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尼兹:微积分学中的理性倾向

几乎没有人否认莱布尼兹和牛顿在发明微积分上的差别,这种结论见于各种数学通史中。但是真正指出差别的本质所在,还需对两人的数学思想做专门化研究,而这在以往的科学思想史著作中是十分薄弱的。本文的目的旨在通过对莱布尼兹微积分思想中理性要素的初步分析,指明这一学说的特点和意义,以期为现代数学哲学的研究提供某些启示。 微积分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无论是古希腊的朴素原子论与抽象逻辑方法,还是东方哲学与数学中的分割术都可看成它的最初起源。但在理论上真正为这种学说奠定基础的应是笛卡尔把变数引进数学。从此,不仅平面上的点与曲线建立了对应关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化方式和理性路线

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既是关于世界之本体的学说,也是关于知识的思想理论体系;从而形成了通向关于世界(或宇宙)知识的理性路线,并且导向了他的逻辑理性方式。在自然哲学方面,他将对自然世界的解释和使解释作为永恒的和必要的知识这两个目标统一了起来。因此,在他的科学研究中,存在着基于观察的逻辑归纳方法和基于(主要是常识性的)共识的逻辑演绎方法两条方法论路线。亚里士多德对经验证据的接受,标志了认知境界的重大转换,从而对科学理性主义的生长做出了贡献。     

经济责任:个人理性与家族理性的不同理解

东西方社会传统责任观念的不同,导致这两种社会中的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西方社会的责任观念是基于个人理性的“权利责任”观。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由于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其责任观念则是“义务责任”观。本文对这两种责任观念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并指出家族企业中人们所遵循的家族理性的责任观念是兼容“权利责任”与“义务责任”的责任观。     

环境价值:寻求公共的实践理性

“环境价值”是与“环境的价值”的不同的概念,西方近代理性的绝对理性观的主客体的分化奠定了逻辑基础,它使人们对环境关注的只是“环境的价值”,而未认识到“环境价值”。环境价值寻求的理性不再是那种抽象的绝对理性,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理性,理性的基础是人观实的生存活动方式。     

第二次数学危机的实质是方法论的变革

数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数”和“形”，与“数”的研究领域所对应的方法主要是运算方法，与“形”的研究领域所对应的方法主要是逻辑证明的方法，两种方法的结果都是确定无疑的。微积分的出现产生了一种新的方法，即分析方法，分析方法是“算”和“证”的结合，是通过无穷趋近而确定某一结果。古代数学中就发现了这一方法，牛顿和莱布尼兹创立微积分实际上是将这一方法程序化和运算化，这导致了对分析方法的误解，从运算方法的原则去指责分析方法的程序过程，这就是第二次数学危机的实质。戴德金使分析算术化，通过对实数的分划奠定分析方法的基础，指明了通过无穷趋近确定某一常数的确切性和惟一性，开始为分析注入严密性。     

休谟主义、欲望与实践承诺

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被认为对我们的实践理性或者理性能动性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乃至不相容的解释:休谟主义被认为不仅得出了一种关于实践理性的怀疑论,而且也对道德原则或道德要求的绝对地位造成威胁,相比较而论,康德主义则被认为维护了实践理性的"自主"地位和道德要求的"绝对"地位。本文旨在表明,一旦我们澄清了休谟主义的两个构成要素——它对行动的理由和动机的说明以及它对工具合理性原则的基础地位的强调——的本质和地位,并给予康德伦理学以一种适度的"自然主义"解释,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意义地缓解在这两种观点之间被认为存在的张力。本文也试图表明,放弃对实践理性的一种康德式的、基础主义的探讨,转而采纳一种以实践承诺为核心的语境主义探讨,或许是值得向往的。     

对理性解释模式的拒斥和否定——对强纲领哲学立场的考察

本文试图阐明拒斥理性模式是强纲领的基本特征和重要目标。法利和盖森关于巴斯德－普歇的自然发生说之争的案例研究表明拒斥理性模式是走向社会学模式的前提；强纲领四原则，尤其对称性原则对立于理性解释模式；布鲁尔与理性解释模式的差异在于他选择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类似性，而非二者差别作为研究出发点。文章认为，强纲领背后的驱动原则是理性不能因果地解释科学信仰。     

