,在时机不利或社会传统因素较强时,进行就不能顺利。当名词理解水平有断层时,还会有倒退的现象,但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新科学名词的增加是不可抑制的。旧名词的更新及其涵义的调整,在一定情况下总是有需要的。对于从事科学名词研究和审定的工作者来说,经常对所从事学科的名词作总体系统的、或各别已有名词的分析,提出一些新的名词改革理论和具体名词改革的见解,反复地科学地阐明其理论和见解,从活跃名词研究和审定工作、促进启发性思维,使对具体的科学名词,通过不同见解的公开讨论,以理服人达到共识,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种讨论是社会对新名词的选用、旧名词的改进,由减少分岐到协商一致,由混乱而趋于共识的过程,这有利于使科学名词研究能更好地体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①此问题我在《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年第1期《定名贴切,方有效益》一文中曾作过探讨。     

名词工作随忆--写在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20周年之际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原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已走过了20个春秋,许多往事一幕幕浮现在脑海中,感动着我们。这个时期经过一二代科学家数千人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本文仅对某些往事作点滴追忆,以纪念那些为此立下过功劳的人们,并纪念名词委20周年华诞。科学春天的花蕾代表专门知识概念的专用名词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而产生、发展的。中国在20世纪初已有专册词书出版,1918年成立科学名词审查会,开始有组织地审查名词,主要有医学、化学、物理、算学、动植物等名词。1916年中华医学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就设立了“名词部”^[1],每年都举行医学名词审查会。1932年开始陆续有些学科成立学会,审查名词是各学会基本任务之一。1932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国立编译馆”组织审查并出版各种学科名词,直到1949年共出版各种学科名词大约60余种^[2]。这些名词工作代表并反映了那个时代科学技术的面貌,在当时都促进了国家经济、科教事业的发展。新中国诞生后仅半年多,在百废待兴的年代,于1950年5月2日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之下成立统一学术名词工作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任主任委员,并组成五个工作组：自然科学组(召集人竺可桢、杨钟健);社会科学组(召集人沈志远、王子野);医药卫生组(召集人贺诚、徐诵明);文学艺术组(召集人丁西林、蒋天佐);时事组(召集人纪坚博)。后来,一些专职从事名词工作的人员进入中科院所属的科学出版社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这期间他们组织各学科专家审查出版了许多名词及工具书。此后,所有人员“连锅端”到农村。1972年回到北京恢复工作后,在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继续进行十分有限的名词工作,主要是编订双语工具书。7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的前后,科技发展的形势与国家发展的形势一样越来越好,人们高兴地称这是科学的春天。关闭的国门一打开,国外各种新科技、新知识、新理论迅速涌入,势不可挡。各种学术交流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来往越来越频繁,而许多新科技、新概念的命名和统一工作基本上没有人管,名词混乱,各说各的话,因而对科技学术名词统一工作的需求急剧上升。笔者当时明显地感觉到,过去国内科技类双语工具书主要都是由科学出版社编订出版,而此时,全国出版行业已出现了词书热,各出版单位,甚至机关、学校、行业都在编纂词书。这主要是形势发展而产生需求的反映,而其中混杂一些是在金钱利益驱动下乱拼乱凑,剪剪贴贴出版的低劣词书,为害社会。由于没有权威性的名词统一机构,结果书出得越多,名词就越乱,混乱情况与日俱增,社会上强烈反映要求做好名词规范化工作。记得当时笔者偶然有一次要查ergonomics的中文名,在那时的工具书中几乎一本一个样,笔者好奇地继续查下去,让人惊讶地发现,竟有20多种译法(如人机工效学、人机工程学、功效学、尔刚学、人类工效学、工程环境改造学、人类环境改造学……)。这种状况刺痛了我们,也促使我们思考,中国的学术名词工作能这样下去吗！？名词室的同志们对统一国家科技名词术语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大家都在思考如何变革的问题。不久,要给上级写报告反映情况,建议恢复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组建有权威性的审定机构的想法逐渐形成。1978年初,信写好后,有的同志借用方毅副总理(当时主管中科院工作)的住所与我们单位大院相邻的机会,将信通过秘书直接送到方毅副总理手中。在中科院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1978年10月6日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就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一事正式呈报国务院。同年12月方毅副总理及当时国务院几位领导共同签署了报告。1985年4月25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式成立,从此揭开了我国科技名词统一工作历史性崭新的一页,它的特点是：1.建立了比较健全的专门从事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的全国性常设机构。国家赋予它在统一全国科技名词方面有最高的权威性。2.制定了名词审定的原则和方法,确保整个审定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3.按科学规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系统地开展审定工作,便于各学科间科学地衔接和协调,以及安排好学科名词工作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结合。4.审定的学科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工作之深入,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5.汇集了一批各学科有权威性的一流学者从事审定工作,到目前,参加审定工作的专家已有两千人以上。这也是以往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6.将国际上各国术语学派的理论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在实践中为创建有中国特点的术语学作努力。回顾历史,清楚地看出一个道理：国家兴,则科技兴;科技兴,则名词工作兴。全国科技名词委的诞生,正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国科技工作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科学的春天中结出的花蕾,她必将逐步开出繁盛之花,在我国科技发展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结出更丰硕的成果。“三钱都来了”1987年9月全国科技名词委在北京远望楼宾馆召开全体委员会议。会议进行中,参加会议的国家地名委员会的专家周定国先生走过来轻声对我说：“名词委真不简单啊,今天的会,中国的三钱都来了。”本来我们并没有注意,他这么一说,我一看,可不是吗,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三位科学家都来参加会议了(当时大家都喜欢把这三位同姓钱的我国著名科学家称为中国的“三钱”)。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是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首任主任。此后8年,在他的领导下,聚集了全国各学科一千多位学者,全国科技名词委开展了一系列学科名词审定工作。钱老工作很深入,当得知一条重要的基础名词vector的中文名对于几个学科存在“矢量”与“向量”的分歧时,他亲自主持协调会,把相关的数学、物理、力学等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请来共同讨论。他既尊重科学,又尊重约定俗成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做出大家比较满意的协调意见。对某些社会热点问题,他还召开记者会,亲自介绍、说明。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初期的名词工作,因受当时中科院研究领域的影响,比较侧重在一些基础学科。1990年前后国家提出“科学技术要服务于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方针,钱老及时对我们说：“名词工作要与国民经济相结合。”后来,我们在一些工业、交通、能源、农、林、水产和高新技术领域组织名词审定。这一工作受到相关学会、部委的欢迎。