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科技决策探析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有利于提升科技决策的正当性,强化科技政策的公共性,防范科技发展的风险性。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科技决策仍然存在制度保障缺乏、组织化程度低、参与能力薄弱和参与途径较少等问题。推进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要多维并举,一是转变决策模式,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科技决策模式;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法律法规;三是依托社会组织,促进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组织化;四是开展教育培训,提高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能力;五是借鉴国外经验,拓展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途径。     

建设工程公众参与的非正式制度作用机制研究--一种文化视角的解读

公众参与建设工程逐渐被人们重视,但是如何实现高效公众参与仍然是难点。本文以文化为研究视角,分析非正式制度对建设工程公众参与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传统文化对公众参与意识及其制度实施有负面影响,地方文化对公众参与制度实施有着重要作用。以上海磁悬浮事件为案例,证实了反向文化张力下非正式制度降低了公众参与绩效,地方性知识的变化推动了非正式制度的渐进式变迁。最后,指出公众参与文化的形成及地方性知识的变化,是中国公众参与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路径。     

科学元勘的第三波及其争论述评

本文评述了关于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一场学术争论。柯林斯等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支持过于宽泛，导致了“对技术决策的参与应该扩展多远？”这样的疑问。他们提出，科学元勘应当面向决策实践，放弃单纯描述性的工作和消极解构，转向考察专识的认识论特征，及其内容、结构、类别和功能，以重新理解决策中专家和外行的划界，为筛选适当的专家和公众参与决策提供依据。批评者认为。这个理论框架误读和抛弃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结论，是科学主义的和还原论的，是向传统的专家治理结构的倒退。他们站在社会建构论和认识论多元主义的立场上，分别从对决策问题、专家和专识的社会建构、对合法性问题的理解等方面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谁是公众,如何参与,何为共识?——反思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及其面临的挑战

在科学传播领域,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因为符合民主政治的诉求而得到了极大发展。但该模型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包括如何确定公众代表,怎样实现公众真正参与科学进程,如何调和公众参与科学所体现的平等诉求与科学精英对科技知识的天然垄断之间的矛盾等。面对挑战,公共政策研究者在代表选择、观点均衡、议程设置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与科技决策的方案;部分科学传播学者则跳出公众参与科学局限于民主政治层面,将该模型拓展到科学教育与公众参与科研等领域。尽管有种种挑战,但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在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公众理解科学的新模式:欧洲共识会议的起源及研究

在公众理解科学领域,欧洲国家率先发展了许多公众参与科学事务的实践模式,丹麦技术委员会创造的共识会议是其中之典型代表。在关注共识会议被广泛传播的前提下,文章从文化、社会、政治的角度,分析了共识会议在欧洲产生并受广泛关注的历史背景;并着墨共识会议的组织程序与特点,分析了国内外共识会议研究中的两条线索——民主政治、公众理解科学;指出共识会议对民主政治的贡献是有限的,应在公众理解科学的背景中,寻求其作为公众理解科学新模式的重要意义。     

争议性科技议题中的公众参与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快了自然和社会变化的进程,当科技与社会形成了紧张的张力,一些争议性科技议题往往随着负面事件的爆发引发社会冲突,并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当科学上的分歧进入社会领域中,裹挟了利益、资源和价值取向的社会因素使得争议变得更加复杂化。社交媒体的发展和应用为争议性科技议题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同时也给公众参与科学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随着公众话语的兴起和国际范围内公众参与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增加,需要尽快探索和发展适合于我国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其中,重塑公众的信任、发挥媒体的作用以及完善对科技公民身份的建构将有助于争议性议题的科学传播。     

公众参与技术评价的意义和社会背景分析

技术评价起源于从社会的角度上关注技术发展,它通过系统的收集、调查和分析有关技术及其可能产生的广泛影响,为制定科技政策提供客观的信息支持.随着公众对技术的越来越多的争论,传统技术评价面临很大的挑战,这导致了参与式评价方法在技术评价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公众参与技术评价方法被认为是针对现代社会中不确定、不平等问题的一种新的互动式解决途径.本文对这种评价范式的意义和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     

工程传播是传播学研究的新对象和新内容

工程的发展伴随着文明的进程,体现并传播着各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化。本文以工程概念为基础,以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下称虹桥工程)为分析案例,应用传播学5W理论对工程传播、公众理解工程及公众参与工程决策进行分析解读。分析得出:虹桥工程吝于言但蕴于理念,工程依靠传播让公众认知、理解并参与—公众参与工程决策的前提是工程传播。工程传播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正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新对象和新内容。     

科学公信力的危机与重建——以美国艾滋治疗行动主义者运动为例

拉图尔的科学公信力循环模型,作为对知识生产的社会过程的一种解释,为公众参与科学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但拉图尔模型存在一个缺陷,那就是简化了公众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本文通过对美国艾滋治疗行动主义者运动的考察,分析了公众参与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和途径,表明了公众是科学公信力循环中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因素。最后,文章提出了新的科学公信力协商机制并对其进行了初步探讨。     

公众参与工程公共风险治理的效度与限度

工程公共风险是指工程给公众、社会和自然带来的风险。公众是工程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是承担危险后果的主体,因此公众参与应成为工程公共风险治理结构中的关键组成部分。面对公众参与工程公共风险治理的诸多困境,应从普通公众、工程开发者、政府等多个主体的立场上,从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综合考量公众参与的效度。同时,公众参与工程公共风险的治理是有限度的,要避免参与不足,防止参与过度,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有效的公众参与需要长期的积累,既需要制度的约束加以保障,又需要文化的积淀来孕育。     