科学理性与科学民主的统一

二十世纪科学哲学运动的狂飙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席卷了所有科学哲学的派别，同时也从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意义上赋予了它们科学理性和科学民主的洗礼。正像科学理性是整个人类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科学民主亦是整个社会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一历史的过程中，科学理性与科学民主的内在要求是不可分割地一致的，因为没有科学民主的理性是“独裁的”，而没有科学理性的民主是“疯狂的”。随着“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及“修辞学转向”的演变，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推翻纯粹理性的“独裁”和消除激进民主的“疯狂”，从而走…     

理性行为的博弈延伸

文章在“结构——主体”关系困境的基础上，解释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与其所可能达到的结果之间的理性联系。提出理性选择要获得新的发展，真正需要解决的难题并不是研究的工具和技术方面的欠缺，而是“理性的社会选择”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理性选择假设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可以按照符合自己利益的偏好做出选择。但社会个体始终是依赖于社会生活中的群体，个体生活要依赖社会选择的理性才得以延续和发展。     

具体情境下的"经验"概念--从对"观察渗透理论"命题的批判说起

由于误读前后期维特根斯坦不同的意义观，汉森对“观察渗透理论”命题的论证包含着深刻的逻辑张力。而对这一命题的批判考察进一步导向了一种与科学实践的具体情境紧密相关的“经验”概念。这一概念可以从具体情境下解释用具意义的实践活动、经验结构内在的解释学循环和实践参与者与情境的关系这样三个角度得到阐明。     

传统中医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试释这一奇特现象

摘要从公元前一、二世纪的西汉时期开始,中国运用阴阳、五行等思想解释健康和疾病,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科学”的治疗和预防疾病的医学体系,在中国运用与发展了两千多年,这就是“中国传统医学(CTM)”。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中国医家对中医按科学和理性精神进行了整理、消化和吸收,使之切合于当代医学知识体系,这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传统中医(TCM)”。中医在16世纪就为西方有所了解,尤其是针灸,18、19世纪之交在欧洲曾风靡一时。但接着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于现代生物、化学、医学的兴起,中医在西方受到了冷落。到了20世纪70年代,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传统中医再次在欧洲和美国大受欢迎。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传统中医在临床上的效果,而是在于西方工业化国家中产生了一种宽泛的思潮,即对不加区分地用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人类生活、开发自然所带来的危险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在这种危机感下,西方人迫切需要一种对人体改变不大,对环境破坏较小,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医学体系来补充或取代西方现有的生化医学。传统中医,特别是针灸,在西方得以流行,就是得益于这种对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不断进步的观点表示怀疑,对现代科技对环境的破坏表示忧虑的危机感。文章主要是通过对欧洲的环境主义和对科学技术的怀疑主义的背景分析,解释为什么“传统中医”能在这一思想大趋势中进入到西方社会。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中医”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性的整理和吸收,这使得它比较容易为强调科学和理性的西方文化所接受。“传统中医”当今在西方受到欢迎,这一奇特现象当从以上两方面进行解释。     

涉身理性:自然化认识论的发展契机

理性自然化问题是传统认识论和自然化认识论的争论焦点.但是,他们对理性的理解都是建基于笛卡尔式的二元论.解决理性自然化争论的出路在于理性概念的重构,即理性不是脱离认知主体的身体的先验的纯粹理性,而是处于生活世界中基于生物有机体的进化并涵蕴于社会实践的涉身理性.涉身性集中反对身心二元论,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性是基于身体的;二是,理性大部分都是无意识的、隐喻的和想象的,理性是世界结构的一部分.由此,理性并不是一个与自然相对立的概念,理性和自然是一致的;理性与自然的一致为认识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论爱因斯坦的经验约定论思想

关于爱因斯坦的主导哲学思想,中外学者比较公认的看法是“理性论的实在论”(Rationalistic Realism),按照传统的哲学概念,也可以称之为“理性论的唯物论”。对于这一观点,我没有什么异议。在本文,我要论证的是:经验约定论(Empirio-conventionalism)也是爱因斯坦主导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些领域和某种程度上,它在爱因斯坦的思想中甚至和“理性论的实在论”一样强烈;而且,像理性论的实在论一样,经验约定论在爱因斯坦的早期思想中就占主导地位。这一点常常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有必要在此加以强调。下面,我将依次展开自己的观点。     