1997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也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钱学森先生在汉语名词工作方面作了许多突出的贡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laser一词译名比较混乱,最初有人按外文全称译为“光受激辐射放大”、“受激发射光”、“光量子放大”等,也有音译为“莱塞”等,前后曾有近十种译名,比较混乱。后来钱学森建议订为“激光”,由原来较长的短语,变成二字词,并具有顾名思义的特点,很快被相关各学科和社会接受,实现了名词统一。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在谈到科技名词命名的问题时,常常赞誉这个命名简洁、明了,是意译词的成功典范。对于汉语术语的命名,钱学森先生说“要根据汉语习惯定名,要让人一看就有中国味。”在1987年9月全国科技名词委工作会议上他说：“‘laser’这个名词,我曾建议订为‘激光’,被接受了,我很高兴。‘space’这个词有的译为‘空间’,给人感觉是空空洞洞的。我根据毛主席‘巡天遥看一千河’诗句：建议把它订为‘航天’;连同‘航天飞机’,一般被接受了。我考虑在太阳系飞行叫‘航天’,在空气中飞行叫‘航空’,将来在银河星系以及大宇宙中飞行可叫‘航宇’”^[3]。航天、宇航、空间等词的用法一直比较混乱。1982年4月成立的航天研究院,以及后来人大决定成立航天部和航空部时,对名称有争议,最后钱学森的意见被人大接受,作出了决定,成立航天部。“我在这方面的经历,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经验”,钱学森坦然地说：“天文学上的‘black hole’,我建议叫‘陷光星’,现在我看到这里公布的还叫‘黑洞’。”钱学森先生一直很关心我国的科技名词工作,1991年他写信给钱三强,讨论mesoscopic和nanotechnology的命名问题。他说,“前者有译为‘介观’的,我建议mesoscopic汉语称‘细观’,从‘宏’到‘细’,再到‘微’不是更带中国味儿吗？我希望我们要把汉语名词定得妥当些。”直到前几年,在他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还亲笔写文给名词委,参加virtual reality译名问题的讨论。与统一语言文字的重要性一样,统一名词术语是国家统一的一部分,是发展科学技术必要的基础条件。如果不能正确地了解科技名词,我们就无法正确了解科学;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地对待科技名词的命名,科学技术也就很难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中国的科学家们正是抱着一种强烈的为国为民的责任心来做名词工作的。名词工作逸事三位钱老参加名词工作,是巧合,也是必然。它说明中国的专家多么关心科技名词工作,“三钱”只是一种代表。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上,有千千万万的为汉语科技名词的发展作出无私奉献的专家。名词工作从编订词典开始,在我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1878年,清政府曾选派120名12～15岁的幼童去美国学习了近11年,詹天佑就是这批幼童中的一个。他在工作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名词统一的重要性。他说：“窃维工程学术之发达,必待名词之统一。西学东来,历时虽久,工学名称,迄未准定。南北既异其方言,文俗复不同乎称谓。且扶桑三岛,文化蹶兴,所用名称,多系汉字,而其义则不尽与中国合;留东学子沿而用之,本义尽失。于是西文一名,中国则有文义俗义之分,南言北言之异,以及日本名词之别;搀杂错乱,莫衷一是。学者既苦其纷纭,事业亦因之阻滞。天佑夙鉴于此,不揣浅陋,久欲编译工学名词,以便实用。”这是中国千万知识人士的朴实心声,也是汉语术语文化不断发展的原因和动力。詹天佑编的这部《华英工学字汇》于1915年得以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英汉工程学词汇。1918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成立后,算学名词开始审查,直到1938年出版时,著名学者在序言中写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学,事也。名词,器也。名词当则科学知识易于传播,学术亦随之增进矣。”作为科学知识中最基础的学科,物理学名词工作源远流长,有一些名词在先秦时期就已流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就由学部审定科编纂了《物理学语汇》^[4]。近百年来一批批著名的物理学家都是优秀的名词工作者,例如何育杰、吴有训、严济慈、萨本栋、王竹溪、王淦昌、陆学善、杨肇燫、马大猷、钱临照、何祚庥、赵凯华等等,他们学识渊博,非常认真,真可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马大猷先生说：“名词工作是我科研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创造了一系列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基础科学汉语名词,并积累了丰富的名词工作经验。1985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之前,他们就一直在有组织地审查名词。物理学前辈钱临照先生在一篇回忆近代物理学名词工作的文章中举例说：“中国物理学会于1932年春成立,设立了三个委员会,名词审查委员会是其中之一。翌年夏在上海淮海中路(当时称霞飞路),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召开第一次审查会议,到会者有丁燮林、何育杰、严济慈、吴有训、杨肇燫及编译馆人员。我任记录。记得当时议及damping一词,有译减幅、阻迟等说,总觉未妥。翌日继续开会,杨肇燫一到会即云,昨夜忽得一‘尼’字有逐步减阻之意,众咸称善,遂定译为阻尼^[5]。”这个基本的物理概念,中国科学家就是这样,用智慧将源自国外的学术名词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一个个简洁、明了、形象、生动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汉语术语。我国大多数专用的学术名词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但是中医学名词却不一样,是我国特有的。以王永炎院士为主任的中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专家们就肩负着同时规范中文和英文的中医药名词的任务。他们以特别努力、认真的精神,为了使中医药走向国际,为了术语规范化,克服许多困难,团结了国内外各方面专家担起了这付担子,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前后参加工作的专家约有100人。可贵的是正如王永炎所说：“名词工作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千秋万代的事情,必须要培养年轻一代中医药名词工作人才来把这项工作长期做下去。”他们计划专门选派年轻人到国外学习,培养新一代的高水平的中医药学名词英译人才。王永炎说：“出于新老交替,承前启后时期的责任心,以及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为全人类健康服务的使命感,正是这种使命感驱使着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像上述那样认真、努力、无私地做好汉语名词术语工作的科学家还有很多。北京大学地理学专家林超先生是地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解放前他是中研院地理所所长,是地理学界的老前辈。晚年,因为癌症他做了多次手术,即使这样,他仍然一条条审阅名词草案,主持名词审定活动。有时因行动不便,把审定组的人员,请到他家去讨论。为了尽量掌握最新产生的名词,他还自费从国外购买新出版的相关资料和工具书。有一次召开地理名词审定会,我看到一份寄回来的审查草案,有不少页面的四周密密麻麻、歪歪扭扭地写了许多字。听同事说,草案是广州地理研究所罗开富研究员寄来的,他病了,瘫痪在床,那是他用左手写出的意见。我当时很感动,对这位同事说,要是能把它作为档案存下就好了,让后人看看前辈是多么认真地做名词工作。各种专用名词术语(包括社会科学、文艺、体育等等)浩如烟海,它们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活动等的发展的轨迹,名词术语在不断滚动、发展、积累。创造这些名词术语的,许多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下面把一部分所见到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审定出版的名词(中外对照)和参加审定工作的一部分科学家举例如下：1950年成立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也汇集了当时各方面的知名学者,例如数学界的江泽涵、吴大任、段学复、姜立夫、华罗庚、苏步青;物理界王淦昌、吴有训、钱三强、严济慈;化学界邢其毅、唐敖庆、杨石先。社会科学界李达、艾思奇、于光远、吴玉章、陈伯达、马寅初、雷洁琼等等。两岸名词的沟通和架桥人两岸同祖同根,同文同语。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骨肉分离。这个历史阶段正处在国际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科技名词(主要是新术语)不一致。