环境天然辐射居民受照剂量评价系统

天然辐射是居民集体剂量的最大来源，人类的实践活动可能使天然辐射本底水平发生变化。天然放射性照射水平可以作为基线用以评价人工辐射源照射对环境和公众健康的影响，特别是事故情况下，可用于评价污染扩散范围和可能造成的污染程度。它随地域变化的范围，可以作为一项公众可接受的人工辐射源附加照射水平的度量指标。环境保护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建设完成了环境天然辐射居民受照剂量评价系统，实现了全国环境天然辐射水平和居民受照剂量的动态化评价。文章介绍了该系统的设计、结构及其功能。     

知识与价值的博弈——公众质疑转基因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因素分析

本文从科技与社会(STS)的角度,探讨了公众不接受转基因科学表述、不信任转基因科学家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因素。从社会学角度看,科学家在转基因传播中表现出知识强势,忽视了公众关切,科学信息与媒体传播之间存在错位,这些因素导致了转基因科学家在舆论上的弱势。从心理认知角度看,科学知识在公众形成转基因态度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而信任与价值则构成了影响受众接受科学信息的更重要的"认知通道"。由此,必须深刻反思现有的基于知识传播的转基因科普策略,把重点从"教育"公众转向系统性融合价值、信任与知识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上来。     

当代语境下的科学传播研究

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涉深刻又多元,科学技术的传播活动是连接二者的桥梁。回溯历史,科学技术的传播活动的理论发展与时代背景、社会需求密不可分,经历了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三个阶段。当前,科学传播面临着全新的局面:警惕科学思想分离了知识进展与实践行动;城市化进程分离了人类与自然;个体差异造成价值观念的不一致并因此造成信任危机。当代语境下的科学传播应着力建构科学共同体和公众双方参与、互相理解的"参与科学模型",增加科学传播的历史维度,并推动建立科学传播的标准体系。探索科学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是推进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良性发展与互动的必要途径。     

公众参与科学中互动专长论的引入

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二波论证了公众参与科学的合理性,但在公众如何参与科学方面学者们却意见不一,柯林斯的互动专长论在这方面颇具前景,它不仅可作为突破公众参与科学的知识障碍的理论工具,而且在从具体层面推动公众参与科学、增强不同范式的专业共同体间的有效交流及为科学实践治理的效率—公平均衡提供框架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与此同时,互动专长论也遭受着对互动专家成就、对转译默会知识的能力和必要及对对技术阶段—政治阶段划分的质疑,这是它面临的主要困难。对此,一个可行的策略是继续循着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三波的旨趣,反思来自其他阵营对这种旨趣的批评,结合更多公众参与科学案例的分析,探究和完善互动专长论及其在公众参与科学中的作用。     

论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公民科学

公民科学是一种让公众直接参与到具体科学研究项目中的知识生产新模式。公民科学倡导知识论层面的科学民主，强调公众专长对知识生产的价值。在公民科学范式下，公众与科学的关系在重构，公众既是科学知识的消费者，又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是知识共生机制的重要力量。公众对知识生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数据的收集和数据的共同创造。公民科学是开放科学的一种实践路径，通过让公众参与科学研究以理解和信任科学，这样，公众与专家在互动中实现互信，从而利于走出单向度信任机制的困境以重建科学公信力。因此，公民科学具有重要性和可能性，但其也存在限度，所以走向“负责任”“适度”公民科学具有合理性。     

公众科学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普及,公众科学近20年取得了快速发展,呈现出涉及领域广、参与者众多和国际合作趋势明显等特点,在科学传播和普及、非正式科学教育和科学决策民主化等方面都有广泛影响。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相对不高,公众科学尚处于初步实践阶段,国外公众科学对我国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等领域的发展有重要启示。     

作为公众参与科学案例的科研众筹研究——特征、作用与问题

科研众筹不仅是一种科研资金的筹措方式,而且可作为公众参与科学的案例加以研究。它的基本特征契合了公众参与科学对科研活动的三个基本诉求:公共性、公开性及民主性;它在作为公众参与科学重要内容的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及参与方式与限度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它在作为公众参与科学实践时主要面临不充分参与问题及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存在较大张力的问题;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它自身还不够完善,其对公众参与科学的意义也有待深入发掘。     

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

知识民主化的思想与实践形成于20世纪末，回应了20世纪中叶以来大科学发展中社会因素的彰显以及科学知识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从而深刻影响了公共决策。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要求公众参与知识生产，利用公众掌握的地方性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优化公共决策；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知识的预设性偏见和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上，通过采取一定的知识民主化程序，对专家知识与公众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进行有效调和，以服务于风险社会下日益复杂的公共决策需要。     

科技决策视阈下的公众参与——“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协同分析

精英主义下的民主参与强调的是由公众代表人的集体意志表达出的标准科学图景的镜像,而参与式民主的公众参与是从社会视角对争议性议题分析而表征出的常识,两者的分歧在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中形成诸多困境。早期的代议制政府主张的精英主义限制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平等权利;科学划界在科学知识与替代性知识之间形成的界线,引起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分歧;公众参与在实现政治合法化之后,却引起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范围界定的问题。通过分析"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分歧的渊源,认为基于自由主义的认知分工,遵循"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功能导向的差异性,依据"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知识规范体系的协同分析模式,建构多元利益攸关群体之间的良序的互动机制,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以及政治决策的合法性。     

国外科学传播实证研究综述:内容、框架与范式

信息技术和社会化媒介的发展,对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产生巨大影响,国外的学者在公众理解科学和参与科学传播领域做了大量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从科学家新媒介素养、公众社会特质和个体特质以及科学信息的媒介框架等多个方面探讨了影响公众参与和理解科学的影响因素,这些探讨和研究成果可以清晰地建构出科学主体、媒介主体和公众主体三位一体的科学传播理论研究框架和范式,该框架范式和现有研究的不足也为未来的研究指出了方向。