不对称、不平衡；不可逆、不可避

<正>感谢华杰提到了我2004年的文章《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让我意识到,这是我早年提出的一个不对称命题。这个不对称的命题来自一个追求对称的方法论原则：逻辑对称,概念一致。这是一面魔镜,能让缺省配置显形;也是一把利刃,能把缺省配置剥离出去,加以审视。此前,在1999年的《中国古代科学与先秦佛教思想》中,我用过这个刀法：如果我们不能把老庄的文字解释成先秦佛教思想,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墨子中摘出只言片语,     

科学思想实验的划界问题研究：技术细节及其缺省

作为理论创新的源泉和方法，思想实验在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如何通过逻辑结构等科学史之外的方法对思想实验是否有效做出判定，却一直存在困难。使用索伦森模态反驳模式和彭罗斯熵的粗粒化定义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思想实验中同时对熵的“粒度”与“测量”做缺省配置，会破坏不相容场景与反事实条件的解释相关性。对于涉及层级与突现的思想实验而言，其逻辑结构的有效性，建立在概念基础所依赖的呈“正交补”关系的两个技术细节不能同时缺省的基础之上。这种覆盖了布里渊对麦克斯韦妖的“负熵”解释，揭示了索伦森与丹内特两种研究进路存在着内禀关联，论证了从科学史之外的判定条件为科学思想实验划界是可能的。     

科学预设的合理性问题及其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的重要意义

科学预设是科学理论建构的主导因素，也是科学合理性的普遍性原则和标准建构的前提或指南。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均持某种预设主义立场，前者是“下向”预设主义，后者则是“上向”预设主义。夏皮尔在批判这两种预设主义中走过了头，结果陷入他原本力图反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从而以自然主义为自己的归宿。夏皮尔的自然主义以实践的合理性论证标准的合理性，以及倡导一种“中性”的理由合理性理论，其结果是以实践的合理性消融预设的合理性，以中性的理由“降解”科学理性，从而难以解释标准及原则的合理性。由此可以得出当代科学哲学的两点教训(1)坚持科学预设的合理性是坚持科学合理性的前提；(2)坚持高层预设的合理性是挽救陷入困境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关键。     

集体信念与接受

集体信念问题是社会认识论的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信念主体“集体”概念的理解有个体和整体主义两条进路,并引申出对集体信念的三种不同解释：累积、非累积以及融合两者的第三种解释。在非累积性解释中,集体信念与接受的区别主要集中于目标依赖和自主性这两条特征上,但据此依然很难界定集体信念到底是信念还是接受。     

认知非正义的概念边界

在人类认知实践中存在着广泛的由知识身份偏见和解释资源缺乏所引发的不公正现象，弗里克使用了认知非正义的概念对其进行了刻画，这是一种试图融合认识论与伦理学的尝试。认知非正义理论迅速引发了学界的普遍兴趣，多种或源于弗里克或相对独立的认知非正义概念被延展出来，这构成了概念外延的泛化；同时，将弗里克的认知非正义概念运用于具体情境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符合弗里克的概念描述却在日常直觉上并不造成“非正义”的现象，这构成了概念内涵的泛化。以上两种泛化问题源自于认知非正义概念边界的模糊，认知惰性与实质性伤害是弗里克所提出的两个认知非正义概念的共同基础，同时能够应对概念泛化的麻烦。     

先秦理性思维与科学实验的萌芽

科学认识的两个重要方面是理性思维和实验方法。中国古代有没有理性思维和科学实验?其源头在何处?笔者认为,答案应当从先秦时代的《墨经》中寻找。(一) “(知心)、明也”(《经上》)“(知心),(知心)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经说上》)。     

语言主体能力的再考察——布兰顿理性实用主义哲学浅析

布兰顿以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对语言主体进行了全新的界定,"我们"是拥有"智识"能力的语言共同体,语言的思考及表达是一种推论性的实践活动。布兰顿重新划分了语言主体认知能力的运用:"概念的恰当使用"归属于理性能力,并且在语言实践中具有优先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使其明确的能力"从理性能力中区分出来,归属于逻辑能力。布兰顿对智识、理性、逻辑能力的介绍与区分向我们展示出他语言哲学中的理性实用主义特点,是对传统理性主义同实用主义认识论的结合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