当两岸经济、文化、学术交流越来越多以后,许多人反映产品说明书看不懂,听学术报告很吃力,交流中常常发生因术语不同而影响理解的“梗阻”现象。台湾清华大学徐统教授1994年参加一次两岸专业学术会议后说：“会议是在大陆中文、台湾中文和英文混杂使用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对此十分感慨,希望“两岸可以维持”一国两字(指简体字、繁体字)的局面,但不要再有“一国两词”的现象了。很长一个时期,笔者总是很想了解台湾同行是怎样开展名词工作的,他们都做了哪些工作,能交流一下该多好。我曾利用国际书展、出版物、通信、请访台学者顺便帮助联络等机会,寻找沟通的渠道,均未成功。记得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一次北京国际书展上笔者看到台湾某两个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专业词书,随手翻翻,发现与我们出版的同名词书所收的词条数相同,只是改用繁体字,编者变了。再查看发现和我们的版面相同,名词相同,后来发现有好几种词书都存在这种现象,我们认定这是侵犯版权,并逐步产生要告状的想法。后来找出了一些“证据”,例如我们原书有的错误和问题之处他们的书原样照印,以及版面、命名相同等等。拿着这些自认为证据充分的复印材料去到新闻出版署。当时负责版权工作(国家版权局之前)的沈仁干处长接待了我们,他了解了情况后也认为是有问题。大约隔了半个月他约我们去谈。他说这种名词书,如果台湾人能看到,也用我们一样的名词不也很好吗？他这么说,我们突然像开了窍似的当即感到一点“气”都没有了,反而还挺高兴的(两三年后听说这家出版社向科学出版社作了适当赔偿)。1993年4月29日两岸举行第一次汪辜会谈,当时报上登载了会谈的“共同协议”,其中第四条提到要“探讨海峡两岸科技名词统一”的问题。看到这条消息我很高兴,但又感到奇怪,我想两岸刚开始接触,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商议,怎么会第一次会谈就提出了科技名词统一的问题？不久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好奇地就这个问题问了当时海协会副秘书长赵正豫,他回答说：“我们谈判当中自己就遇到名词不统一的麻烦问题,不好处理,后来不得不为此做了两个文本,互相把对方的用词以‘()’作了不同的处理,所以我们都感到名词统一很重要。”后来又听孙亚夫副秘书长说：名词统一工作是汪道涵主任提出来的。他还说要多交换出版物,有利于名词沟通和统一。1996年6月笔者有一次机会赴台参加两岸学术交流活动,踏上了祖国的宝岛——台湾的土地。许多事情至今仍深深的留在记忆中。一次,在台湾大学举行的学术会上,笔者发言中呼吁两岸学者共同携手推动名词一致性工作。发言后立刻有一位青年学者向学尧先生走过来对我说：其实两岸名词工作的事,你们应该与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联系,他们应该做这件事。向学尧还主动提出来帮助我去联系,找机会谈谈。6月20日,就在我们一行将要离台返京的前一天下午,台湾李国鼎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万其超教授在百忙中抽空从新竹赶来我们的住地。万教授是一位学者兼任管理者,十分热情而朴实,大家一见如故。关于名词工作,我们有许多共识。后来,与台湾“国科会”“教育部”“国立编译馆”等部门的名词工作的协商,和为促进许多学科相互间交流的实事,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等等,李国鼎基金会和万教授都给予很大的帮助。参访台湾“国立编译馆”是笔者此行的任务之一。馆长赵丽云女士和多位资深馆员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参观了他们特意准备的小型词书出版物展览。在座谈中,大家相互介绍了名词工作的情况和经验。笔者发现,两岸分隔前,近代上百年逐步发展的文化、科技、教育等相关名词,例如一些基础学科名词基本上是相同的,得到继承。名词命名的原则和方法也基本一致,大家都维护和发扬了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这些是做好两岸名词工作的共同基础。对此我多次从内心发出“本是同根生”的感慨。当然,在新发展的科技领域许多名词差异较大,个别情况,同一个名词,概念不同甚至相反。这种情况更易带来交流过程中的混乱,例如“特高频通信”(UHF communication)一词,台湾指的频率为30M～300MHz,但我们对此称为“甚高频通信”(VHF communication);我们的“特高频通信”是指频率为300M～3000MHz的通信。又如飞行员作业中的用语准确是性命攸关的事,必须明白无误。据知2005年春节海峡两岸包机,飞行员与指挥塔台的对话,其中互相问候语“你好”是一样的,其他专用术语有的不同。如起飞时台湾叫“带杆速度”,大陆叫“拉前轮”;降落时使用仪表自动设定,台湾称“精确进场”,大陆说“盲降进场”。有的飞行员说“第一次听到这些话简直傻眼了”。所以,为了安全,大家只得用英语对话。近十年来,对两岸的名词工作,全国科技名词委提出了“积极推进,增进了解;择优选用,统一为上;求同存异,逐步一致”,“老词老办法,新词新办法”等工作方针。在数百位两岸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已有20多个学科开展编订两岸名词对照的词书。编订过程中大家认真研讨,平等协商,对不一致的词可以保持差异,也有的学科在比较中对有明显优点的命名,科学家们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选择推荐为两岸的统一用词。对于物质元素名称的中文命名,两岸科学家都遵从共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遵循共同的命名方法,但由于汉字有同音字的情况,93号元素以后元素名称各自造了不同的汉字,例如94号元素Np分别是镎、錼(台);95号元素Am为镅、鋂(台);99号元素为锿、锾(台)等等。自从两岸开启学者间交流的渠道后,两岸化学家经多次协商,对新元素101—109号元素的中文名称取得一致意见,避免分别造不同汉字的问题,有利于学术交流。例如104号Rf ,105号Db,106号Sg等等。参加工作的科学家们也是促进两岸沟通的架桥人,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例如,台湾清华大学材料系徐统教授给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院士写信,表示对“建立两岸共同的专用名词工作很感兴趣,愿为此效力”。捍卫中华文化的无名战士这里,把一百多年以来从事汉语名词术语工作的科技工作人员称为“捍卫中华文化的无名战士”,是近两年来观察和细细品味中国名词工作意义后发自内心的感慨。而引起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起因是两位著名科学家分别给名词委出的“题”。2003年9月,我们《科技术语研究》杂志社的几位同事作了一次专访,我们访问了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叶笃正院士。他是名词委的领导和元老。谈话中叶老作了许多精辟的阐述,例如,“全国科技名词委的成立与其说是名词工作的进步,不如说是科学进步的一部分”,“不要把名词工作仅看成是名词本身统一的事,我们的眼光应看得更远些”,“它不仅会影响到科学的发展,也会影响到民族的凝聚力”,“名词发挥的作用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大”^[6]等等。这些讲话使我们思考：名词工作的作用和意义到底是什么？2002年3月在一次全国科技名词委常委会会议上路甬祥主任提出了名词术语工作的文化建设问题,他指出：“科技名词工作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所以在名词委工作中,应该提倡建立自己的文化。”这些指点开启了我们思考的大门。过去我们认识名词工作的重要性,往往只是直觉地从科技、教育交流和传播知识等方面的需要看,就是说术语是交流的工具。现在看来还应该从更深、更广的视野来看,这就是近代一百多年以来,一代代知识界人士创造了无数科技名词,它们记载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轨迹,也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民族文化宝库,才能使我们今天优秀的民族文化能够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才能使中文成为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才能在中国用母语进行现代的科研、教育工作,建造了无数丰富多彩的“大厦”(书籍、论文、教材等);才能在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代,将民族文化的精华发展、传承下去。由于历史发展的种种原因,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往往首先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出现,中国科学家将它们引进到中国时,由于文化差异,作为知识载体的名词术语的本土化就成为首当其冲的关键问题,所以,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科学家都很重视名词术语的本土化。在中国术语的本土化,就是使它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即把外文名词转化成中文。试想,如果没有掌握世界先进科技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或者他们没有做名词术语的本土化工作,我们还能有中国自己的科技书刊、教材、知识读物吗？如果不是他们创造了许多中文软件,中国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能达到如此普及的程度吗？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样,我们与世界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差距必将更大。因为工作的原因,近30年来,我曾与许多从事过名词术语工作的各学科专家有过接触,很久以来就发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有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化底蕴;有既专门又广博的科技知识;有优良的外国语言修养(早期,大部分人都是国外留学回来的);还有一点,他们都深深地热爱着中国的文化,他们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心,有无私奉献的精神。长期以来大量优秀的名词术语就是由这样一些综合素养很高的人创造出来的,他们创造了有中国特点的术语文化。只有这样一些综合素养很高的学者,才能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之中,创造出优秀的汉语术语,成为中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结晶。这一切常常使我们敬佩,使我们感动。这些优秀的名词术语与一个时期曾流行的大哥大、大姐大、依妹儿、镭射、看门狗(一种监测器)等等的浅薄性形成了对比。当然,对后一类现象,我们是否应当看成是流行性文化的影响,是民间俗语,并且往往是短期流行的。我们相信,以优秀的名词术语为代表的术语文化必然对我国的科技教育和经济的发展,乃至社会的文化和文明的健康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1898年,著名学者严复曾对翻译工作提出了“信、达、雅”的原则。社会上不少人把名词术语的定名也认为只是把国外的名词翻译成中文,但即使是这样,那也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工作,对名词的翻译仅仅要求信、达、雅是不够的,笔者一直认为科技名词委的审定工作是根据科学概念的命名工作,还应该加上“简、明”的原则。对浓缩了科技概念的名词来说,“简”可比作“生命力”。实践证明,长和复杂的名词往往会因人们不爱用而被自然淘汰。为了做好“信、达、雅、简、明”,科学家们做了很多努力。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赵凯华教授曾介绍了物理学名词的经验^[7],他说：“有些名词的译名曾经过长时间反复推敲,最后才择善而从,出现许多有‘中国味’的名词。”例如：charm quark曾被译成“魅夸克”。charm有“魔力”的含义,也有“娇媚迷人”的意思,又可作“美好”解。“魅”字只有前两者,但无“美好”之意,这将会引起不正确的联想。最后是由王竹溪先生建议,订名为“粲夸克”,取《诗经·唐风·绸缪》“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句中“粲”字“美物”之意。不但语义确切,同时照顾到发音与charm近似。又如“diffraction”一词原先有人译为“绕射”,但物理学名词订为“衍射”。“绕射”只描述波遇障碍物时发生转弯的现象,而“衍”字则可反映出惠更斯次波派生繁衍之状,更准确地表达了物理过程的本质,显然比“绕”字好得多。又如bremsstrahlung这个词,物理学名词订为“轫致辐射”。“轫”字在汉语中原指阻碍车轮转动的木头,可引伸为“阻止”、“刹车”之意,用它来表达这种由于高速带电粒子突然减速而发出辐射的机理,既简短又准确。赵凯华先生还认为,在西方创造科学术语时,为了强调某个词具有不寻常的专门含义,常常不惜借用古希腊文或拉丁文中的词根或前缀,而庞大的汉字宝库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在表达有独特含义的科学概念时,适当采用一些不常用的字会收到古汉语言简意赅的特殊效果。化学名词工作,在我国有一百多年历史。在引进外国名词实现本土化工作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自然界及人类创造的化学物质有几百万种,面对这么庞大又复杂的众多物质的命名,化学家们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在引进国际命名原则时,创造了我国特有的汉字命名原则,1934年就公布了第一个《化学命名原则》。他们遵从汉字的特点和规律,与国际相应的名称相结合,创造出一系列元素名、化学术语、化学介词,实现科学的系统命名的方法。纲举目张,基本元素和几百万化合物命名的难题迎刃而解,并且使这种名称能表达出化合物的分子组成结构,这是很了不起的事。熵(entropy)是热工学中的单字词,一个字就承载着比较复杂的科学内涵,受到大家欢迎,现已延伸引用到其他学科,甚至社会科学中。这个字就是由我国著名的机械学家刘仙洲先生创造的。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还是经清华大学工军宣队批准,并“陪同”的情况下(“文革”前刘仙洲是清华大学副校长),我和同事为编订《机械工程名词》的事前往他家中访问。那时他的身体已不太好了。谈话中他告诉我们熵字是由他经过很长时间琢磨才写出来的,因为对这个概念找不到更恰当又简短的词来表达。他对已为大家使用而感到高兴^[8]。其他如泵、化油器等也是他提出来的。刘仙洲1934年就编订出版了《英汉机械工程名词》,后经1936年,1941年,1945年,1958年,1987年,2002年多次增订、再版。目前在刘先生编订的基础上多次增补后出版的《机械工程名词》已包含词汇24万条,这些名词几十年来为工程名词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学者在创造汉语名词术语时,保持和发扬了汉语文化的好传统,例如,汉字是表意文字,名词的命名原则之一就是“以表意为主”,产生了一批好认、好记、简洁、明了的好名词。有的学者发现,同一本内容的著作,外文本与中文本的厚度大约是10：7左右,这恐怕要归功于汉字表意性和名词简洁性,也要归功于创造名词术语的学者。在统一名词的工作中,科学家们常有服从大局的胸怀。“苷”和“甙”(glycoside)是长期分歧的同义词,化学、生物化学、植物化学、医药学等许多学科都形成各自的习惯用法,统一起来比较困难。在一次专门的协调会上,各学科专家经认真分析,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推荐用苷。记得讨论中北大化学系张滂院士说,甙是1952年我提出的,现在我愿意放弃。这话多么朴实、简单,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力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朱照宣先生曾说应多考虑“为了三十年以后”,审定中常有为后代负责而“割爱”的情况。曾有一个时期有些学者质疑汉字,认为不好学、不好记、不好写,甚至认为计算机是汉语汉字的掘墓者,要让汉字走拉丁化的道路,汉字出现了存亡的争议。仅三四十年的发展,科学家们解决了各种困难,汉字不但可以用计算机键盘录入,又有手写、扫描、语音等许多高效、先进的输入和处理方法,进而研究计算机翻译技术,不但保住了汉字,而且发扬了汉字文化。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汉语。文化传播能力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汉语名词术语大大增强了这种软实力,增强了文化传播的能力。有学者统计说汉语新产生的词汇中有70%是各学科领域的专用名词术语。汉语名词术语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发展相联系的纽带。对于外来名词汉化的工作,学者们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有以中文表意为主,也有中西融合,例如除了以意译为主之外,还有音义结合、音译、中西混合式,也有少量直接使用字母词等多种形式,以求达到名词术语的最优化,创造了一些为大家欢迎的好名词,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包容性的一面。汉语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名词术语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前进,一代一代学者用自己的智慧,在保持民族文化特点的同时,加入了现代化的因素,将西方的现代文明成功地移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生根、开花、结果。科学家们不断往中华大词库中注入新名词,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提高了我国的文化国力。我们今天使用的千千万万的名词术语,没有记载首创者的名字,他们都是捍卫和创造中华文化的无名战士。创造优秀汉语名词术语的学者(早期他们大部分是国外留学回国的学者)就是融会贯通中外文化,为祖国服务的典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需要有更多的学者继承前辈的好传统,担负起不断创建汉语新术语的担子,使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为中国现代化服务。     

我国科技术语的继承性及其翻译的发展历史

一、我国科技术语的继承性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古国之一,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发达,在科学技术上曾占据光辉的地位,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数千年,后经唐代的贞观之治的繁盛时期,特别是到明代,许多科学技术领域已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的体系,一些学科超过了西方,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正像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所指出的那样：“从公元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国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许多发明、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科学的光辉篇章”。^[1]反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概念的术语,早已有了自己的独立体系,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命名原则与方法。中国科技术语自古以来,都是用来正确标记科学和技术以及生产、生活的各种概念交流(事物与现象),显示着科学家创造性思维的产物,具有明显的专业性、科学性、简明性和系统性。^[2]中国古代科技术语的结构,主要是按照汉字、汉语的规律形成的,体现了汉字、汉语的特征。大部分术语都是由单音节或双音节构成,简明扼要,而蓄意深切。汉字本身形象如画,形意融合,可从直观形体上把握符号所标帜的概念意义,就是说可以形见意,能诱发刺激人的思维,产生意念,加之有象可征,有意可寻,形成认识过程的符号集群,给人提供完整认识事物、认识世界的建构模式。^[3]人们从500多种汉字编码设计方案中,反映出汉字具有传递信息量大的特点,解决了汉字不能进入计算机危机,许多研究汉字编码的专家们还进一步论证了汉字属于声调语言系统,可以迅速以频谱分析处理,同时也指出：汉字单体书写,千姿百态,具有方形矩阵空间。^[4]最近在北京召开的“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学术座谈会上,^[4]许多专家学者一致提出,“21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汉字一词一字都能确切地反映出所指事物概念的分化原则,清晰地分出一事物与他事物的不同,表达出事物的特征和属性。但也应该了解到,汉字有难认、难记、难写、难读的弱点,在国际文化学术交流上受到一定局限,而更重要的是它的直观性影响人的认识过程的深化。尽管如此,中国科技术语历经几千年的演化与发展,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科学技术特点,构成了确切反映现代科学概念的独特语言风格,在人口众多的东方汉语地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自然科学与技术术语,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有大量而丰富的记述。1.在西周(B.C.1066－B.C.770)时代的《诗经》,据考证仅化学知识方面就有600余条,其中青铜200条,酿酒100条,染色80条,玉石40条,皮革30条,香料10条,肥料5条,油漆、陶器10条,糖及油脂30条,……。^[5]2.战国(B.C.468－B.C.376)时代的《墨经》中,早有力和力矩的概念和术语;在应用方面有杠杠平衡、滑车、轮轴、桔槔、辘轳等机械名词术语,书中还提出了古代的朴素原子(“端”)的概念,提出时间(宙)和空间(宇)的概念。在光学方面论述了小孔成像和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观察研究成就,提出光是直线前进的观点,这是世界上最早论及几何光学的知识和术语概念,在声学方面,《墨经》还是最早记述了固体传声和共鸣现象和相应的术语。^[6]关于《墨经》中的古代物理现象的考证与研究,我国物理学家钱临照教授1941年发表过专文《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6]。3.中国古代数学在世界科学史上,也占有光荣地位,反映汉代到唐代数学成就的就有著名的算经十书^[7],最先使用了一批术语,诸如分子、分母、开平方,开立方,以及正负数、方程等,至今仍在沿用。这十经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经》、《辑古算术》、《缀术》。此外,还有数书九章、数学九章、数学大纲等。其中《周髀算经》更为人们所熟知,书中最早使用了天文,历法方面的术语,像盖天说和浑天说的辰极和极下术语,反映战国时期中国宇宙学说的概念,其次像勾股定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数学中的精僻的概念。三国时吴赵爽(223－280)撰有《勾股方圆图》,总结了东汉以来的数学成就,采用“弦图”对勾股定理的证明,这是研究二次方程得出与西方韦达(Viète,Franois,1540－1603)定理类似的结果,但比韦达早300余年;在分数研究上将运算法提到了理论高度,逐即创出了“齐同术”。4.北魏郦道元(472－527)的《水经注》,记载大小河流1252条^[8]对河流的发源和去向,各个流域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作了详细叙述,包括源流、主流、支流及所经地区的地势、山陵等,是一部早期的地理名著,是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5.《尔雅》是我国最早的释义性辞书,书中收入各科术语;包括了人文科学、应用科学和自然科学,分类编排是：《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器》等,其中科学技术占有一大半,各条都表达有一定概念,具有自己独立概念体系,代表当时人类思维活动中,认识事物的深度与广度。像《释地》中对地形的分类就精僻地表达出地理的基本概念。如“下湿曰阴,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这可能是最早的陆地、平原、丘陵术语的来源;《释水》中对泉也做了分类。关于《尔雅》一书,正像《经典释文》所述：“《尔雅》者所以训释五经,辨章同异,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尔雅》一书真不愧为缀辑周汉诸书旧文,递传增益之作,乃辨章术语、严加诠释的第一部辞书。^[9]6.中国古代地理名著《山海经》,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五方之山,八方之海,山川道里,金石矿产,鸟兽昆虫,殊国异域等;其中《山经》又称《五藏山经》描述我国大山五百多座,河流三百多条,记述各类矿产七十余种,是研究我国古代地理的重要文献。^[10]7.我国以农立国,古代农业科学发达,反映农业科学技术的论著颇多,选其对世界农学史上有影响的著述,特别是对农学术语有继承性的论述,诸如“土”和“壤”以及“土壤”名词。早在3000年前,公元前11世纪时的《周礼》一书中就有明确的科学概念,提出：“万物自生焉则曰土”,其含义是“有植物生长就有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土者是地之吐生物者也。‘—’,象地之上,地之中;‘’,物之形也”。具体说明了土字的来源、含义和形象。关于“土壤”一词的由来及其概念含义,在土壤学界,尚有争论,这在王云森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土壤科学》^[11]一书的第21页中做了精辟的论述,认为：“中国土‘壤’这个名词的由来,是从认‘土’和认‘壤’两字上的基本意义结合起来理解而得名的,它的科学含义不是在土壤学者们作为科学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概念正确,内容丰富,是名副其实的科学术语,……,有严格的局限概念和内容。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壤科学理论体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8.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12]是我国一部宏伟的农业百科全书,强调耕作方法,提出深耕、浅耕,适应土壤肥力,提倡土壤改良等农耕措施,论述的作物,包括谷物、纤维作物、油料作物、蔬菜、木本植物、果树、林木和染料作物,此外,还有畜牧、渔业等,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是反映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从事农业生产技术的科学知识的论述。在宋代就传入日本,现有日、德、美多种文字版本。9.沈括(1031－1095)的《梦溪笔谈》^[13]是中国古代综合性科学著作,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地质、医学等,共计200余条目。书中第一个提出太阳历与农历相结合的论点,引起当时的重视;在地质方面提出水流侵蚀作用、冲积作用的理论,是世界最早地质外力作用的论述;在数学方面提出了“隙积术”、“会圆术”,是算术中求体积大小的方法,象“立方”、“圆锥”物体的测量等,所谓“隙积”就是指有空间的堆积体而言,这是数学史开辟高阶等差级术求和的方向,是“堆垛术”的先导。在物理学上还有磁偏角的发现(1492年),比贝特里(Bertelli)早四百年^[7](1893年)。《梦溪笔谈》是科技史上的珍贵遗产,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称该书作者沈括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10.我国历史学界长期对明代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思想体系诸因素的研究、分析,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明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或称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萌芽,表明这个时期的经济发达,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涌现出像宋应星(1578－1662)、李时珍等一批有影响的古代科学家,他们的不朽著述在世界科学技术史占据有重要地位。记举其有代表者,从明代科技成就中,反映我国古代科技术语的以明确概念的科学性^[14]及传统体系。以“天工开物”一词而论,丁文江在《喜咏轩丛书》“跋”中说：“盖物生于天,不开于人,曰开物者兼人与天言之耳”;日本学者薮内清说：“天工意味着是对人工而言的自然力,利用这件自然力的人工就是开物”。李约瑟博士认为：自然力功力的开发利用,天工是根本,顺应天工制造出有应用价值的器物,则存在着人的技术,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明代宋应星(1587－1662)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百科全书,古代科技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典籍不仅早已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极为重要的文献,对世界科技史也具有深远的影响。该书自1637年刊刻问世后,最先在日本流传(1694年),日本江户时代就有了翻刻本。1783年传入朝鲜,18世纪传入法国,1830年始,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教授相继将《丹青》、《燔石五金》等译成法文,1832年转译成英文,1847年转译成德文、意大利文、俄文等欧洲文字,196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任以都博士以明版为底本全文译成英文,并作了译注^[15],书名是：《天工开物——十七世纪中国的技术》。据有关资料^[15,16,17],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1800－1882)曾读过儒莲译本,并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一书中,称赞中国古代养蚕技术,足可见《天工开物》在西方科技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不愧为世界科技史一部经典性著作^[18]。11.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19]是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全书六十卷,包括农本(经史典政、诸家杂论),田制、农事、水利(水利工程、农田水利),农器具,树艺(名物、蔬菜、果树),蚕桑,种植(经济作物),牧养等。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农业科学方面的成就,记述了劳动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古代农业科学家的农业科技理论。乃集古代农学之大成的著述。12.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是一部最早的药物学和医学的巨著,是医药宝库中的珍贵的遗产,不仅代表了我国明代的科学发展的水平,对世界医学发展影响深远,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1800－1882)在《物种起源》(1859年)、《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年)、《人类原始及类择》(1871年)等著作中,曾经十多次引用《本草纲目》资料,并称之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20]。《本草纲目》全书五十二卷,按自然类别分为十六部,即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虫、鳞、介、畜、禽、人类,每部又分若干类,总计六十二类^[21]。无机药物是以水、土、金石三部,如金石部分为金、玉、石和卤石四类^[22],大体又以相同元素的化合物为顺序排列。如石之三,是以汞的化合物、砷化物、钙的硫酸盐及碳酸盐为顺序排列等,化学组成,包括了钠、钾、钙、镁、铜、银、金、汞、锌、铅、铝、锰、铁、硼、碳、硅、砷和硫19种元素,在化合物方面,有氧化物、氢氧化物、硫化物、氯化物、硼酸盐、硝酸盐、硅酸盐及硫钠盐9种,包括许多近代所采用的无机药物。在金石部关于各种矿物的记述中,包括：矿产地、形色、采掘方法和鉴别方法,有的还探讨了矿物的生成理论^[22]。在有机药物方面,以生物形态为主,先植物,后动物;先叙述低级生物,后述高级生物;在植物描述中,以根、茎、叶、花、果实及其演化系列,在动物描述中,分虫、鳞、介、禽、兽五部,最后为人类,基本上是按照由低等到高的进化顺序排列,大体上符合现代动物由单细胞至多细胞,由无脊椎动物至脊椎动物的进化观点。反映这些科学概念的术语,有许多沿用至今,这正是我国科技术语蕴藏着历史性和传统性的内涵所在。参考文献: [1]J.Needham,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1954,1：3－4。[2]吴凤鸣,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历史回顾和现状,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1)。[3]詹绪佐、朱良志,汉字与中国人的认识观,安徽师大学报,(3)。[4]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光明日报,1991.4.2。[5]李素桢、田育诚,研究我国化学史应重视古籍《诗经》,化学通报,1983,(5)。[6]钱临照,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1941。(见戴念祖,《中国物理学史略》,《物理》第10卷,第10期)。[7]麦群忠、魏以诚,中国古代科技要籍简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8]侯仁元、黄盛璋,水经注·《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9]蔡声镰,《尔雅》与百科全书,辞书研究,1981,(1)。[10]袁行霈,《山海经》初探,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十一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1]王云森,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12]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农业科学知识,西北农学院,1955。[13]李群,梦溪笔谈选读(自然科学部分),科学出版社,1975。[14]吴凤鸣,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术语学,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2)。[15]清华大学机械厂,《天工开物》注释,科学出版社,1976。[16]潘吉星,《天工开物》版本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52,1(1)。[17]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1981。[18]容熔,我国生物学、农学对达尔文的影响,中国科技史料,1982,(1)。[19]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1981。[20]吴凤鸣,几个科学术语溯源初探(下)——矿物名词溯源,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91,(1)。[21]李仲均,我国本草学中记载的药用矿物对矿物学的贡献(摘要),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87。[22]王嘉萌,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科学出版社,1957。二、我国科技翻译历史与术语的溯源(一)古代翻译与术语传承性以上对术语的继承性,从术语,特别是科技术语的演变历史方面,做了概括,可初步看到汉字、汉语在华夏灿烂文化中的地位。众所周知,语言与人类共存,特别是它的词汇,是文化的活化石;词语的意义和内涵正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探讨词源,追究其造词的理据,可以追溯远古文明,窥见久远而隐征的中国文化。我国古代科技术语,早已成为光辉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世界文化史上,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占据光辉的篇章。而近代科学思想及其概念,多为引进、翻译西方科技论著而来,这是人们所共识的。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中,翻译活动是最重要的媒介和桥梁。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国人民从事翻译活动的历史最为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后秦出现最早的翻译组织——译场^[24],是中国古时专事佛经翻译的机构,晋代以后,这个组织分工较细,分译主、笔受(缀文)、度语(传语)、证梵、润文、证义、校堪、监护等项。汉时专设译长,是黄门所属主持传译与奉使的职官;出使国外或外国来中国负责传译的使者又称译使,见《汉书·地理志》、《汉书·西域记》。西汉张骞(？－B.C.114)奉汉武帝之诏两次出使西域(B.C.139,B.C.119),发展了汉朝与中亚各地人民的文化交流及友好往来,载入历史的史册。也积淀了最为远久的语词和术语。唐代佛经翻译达到繁盛时期,唐代的玄奘(602－664)就是最早的著名的翻译家,他撰写的著名的《大唐西域记》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7]。书中涉及他西抵伊朗、地中海东岸,南达印度半岛、斯里兰卡,北面包括今中亚细亚南部和阿富汗东北部,东到今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一带,对那里的自然地理条件、语言、历史等各方面做了详细论述。贞观二十年《大唐西域记》写成,先后译成英文、法文、日文等流传世界各地,成为研究中亚、南亚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对东西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佛经翻译中除神学、经文、哲学、文学、艺术外,也包括一些自然科学的内容,像医学、天文学、历算、地理学、金石(矿物)等。东汉佛经翻译家安世高(约二世纪中叶)翻译印度梵文的《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算法》三卷等,就是我国最早翻译天文、数学著作的代表,自然传承过大量科技术语。根据我国物理学家陆学善先生从晶体学角度考证^[25],有许多矿物名词是从佛经中翻译而来,像玛瑙初见于佛经,梵语叫阿湿揭波(asmagarbha),asma(阿湿)是马的意思,garbha(揭波)是脑的意思,从玉,故转译成玛瑙;瑟瑟与靺鞨出于波斯和康国;避者达是阿拉伯语避桀提的音转,据考证现称之为石榴石(garnet);金刚石一词,佛教术语中为“伐阇罗”(vajra),古希腊天文学家麦尼利乌斯(Manilius)最先称金刚石为阿达麦斯(adamas)刚硬之意,即是英语diamond一词的来源;祖母绿(zumurud)由波斯语转译而来,现为纯绿宝石(lemerala),在《博物要览》中说：西洋默德那国产祖母绿宝石。希腊语为柱马拉伽陶或马拉伽陶(Zmaragda or maragsos),梵文称摩罗伽陀(marakato);密陀僧(lithaige)由波斯文音译而来;卤砂有阿拉伯文(nushadur,努沙杜尔)译音而来;硼砂,系由波斯文burak演变而来,水精(水晶)源于佛经,其意为像水一样精莹透明,又称菩萨石,古籍中又称水玉,即指现在的石英(quartz),其种繁多;青金石(lapislazuli),波斯文为lazuward,阿拉伯语lāzurd,意大利语azurro;尖晶石(spinel),西方古称为balas ruby,简称巴喇,阿拉伯语称al－balachsh。从以上列举之从佛经翻译中有关自然科学名词,有许多仍沿用至今,无论在译音,抑或是译意,都显示了古代翻译家们用字的高超水平,在方法上颇值我们借鉴。唐宋时代海外交通发展,推动了中国同波斯、阿拉伯、东罗马的商业、贸易,以及文化交流。中国的四大发明——罗盘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就是通过阿拉伯人之手传到欧洲。蒙古帝国建立后,1219－1259年耶律楚材、常德、扫马的西部旅行及其《西游录》、《西游记》和《西使记》,早已是研究十三世纪西域历史和地理的珍贵材料。欧洲各国探险家、旅行家来中国者也络绎不绝,有代表性的要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及其《马可波罗游记》^[26],真实地记述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特别是中国的自然环境,物产等,内容非常丰富,其著作早已列为世界文献宝贵财富,对中西方文化交流起一定作用。由于元代的疆域扩展,与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以及印度、东罗马等国,在天文、历法、算术、医学以及地理方面的交流更为频繁,实际上这方面的术语积淀较多。明代经济上的发展,海陆交通发达,中西文化交流日趋繁盛。明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1371－1435)受明成祖朱棣的派遣,率领庞大舰队“维销挂席,际天而行”,历时28年,先后七次下西洋,路径37国,乃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航海,比葡萄牙人地亚丁1486年到达非洲南端好望角早81年,比哥伦布(C.Colombo,1451－1506)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采用形象、示意的方法,把在不同海域获得的对象图,一字展开式地绘制成《航海地图》又称《郑和航海图》^[27],共四十面二十图,国内九图,海外国家十一图,其精确程度,早有“详而不诬”之赞誉,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教授把郑和的海图誉之为“一幅真正的航海图”。郑和的航海及其海图对国际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丰富了航海技术和航海的地理知识,沟通科学文化作出重要贡献。(二)西方传教士的来华与科技翻译中的术语的创译崇祯年间,西方传教士来华^[30],带来了西方的近代科学和文化,有名的像意大利罗马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1583年来华,曾与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28],翻译过程中,为更好表达原书含意,创译出适用于我国的一套数学术语,有的沿用至今,像：点、线、直线、面、平面、曲线、直角、垂线、钝角、锐角、直径、四边形、多边形、对角线等;此外,还有《万国舆图》(1602)、《测量法义》(1617)等颇有影响。意大利罗马耶稣会士高一志(P.Alphousus Vagnoni,1566－1640),以及龙华民(Longobardi Nicolas,1559－1654)相继来华(1605,1597),高一志主编《空际格致》,1624年龙华民在书中撰写了《地震解》,介绍了西方近代地球、地震概念和知识,创译了像地震、震中等术语^[29];更值得提及的是我国学者徐光启(1562－1633)撰成一百三十五卷的《崇祯历法》^[7],为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总结性著作,在编译过程中邀请了一些外国传教士参与,他们是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Pan－toja,Jaoquesde,1571－1618),1599年来华,瑞士出生的德国耶稣会士邓玉涵(Terrenr,Jean,1576－1630)1621年来华,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Schal Von Bell,Jean Adam,1591－1666)1622年来华,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Verbiest Ferdinand,1623－1688),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Benoist,Michel,1715－1774)1744年来华,他们除帮助编译历法外,也做过许多西方自然科学的介绍,像蒋友仁担任过朝廷的翻译工作,著有《坤舆全图》和《新制浑天仪》等,对我国早期自然科学均有启蒙作用^[30]。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Trigzult,Nicolas,1577－1628)1611年来华,后赴罗马在欧洲筹划募集大量书籍,据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文章^[32],他于1621年率领22名教士再度来华,并携带西方著作七千部。杨建筠在1628年为《西学凡》撰写“序”中所述：“所称六科经籍,约略七千余部,业已航海而来,具在可译”。李之藻(？－1631)也在1625年指出：“七千部梯航嗣集,开局演译,良足以增辉册府,……故迄今有所待”^[31]。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确有七千部西方著作,第二,当时杨廷筠、李之藻等确急切选译,虽然没有能及时按照计划献书,后来还是选译了一部分,像1550年出版的德人乔治鲍埃尔[Georg Bauer,拉丁文名Agricloa,(阿格里柯拉,1494－1555)]的《De re Metallica,Libri XⅡ》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名著崇祯十三年(1640)的译作《坤舆格致》,1983年潘吉星按书的内容则译作《矿冶全书》^[32],这以前一般均译作《论金属》,这本书堪称是十六世纪欧洲一部采矿冶金技术方面的百科全书,对寻找矿脉、开采矿石、选矿,以及矿石中冶炼金属、分离和鉴别各种金属的方法等都作了系统的论述。书中创译了硬度、透明度、比重等术语。全书共十二卷,实际为十二章,译为中文本《坤舆格致》为四卷本,参与译述工作的有邓玉涵、王征(1571－1644)、汤若望、李天经(1579－1659)等。原著1556年用拉丁文在巴塞尔出版,这部著述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文笔朴实流畅,并附有275幅精美插图,堪称图文并茂,被誉为欧洲矿冶技术的经典著作,现有德文本(1557,1621),意大利文本(1563),英文本(1912)以及日文本(1968),中文编译本为《坤舆格致》为1640年,是我国翻译西欧科技著作最早的一部,无论是在传播欧洲矿冶技术,抑或是创立一批矿冶术语方面均有深远影响,就是在我国科技翻译史上也应占有重要地位。三、近代科技翻译的活动与科技术语的发展鸦片战争(1840年)的惨痛教训,激励了中华爱国志士的奋发图强的精神,东方大地开始觉醒,开始认识到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值得借鉴,于是兴起洋务运动,遂即推动了科技翻译活动的日益昌盛。1849年魏源(1794－1857)在《海国图志》序言中说：“为师夷之长技而制夷”。1860年洋务派提倡新教育,学习西学——“西文”与“西艺”,而西艺即为西方科学技术而言。为了翻译西方科技著作,首先要培训翻译和外语人才,1862年在北京成立了京师同文馆^[33],英文名称为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隶属于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同文馆总教习为美国北长老会教士丁韪良(Martin,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1827－1916),开始仅设英文馆,1863年设法文馆,俄文馆,1867年恭亲王奕忻等奏设算学馆,继而成立天文馆、格致馆、化学馆、医学馆、制造测绘等馆,从此同文馆中一个仅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变为实用科学的学校。1892年设德文馆,1896年设东文馆,学生增加到120人,同文馆实际上已成为我国开办的最早的新式学校,是一所文、理、工、医综合的大专学校,1863年设上海同文馆,后改为上海广方言馆,广东同文馆(均为该馆分馆)。从1862－1900创立40余年,共培训学生500余人,他们中有许多成为我国首批翻译人员和外交家,为我们科学技术翻译活动开创了新的局面。1902年该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并成立译学馆。还有墨海书馆^[34]也是以传播西方科技文化而享有盛名,像《博物新编》(1855年),英传教士合信(Hobson,Benjamin,1816－1873)所著,由墨海书馆出版,合信为医师,写过许多解剖、内外科及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还编写一本《英汉医学词汇》(A Medica1 Vocabularyin English and Chi－nese,1858),可算是我国最早的医学词汇了。值得提及的是当时徐寿(1818－1884)等参考《博物新编》,经反复研究,于1865年制成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鹤号”。广学会出版的英传教士慕维廉^[27,29](W.Muichead,1822－1900)用汉文撰写的《地理全志》(1853年),最早使用汉字“地质”一词,并把近代概念引入我国;同文馆出版的有丁韪良的《格致入门》(1868年)等,就上述列举,近代西方科学技术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传教士起了媒介作用。据不完全统计^[35]：1867年仅基督教出版著译20余种,其中天文4种,数学8种,物理学4种,植物学2种,医学2种,另外还创办了一些报刊,诸如伟烈亚力主办的《六合丛谈》,付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科学汇编》等,都传播了一些科学文化知识^[36],积淀了大量科技术语。在中国科技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翻译机构,就是1868年建立的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组织一批专事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力量,像著名的徐寿(1818－1884)^[37]、华蘅芳(1833－1902)^[38]、李善兰(1810－1882)等^[40],他们虽系少习举业,但“究察物理”,“推荐格致”,他们不仅在天文学、数学、化学等方面做出了贡献,而且在翻译西方科学技术著作中,创译之术语方面也名载史册。徐寿与付兰雅合作翻译了《化学鉴原》(1872年)、《化学鉴原补编》(1875年)、《化学补编》(1883年)、《化学质考》、《化学求数》(1884年)等,为近代中国化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精通数学的华蘅芳与付兰雅合作翻译了《代数术》(1874年)、《数学理》(1880年)、《代数难题》(1884年)、《微积溯源》(1874年)、《三角数理》(1878年)、《算式求解法》(1900年)等。付兰雅1861年来华,曾为同文馆英文教习,1885年创办了“格致书院”(The Chinese Scientific Book Depat)有一定影响。华蘅芳与美国医生玛高温合作翻译了《地学浅识》(1873年)、《金石识别》(1872年),是我国地学方面最早的两本书,书中创译了一批地质术语和矿物名词,尽管书中采用许多音译,诸如寒武纪译作勘孛里安(Cambrian),石英译作科子(quartz)等,但对近代中国地质思想的发展起了启蒙作用^[29],当时(1898年)鲁迅、顾琅等中国早期学地质的先驱者们在南京陆矿学堂学习时,就曾使用这两书为课本。徐寿之子徐建寅^[39]参与翻译的著作有《化学分原》(1872)、《声学》、《电学》(1881年)、《谈天》(1882年)等。当时的翻译形式主要是邀请外国人进行口译,我国学者笔录后进行整理而成书,像翻译馆初建时,只有英人付兰雅(Fryer,John,1839－1928)一人为专职口译,1869年增聘美国浸礼会牧师金楷理(Kreyer,Carl T.),原广方言馆英文教习林乐知兼事译书,关于美国人伟烈亚力(Wright,Harrison King,1815－1887)是否入翻译馆尚有争议,而玛高温(MacGowan,Danil Terome,1824－1893)当时在上海从医,他们确实做了大量翻译工作,而不是翻译馆成员。至于术语的翻译,原则是按其科学含意,由整理者,选定汉语、汉字表达,弄不清者,也个别采用译音。翻译馆扩成翻译学馆,代表了进入繁盛时期,参加笔述的人员中,不可遗漏者,尚有翻译《开煤要法》的王德均、翻译《算法统宗》、《勾股六术》、《九数外录》以及《开方表》等的贾步纬,翻译《内科理法》、《保全生命论》、《儒门医学》以及《光学》等的赵元益,翻译《格致启蒙》、《产科》、《妇科》等的郑昌棪,翻译《行海要术》的李凤苞,翻译《物理学》(上、中、下编)的王季烈、舒高梯、汪振声、钟天纬等,他们几乎毕生献身译书。翻译馆主要口译人员此表录自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略》,《中国科技史料》第九卷,第3期,1988年9月。翻译馆主要笔述人员本表主要依据《江南制造局记》、《广方言馆全案》、《江南制造局移设芜湖各疏稿》和上述各人的传记资料如史志、家谱等,参考李鸿章、丁汝昌等人的奏稿、函件(并见其全集或文集),并查考其译著而编成,本表不包括《西国近事汇编》、《翻译新闻纸》和《西国近事》的译者。录自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略》,《中国科技史料》第九卷,第3期,1988年9月。关于翻译馆译书的种数,各种文献资料记述不一,根据1909年该馆编辑之《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41],包括补遗及附刻12种在内(1868－1907年间),共为170种,见下表分科统计(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宣统元年(1909年)石印根据笔者所录全部书目共为176种。总之翻译馆如此大量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不仅是我国科技翻译史上的创举,对我国科技发展更是影响深远。甲午战争后,中华大地曾出现戊戌维新,研究西学掀起热潮,维新派著名学者、翻译家严复(1853－1921)^[42]虽以翻译西方哲学著作为主,但他翻译的《天演论》给科技翻译活动建立起信、达、雅的高标准、严原则,该书是根据美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Huxley,1825－1895)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ey,1898)译出,译意确切,文字流畅,层次分明,树立了科技翻译的典范。并创译了一批科技术语,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奉为经典,号召选读。再以后的代表人物是实业家马君武(1882－1939)^[43]翻译达尔文(1800－1882)《物种起源》中的第三四两章,即《物竞篇》(1902,《生存竞争》)和《天择篇》(1903年,《自然选择》),创译的术语,至今仍广为沿用。书中不仅宣传了进化论思想,也为科技翻译工作留下足可借鉴的范例。更值得提及的是中国新文化的先驱者鲁迅^[45]对翻译工作提出过值得追念的指教,他曾指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的译著活动,诸如1904年译《北极探险记》^[44]等为我们树立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45]。进入二十世纪后,我国科技翻译活动日趋增多,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实用科学等各个专业,传播了西方各国的近代科学知识,创译和继承了大量科技术语,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桥梁作用^[46]。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术语的命名与审定工作,早已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参考文献[1]J.Needham,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and Ciriliz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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